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 Dubito Essays in the Self-as-an-End Tradition
|
← 凿构周期律·美国总统系列 ← Chisel-Construct Cycle: US Presidents
凿构周期律 · 美国总统系列
Chisel-Construct Cycle · US Presidents
第 24 篇,共 26 篇
Essay 24 of 26

第二十四篇:卡特与里根——同一套结构,两种国家想象

Essay 24: Carter and Reagan — Two Visions of the State Within the Same Structure

Han Qin (秦汉)

一、同一套结构,两种国家想象

上一篇结尾说过,那位试图在信任的废墟上重建道德与坦诚的总统,将面对一个被水门,越战与滞胀共同耗尽了元气的国家。从1977年卡特就职,到1989年里根离任,这十二年,最值得记住的,并不是一个自由派总统失败,一个保守派总统胜利这样过于平面的故事。

先把这一段的结构判断摆出来。从这个系列的位置看,1977到1989年最重要的,是同一套宪法结构,在不改写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先容纳了一次自我怀疑式的总统政治,再容纳了一次保守主义的重新诠释。卡特试图把水门和越战之后的道德焦虑,制度限度,能源约束,人权语言,带进总统的职位,而里根则没有推翻分权制衡的框架,而是在这个框架之内,重新定义了政府的角色,税制的正当性,工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冷战的道德语言。两人之间的断裂,恰好说明,美国的制度能够容纳一场关于国家机器究竟该做什么的根本分歧。

这个能够容纳根本分歧的特点,值得在整个系列的尺度上郑重地记下,因为它揭示了这套构一种极其重要的韧性。一个追求闭合的构,是无法容纳这种分歧的。它必须对国家该做什么,给出一个唯一的,确定的答案。而这套构,恰恰相反。它对国家角色这个根本的问题,从不给出一个被锁死的终极答案,它只提供一副骨架,一套分权制衡,定期选举,公开辩论的程序,让不同的答案,可以在这副骨架之内,轮流地上台,竞争,并接受选民的检验。卡特的答案与里根的答案,是如此地针锋相对,可这套构却能让它们先后执政,和平交替,而不必诉诸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压制。这种把根本的价值分歧,转化为可以在制度框架内和平竞争的能力,正是这套构因为不追求闭合,反而获得的一种深层的稳定。

二、卡特与水门后的伦理政治

卡特进入全国政治时的优势,首先来自他的局外人身份。他是佐治亚州的州长,而不是华盛顿的建制派,在水门之后,这种距离感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本。现代研究对卡特任期的总评特别强调,他以一种诚实但阴郁的形象进入白宫,而这种形象,正回应了公众对传统自由主义与华盛顿政治的失望,他的历史位置,往往被概括为旧式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共识之间的一位过渡型总统。

如果要抓住卡特的姿态,重点不只是他是南方的浸信会教徒,也不只是他个人的清廉,而是他把总统这个职位重新道德化了。在水门之后,总统不再只是国家能力的象征,也被要求成为制度自律,诚实与节制的代言人。把这一点放回框架,卡特其实是这套构对帝国总统制那次越界的一种直接反应。尼克松把行政权推到了它最危险的显影状态,而水门之后,公众对那种膨胀,傲慢,不受制衡的总统权力,产生了深深的警惕。卡特的出现,正是这种警惕的产物。

现代史学对卡特的修正,恰恰在于把他的个人正直与他的政治领导力不足,同时摆了出来。较新的回顾性研究都指出,卡特在治理上,常显得缺少联盟的建设,叙事的简化与议程的排序能力,但另一方面,他在若干后来被证明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人权,能源,环境与和平斡旋,又往往比当时的政治风向更有远见。也就是说,卡特的缺点是真实的,但失败总统这个旧标签,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任期了。

三、人权外交与制度的自我限制

卡特外交最有辨识度的特征,是把人权提升为了美国外交语言的中心之一。这不是简单地放弃冷战,而是在冷战的语境中,尝试用道德的标准,去重新评估盟友与对手。现代研究的概括相当准确,卡特政府在苏联与东欧的人权问题上发声,也批评韩国等盟国压制异见,但它的记录是混合的,因为当人权的压力与军控,地区稳定,对伊政策相冲突时,政府又会退让或折中。把它放回这个系列,卡特的人权外交,其实是那句写在奠基文献里的普遍主义,又一次被投射到了国际的舞台上,只不过这一次,是被一个刚刚经历了越战与水门,对自身的道德正当性充满怀疑的国家,小心翼翼地举起来的。

巴拿马运河条约,是卡特外交中最能体现制度自我限制意味的案例之一。现代研究把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称作卡特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其核心是承认,美国对运河区那种旧式的控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已难以继续,因此通过条约的安排,让巴拿马最终获得运河的控制权。卡特在签署时把这件事解释为,美国的对外关系,应当以公平,而不是武力为中心。把它放回这个系列,这是这套构一次罕见的,主动的自我收缩,它承认自己那种帝国式的控制是难以为继的,并选择用条约,而不是武力,去主动地交还一部分权力。

戴维营协议,则是卡特时期最无可争议的重大外交成就。1978年9月的戴维营峰会,是阿以冲突史与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卡特亲自投入了持续两周的高强度斡旋,最终形成了两份框架,一份直接通向了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另一份则处理约旦河西岸与加沙问题的安排。而在苏美关系上,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于1979年6月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又于1980年1月请求参议院推迟审议该条约,条约最终未获批准。

四、滞胀,能源,与信心危机

卡特面对的国内经济背景,是1970年代的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同时存在。官方的历史数据表明,美国的年均通胀率,在1979年为百分之十一点三,1980年进一步升至百分之十三点五,而同期的年均失业率,也从1979年的百分之五点九,升到了1980年的百分之七点二。这种组合之所以具有结构性的意义,正因为它动摇了战后凯恩斯主义常识中,那种通胀与失业可以相互权衡的直觉。把它放回框架,滞胀其实是对新政那个经济国家的一次深刻挑战,那套通过财政与货币手段来管理经济的自信,在这里显得力不从心了。

卡特对能源问题的处理,和他整体的政治风格高度一致。他拒绝把能源危机仅仅视为一次短期的供给冲击,而把它定义成了一个关于美国生活方式,消费文化与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难题。被后世称为萎靡演说的,其实是1979年7月15日的信心危机演说,卡特本人并没有使用萎靡这个词。演说中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之一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侵蚀,正在威胁着要摧毁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肌理。对这个系列而言,这篇演说是一个罕见的总统时刻,总统不是在鼓动国家忘记限制,而是在要求国家正视限制。而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痛苦推到极点的,是沃尔克式的紧缩。1979年10月,联储主导了新的反通胀措施,随后的高利率政策压低了通胀,但代价是1981到1982年的严重衰退,失业率一度接近百分之十一。这里有一点很关键,压下1970年代那场大通胀的功劳,既不能只算在卡特头上,也不能只算在里根头上,因为那场决定性的紧缩,跨越了两届政府。

五、伊朗人质危机与1980年的转折

卡特任期的最后阶段,被伊朗人质危机彻底主导了。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学生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使馆,并扣押了美国的外交人员,危机持续了整整四百四十四天,直到1981年1月20日人质才获释。把它放回这个系列,它恰恰接上了水门之后的另一条线索,水门让公众看清了权力可以腐坏到何种地步,而伊朗人质危机,则让公众看清了权力可以无能到何种地步。这两件事一前一后,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双重幻灭。

这种双重的幻灭,对这套构的政治文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公众对总统的期待,被推入了一种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水门的教训要求总统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另一方面,人质危机这样的困境,又让公众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扬威于世界的总统。卡特恰恰卡在了这个矛盾的中间,他确实是一个克制的,不专断的总统,可也正因为克制,他在人质危机面前,显得格外的无力。1980年4月的营救失败,使这种无力感进一步定型了。代号鹰爪的营救行动,因器材故障而中止,在撤离的过程中,一架直升机与一架运输机相撞,造成了八名美军人员的死亡。人质最终在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里根宣誓就职的当天获释,这里最好把就职日获释的象征意义,与谈判主要由卡特团队完成的事实区分开来。

六、里根与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义

里根在意识形态层面最著名的表述,是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那句,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句话的重要性不只是修辞,而在于它重新规定了,自新政以来联邦政府扩张的正当性边界,政府不再首先被理解为市场失灵的纠偏者,而被理解为迟滞,浪费,寻租与道德依赖的来源。无论后来的实践有多少折中,这句话都重塑了此后几十年的美国政治语法。

但写作时,必须把话语上的小政府,和财政上的政府规模,区分开来。这是这一篇最能服务于整体系列主题的地方。官方的预算统计显示,联邦的赤字在里根首个完整的预算年后迅速扩大,1983财年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百分之五点九,而到1989财年仍为百分之二点七,债务持有者所持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是从1981年初的大约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升到了1989年底的约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如果只讲里根缩小了政府,就会把这个时代最有分析价值的张力抹掉,他更成功地缩小的,是政府的合法性叙事,而并没有同样成功地缩小,政府作为一台财政,军事与福利机器的体量。

里根经济学的实际过程,也远比流行叙事复杂。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被称为一段很长时间里最大的减税法案,但1982年的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又构成了一次重要的回调,而1986年的税制改革,则把重点从单纯的减税,转向了更大范围的税基重整。从结果看,通胀率从1980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降到了1983年的百分之三点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则从1982年的负百分之二,回升到1983年的百分之四点三,1984年更达到百分之七点三。但支持者据此强调里根重振了增长与信心,而批评者则指出,那场决定性的转折,首先来自沃尔克式的货币紧缩,而不是单独来自供给学派的税政,而且恢复本身,还伴随着高企的赤字,去工会化与更明显的分配分化。现代研究指出,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在1980年之后明显上升,1980年代,不是一个人人按比例一起富起来的时代。

而在劳资关系上,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罢工事件,在政治象征的层面,与税改同样重要。里根上任后不久,即在联邦的层面,与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他公开地解雇了他们。把它放回这个系列,这是一个格外意味深长的转折。前面第十三,十五,十八篇追过工人这个余项被逐步吸纳的漫长轨迹,而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事件,则标志着这条吸纳的轨迹,在里根这里,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反转,那只曾经伸出来保护工人的联邦的手,第一次公开地,收了回去。这里揭示了吸纳的可逆性,一次已经完成的吸纳,本身也是可以被部分地逆转的。

七、冷战后期的强硬与转向

里根对苏联的早期语言非常强硬。1983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把苏联称作邪恶帝国,并警告美国人,不要在核冻结的论争中模糊善与恶的界线,同月,他又宣布了战略防御倡议,试图以技术的方案,去突破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平衡逻辑。

但如果只写强硬迫使苏联屈服,就会错过1980年代后半段真正重要的变化。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会晤,虽然没有达成立即的协议,却曾逼近大规模的核裁减,其后,双方在这种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出了1987年的中程核力量条约。这份条约要求消除射程五百到五千五百公里的陆基导弹,是冷战史上第一次真正消灭一整类核武器的协议。关于里根在冷战终结中的作用,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把它写成一部里根赢得冷战的单人史诗。更可靠的解释,是一种互动的解释,里根的军备扩张,道德攻势,以及后来肯谈判的转向,都很重要,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意志,苏联内部的经济与民族问题,东欧的政治变动,同样是决定性的。

八、伊朗门与行政权越界的继续

伊朗门事件,最适合接在这个系列从水门延伸出来的那条行政权越界与制衡回应的主线上来写。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秘密地推动向伊朗出售武器,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及其外围网络,又把部分的收益,转用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而这,与国会对援助这支武装的限制,直接相冲突。

调查的结果,呈现出重要的制度信息。塔委员会与国会的联合调查,都没有给出白宫最高层有明确犯罪计划的简单结论,但它们都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的运作,程序的失控,记录的混乱与责任的链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里根本人在1987年3月的全国讲话中承认,自己授权了对伊朗的军售,但否认知晓向那支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的全部细节,他同时承认,自己此前关于没有以武器换人质的表述,站不住了。

但无论哪一派,都很难否认一件事,伊朗门再次证明,水门之后的美国,并没有从此免疫于行政权的越界。把它放回框架,它恰恰印证了上一篇那个开放性的结尾,水门后的那一系列改革,虽然一度把总统权力压了回去,但这种压制并不是永久的。那个过度膨胀的行政权,在国家安全的领域,又一次探出了头。

九、结语

把卡特与里根这十二年放回这个系列,最值得记住的,是同一套宪法结构,如何在不改写自身框架的前提下,容纳下了两种如此不同的国家想象。

这场关于国家角色的根本分歧是真实的。卡特试图把一种节制的,道德化的,正视限度的政治,带进总统的职位,他质疑无限增长的神话,主动收缩美国的帝国控制,把人权举为外交的旗帜。而里根则试图重新赋予国家一种自信,乐观,亲市场的想象,他把政府本身,重新定义成了问题,终结了那个自罗斯福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福利国家的政治常识。这两种想象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几乎是关于这套构那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究竟该做什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但这个系列最要紧的观察是,这场如此巨大的分歧,恰恰是在同一副骨架之内完成的。里根没有,也无意,去推翻分权制衡的框架,他改变的,主要是话语,联盟与政策的优先级,而不是宪法的结构。甚至,他所改变的那个国家,在财政的体量上,也并没有真的缩小,赤字在膨胀,公债在攀升。他真正终结的,不是一个财政的规模,而是一种政治的常识。这恰恰印证了这个系列一个很深的判断,这套构对国家角色的那套安排,从来不是一份被闭合的定案,它始终是可以被重新争论,重新打开的。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个即将见证冷战落幕的时代。那是老布什与克林顿的故事。

I. Two Visions Within the Same Structure

The previous essay closed by noting that the accumulated body of imperial executive power had been pressed down but not destroyed by Watergate. What followed was a twelve-year passage in which the same constitutional skeleton — unchanged in its fundamental architecture — first housed a presidency of deliberate self-restraint, then pivoted to one of renewed confidence and ideological ambition. Carter and Reagan are often framed as liberal failure versus conservative triumph. The more interesting reading for this series is what their succession reveals about the structure itself: it can contain a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about what the state is for, and let competing answers rotate in and out of power without institutional rupture.

This capacity to absorb radical value disagreement deserves emphasis. A structure oriented toward closure cannot tolerate this kind of contest; it must supply a definitiv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government is for and treat challenges as threats. This structure supplies no such answer. It provides a skeleton — separation of powers, elections, public deliberation — and lets the contest run. Carter's answer and Reagan's answer were as opposed as two answers can be. The structure accommodated both, peacefully. That accommodation is itself a form of stability more durable than any particular policy settlement.

II. Carter and the Ethics of Limitation

Carter's political advantage in 1976 was distance: a Southern governor untainted by Washington, presenting himself after Watergate as proof that honest government was possible.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abandoned the "failed presidency" label in favor of something more complex. Carter's weaknesses were real — poor legislative coalition-building, insufficient narrative simplification, trouble prioritizing an agenda — but his record on issues he cared about, including human rights, energy, the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 mediation, showed more foresight than contemporary politics rewarded.

What Carter did to the presidency is distinct from what he accomplished in specific policies. He moralized the office. After Nixon's aggressive extension of executive power, after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Carter deliberately constructed a presidency that acknowledged limits. He pointed to constraints rather than promising to overcome them. He wore a cardigan to address energy use. He returned the Panama Canal. He told Americans their confidence was eroding. For this series, this is extraordinary: a president who questioned the purpose of his own institution, who chose the honest acknowledgment of limits over the mobilizing promise of endless capacity. It was, politically, nearly fatal. But it named something real.

III.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Self-Limitation

Placing human rights at the center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nguage was Carter's most distinctive diplomatic contribution. The record was mixed — human rights pressure coexisted awkwardly with arms control priorities, regional stabilit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complications of the Iran relationship — but the framework itself was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For this series, the Carter human rights doctrine represents the founding universalism of the American documents —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endowed with unalienable rights — being projected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by a nation still processing its own failures to honor that universalism at home.

The Panama Canal Treaties were Carter's most striking act of deliberate self-limitation. Acknowledging that continued American control of the Canal Zone was politically and morally untenable, he negotiated its return to Panamanian sovereignty — framing the arrangement as centering fairness rather than force. His critics called it unnecessary retreat; supporters called it the decolonization of a Cold War anachronism. For this series, it was something rare: an imperial power voluntarily contracting its reach through treaty rather than defending it through force.

The Camp David Accords of 1978 remain the clearest diplomatic success. Two weeks of intensive mediation produced frameworks that led to the Egypt-Israel peace treaty — the first between Israel and an Arab state. The second framework, addressing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as les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he SALT II treaty with Brezhnev was completed but not ratified after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1979, which also prompted Carter to request postponement of Senate consideration.

IV. Stagflation, Energy, and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Carter inherited defied the standard Keynesian toolkit. Annual inflation reached 11.3 percent in 1979 and 13.5 percent in 1980; unemployment rose from 5.9 to 7.2 percent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simultaneous presence of high inflation and high unemployment — stagflation — directly challenged the postwar assumption that the two could be traded off against each other. For this series, stagflation represente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economic remainder: the New Deal's tools, which had seemed to absorb the instability of unmanaged capitalism, could not handle this new form of economic disorder. The absorbed remainder had reappeared in an unanticipated shape.

Carter's July 15, 1979 address — remembered as the "malaise speech," though he never used the word — was the most unusual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postwar era. He told Americans that the 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was threatening to destro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abric of American life, and that the tendency to worship self-indulgence and consumption was erod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ublic. This is a remarkable text: a president not mobilizing his audience toward confident action but asking them to confront limits, question assumptions, accept a more constrained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nation could promise itself. The Volcker shock — the Federal Reserve's aggressive anti-inflation tightening beginning in October 1979 — began under Carter and continued under Reagan, producing a severe recession in 1981–82 but breaking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credit for taming inflation belongs to both administrations. The political costs fell disproportionately on Carter.

V. The Iran Hostage Crisis and the 1980 Turning Point

Fifty-two American diplomatic personnel were held hostage in Tehran from November 4, 1979 to January 20, 1981 — 444 days. The crisis dominated the final fourteen months of Carter's presidency and rendered it politically terminal. The failed April 1980 rescue attempt — Operation Eagle Claw, aborted due to equipment failures, with eight American servicemen killed in a helicopter-transport aircraft collision during withdrawal — completed the picture of executive impotence.

Placed alongside Watergate, the hostage crisis produced what this series identifies as a double disillusionment. Watergate taught that presidential power could corrupt. The hostage crisis taught that presidential power could fail. Together they created an almost impossible public expectation: the president must be constrained enough not to abuse power, but forceful enough to project American strength globally. Carter satisfied neither demand. His restraint, genuinely admirable as a response to the Watergate lesson, read as weakness against the hostage backdrop. Reagan's offer — restored confidence, morning in America, no apologies — answered the question the double disillusionment had opened.

VI. Reagan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tate's Purpose

Reagan's 1981 inaugural declaration —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 reshaped the political grammar of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It reversed the burden of proof established by the New Deal: the regulatory and welfare state no longer represented the obvious response to market failure; it now required justification against a default presumption in favor of markets. Whatever subsequent policy compromises modified this position in practice, the rhetorical transformation was durable.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this series must make is between the rhetoric of small government and the fiscal reality. Federal deficits expanded rapidly after 1981, reaching 5.9 percent of GDP in fiscal year 1983. The national debt held by the public grew from approximately 24.8 percent of GDP at the start of 1981 to roughly 39.1 percent by the end of 1989. Reagan's revolution was primarily discursive, not fiscal. He successfully changed how Americans talked about government — but he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government's actual size. What he ended was not a fiscal regime but a political common sense.

The PATCO strike of 1981 carried symbolic weight equal to the tax cuts. Reagan's dismissal of striking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signale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no longer function as the natural protector of organized labor. This series has tracked the gradual absorption of the labor remainder — from Pullman's suppression to the Wagner Act's formal recognition. The PATCO dismissal reversed that trajectory. A completed inclusion was partially reverted. This demonstrates a point this series returns to repeatedly: absorption is not a ratchet. What has been included can be partially excluded again.

VII. Cold War Endgame

Reagan's early Cold War posture was aggressive. The "evil empire" speech and the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both signaled a departure from détente toward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ut the second term told a different story. The 1986 Reykjavik summit almost produced an agreement to eliminate all ballistic missiles; the 1987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did eliminate an entire class of nuclear weapons — the first such agreement in Cold War history. Reagan's 1987 Berlin Wall address is remembered for "tear down this wall," but the more important story was the trajectory from confrontation to negotiation across the 1985–1988 period.

The honest account of Cold War's end requires the same distributed explanation that Watergate's correction required: no single actor was decisive. Reagan's defense buildup and moral pressure mattered. Gorbachev's reform impulse mattered more directly. Soviet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 economic sclerosis, nationalist pressures, the burden of empire — were structural. Any single-variable account, whether celebrating Reagan's victory or crediting Soviet collapse, misses the interaction.

VIII. Iran-Contra and the Return of Executive Overreach

The Iran-Contra affair demonstrates that Watergate's institutional corrections were real but temporary. Senior Reag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ecretly sold weapons to Iran — in apparent violation of the stated policy of no arms-for-hostages negotiations — and diverted proceeds to the Nicaraguan Contras in violation of congressional prohibitions on such aid. The two operations were connected through the NSC staff and a network of outside operatives.

The Tower Board and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s found no evidence of a criminal command structure comparable to Watergate's. Reagan acknowledged authorizing the Iran arms sales but denied knowledge of the diversion. His credibility was damaged but not destroyed. What the affair demonstrated unambiguously is that the impulse toward executive action in the security domain, outside normal accountability structures, had not been extinguished by post-Watergate reforms. The same structural tendency — using national security as a cover for action that could not survive democratic scrutiny — had simply found a new channel. The body pressed down by Watergate's correction had surfaced again, in different clothing.

IX. Conclusion

These twelve years demonstrated the structure's deepest form of stability: not the stability of settled consensus, but the stability of a framework that can contain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about what it is for. Carter's presidency of limitation and Reagan's presidency of renewed ambition were as opposed as two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state purpose can be. The structure absorbed both, held the transition peacefully, and continued functioning. This is not a trivial achievement. Most structures that host such fundamental value contests do not survive them intact.

But the same period showed the structure's recurring vulnerability. The absorption of the labor remainder was partially reversed; the executive expansion temptation returned in Iran-Contra; the fiscal commitments Reagan's rhetoric promised to reduce actually grew. The structure's question — what is government for? — had not been answered in any final sense. Reagan changed the political common sense around that question, but he did not close it. Carter had tried to moralize the limits of state power; Reagan had tried to liberate private initiative from state constraint. Neither produced a settled answer. The question remained open, as it will always remain in a structure that has no mechanism for closing it permanen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