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条不问内心的规则

反兴奋剂制度里，有一条规则，它的核心是不问。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二点一条规定，一次违规，由运动员样本里存在一种禁用物质，代谢物或者标记物来界定。紧接着的第二点一点一条说，确保没有任何禁用物质进入自己身体，是每一个运动员本人的责任。

这两条合起来，确立了一个叫作严格责任的原则。它的意思是，只要禁用物质出现在样本里，违规就成立，而不需要证明运动员有过错，故意，疏忽或者明知。构不去问运动员当时是怎么想的，不去问他是不是有意的，不去问他知不知道。它只看一件事:那个东西在不在样本里。在，违规就成立。

这个不问，是这一篇的起点。

前面几篇里，构一直在费力地判断内心的，看不见的东西。第十三篇里，它要判断一个不存在的身体会跑多快;第十四篇里，它要判断一条连续的生理线该切在哪里。那些判断都极其困难，因为它们要够到一些够不到的东西。而这一篇里，构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对于运动员的内心状态，那个同样看不见，同样难以证明的东西，它干脆不问了。它把违规的成立，建立在一个纯粹外部的，可以客观检测的事实上，样本里有没有那个物质。

但这个不问，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边界，而这个边界一旦被忽略，整条规则就被误解了。

二 不问内心，不等于自动重罚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严格责任就意味着自动的四年禁赛。

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错的。

条例故意把两个问题分开。第一个问题是，一次违规有没有发生。第二个问题是，这次违规该有什么后果。严格责任只回答第一个问题。它说，只要物质存在，违规就成立，这一层不问内心。但后果是另一个问题，由条例的第十条来处理，而在这一层，过错和故意，高度地相关。

看清这个两阶段的结构。第一阶段，确立违规，是严格的，不看内心。第二阶段，确定后果，恰恰要看内心。根据第十点五条，如果运动员能证明自己无过错也无疏忽，那么本来适用的禁赛期，可以被完全消除。根据第十点六条，如果运动员有过错但过错不重大，禁赛期可以减轻。

所以严格责任不是不看清白。它是把违规和过错，分成了两层来处理。严格的只是违规那一层。清白不清白，在后果那一层，被认真地问。说严格责任等于自动四年，是把这两层塌成了一层，是错的。

这个原则也不是凭空发明的。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出现之前，体育仲裁院就已经在用严格责任的推理，最著名的是1995年那个奎格利案。2003年的条例，是把这个原则在国际上统一了起来，而不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它。

这里可以看到构的一个精巧的设计。它面对一个两难:如果每一个阳性都要求证明故意，那么蓄意服药的人，只要能合理地否认故意，就能逃脱，因为故意是内在的，极难证明。可如果只看物质存在，一律重罚，又会冤枉那些真正无辜的人，比如误服了污染补充剂的人。构的解法，是把这两件事拆开:在确立违规这一层，它不问故意，于是没有人能靠否认故意逃脱；在确定后果这一层，它认真地问过错，于是无辜的人有机会免责。一个不问，一个问，分在两层。

三 两层之间，批评落在哪里

严格责任该不该，是一个双方论据都很完整的争论。这一篇把两边摆出来，不做裁定。

支持这个原则的一方，论据有四个环节。

证据上的可行性。故意是内在的，常常极难证明。如果要求反兴奋剂机构在每一个阳性案例里都证明有意识的作弊，那么蓄意服药只要能被合理地否认，就会逃脱。

机构上的可操作性。奎格利案里，仲裁院强调了故意诉讼会给体育机构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用一个基于物质存在的，统一的责任，大大简化了裁决。

竞技的公平。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损失，无论摄入是故意还是意外，都同样存在。所以取消成绩，保护的是整个赛场，而不只是惩罚个人。

以及通过第二阶段实现的相称性。支持者说，可能的不公平，不是靠削弱第二点一条的违规认定来处理，而是靠第十点五和第十点六条，在过错不存在或者很低时，消除或者减轻禁赛。

反对这个原则的一方，论据也不简单，它不是笼统地说应该总是要求故意。

它区分竞技的纠正和个人的责难。取消一个成绩，也许是可以辩护的，因为对手客观上被置于了不利。但宣布一个运动员犯了违规，即使最终没有施加任何禁赛期，也可能带来持久的声誉，赞助，心理和职业上的影响。这两件事，不应该混为一谈。

它指出，减轻常常要求运动员重建那个意外物质的来源，而这在污染的案例里，可能实际上做不到。它指出，资源的不平等很重要，能不能请到专门的律师和科学专家，会影响一个运动员确立来源和过错程度的能力。它还指出，行政上的效率，本身不足以成为在一个不对称的监管制度下，施加严厉纪律后果的充分理由。

两边都成立。而它们成立的方式，又一次是这个系列里熟悉的那种:它们站在不同的价值上，一边把竞技公平和制度可操作放在前面，一边把个人不受无过错责难放在前面，而这两个价值，都是真的。

四 同一个案子，两个相反的裁决

严格责任的两阶段结构，在污染的案例里表现得最清楚。而这里必须严格地把指控和裁决分开。

劳森的样本，出现了一个和某种合成代谢物暴露相关的阳性发现。一审的纪律法庭，认定第二条的违规成立，并且拒绝了他关于来源和无过错的抗辩，处以四年禁赛。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一审认定违规成立，同时拒绝了他的抗辩。他关于污染的解释，在那个阶段，是他的抗辩，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

然后他上诉到体育仲裁院。而仲裁院，在关于来源和过错的问题上，得出了相反的证据结论。它按适用的平衡概率标准，接受了污染牛肉的解释，认定无过错也无疏忽，消除了禁赛期。

这个逆转，不意味着严格责任被否决了。恰恰相反，它是第二点一条的违规，和第十条的过错后果分开处理的一个教科书例子。违规在两审里都成立，物质确实存在。改变的，是过错那一层的结论。一审认为他有过错，上诉审认为他无过错。同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在两审里都是违规；同一个来源的问题，在两审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辛普森和鲍威尔的案子，是同一个道理的另一个版本。两名牙买加短跑运动员的阳性，都追溯到了一种补充剂。一审处以十八个月禁赛。上诉到仲裁院，仲裁院接受了相关的补充剂来源证据，把每人的禁赛减到了六个月。

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说明了污染是怎么起作用的。它不是让阳性发现被宣布为不存在。物质存在这个事实，从来没有被推翻。污染改变的，是量刑的评估。在劳森那里，它把后果从四年消除到零；在辛普森和鲍威尔那里，它把后果从十八个月减到六个月。违规还是违规，变的是过错，变的是后果。

这里还要防止一个太强的说法:污染自动地为运动员开脱。不是。无论是补充剂污染还是肉类污染，都不是一个自动的抗辩。来源，可信度和运动员的过错程度，都是需要争讼的问题。劳森那个案子证明，不同的法庭可以在同一个案子上得出相反的证据结论。而补充剂污染是有实证基础的:一项2001到2002年的分析检查了六百三十四种非激素的营养补充剂，发现大约百分之十四点八含有未申报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或者激素原的污染。但这个百分之十四点八，不是今天整个全球补充剂市场的有效估计，后来测得的更宽的范围，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群患病率。

五 一个必须每天申报的一小时

严格责任管的是样本一旦采集之后。而要采集样本，得先能找到运动员，这就带出了另一套制度:行踪申报。

进入注册检测库，受完整行踪制度约束的运动员，必须指定每一天的一个特定的六十分钟时段，在一个指定的地点，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可以被找到，可以接受检测。当前的规则，把这个时段限定在白天允许的范围内，目前是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之间。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要澄清。条例第二点四条，说的不是三次错过检测。它说的是，在十二个月内，任何三次申报失败和错过检测的组合。所以，一次申报失败加上两次错过检测，和三次符合条件的错过检测一样，都构成违规。而且，一个检查人员在某个随机时刻找不到运动员，本身不是一次错过检测。正式的错过检测，要求在那个指定的六十分钟时段内，有一次被记录在案的检测尝试。一次地点上的出入，或者一次没人应门的敲门，不会自动变成第二点四条下的三次失败之一。

这套制度，对隐私是一个真实的挑战，而这个挑战被正式地提到了法庭上。法国的运动员组织和运动员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挑战了行踪制度，主张这种高度侵入性的地点和可及性义务，干预了私人和家庭生活。

2018年1月18日，法院作出了判决。而这个判决的内容，必须被准确地陈述。

法院接受了，行踪义务显著地干预了私人生活。它没有说这里没有干预。但它同时认定，在个人生活和公约第八条的问题上，这个干预是正当的，相称的，服务于包括健康和保护他人在内的合法目的。所以它的结论是，没有违反第八条。

把没有违反和没有干预混为一谈，是曲解了这个判决。法院明确承认了干预的存在，它只是认为这个干预是正当的。这两件事完全不同。构没有说行踪申报不侵入隐私，它说的是，这个侵入是可以被正当化的。

而相称性这件事，判决之后仍然有争议。支持的一方强调，有意义的赛外检测，需要真正不预先通知的进入，一个更窄的制度会造成可预测的检测空档。批评的一方聚焦于监控的负担，对家庭空间的侵入，数据的保密，以及运动员必须持续地围绕监管的可及性来安排私人生活。实证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中间位置:许多精英运动员在原则上强烈支持反兴奋剂，同时对实际的行踪负担有实质的不满。

六 十年之后的样本

严格责任和行踪申报，管的是当下。而还有一套制度，把构的手，伸向了过去:样本的长期储存和追溯检测。

相关的时限，从原来的八年，在2015年的修订里，延长到了十年。在当前的框架下，储存的样本可以被保留，并在采集之后长达十年内，被有效地重新分析。

这个重新分析，是有针对性的，不是自动的。长期储存创造的，是一个法律上的机会:当分析能力改进了，或者有了新的情报，调查信息，或者有一个策略性的检测理由，让一个储存的样本值得重新审视时，构可以对它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奥运项目选择的，是储存样本的一个子集，而不是不加区分地重检一届赛会的每一支样本管。

规模上，在2016年那几波主要的重新分析里，国际奥委会公布了来自北京2008和伦敦2012的合计一千二百四十三个选定样本。到2020年12月，与这两届赛会相关的进一步分析，产生了超过一百三十个违规。这里必须把两个数字分开:选定样本的数量，是检测阶段的数字;而违规的数量，是经过结果管理，在法律上发展出来的结果。这两个不是同一个分母，不能互换。

这套追溯的制度，对奖牌的归属，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一项同行评议的分析发现，有七十六个奖牌成绩，和国际奥委会对2004，2008，2012三届赛会的重检所产生的违规相关，占那项研究历史数据集里所有受兴奋剂影响的奖牌成绩的百分之五十七。

而这项分析还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数字:从赛会结束，到宣布这些追溯的违规，平均是六点八年，上下大约两年。

这个六点八年，极容易被误引，所以必须说清楚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从赛会结束，到宣布重检违规的平均间隔。它不是从赛会到运动员拿到那块补发奖牌的间隔。这两者之间，还隔着上诉，隔着联合会调整成绩，隔着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行动，隔着原奖牌归还或者不归还，隔着运动员自己选择的仪式。所以，没有一个可靠的全球数字，能说出一个运动员平均要等多久才能拿到那块补发的奖牌。

而现实里的延迟，可以非常长。巴黎2024为十名奥运选手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仪式，补发和悉尼2000，北京2008，伦敦2012相关的奖牌。也就是说，有些从赛会到仪式的延迟，达到了大约十二到二十四年。

七 一块迟到十几年的奖牌

那块迟到十几年的奖牌，带出一个这个系列一直在碰的问题:一个迟来的纠正，能不能修复原初的错误。

这个问题，有两种相反的回答，而这一篇不裁定。

一种回答说，能。奖牌的重新分配，纠正了官方的记录，恢复了奖牌，并且使一个仪式性的承认成为可能，承认那个本该站在那个位置上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现在专门为重新分配设立正式的仪式，而不再只是把奖牌邮寄或者行政性地转交，这正是一种承认:一块奖牌，值得一个仪式。

另一种回答说，不能，或者至少不能完全。一个替代的仪式，和一个更正过的数据库，都不能重建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失去的赞助，失去的奖金机会，失去的媒体曝光，失去的国家庆祝，以及最重要的，那个原初的，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时刻。那个时刻，发生在十几年前，发生在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巅峰，发生在全世界都在看的那一晚。补发的仪式，无论多么郑重，都不是那一晚。

这两种回答，其实指向了这个系列反复出现的一个东西:构能纠正账本，但账本之外的东西，构纠正不了。它能把奖牌重新分配，能把名字重新写进记录，能补办一个仪式。这些都是账本之内的纠正。可是那个运动员在本该属于他的那一晚所失去的一切，那些在账本之外的，真实发生过的东西，构没有办法追回。它可以让记录变得正确，它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

国际奥委会自己设立正式仪式这件事，恰恰说明它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一块补发的奖牌真的能完全修复原初的错误，那么邮寄一下就够了。正因为邮寄不够，正因为一块奖牌背后那个失去的时刻无法被完全补偿，国际奥委会才要用一个仪式，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给那个迟到的承认一点分量。仪式是对那个无法被完全修复的东西的一种承认，而不是一种修复。

八 一个把不问推到极致的例外

这一篇讲的是构如何用不问内心来运行它的反兴奋剂制度。而在历史上，有一个把不问推到极致的东西，它不是这套制度的一部分，而是这套制度试图防止的那种东西的一个极端。这里必须把结构说清楚，因为它和前面所有的不问，性质完全不同。

前面的不问，是一个程序上的设计。反兴奋剂制度不问运动员的内心状态，是为了让蓄意服药的人无法靠否认故意来逃脱，而它在第二阶段，又认真地问过错，给无辜的人留了出口。这个不问，是对着运动员的行为的，而且它被一个问过错的第二阶段所平衡。它的目的，是保护干净的比赛，保护那些没有服药的运动员。

而在东德，存在过一个国家指导的项目，它的档案编号是国家计划十四点二五。

这里，叙述必须改变它的方式。

德国联邦档案馆的斯塔西记录确认，国家计划主题十四点二五，从1974年开始，是一个国家指导的兴奋剂项目，并入了更广的运动研究结构。这不是从奖牌数推断出来的，这是一个档案的发现。档案文件用支持性手段这样的术语，作为这个药物项目的委婉的，编码的行政语言。而那个官方的术语，必须和一个个别运动员被告知的东西区分开。

档案记录了隐蔽的给药，包括给未成年人的给药。运动员，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未成年人，有时被以伪装的形式给予物质，比如被说成是维生素的片剂。一项原始的档案研究独立地记录了，国家资助的雄激素给药，施用于两性的未成年人，特别强调了女性和青少年运动员。

关于总人数，有学术上的争议。那项档案研究从恢复的机密材料得出，每年有数千名运动员被给予雄激素，包括未成年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档案重建，比新闻的推测要强得多，但它不是每一个受影响运动员的完整名册。所以，后来那些单一的数字估计，应该被描述为估计，它们的结果取决于时期，服药的定义，药物的类别和幸存记录的完整性，而不是一个由柏林刑事法院确立的数字。确切的年龄分布，无法从现有的档案里可靠地算出。未成年人涉及其中，是确证的；某个具体的年龄百分比，则没有被确立。

柏林的诉讼，起诉时涉及一百四十二个案例，而这是一个起诉的数字，不是最终判决里裁定的罪行数量。2000年7月18日，柏林州法院判决，前东德体育负责人埃瓦尔德，因协助伤害二十名高水平女运动员的隐蔽给药，处以二十二个月监禁，缓刑；体育医生赫普纳，十八个月，缓刑。2001年9月5日，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埃瓦尔德的上诉，定罪最终确定。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记录，把相关的现象刻画为，中央国家指导的，对不知情运动员施用有害兴奋剂物质。

柏林的判决，有它没有确立的东西。它没有司法性地确立一个精确的总数，没有认定每一个接受者都是未成年人，也没有认定每一个接受者都被告知了完全相同的维生素的说法。它的刑事认定，关于法庭面前那些被证明的案例。更广的系统，由档案独立地确立，但刑事判决不能被夸大成一次普查。

现在，可以说出那个结构性的判断了。这个判断，放在这里，句法上和前面的程序讨论是断开的。

反兴奋剂制度的不问，问的是运动员做了什么，而它把过错留给第二阶段去问。国家计划十四点二五的别问，问的不是运动员做了什么，它要求的是运动员不要去问自己被给予了什么。前者悬置的，是一个法律上的内心状态范畴。后者剥夺的，是一个人对进入自己身体的东西知情的资格。一个不知情的运动员，包括未成年人，被施用了有害的物质，而支持性手段这个词，把这件事包装成了一项行政程序。这里，一个人被当作了实现一个目标的手段，而这一点，是不能被中立地叙述过去的。当一方已经越过了把人当作目的的底线时，中立不再适用。

九 克里格自己怎么说

关于国家计划十四点二五，有一个人的经历被讲述得最多，而他的经历，恰恰也最容易被讲错。所以这里，只用他本人公开说过的话。

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的档案项目记录，克里格1979年，十四岁，进入了一所精英的少儿体校，之后在柏林迪纳摩训练。1981年，他大约十五到十六岁的时候，开始接受后来被确认为一种合成类固醇的蓝色药片。它们不是以正常的厂家包装提供的，教练把它们说成是能帮助运动表现的东西。克里格不知道自己被给予的东西的药物身份。确立这些事实，不需要任何剂量的信息。

在后来的第一人称采访里，克里格直接描述了那个制度的环境。他说，他们不质疑那些药片，因为在东德时代，你被期望信任你的教练。在另一次采访里，他描述发现这个欺骗的规模时，意识到官员未经知情的许可，把他当成了一只实验室老鼠。这些，是作为克里格本人的证词来陈述的，不是对每一个东德运动员认知状态的推断。

克里格公开描述了，在类固醇给药的那些年里，实质的雄激素化的，男性化的身体变化，并且把这种非自愿的激素暴露，和他的一种感受联系了起来:对自己身体的发展和解读的控制，被夺走了。恰当的证据表述是，他陈述了这些变化，而类固醇的给药本身，是有记录的。

这里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必须说清楚。

克里格自己也说过，与性别相关的不确定，先于兴奋剂。他本人的说法，不是从一个先前明确的性别认同开始，然后突然被药物转换。采访记述，他在兴奋剂期之前，就对自己的身体和认同，经历了不适或者不确定。他后来的论点，是关于非自愿的激素干预，剥夺了他按自己的方式去发现和发展认同的能力。

所以，一个流行的，标题级的说法，东德的药物使克里格变成了跨性别者，超出了，并且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克里格本人的说法冲突，因为他承认了认同的不确定先于兴奋剂。

能够陈述的是这些:官员未经知情同意，施用了雄激素药物；他经历了实质的身体影响；他本人相信，这个干预损害了他弄清自己认同的自主。而那个决定论的，药物导致了跨性别认同的说法，不应该被归于他。

这一点，和第十五篇拆解决定论叙事，是同一个纪律。那里，一个身体的特征，被叙述成一个结果的原因，而中间的因果链从未被测量。这里，一个药物的暴露，被叙述成一个认同的原因，而克里格自己的说法，恰恰复杂化，而不是支持了这个决定论的断言。因果的问题，无法从斯塔西的档案，柏林的定罪，或者克里格的回溯证词里解决。构能证明给药发生了，能记录身体的变化，它没有办法确立一个反事实，说出如果没有那次暴露，一个人的认同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反事实，和第十三篇里那个不存在的身体一样，是无法被观测的。

十 系统，和个人

国家计划十四点二五之后，有一个最清楚的比较，就是俄罗斯。但这个比较，必须小心。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独立调查，和国际奥委会的独立委员会，都发现俄罗斯存在一个制度化的，与国家关联的系统，涉及对反兴奋剂过程的操纵，和对服药运动员的保护。核心的证据包括实验室记录，文件材料，证人证据和取证调查。这达到了一个有记录的，系统性的国家角色的门槛。

但是，这里有一个法律上必须坚持的区分:系统的认定，和个人的违规，是两个分开的命题。

体育仲裁院在俄罗斯调查引发的诉讼里，反复地把这个区分讲明。即使一个仲裁小组确信一个总体的操纵方案存在，国际奥委会或者其他的起诉方，仍然必须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把那个特定的运动员，和构成违规的行为联系起来。所以，一些俄罗斯运动员，尽管有更广的系统证据，仍然在个人的上诉里胜诉了。方案的存在，不能被用作集体的罪责。

而俄罗斯的系统和东德的系统，不应该被描述为制度上相同的。东德的证据，包括一个命名的国家研究和项目结构，涵盖药物研究，给药和保密。俄罗斯最强的发现，关于与国家关联的，对兴奋剂控制，实验室结果和样本过程的操纵，以及对运动员的保护。两者都达到了有记录的系统性国家角色的门槛，但被证明的文件架构和行为，是不同的。

这个区分，指向这一篇最后要守住的一件事。一个有记录的国家兴奋剂系统，不证明那个国家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服了药；一次国家的掩盖，不确立每一个被保护或者被点名的运动员都知道那次掩盖；而一份历史上干净的，阴性的样本，本身也不证明一个特定的运动员从未使用过禁药。仲裁院坚持个人的联系，恰恰是那道防止把系统证据变成基于国籍的罪责的壁垒。

把某一个别的国家排除在这个最高证据层之外，不是认定那里从未发生过系统性的兴奋剂，而是认定，所需要的证据门槛，在现有的材料里，没有被满足。指控由来已久，不等于系统被确立。这和这一篇从头到尾的那个纪律，是一致的:指控，不等于裁决；系统的证据，不等于个人的罪责；而存在，在第一层成立违规，却要在第二层，才决定一个人到底该承担什么。

回到那个不问。

这一篇讲的构，用不问内心来成立违规，又用问过错来决定后果。这个设计，是为了在无法证明故意的世界里，既不让蓄意者逃脱，也不让无辜者蒙冤。它是一个精巧的，可以辩护的，也持续被争论的平衡。而它之所以必要，之所以要如此小心地在不问和问之间划一条线，背后是一个它试图守护的东西:一个运动员，无论服药与否，都应该在一个干净的，他知情的，他能够为自己的身体负责的条件下比赛。

国家计划十四点二五，是这个东西被彻底拿走之后的样子。它不是构的一个失败，它是构存在的理由的一个反面。构划出那条不问的线，恰恰是为了防止那种别问的，把人当作手段的东西，再一次发生。

这个构能检测出一个样本里有没有某种物质，精确到极微的浓度。它没有办法检测出，一个把物质放进不知情的人身体里的系统，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因为那个东西，不在样本里，它在别的地方，在那些被夺走了对自己身体的知情，后来用一生去弄清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的人那里。构能查的，是物质。它查不到的，是那些人失去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和账本之外所有失去的东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尺子量不到的地方。

尺子还没有量准，它仍旧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