一 一批还在账上的纪录

打开今天世界田径的女子纪录簿，有一批1983到1988年的纪录，还在上面。

女子八百米，一分五十三秒二八，1983年。女子四百米，四十七秒六零，1985年。女子铅球，二十二米六三，1987年。女子铁饼，七十六米八零，1988年。还有一批同一时期的短跑，跳跃，七项全能纪录。

这些纪录，有一个共同的处境。这个账本，无法为它们背书。

它没有办法证明它们是干净的。它们创造的年代，还没有今天这套长期储存样本，事后重新检测的制度，大多数没有留下一份可以用现代方法重检的纪录当天的样本。所以这个账本拿不出证据说，这些成绩是干净的。

可它也没有裁定它们是脏的。没有一个针对这些具体纪录的作废。没有一次反兴奋剂的裁决，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取消。所以这个账本也拿不出裁定说，这些成绩是脏的。

于是它们就这样悬在账本里:既没有被证明干净，也没有被裁定为脏。这个账本保存着它们，却无法为它们担保。

这一篇讲的，就是这批条目，以及一次试图把它们从账本里清除掉的提案，如何失败，又为什么失败。而它失败的方式，揭示了这个系列一直在讲的一个东西的最尖锐的形态:一个账本，可以保存一些它自己都无法背书的条目，而它保存它们，不是因为它相信它们，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正当的办法移除它们。

这个处境，和这个系列前面的账本比，是一种新的困境。第十一篇里，霍恩那一投，账本知道它合法，也知道它无法和后来的成绩通约，于是把它关进一本单独的旧账。那是一个清楚的处置:账本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这一篇的这批纪录不一样，账本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它不能像对霍恩那样，清楚地说这些是合法但不可比的，因为它们的问题不是可比性，是可信度。而可信度这件事，账本既证不实，也证不伪。它卡在一个既不能担保，又不能移除的中间地带，而这个中间地带，是账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了结的。

二 一次没有做成的清账

2017年，欧洲田径协会，尝试过清除这些纪录。

必须先把这件事的性质说准，因为它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被讲错过。

它是2017年的一个项目，不是2015年，也不是2016年，更不是一次早就做成的清除。2017年1月26日，欧洲田径宣布了一个纪录可信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开了几次会，把原本定在秋天的时间表提前了大约五个月，在4月拿出一份文书。4月28到30日，巴黎的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它。

但一致通过一份文书，不等于清除已经发生。

因为世界田径，也就是当时的国际田联，没有把这个重置付诸实施。欧洲田径说它会在8月把方案带到国际田联理事会。到8月初，原来的版本已经在反对声中被重新考虑。而最决定性的证据是:世界田径今天仍然承认那些纪录。第一节里那批1980年代的女子纪录，今天还在世界田径的纪录簿上。如果清除真的发生了，它们就不会在那里。

这里要立刻拆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欧洲田径投票抹掉了每一条2005年前的纪录。

这不是那份4月文书的字面文本。文书里没有一条固定的2005年截止线。它真正的想法是，现有的纪录只有在能满足新规定的条件时，才继续被承认。2005这个说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那个时期开始的长期样本储存，让提议里那个十年重检的条件，对大多数更旧的纪录实际上无法满足。于是当时的媒体，后来的研究，就把这个实际效果，描述成了一次对2005年前的重置。

还有一个诚实的空缺要标出来。找不到一份国际田联理事会的记录，含有一个说"拒绝""撤回"或者"无限期搁置"的正式最终动议。公开的证据确立的是，这个方案没有被实施。但没有被实施，和一个精确的，被记录在案的否决动议，是两回事。前者可以确证，后者找不到，而找不到就不该被虚构成一次投票。

所以这一篇讲的，不是一次成功的清账。它讲的是一次没有做成的清账，而它没有做成的原因，比它想做的事情，更能说明问题。

一个提案失败了，有时候比一个提案成功了，更能暴露一件事情的真实结构。因为一个成功的提案，把它遇到的困难都解决了，或者绕过了，那些困难就被掩盖在结果之下，看不见了。而一个失败的提案，它是在哪里卡住的，恰恰把那件事情最硬的地方标了出来。欧洲田协这次清账，不是因为没人支持而失败的，支持它的人不少，国际田联主席一度也是同情的。它是在一个更深的地方卡住的，一个关于证据和公平的，无法绕过的地方。看清它卡在哪里，就看清了为什么那批纪录，直到今天，还留在账上。

三 三条路，和它们各自的死胡同

这个工作组，考虑过三条路。它们在文书里有三个名字:激进手术，标枪，和一九一三。看清这三条路各自走进了什么样的死胡同，就看清了这次清账的全部难处。

第一条路，激进手术。

激进手术的意思是，逐一审查每一条旧纪录，把那些被证明以不公平方式取得的，移除掉。这是最符合直觉的一条路:如果一条纪录是脏的，就把它拿掉。

工作组拒绝了这条路。理由是，在缺少承认或者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它将不得不依据主观的证据来裁决。文书明确警告，这种任意性会破坏公平，并且可能让欧洲田径和成员协会面临法律诉讼。

这一条，正是这个系列反复讲的那个东西。要移除一条纪录，得证明它脏。而对大多数旧纪录，这个证明拿不出来，因为那份能证明它脏的证据，那份纪录当天的样本，根本不存在。没有证据，就只能靠怀疑，而靠怀疑逐个移除，就是任意。工作组自己也怕这种任意，所以放弃了这条最直接的路。

第二条路，标枪。

标枪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真实的先例。1980和1990年代，标枪的规格改过，每一次改动都需要一套新的纪录系列。所以标枪代表的想法是:改变器械或者技术规则，让每一个项目都获得一个新的纪录纪元。旧纪录自然作废，因为它们是用旧器械创造的。

工作组也拒绝了这条路。理由有几个:不同的项目会受到不等的影响;新的器械可能给基层带来高昂的成本;而最关键的一条是，一个新的技术规格，并不能防止那个新纪录被未来的作弊取得。换句话说，技术的不连续，能创造一个新的账本，但不能创造一个更可信的账本。旧账本里的可疑，不会因为开了一个新账本就消失，它只是被隔在了新账本的外面，而新账本自己，照样可能被将来的作弊污染。

第三条路，一九一三。

一九一三这个名字，来自国际田联最初的，在一九一三年前后确立的一项宪制功能:对纪录进行审核和登记。工作组从这个历史性的承认权力里推断:既然承认的权力在管理机构手里，那么承认的标准就可以被改变，而那些不满足新标准的旧成绩，就可以停止被承认。

这是被采纳的一条路。而它的关键，是文书坚持:停止承认一条纪录，不必然说明这个成绩或者这个运动员是不合法的。

这条路，是这一篇后面要仔细看的。因为它试图做一件极其微妙的事:在不指控任何一个具体运动员作弊的前提下，把一批纪录从账本里拿掉。它想绕开激进手术那个逐个指控的任意，办法是不指控任何人，只是统一地改变承认的标准。而它绕开一个问题的同时，恰恰撞上了另一个问题。

这里还要补一条，那份文书里一个常被三条件的简称隐藏掉的东西。文书还想让纪录保持者在批准之后，继续维持体育诚信，后来的承认可以在一次严重的后续违规之后被撤回，即使没有证据表明那次后来的违规影响了纪录的成绩。这一条，在概念上比要求一份纪录当天的样本更激进，因为它试图让纪录的地位，取决于未来的行为。一条纪录，可能因为保持者若干年后在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情上的违规，而被撤销，哪怕那次违规和这条纪录毫无关系。

四 两种不同的错误

一九一三这条路，把一批从未被裁定作弊的纪录保持者，置于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而围绕它的争论，是这一篇必须严格不裁定的一处，因为争论的两边，其实在担心两种不同的错误。

一边是重置的支持者。他们愿意容忍的错误是:错误地排除一些其实合法的旧纪录。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是为了换取一个所有条目都满足现代验证标准的账本。在他们看来，一个账本如果混着一些无法验证的旧纪录，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可信度就受损，而为了这个整体的可信度，牺牲一些可能合法的旧纪录，是值得的。

另一边是反对者。他们愿意容忍的错误是:保留一些历史的不确定。他们的立场是，除非有足够的证据取消某一个具体的成绩，否则就应该让它留着，因为一旦集体地撤销承认，那些无辜的，从未被裁定的纪录保持者，就要承担一个类似制裁的后果，而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的认定。

这两种立场，不是一对一错。它们站在两种不同的对错误的排序上。支持者最怕的是账本的整体不可信，宁可错杀一些合法纪录。反对者最怕的是冤枉一个具体的，可能干净的人，宁可容忍账本里的一些不确定。

这个分歧，和这个系列前面几篇是同一个结构。第十三篇里，那个无法观测的反事实，让裁决退回到分配举证责任，而举证责任给谁，是一个价值的选择。第二十篇里，严格责任把违规和过错分成两层，而竞技的纠正和个人的责难，该不该分开，是一个价值的选择。这里也一样。要不要为了账本的整体可信度，而撤销一批未被裁定的纪录，是一个关于谁该承担不确定的代价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没有一个客观的答案。

要看清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可以注意一件事:这两种错误，是不可能同时避免的。如果坚持不冤枉任何一个可能干净的人，那就必须容忍账本里留着一些可能脏的纪录。如果坚持账本里不留任何一个可能脏的纪录，那就必须接受一些可能干净的人被误伤。缺失的证据，让这两个目标变得不可兼得。你没有办法既清除掉所有可疑的，又不误伤任何无辜的，因为区分可疑和无辜所需要的那个东西，那份证据，不存在。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靠更仔细的工作来两全的问题，它是一个必须在两种错误之间做取舍的问题，而取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一个事实判断。

五 受伤的，是具体的人

反对这个提案的声音里，最有分量的，来自那些具体的，被点到的运动员。而他们说的话，把那个抽象的两种错误，变成了一件很具体的事。

拉德克利夫用了最强的第一人称。她的回应里有这样一句:我感到受伤，并且确实觉得这损害了我的声誉和尊严。她挑战那个提案的前提:一条较近时代的纪录，应该自动获得信心，而一条较旧的，就不应该。她说，把所有人一并扫掉，回避了在具体案例里证明违法这个更难的任务。

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员协会，在机构的层面上提出了同样的反对。它援引了一句话:在被证明之前是无辜的。它说，这些标准很可能会影响到它认为是干净的运动员，并称这些建议对干净的运动员不公平。它给出的替代方案，是更强的独立反兴奋剂，增加的资金和保护干净竞争者的机制，而不是集体地撤销纪录承认。

美国田径的反应，是谨慎，而不是背书。它想让这个机制的后果被研究清楚，特别是因为，这个机制会影响到那些从未在药检中失败的运动员。这是一个联合会层面的重要反对:没有一份历史的样本，不等于一次不利的检测。

这几个反对，合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个提案想做的，是不指控任何人，只改变标准，可是当标准一改，那些被改到标准之外的具体的人，无论提案怎么声明这不涉及他们的合法性，在公众眼里，他们的纪录被拿掉了，而纪录被拿掉这件事，几乎不可能不被读成一种关于他们的道德裁决。

这就是一九一三那条路撞上的那个问题。它想把停止承认和道德裁决分开，想让一条纪录失去承认而不意味着它的保持者作弊。可是这个区分，在公众的实际理解里，守不住。一个运动员失去了纪录，人们会问为什么，而在一个以清除可疑纪录为名的提案里，失去纪录这件事，自带一个作弊的暗示。所以这个提案，一边声明它不指控任何人，一边把一个类似指控的后果，加在了那些从未被裁定的人身上。这就是那个被反复提到的双重惩罚:一个从未被证明作弊的运动员，先是无法追溯地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又因为这个无法证明，而失去了纪录。

六 那个年代，不是没有检测

要公道地看这批纪录，得先纠正一个流行的印象:1980年代是一个没有检测的蛮荒时代。

不是。奥运的药物检测，1968年就开始了。针对合成类固醇的检测，在1972年的试点之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成为官方。所以1983到1988年那批纪录，是在一个大赛的合成类固醇检测已经是既定机构的时代创造的。说那个年代完全没有检测，是不准确的。

但这里要立刻补上另一半。1980年代的那套系统，和后来的纵向制度，实质上非常不同。

关键的区别，不是有检测还是没检测，而是检测的方式。1980年代是以比赛为中心的检测，连续的监控弱得多。而后来的制度，是赛外检测，行踪申报，纵向的生物信息和长期样本重分析的组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历史材料记得，主要的有组织的赛外检测项目，是在1988年约翰逊那件事之后才开始设计的。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这样。1980年代的纪录，不是在一个没有任何检测的真空里创造的，它们经过了当时的比赛检测。但当时的检测，缺少后来那套连续的，赛外的，可以事后重检的监控。所以对这些纪录，今天的账本能说的是:它们通过了当时的检测。它不能说的是:它们能通过今天这套更严密的检测，因为今天这套检测所要求的那个证据对象，那份可以事后重检的样本，当年大多没有留下。

这就带出了那个提案里唯一一个技术上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十年样本储存。

七 一个只能朝一个方向用的能力

那个提案要求，一条新的纪录，它的样本要被储存，并可供重新检测十年。这一条，是整个提案里唯一一个技术上真正有意义的推进，因为它改变的，不是对过去知道多少，而是将来能知道多少。

长期储存的价值，有一个真实的证明。2015年，国际田联宣布重新分析2005年赫尔辛基和2007年大阪世锦赛的储存样本，在比赛过去多年之后，产生了新的不利发现。这展示的，正是那个提案希望未来的纪录成绩所拥有的东西:一个能在检测技术进步之后依然存活的证据对象。一份样本被存起来，几年后，当检测手段进步了，它可以被重新拿出来检测，那些当年测不出的东西，现在测得出了。

但这个能力，有一个决定性的性质:它在时间上是不对称的。

它能让未来的纪录更可审计。一份今天储存的样本，可以在十年后被重检。可是它没有办法，制造一份缺失的1983年或者1988年的样本。对那些旧纪录，那份样本当年就没有留下，而这个储存重检的能力，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回到过去，为一场已经结束了几十年的比赛，补上一份样本。

这一段其实呼应了这个系列很早的一个观察。第五篇里讲过，这个构倾向于规范它能控制的东西，而不是它最该控制的东西。这里是一个相近的情形:这个构能做到的，是从今天起，为每一份新的样本建立一个可以事后重检的档案。它做不到的，是回到1983年，为那场八百米比赛，追补一份当年没有留下的样本。它能控制的是未来的证据，它控制不了的是过去的证据。而那批旧纪录的问题，恰恰属于过去。所以这个只能向前的能力，面对一个属于过去的缺失，是无能为力的，不是因为它不够强，是因为它的力量，只能朝一个方向施展。

这个不对称，是这一篇的核心。这个提案，本质上是想用一个只能朝未来用的能力，去解决一个属于过去的问题。它想让那些旧纪录，满足一个只有未来的纪录才可能满足的条件。而这在逻辑上做不到，因为那个条件，那份可以重检的样本，是一个必须在纪录创造的当天就留下的东西，过了那一天，就永远补不上了。

所以对那些旧纪录，这个十年样本的条件，从来不是一个对旧成绩的实际检测。它是一个旧成绩无法满足的文件门槛。旧成绩失败，不是因为它被检测出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缺少一个当年不可能留下，如今也不可能补上的东西。用一个只能向前看的尺子，去量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件事情必然不合格，不是因为它错了，是因为那把尺子够不到它。

八 系统的证据，不是对纪录的裁定

这批旧纪录里，有一部分来自东德，而东德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证据。这里必须极其小心地区分两件事。

弗兰克和贝伦东克的同行评议研究，依据以前保密的东德记录，记载了一个国家组织的，涉及激素兴奋剂的项目。2017年那份欧洲田径的文书本身，就把对东德的调查所揭示的东西，列为反复促使德国呼吁重置纪录的历史背景之一。所以，东德存在过一个国家组织的兴奋剂系统，这是有档案证据的，是确立的历史。

但是，系统的证据，不等于针对具体纪录的裁定。

对一个纪录簿来说，问题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训练系统是否存在过兴奋剂。问题是，某一个具体的成绩，是否被法律取消了，或者管理机构是否有一条授权用另一种依据来撤销它的规则。而世界田径的数据库，今天仍然承认那些存活的东德时代的四百米和铁饼纪录。这意味着，没有一次世界田径对那些纪录的有效作废。

这个陈述，必须被精确地理解。它不证明那些底层的成绩是无药的。系统的历史证据，也不构成一个对那些具体纪录成绩服了药的裁定。它说的只是，在这个账本里，没有一个针对这些具体纪录的作废动作。存在过一个国家系统，和某一条具体纪录是这个系统的产物，并且因此该被作废，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中间隔着一个针对那条具体纪录的裁定，而这个裁定，不存在。

这一点，和第二十篇是同一个纪律。第二十篇里，俄罗斯的系统被确立了，可是系统的认定，和个人的违规，是两个分开的命题，即使方案存在，仍然要把特定的运动员和构成违规的行为联系起来。这里也一样。东德的系统被确立了，可是把某一条具体的纪录，认定为这个系统的，该被作废的产物，需要一个针对那条纪录的裁定，而这个裁定，对这些存活的纪录，没有做出过。

这个区分之所以必须守得这么严，是因为它一旦松动，就会滑向一种很危险的推理:因为那个国家有过一个系统，所以那个国家运动员的每一条纪录，都是这个系统的产物。这个推理，把一个关于系统的，真实的历史命题，直接扩张成了一个关于每一个具体个人的，未经证明的断言。它跳过了那个最关键的环节:把这一条具体的纪录，和这个系统，联系起来的证据。系统的存在是真的，可是从系统的存在，到某一条具体纪录是它的产物，中间需要一个针对这条纪录的，具体的证明，而这个证明，不能被系统的存在本身所替代。第二十篇里那个道理，在这里再一次成立:一个方案的存在，不能被用作集体的罪责。

而且，同样的纪律，必须应用到每一条其他的1980年代纪录上。凡是在管理机构的账本里，没有一个针对具体纪录的制裁或者作废的地方，那么持久性，体格，国籍，政治制度，成绩差距，传闻或者事后的怀疑，都不能被悄悄地转化成一个认定。世界田径持续的承认，给出的是这个成绩的法律和统计地位。它没有给出那份缺失的，要做出一个更强的经验主张所需要的历史实验室证据。

九 统计的距离，不是证据

有一种很自然的冲动，是从一条纪录有多久没被打破，或者别人离它有多远，来推断它是不是脏的。这种冲动，必须被明确地挡住。

先看一个事实的更新。这些跑步纪录里，有几条，现在已经不能再准确地描述成没人接近过了。女子一百米，现在有十点五四对着十点四九;二百米，二十一点四一对着二十一点三四;四百米，四十七秒七八对着四十七秒六零。而女子八百米，韦罗在2026年6月28日跑出了一分五十三秒八零，离那个一分五十三秒二八，只差零点五二秒。这几个差距，分别大约是百分之零点四八，零点三三，零点三八和零点四六。

田赛的情况不一样。世界田径列着莱因施1988年的七十六米八零铁饼纪录，而2025年奥尔曼的七十三米五二，比它低三米二八，大约百分之四点二七。这个差距，比上面那些短跑和中距离的差距大得多。

但无论是那些正在被逼近的跑步纪录，还是那个仍然遥远的铁饼纪录，统计上的距离，都不是关于它如何被取得的证据。一条纪录被逼近，不证明它是干净的。一条纪录还很遥远，也不证明它是脏的。距离，只是距离。把统计的距离，当成兴奋剂的证据，是一个方法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恰恰是那个清账提案在做的事情的一个更粗糙的版本:从一个成绩看起来有多不寻常，推断它一定有问题。

这个系列一直在守的一个纪律，在这里再一次适用。第十五篇里，从成功者身上读出一个特征，把它叙述成原因，而中间的因果链从未被测量，那是叙事的错误。这里，从一条纪录的持久或者遥远，读出它的可疑，同样是把一个统计的观察，当成了一个它并不能支撑的因果结论。距离能说明的，是这条纪录有多难被超越。它不能说明的，是这条纪录当年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十 账本无法为自己背书

把这一篇收拢起来。

要移除一条纪录，其实有一条坚实的路，比"不再信任那个时代"坚实得多，那就是取消底层的成绩。反兴奋剂规则就是这样运作的:它取消成绩，连同由成绩而来的头衔和奖励。一个不再有效的成绩，不能继续做那条由它派生的纪录。

这条路，有干净的实例。美国男子四百米接力1998年那个纪录，2008年被国际田联理事会作废，因为佩蒂格鲁承认了在相关时期使用生长激素和红细胞生成素，更早的那个成绩回到了进程的顶端。这里，有一个和成绩时期绑定的承认，不只是拿不出一份十年前的样本。影响了2017工作组的那个荷兰先例，也是这样:1984年奥运铁饼冠军斯塔尔曼在2016年承认了赛前使用类固醇，于是她的纪录地位才被重新考虑。

看清这两个实例的共同点:它们都有一个承认，一个把具体的成绩和兴奋剂联系起来的，具体的证据。有了这个，作废就是正当的，不是任意的。

而那批1980年代的纪录，恰恰缺的就是这个。它们没有承认，没有存活的样本，没有一份把某条具体纪录和兴奋剂绑定的证据。所以对它们，那条坚实的路走不通，因为那条路要求的证据不存在。而另一条路，一九一三那条改变承认标准的路，又会把一个类似制裁的后果，加在从未被裁定的人身上。这个账本，一边没有证据去正当地移除它们，一边又不能任意地移除它们，于是它只能保存它们。

这就是这一篇的余项，也是这个系列一个反复出现的东西的最尖锐的形态。

前面几篇的余项，是没进名单的名字，是算不清的成因，是不可比的成绩，是被推到线外却不减损的东西。这一篇的余项，是那些账本保存着，却无法背书的条目。它们既没有被证明干净，因为证据不存在;也没有被裁定为脏，因为裁定没有做出。它们悬在账本里，是账本无法为自己担保的条目。

而账本保存它们，不是因为账本相信它们。恰恰相反，账本对它们有怀疑，那份长期存在的，关于那个年代的怀疑，是真实的。账本保存它们，是因为怀疑不是证据，而账本没有一个正当的办法，把一个只是被怀疑，而从未被证明的条目移除掉，而不冤枉那些可能其实干净的人。所以账本的保存，不是一种背书，是一种克制。它保存这些条目，恰恰是因为它诚实地承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动它们。

这就回到了那个最根本的东西:重置账本，从来不是缺失证据的解决方案，它是一个关于谁必须承担缺失证据代价的决定。

那份证据，那些纪录当天的样本，大多不存在了，永远不存在了。这个缺失，是一个无法被填补的事实。面对这个缺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让账本保存这些条目，于是这个账本承担代价，它的可信度上背着一批它无法背书的纪录。另一个是把这些条目清除，于是那些具体的，可能干净的运动员承担代价，他们在没有被证明作弊的情况下失去了纪录。欧洲田协想选后者，而它最终没能做成，世界田径把旧的账本留了下来。

这不是因为管理机构没有权力动它的纪录簿。它有，而且它用过，佩蒂格鲁那条纪录就是被它作废的。它没能做成的，是找到一个不任意的办法，只清除那些历史上可疑的条目，而保住每一个未被玷污的。它从未通过一次最终裁决去确立的，是那个更大的主张:仅仅因为现代的证据前提在追溯上无法满足，就撤销一个有效的，从未被取消的旧成绩。这个做不到，才是那批纪录留在账上的真正原因。

这个构能把每一条纪录都精确地记在账上，一分五十三秒二八，四十七秒六零，七十六米八零，精确到百分之一秒，精确到厘米。它没有办法为这些它记下的数字背书。因为背书需要的那个东西，那份能证明它们干净的证据，和它们所在的那个年代一起，永远地过去了。账本还在，那些数字还清清楚楚地记在上面。可是账本自己知道，它担保不了它们。它把它们留在那里，不是因为它信得过它们，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诚实的办法，把一个它信不过，却也没能证伪的东西，从账上划掉。

尺子还没有量准，它仍旧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