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个人都跑完了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女子八百米决赛。

九名选手起跑，九名都被列为完赛。前六名的成绩都优于赛前的世界纪录。冠军拉德克二分十六秒八，第二名人见绢枝二分十七秒六，第三名根策尔二分十七秒八，后面依次是汤普森，罗森费尔德，麦克唐纳，多林格，基洛索夫娜。

第九名叫韦弗。常见的整理表里没有给出她的精确秒数。

这一条不必赋予它太多分量，一份早期成绩表在末位缺一个数，原因可以有很多种，记录疏漏，誊抄脱落，或者当时就没有计到。要注意的只是它出现的位置。在一场六个人跑进世界纪录的比赛里，唯一没有数字的是跑在最后的那个人。构对一场比赛的关注度沿着名次递减，而名单最下面那一格，是它最容易松手的地方。

这是一场在任何意义上都成功的比赛。一个项目第一次进入奥运会，九个人跑完，六个人跑进了此前的世界纪录。如果度量是这个构的目的，那么这十一分钟里发生的事情是它能指望的最好结果。

顺着这一点还可以再说一句。六个人同时优于此前的世界纪录，这个现象在项目刚刚开办的时候很常见，因为此前的纪录来自参与面窄得多的场合。也就是说，那张成绩表同时记下了两件事:这九个人跑得很快，以及这个项目此前的账目还很薄。前一件事是运动的，后一件事是制度的。而制度的那一件恰恰说明这个项目正在开始积累自己的历史，这本来是构最愿意看到的迹象。

现存的胶片今天还能看到。它显示的是:冲线之后，有几名选手短暂坐倒，躺在草地上，或者明显气喘。这在八百米之后并不罕见。

赛后为女选手作检查的医生是贝格曼。几分钟之后她检查了运动员的脉搏，血压和一般状况，她的说法是一切正常。

所以这件事的证据状况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有一份官方成绩表，有影像，有当场作检查的医生的证词，三样东西互相印证，指向同一个结论:九个人跑了一场很快的八百米，然后累了。

这三样东西的性质各不相同，而这一点使它们的互相印证更有分量。成绩表是制度性的，由程序生产，不带判断。影像是机械性的，它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证词是专业性的，由一个有资格作判断的人在现场作出。三者来源互不相干，却指向同一件事。在证据的意义上，这已经是一件事情能被确认到的相当好的状态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这三样东西没有关系。

二 报纸说是五个，或者六个

1928年8月3日前后，几家大报刊出了这场比赛的报道。

泰晤士报把赛后的景象写成一片瘫倒而且明显痛苦的身形，并据此推断女子八百米是危险的。

纽约时报的威廉斯写道，这个项目对女性体力的要求太高了;他还写到九名选手中有六名冲线后倒地，数人被搀离。

芝加哥论坛报的夏伊勒，标题直接是五名女子田径明星在奥运比赛中崩溃。

加拿大的多伦多星报，马什在8月3日的头版写了汤普森和罗森费尔德，把疲惫放大成了新闻的卖点。

现在把这几段文字与前一节的三样东西并排放着。

官方成绩表上是九人完赛。纽约时报上是六人倒地。芝加哥论坛报上是五人崩溃。

这不是解释上的分歧。倒地几个人是一个可以数的数目，和完赛几个人一样可以数。两边给出的是不同的数，而且是关于同一个下午同一条终点线的不同的数。

这里要小心不要把话说过头。一个人短暂坐倒和一个人崩溃之间，确实存在描述上的余地，同一个动作可以被写成休息，也可以被写成不支。所以那些数字未必是编的，它们可能是把看到的东西按某种标准归了类，而那个标准比成绩表宽松得多。要紧的不是有人说谎，是当描述与计数发生冲突的时候，起作用的是描述。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而它是这一节里最要紧的。

这四位记者里，没有一位能被确证当时站在终点线旁。现代研究能确认的是他们的署名和所属报纸，能确认这些文字在什么时候见报;至于他们是亲眼看见的，还是根据场内转述写的稿，现有材料判断不了。四篇稿子，四个位置，全部未决。

而德文与法文主流报纸的原文，这一轮没能恢复出可以直接引用的影印件。现代研究的共识是这套灾难化叙述不是英美孤例，而是跨国传播的;但要把这一层做实，必须回到各国国家图书馆的缩微与影印原件。所以这件事在多大范围内以什么措辞被复述，今天说不到那么细。

这个空缺有一处实际影响，值得说明。如果只看得到英语世界的四篇稿子，就很难判断当时的叙述究竟是几家报纸的一次同题发挥，还是一套跨语种的普遍框架。前者更像新闻业的偶然，后者更像一个时代的共同前见。现代研究倾向后者，而支撑这个倾向的直接文本这一轮拿不出来。所以下面的分析只能建立在能看见的那四篇上，不能替看不见的部分作结论。

前一篇里那句话在这里应验得非常直接:一个构能看见什么，取决于事情以什么形式留在纸面上。

而这一次的问题在于，同一件事以两种形式留在了纸面上，而两种形式给出的数不一样。

一份是成绩表，它由计时员，裁判和大会的记录程序生产，它的全部职能就是把发生过的事情准确地记下来。另一份是新闻报道，它由需要卖出去的版面生产，它的职能是让读者觉得值得读。

生效的是后一份。

这一层值得说透，因为它容易被读成一句对新闻业的抱怨，而它不是。第二篇里讲过，现代纪录制度最早的账簿就是一份商业报纸，而威尔金森之所以选它，是因为在当时它是唯一一个体量足够大，连续得足够久的档案。也就是说，报纸曾经是这个构赖以成立的东西。同一种介质，在一处给了它身体，在另一处推翻了它的度量。这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的两面:能把消息带到所有人面前的东西，也就能把一个错误的数带到所有人面前，而且带得同样快。

三 表决没有留下

阿姆斯特丹之后，国际田联决定把女子八百米从1932年的项目里删去。

关于当时的理由，可以看见的一手表述来自贝格曼。她的概括是:代表们被瘫倒的姑娘们这个画面刺激到了，以人道主义为由投了票。她同时说，德国代表曾经试图保留这个项目。

德国代表试图保留，这一点值得单独看一眼。那一届的冠军和新的世界纪录都是德国的。也就是说，在这次表决里，唯一有理由为这个项目辩护的一方，恰好是从它那里得到过最多的一方。这不构成对任何人的褒贬，它只是说明表决里的立场分布往往由得失决定，而当时从这个项目里得到过东西的国家只有一个。

这一层的后果是结构性的。一个刚刚开办的项目，支持者的数量必然少于一个开办已久的项目，因为它还来不及在多个国家里长出既得利益。所以新项目在任何一次收缩里都是最先被砍掉的那一批，而这与它本身好不好没有关系。这个构在删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按各国的利害分布投票，而利害分布跟着项目的年龄走。

然后是那个流传更广的说法:国际奥委会在此后立即表决，把女子的比赛距离上限压到了二百米。

这个说法在公开可核的会议记录里找不到对应。

可以查到的是另一件事。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对女子参加田径这件事作过一次总体表决，结果是十六票赞成，三票反对，保留女子田径整体进入1932年的项目。而会议记录没有保存逐条的辩论内容，也没有可以直接核出的关于女子八百米的单独表决票数。

所以那个说法只能列为未决。不是说它一定错，是说支撑它的原始记录目前拿不出来。

这里出现了一个已经第三次出现的形状，值得点一下。

第二篇里，最早那份纪录申请表的原件找不到。第三篇里，索普那封自认的信，他教练的内部往来，两个委员会之间完整的往复，今天都不知去向。这一篇里，一次管了三十二年的决定，它的逐条理由没有被记下来。

三次都不是有人销毁。留下来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某台持续运转的机器的日常产物。成绩年鉴每年都印，学生档案按类别归档，总体表决的票数写进会议纪要，这些事情有系统替它们做。而没留下来的东西也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一次性的。一次讨论，一封信，一场辩论，办完就散了。

结果是，一个构留给后人的，通常是它的结论，不是它的推理。

这件事对判断的影响很实在。今天想要弄清楚1928年那次删项到底是怎么想的，能拿到的是一次表决的结果，一位医生的回忆，以及后来的转述;拿不到的是当天在场的人说了什么。于是所有关于动机的结论，都只能建立在结果加语境的推断上，而推断永远达不到会议纪录能达到的确定性。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限度，不是一个可以靠更用力的解读跨过去的障碍。

四 内部的理由

现在必须把两个方向都跑一遍，而这一篇的两个方向都有确证材料，不需要凑。

一个方向是，删项主要出于对女性能力的错误判断。支持它的证据在前面已经列过:官方成绩表显示九人全部完赛，前六人优于赛前世界纪录;现存胶片不支持多人昏厥的通说;在场医生说禁令是仓促的，情绪化的，并说检查后运动员的生理状况正常。除了贝格曼，后来梅塞利也说自己当时在场，所谓崩溃更像是失利之后的哭泣与情绪反应，而不是病理性的崩溃;泰勒把个别选手赛后短暂倒地解释为紧张与竞赛情绪，不是距离本身不可承受。

贝格曼还说过一句更要紧的话。她提出，短跑的神经紧张可能比长距离更有害。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说明当时手边的医学意见并不指向那个决定。在场的医生看完检查结果之后，给出的判断方向是反的。

她这句话本身当然也只是一位医生的意见，不是一个被证明了的结论。把它拿来当作那个决定错了的证据，要小心，因为那样做就是在用一份未经检验的专业判断去否定另一份未经检验的专业判断。它的分量在别处:它说明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医学意见，而删项一方后来常被叙述成是在遵从当时的医学共识。共识这个词在这里用不上，当时没有共识。

另一个方向是，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医学与组织语境里有它自己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在当时的知识框架内是自洽的。

那套框架大致由三层构成。第一层是把女性身体首先理解为生殖与育儿的身体，认为适度运动有益，而过度的或者竞争性的耐力运动可能损害健康与生育。第二层是把赛后那种不好看的公共场面视为一个治理问题，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运动员是否受损，而在于观众看到了什么。第三层是希望女子的奥运项目偏向被称为审美性项目的那一类，1930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的主张就朝这个方向。

这三层里，第二层最值得注意，因为它与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完全无关。它关心的是画面。而画面恰恰是前一节里那些报纸提供的东西。

把这一条单独拎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前两层关心的是运动员会不会受损害，那是可以用证据检验的主张，后来也确实被检验并推翻了。第二层不能被这样检验，因为它谈的不是事实而是观感，而观感没有对错。一个由三层理由支撑的决定，其中两层可以被推翻，一层推不翻;推翻两层之后，决定仍然可以站在剩下的那一层上。这就是为什么证据的积累并不总能改变一个决定。

所以这两个方向不是对立的两种解释，它们在同一件事上咬合。报纸把画面放大，画面进入代表们的判断，而当时的知识框架里本来就有一条把公共观感当作正当理由的通道。三样东西各自都不足以促成删项，合在一起就够了。

有一件事必须交代清楚:关于1928年前后医学论文与教科书的逐篇逐版清单，这一轮公开检索没有做出来。可以恢复的是限制一方的知识结构和反限制一方的在场医务证词;不能恢复的是一份可以逐条核对的文献目录。这不等于那份目录不存在，只是它不在这一轮能看到的范围里。

最后要说的是这两个方向之间的时间差。

误判后来被证据系统性地削弱了，而项目治理的那套逻辑在规则史里长期残留。这一点在这一篇的后半会看到:到1978年，拒绝女子五千米与一万米的理由已经不再是女性不能承受，而是世界范围的参与程度不够。理由换了，门还在原处。

五 另一本纪录册

在阿姆斯特丹之前很久，已经有另一套东西在运转。

米利亚在1920年代通过组织独立的国际女子赛事，向国际奥委会与国际田联施压。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办的四届核心大赛依次是:1922年巴黎，1926年哥德堡，1930年布拉格，1934年伦敦。

而这个联合会做的不只是办比赛。它从1922年起承认女子的世界纪录。

这一条是这一节的核心。承认纪录不是办赛的附带工作，它是一个国际单项总会最核心的职能之一:制定，承认，公布。做了这件事，就等于宣布自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数算数的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没有人授权。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不是从任何更高的机构那里获得了承认纪录的权力，它是自己开始做，然后因为有人参赛，有人报道，有人把那些数字当真，它就事实上具备了这项职能。第二篇里讲过，任何一张成绩表都需要一个来源，而来源的资格不能由表自己授予。这里给出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一个机构可以靠持续地做这件事，把自己变成那个来源。

于是在1922年到1936年之间，女子田径的成绩有两本册子。

1926年达成了一次妥协。米利亚同意把原先女子奥林匹克这个名称改成女子世界运动会，换来的是1928年奥运会加入女子田径项目。从这次交易可以看出她的策略:那套平行体制不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是拿来当谈判筹码的。

而这次妥协的兑现打了折扣。真正进入1928年奥运会的女子田径不是一个完整的项目包，而是有限的几项。英国女子田径协会因此拒绝派队，理由是承诺的是十个项目，结果只给了五个。

这是现代奥运史上极少见的一次由女性为项目平等而实施的抵制，而它抵制的对象，正是那次通常被叙述为胜利的接纳。

1936年，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被国际田联吸收。

吸收这个动作与前面几篇里出现过的几种处理方式都不同。它不是把对方的账一笔勾销，也不是把两套账并列保留。世界田联今天的女子纪录进程说明里，仍然写着某些最早的女子世界纪录是由那个联合会在1922年承认的。也就是说，被吸收的那本册子里，有一部分条目今天还在正式的纪录谱系里。

而哪些条目被原封不动地接管了，哪些后来被静默地作废了，今天没有一份逐项的清单。公开材料足以证明权威发生了转移，不足以做出一份逐条的移交名录。

所以现在这本册子里，有一批条目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机构，而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是哪些。构在吞下一个竞争者之后，不会在自己的账上标注哪几行是吞来的。

值得对照的是，这套并行的账在存在期间从来没有被判定为无效。它一直是真的，由一个真实运转的国际机构承认，有真实的运动员在追。它的消失不是因为被推翻，是因为它服务的那个目的达成了一部分，而它的组织者本来就没打算让它长期存在。一个构可以不是被击败的，它可以是被完成的。

不过这句话不能说得太干净，因为完成的只是米利亚那一层目的。对那些在四届女子世界运动会上创造过成绩的运动员来说，那本册子是不是完成了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名字后来还在不在册子上。而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不了，因为那份逐项的移交名录不存在。一个构的结束方式，对设计它的人和对被它记录的人，不是同一件事。

六 没有号码布的人和有号码布的人

女子八百米在1960年罗马恢复。

从1928年到1960年，三十二年。

而这次恢复没有一个可以指认的日子。可以确定的是1960年罗马已经有了这个项目;而究竟是谁在哪一年哪一次会议上完成了恢复的最后动作，在公开材料里钉不下来。更稳妥的说法是，它是1950年代女子项目持续扩张，以及国际田联与国际奥委会重新评估项目范围的结果，不是一次单点式的昭雪会议。

这一点值得停一下。

关掉这扇门是有具体动作的:一次表决，一个可以说出理由的场合，一个可以写进纪要的结论。打开它没有。开门的过程分散在十几年里，由一批各自不完整的动作累积而成，以至于今天无法指出它是在哪一刻完成的。

构关门和开门的方式不对称。关门需要一次决定，因为它要对抗现状;开门只需要现状慢慢变得不再需要那扇门。而后者不产生记录。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类事情的纪念总是落在关门那一次上。1928年有一个可以指认的对象，有表决，有理由，有可以被引用的句子。1960年没有。于是后来的叙述必然围绕着关门那一刻展开，而开门的十几年因为缺少可引用的节点，在讲述里几乎是空白的。构的记录方式决定了后人能记住什么，而它记下的偏偏是它做过的最坏的那些决定。

后面项目补齐的时间表可以按官方成绩页排出来:一千五百米在1972年慕尼黑，三千米和马拉松在1984年洛杉矶，一万米在1988年汉城，三级跳远在1996年亚特兰大，撑竿跳高和链球在2000年悉尼，三千米障碍在2008年北京。

从1928年到2008年，八十年。

在这条线的中间，有两件事挨得很近，而它们的对照非常干净。

1966年，吉布从起点旁的灌木丛里加入了波士顿马拉松，跑出三小时二十一分四十秒。她没有号码布。

1967年，斯威策以缩写姓名的形式拿到了号码布，成为第一位带着号码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的女性。

对这两个人，这个构的反应完全不同。

对吉布，当时的争议是主办方怀疑她是否真的跑完了全程。也就是说，处理方式是否认那件事发生过。她不在名单上，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取消;唯一可做的是质疑她的成绩是否成立，而这件事没有办法证伪，因为她本来就不在计时和检录的体系里。

对斯威策，处理方式是当场动手把她赶出赛道。因为她有号码布，她在册子上，她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条目。

前一篇里索普那件事的形状在这里重演了一遍。用本名的人被处理了，用化名的人没事。而这一次更直接:进入了册子的那一个，才是可以被抓住的那一个。没有进入册子的那一个，构对她做不了什么，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说她没有跑完。

两种处理方式的代价也不一样。对斯威策动手，留下了连续的照片，而那组照片后来成了这件事最广为人知的证据，反过来对主办方极为不利。对吉布的质疑没有留下影像，因为质疑是一句话，不是一个动作。构在处理一个可见的条目时，它自己的动作也变得可见;在处理一个不可见的人时，它的动作同样不可见。可见性是双向的，这一点它当时未必想到。

女子组在1972年正式设立。主办方后来承认了吉布在先驱时期的冠军身份。

七 先给纪录，后给资格

1978年，国际田联的女子委员会要求给五千米与一万米以世界纪录的承认和国际比赛的地位。

国际田联当时拒绝了，理由是世界范围内的参与程度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水平。

1980年，它承认了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但仍然没有把它们纳入当时的世界锦标赛与国际比赛体系。因此按照当时关于新增项目的那条规则，这两个项目赶不上1984年洛杉矶。

这段过程里有两件事需要拆开看。

第一件是顺序。纪录先给了，项目资格后给。也就是说，有那么几年，存在着被官方承认的世界纪录，而承认它们的那个机构不允许这些项目进入自己的主要赛事。度量已经开始运转，准入还没有开门。

第三篇里的顺序是反的。那里是先划准入线，过了线才有资格被度量。这里是先度量，度量了很久之后才谈准入。两本册子还是那两本，只是这一次前后调了个位置，而无论哪种顺序，总有一批人卡在两本之间。

第二件是那条理由本身。

参与程度不够，这句话作为拒绝的依据，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一个项目的世界范围参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有没有奥运资格。没有奥运项目，各国就不设这个项目的国家队名额，不投训练资源，青年选手不会选这条路。参与程度上不去，于是继续够不上门槛。

这道门要求申请者先具备通过这道门才能得到的东西。

这不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圈套。任何一个要控制自己规模的机构，都需要一条关于什么值得设为正式项目的标准，而普及程度是所有可能的标准里最中立也最容易测量的一条。问题不在这条标准的意图，在它的数学形式:它把结果当作了条件。

这类形式在别处也不少见。一项技术要普及才能降价，要降价才能普及;一种语言要有人用才值得学，要有人学才有人用。区别在于，那些情形里通常没有一个机构握着开关，而这里有。当一个循环里存在一个可以决定是否例外的机构时，这个循环就不再只是一种自然的滞后，它同时是一次可以作出而没有作出的选择。这一点在判断上很要紧，而它并不指向任何人的恶意。

1984年，几位女子长跑运动员在加利福尼亚提起诉讼，要求上诉法院命令把女子五千米与一万米纳入当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她们的主张是，国际奥委会关于新增项目的那条规则在历史上把女性锁在次等地位上，延续了对女运动员的结构性歧视。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不发临时禁令的裁定。多数意见认为，那条规则在表面上对男女同样适用，因此不构成它所理解的那种法律上的性别分类。

这里必须把指控和裁决分开读。

判决书里的异议意见明确写道，现代奥运早期的历史确实被对女性的公然歧视所玷污，并认为加州那部反歧视法的适用本应更有利于原告。

所以这个案子不是法院认定国际奥委会从未歧视。它是多数意见认为，在这场诉讼的具体结构下，现行规则不足以支持立即由司法强制增设项目。这两句话完全不同，而后世的转述常常把它们合成一句。

多数意见那条推理本身也值得看一眼，因为它是这一整个系列会反复遇到的一种形式。一条规则在字面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它作用的那个现状是由一段并不一视同仁的历史造出来的。规则接手的是既成的分布，然后中立地对待它。中立在这里不是伪装，它是真的中立;要紧的是，对一个不对称的起点保持中立，得到的结果不会对称。

这里也要给多数意见留出它的位置。法院面对的不是这条规则是否公道，而是能否在一场诉讼里立即命令一个国际组织增设两个项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不同，而且一个法院把自己限制在后一个问题上，并不是回避。异议意见谈的是历史，多数意见谈的是这一次司法能做什么，两者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所以它们并存并不构成矛盾。

至于这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歧视，那是另一个问题，而1984年的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给出的答案不同。

八 两个房间

今天，那扇1928年关上的门已经开了。

巴黎奥运会在参赛名额的意义上达到了性别平权。而国际奥委会自己给出的数字是:一百五十七个男子项目，一百五十二个女子项目，二十个混合项目。

田径这边剩下的不对称，主要不再是女子没有某个项目，而是同一个项目做成了不同的形状。男子跨的是一百一十米栏，女子跨的是一百米栏，栏距与栏高都不同。男子的全能是十项，女子的全能是七项。

这个变化本身是这一篇里最要紧的一件事:从能力排除，变成了规则差异。

1928年的理由是女性不能承受那个距离。今天的理由是历史传统，竞赛的可比性，以及规则的连续性。第一种理由可以被证据推翻，而且已经被推翻了。第二种理由推翻不了，因为它不作任何关于身体的断言。它只说:这些项目一直是这样的，改了以后前后的成绩就不能比了。

这个转变值得公道地对待。从一条关于身体的错误断言，换成一条关于账目连续性的正确断言，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进步，而且它是被前面几十年的证据逼出来的。构放弃了一个站不住的理由，换了一个站得住的。要看清的只是:门的位置基本没动，动的是门上写的字。构可以更换自己的依据而不更换自己的形状，而更换依据这件事本身，常常是被批评推着完成的。

而这句话是真的。

十项全能和七项全能是两套项目，两张计分表，两份纪录名单，它们之间的成绩永远无法互相折算。这不是疏忽，这是设计。为了让每一套内部的成绩可以跨年代比较，两套之间的不可比必须被永久保持下来。

第五篇之后会一再看到这个结构，而它在这里第一次以这么干净的形式出现:并行的两本账，不是因为谁打赢了谁，也不是因为哪一本被作废，而是因为可比性只能在一本账的内部实现。要让一列数字延续下去，就必须拒绝把它和另一列合并。每一本账的完整，都是用它与别的账之间的不可通约买来的。

这也是这一篇与第一篇接得上的地方。古代那份胜者名单只生产名字，不生产可比性，于是四条不一样长的跑道对谁都不构成问题。后来的构选择了可比性，而可比性一旦成为目的，它就必须不断地划界:哪些成绩可以放在一起，哪些不能。每划一道界，就多出一批落在界外的东西。八十年的时间里，这些界线的依据从身体换成了参与程度，又换成了传统与连续性，而界线的数目没有减少。

回到1928年那个下午。

九个人跑完了一场很快的八百米。成绩表记下了九个名字和八个时间，第九名韦弗的秒数没有留在常见的整理表里。影像留下来了，当场作检查的医生留下了证词，而它们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

真正起作用的是几篇稿子，而写稿的那几个人是否站在终点线旁，今天判断不了。

这个构手上有自己的度量。它的整套装置就是为了生产那张成绩表，为此它设了计时员，设了裁判，设了记录程序。然后它看了一眼那些人在草地上的样子，把自己的度量放在了一边。

尺子还没有量准，它仍旧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