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麦金利与美西战争——帝国如何变成一个宪法问题
Essay 14: McKinley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 How Empire Became a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一、同一个余项的两条战线
上一篇结尾说过,接下来这套构要开始正面回应那种未被设计过的经济权力。而麦金利这几年真正的结构,是这个回应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展开,而这两条战线,追到底,是同一个余项的两副面孔。
第一条是国内的战线。在工业化与紧缩货币的环境之下,农民,银矿区,债务人和一部分劳动者,试图把自己作为一个被挤压出来的利益余项,纳入这套构的制度,而人民党与1896年的大选,正是这条战线的高潮。第二条是对外的战线。1898年的战争及其后续安排,把美国从一个大陆的共和国,推向了一个海外的帝国,而由此产生的新难题,并不是美国有没有扩张,而是一个以平等和被治者同意来自我奠基的政体,如何去合法化它对那些不享有平等权利,也未曾同意被并入的属地的统治。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这一篇的结构落点,可以这样说,1896年说明这套构如何吸纳或压制内部的社会要求,而1898到1901年,说明这套构如何把一个原本对外的帝国问题,内化成了它自身的宪法问题。这不是后见之明式的抽象,而是当时的人已经明确感到的矛盾。反帝国主义者直接援引独立宣言的普遍主义语言,去反对美国在海外建立一种不以被治者同意为基础的统治。
把这两条战线放回这个系列,它们的共同根源就清楚了。这个系列一直在追的那个最深的余项,是那句人人平等,以及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同意的许诺,与现实中种种排除和支配之间的落差。在国内,它是被经济权力挤压的人要求被纳入,在海外,它是被美国统治却不被平等纳入的属地人口。前面几篇讲过的那条古老的边界余项,从奴隶制到排华,在这里又换了一副新的面孔,海外的殖民地。
到目前为止,这个系列追踪的那个余项,大体是沿着一条条轴,种族,阶级,先后展开的。而麦金利这几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同一个余项,几乎在同一时刻,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一内一外,同时爆发了。在国内,它是被经济权力挤压的人,要求这套构把他们更充分地纳进来。在海外,它是被这套构统治的人,根本不愿意被以这种方式纳进来。一个要求更多的纳入,一个拒绝这种纳入,方向恰好相反,可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这套构所声称的那个普遍主义,究竟要不要,以及如何,兑现给那些它实际打交道的人。
二、民粹主义与1896年大选
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首先应该按人民党与农民联盟的具体纲领来理解,而不该套进当代那种泛化的反建制话术里。1892年人民党的奥马哈纲领,并不只是模糊地反对东部的精英,而是提出了一整套明确的制度主张。它要求由联邦政府发行安全,健全,灵活的国家货币,要求金银按十六比一自由无限地铸币,要求累进的所得税,要求政府拥有并经营铁路,还在附带的决议里明确支持美国参议员的直接选举。
1896年的大选,使这些诉求达到了全国政治的最高点。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大会上转向了自由铸银的路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金十字架的演说震动了会场,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一个黄金的十字架上。这句话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修辞有力,更因为它把货币问题道德化,社会化了,金本位不再只是一种技术性的金融安排,而被表述成一种在劳动者的额头上压下荆冠的秩序。
但1896年不能被简单地写成金本位打败了自由铸银这么单薄。更准确的写法是两点并置。其一,布莱恩把农民,债务人,银矿区的诉求,推到了全国政治的中心。其二,麦金利则在马克·汉纳的操盘下,以保护关税,金本位的稳定预期,以及秩序与就业的承诺,建立起了一个更能覆盖北方城市,工业劳动者,商业与金融力量的联盟。共和党筹得了约四百万美元,并把资金投入到海量的宣传品和全国的组织网络中。麦金利以二百七十一张选举人票和百分之五十一点一的普选票胜出。
人民党在1896年之后迅速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议题消失了。至少有一项核心主张后来被明确地制度化,参议员的直接选举,作为奥马哈纲领的明文要求之一,最终通过第十七修正案于1913年落实。更广泛地说,人民党提出的扩大民主参与,加强对铁路与金融权力的公共控制这些议题,后来都以不同的形式进入了进步主义时代。把1896年完全解释为一场用钱买来的选举,是一种长期流行,却过度简化的误解。那个被挤压的余项,既没有在1896年获胜,也没有被真正消灭,它的诉求,作为一份未竟的清单,被留给了后来的进步时代。
三、从古巴危机到对西班牙开战
通向美西战争的直接危机,来自古巴。1895年,古巴反西班牙的起义再起,西班牙派魏勒前往镇压,其大规模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美国的媒体,尤其是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报纸,在报道中不断放大西班牙统治的残酷,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夸张的。黄色新闻确实塑造了舆论的气候,但现代研究通常反对把它写成单一的原因,它为战争制造了公众的支持与戏剧化的氛围,却没有凭空创造出美西之间本已存在的政策冲突。
麦金利在战前,并非一开始就急于求战。1898年1月哈瓦那发生骚乱之后,他派缅因号进入哈瓦那港,意图是保护美国的公民与利益,并压低战争的鼓噪。1898年2月15日,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沉没,二百六十六名官兵丧生。这一事件立即被美国的报界和鹰派的政治人物,转化成了勿忘缅因号的动员口号。就现代的结论而言,1976年由里科弗主持的技术分析,认为没有技术证据能证明是外部的爆炸,现存的证据与内部爆炸更为相容,而1998年的新模型又重新提出外部爆炸更有可能。因此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现代研究总体上更不支持当年那种西班牙袭击的叙事,但并非绝对的定论。
麦金利4月11日给国会的战争咨文,把美国的干预表述为出于人道的正当性,称之为一种依据人道的重大要求而进行的武力干预。这正是1898年最重要的修辞之一,战争在公开的论述中,被包装成人道的干预与秩序的恢复,而它的后果,却延伸为领土的取得,海外的驻军与殖民的治理。这中间的落差,是理解这场战争的关键,公开的理由是人道,实际的结果是帝国。
四、短战争与海外帝国的诞生
美西战争本身的时间极短。约翰·海把它称作一场辉煌的小战争。第一场大的战役发生在1898年5月1日的马尼拉湾,杜威的亚洲舰队击败了西班牙的海军,随后美军在古巴登陆,孤立并击败了西班牙的驻军。
真正改变美国制度位置的,不是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而是战争的结算。1898年的巴黎条约规定,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波多黎各及西印度群岛中其他的西班牙属岛,以及关岛,被割让给美国,菲律宾群岛也被割让给美国,美国向西班牙支付两千万美元。同一年,美国还以联合决议的方式兼并了夏威夷。把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与夏威夷放在同一年来看,就能看出1898年并不是一场孤立的战争,而是美国向太平洋与加勒比双向扩张的制度转折点。
这次向海外的扩张,也在悄悄地改变这套构内部的权力格局。镀金时代的总统是相对弱的,国会和党机器占着上风。而一场对外的战争,一个海外的帝国,恰恰是总统权力重新上升的绝好土壤。战争要靠总统作为总司令去指挥,海外的领地要靠行政去治理,而与列强的博弈,条约的谈判,也天然地把权力集中到白宫这一端。麦金利以联合决议兼并夏威夷,以战争咨文把国家带入战争,以巴黎条约的谈判处置几大属地,这些都是国会难以主导,而只能由行政来推动的事。帝国的诞生,和总统权力的复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
古巴的地位,尤其适合用来说明名义独立与实质控制之间的差异。1898年的特勒修正案,在对西战争的决议中明言,美国不打算对古巴行使主权,管辖权或控制权。可到了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又要求古巴承认美国有权为维护古巴的独立,以及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而干预其内政,并允许美国取得海军基地和煤站。这一组文本非常关键,因为它把美国对外的普遍主义,与它实际的控制之间的差距,以一种连续的立法与条约的形式,清清楚楚地呈现了出来。特勒修正案是那句普遍主义的许诺,而普拉特修正案是那个实际的控制,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是那个余项在海外的形态。
五、菲律宾战争
菲律宾是这一篇最不能轻写的部分。菲律宾的革命者在1898年,并不是把美国视为一个新的宗主国,而是把它看作一支可能帮助结束西班牙统治的力量。1899年2月4日,当美菲的武装冲突爆发时,阿奎那多所领导的民族主义者,寻求的是独立,而不是换一个殖民的统治者。
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9年2月到11月,菲律宾方面试图进行常规的战争,但在装备,补给和海上控制方面均处于劣势。第二阶段转入游击战,一直持续到1901年阿奎那多被俘,此后仍在局部地区延续到了1902年。美国的官方叙事,当时多称之为叛乱,而这个词在术语上就已经预设了,菲律宾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战方,而是美国管辖之下的叛乱者。
关于暴行与镇压的方式,今天已经不宜再沿用旧式的净化叙事。现代的官方说明也明确承认,美军在某些时候焚烧村庄,推行平民的重新集中政策,并对疑似游击队员施加酷刑。其中所谓的灌水刑,被界定为一种当时几乎被普遍承认为违反战争法的酷刑,而焚毁村镇,重新集中营,以及对无辜人质的报复,则并列为这场战争争议的核心。
伤亡的数字必须注明是估计,且差异很大。常见的数字是,美军死亡超过四千二百人,菲律宾的战斗人员死亡超过两万人,而菲律宾的平民,多达二十万死于暴力,饥荒与疾病,较新的严格估计上限约为三十二万一千左右。把菲律宾战争放回框架,它的意义很清楚。当那个海外的边界余项,那些被美国统治却不愿被殖民的人,起而反抗时,这套构对它的回答,和它当年对南方黑人反抗的回答,在结构上是相通的,用武力去镇压。一个以被治者同意来奠基的政体,却在用武力,去统治那些明确表达了不同意的人,这中间的矛盾,赤裸而尖锐。
六、反帝国主义的反击
但美国国内,对菲律宾的问题并非铁板一块。一个反帝国主义联盟很快形成,它的成员包括安德鲁·卡内基,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塞缪尔·冈珀斯等人。这个联盟在1899年的纲领里,把问题说得极为明确,它宣称帝国主义敌视自由,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而这种原则,不能按种族和肤色来区分它所适用的对象。威廉·詹姆斯直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吐了出来。
这里的重要性在于,反帝派并不是在诉诸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而是在用美国自己的建国普遍主义,反过来审判它的帝国行为。这一点,恰恰接上了这个系列一条深藏的线索。前面几篇里说过,那句写在独立宣言里的人人平等,以及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同意的许诺,从写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未被兑现的承诺,但它一旦被写下,就成了一个永久的标准,一把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来,去衡量这套构自身行为的尺子。废奴主义者曾用它去衡量奴隶制,哈伦大法官曾用它去衡量种族隔离,而现在,反帝国主义者又用它去衡量海外的帝国。
这里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系列一个隐秘的核心,为什么那个余项永远无法被闭合。这套构在它的奠基文献里,写下了一个它自己从未,也无法,完全做到的承诺。它说人人平等,却奴役黑人,排斥华人,统治属地,它说政府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却在用武力统治那些明确表示不同意的人。这个承诺与行为之间的落差,本可以有两种消除的办法,要么真正地兑现那个承诺,要么干脆撤回那个承诺。但这套构两样都没有做,也做不到。它没有能力真正兑现那句人人平等,可它又不敢,或者说无法,公开地把那句话从奠基文献里划掉。于是那个承诺就一直悬在那里,成了一把永不生锈的尺子。这就是那个余项无法被闭合的最深的根源,它就写在这套构的出生证明上。
七、宪法跟不跟随国旗,岛屿案
1898年之后,一个新的问题迅速浮现,宪法是否跟随国旗。也就是说,新取得的属地,尤其是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它们的居民,是否自动地享有完整的宪法保障与平等的政治资格。这个争论不是抽象的法理游戏,而是帝国能否在美国的宪制内部被容纳的关键。
1901年的岛屿案,是一组案件,其中唐斯诉比德韦尔案最为关键,但它是一个高度分裂的判决,而不是一个简单,单一的大原则宣示。布朗大法官的意见写道,波多黎各是一块附属于并属于美国,但在税收条款的意义上又不是美国一部分的领地。同一份意见里,还以极其露骨的时代语言,谈到了异族,以及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原则来治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而怀特大法官提出的属地并入理论,把领地分为已合并的与未合并的,后者并不自动适用宪法的全部条款。
这套构面对的,是一个它无法真正吸收的余项,那些海外的属地人口。把他们完整地纳入,给予平等的公民资格,帝国就难以为继,而彻底地放弃他们,退出这些领地,又是它不愿意的。于是这套构没有去化解这个矛盾,而是发明了一套法律的装置,去把这个矛盾悬置起来。属地并入这套理论,让美国得以同时声称对这些领地的主权,控制它们的市场与军港,却又延迟乃至拒绝对它们的平等纳入。那个余项,被搁在了一个属于美国,但不是美国一部分的中间状态里,既没有被纳入,也没有被放弃。
这第三种应对方式,悬置,其实是最能说明这套构本性的一种。除了推进核心与压回边缘,它还学会了发明一套装置,把那个余项无限期地悬置起来。而悬置,同样不是闭合,那个矛盾仍然在那里,只是被暂时地,用法律的语言,包裹了起来。属于美国,但不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自相矛盾的表述,正是这种回避的完美标本,它用一个语法上通顺,逻辑上却拧巴的句子,把一个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伪装成了一个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
八、结语
把麦金利这几年放回这个系列,最值得记住的,是那个贯穿全篇的判断,同一个余项,在这几年里同时出现在了两条战线上。
在国内的战线上,那个被工业资本主义和紧缩货币挤压出来的余项,通过人民党和1896年的大选,达到了它政治表达的最高点。这套构对它的回应是双重的,它在选举中击败了自由铸银,却又在此后的进步时代,逐步吸纳了它相当一部分的诉求。那个被挤压的余项,既没有获胜,也没有被消灭,而是作为一份未竟的清单,被留给了未来。在对外的战线上,1898年的战争,把一个原本对外的帝国问题,内化成了这套构自身的宪法问题。而它给出的答案,岛屿案,不是去化解这个矛盾,而是发明一套装置,把它悬置起来。
菲律宾的战争说明,当海外的余项起而反抗时,这套构会像对待国内的余项一样,用武力去镇压。而反帝国主义联盟则说明,那个建国的普遍主义,作为一把永久的尺子,会不断地被人拿起来,去衡量并审判这套构自身的背离。
这一切也落回反宿命论。1898到1901年,不是美国突然背叛了自己的一瞬。更准确地说,这是它的普遍主义与它的排他性,如何一直同时运作的一次集中显影。这套构从奠基的那一刻起,就既写下了人人平等的普遍主义,又在实践中不断地排除着黑人,原住民,华人,以及现在的海外属地人口。1898年的帝国,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背离,它只是把那种一直存在的,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以海外殖民的形式,格外刺眼地暴露了出来。而那个建国的承诺,也在那里,等着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拿起来,去衡量这套构离它自己的理想还有多远。
I. Two Fronts of the Same Remainder
The McKinley years present the remainder on two fronts simultaneously — and the two fronts, traced to their root, are the same thing wearing different faces.
The domestic front: the People's Party and the election of 1896 brought to its national climax the claim of farmers, debtors, and workers that the industrial economic order was squeezing them out of the promise of equality. The foreign front: the war of 1898 and its settlements turned what began as an external conflict into an internal constitutional problem. A polity that founded itself on equality and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now had to explain how it could legitimately govern overseas territories whose populations had neither been asked for their consent nor offered equality.
In one sentence: 1896 shows how the construct absorbed or defeated internal social demands; 1898–1901 shows how it internalized an external empire as a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it could not resolve. This was not an abstract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 The anti-imperialists of the time said it explicitl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principles of this construct do not permit ruling people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those principles cannot be applied differently by race.
What makes these years uniquely revealing is the simultaneity. The remainder had previously surfaced in sequence — the race axis in one era, the class axis beginning to rise in the next. Here both erupted at nearly the same moment, from opposite directions. One set of people demanded more inclusion; another refused to be included at all. Both demands addressed the same underlying question: does this construct's universalism mean what it says?
II. Populism and the Election of 1896
The People's Party deserves to be understood through its actual platform, not through the lens of later 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The Omaha Platform of 1892 mad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demands: a national currency issu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ather than national banks; free and unlimited coinage of silver and gold at a ratio of 16:1; a graduated income tax; government ownership or control of railroads; and, in an appended resolution, direct election of U.S. senators. These were structural proposals, not mere grievance.
The election of 1896 brought these demands to the highest point they would reach in national politic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nominated by the Democrats in Chicago after his "Cross of Gold" speech, fused the People's Party's agrarian coali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s Southern base and Western states. His central image — that labor could not be crucified on a cross of gold — moralized the currency question, transforming a technical financial arrangement into a symbol of economic subordination.
McKinley won with 271 electoral votes and 51.1 percent of the popular vote. The Republican campaign, managed by Mark Hanna, raised approximately four million dollars — mostly from manufacturers who wanted tariff protection and bankers who wanted the gold standard — and deployed it in industrial-scale organizing and canvassing. But reducing 1896 to a bought election misses the structural reality: McKinley genuinely assembled a broader coalition, winning Northern cities, industrial workers,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who believed currency stability meant jobs and that free silver meant inflation.
The People's Party collapsed after 1896, but its agenda did not disappear. Direct election of senators was enacted by the Seventeenth Amendment in 1913. A graduated income tax became law that same year through the Sixteenth Amendment. Federal railroad regulation was substantially strengthened in the Roosevelt years. The platform's specific demands became, piecemeal, the Progressive Era's accomplishments. The remainder was defeated in 1896 — not extinguished.
III. From the Cuba Crisis to War with Spain
The crisis that became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developed through Cuban insurgency, Spanish counterinsurgency, American media coverage, and finally a set of decisions in Washington. Cuba's independence revolt resumed in 1895; Spain's General Weyler responded with a reconcentration policy that herded civilians into camps, producing widespread suffering and death. The Hearst and Pulitzer papers covered these events with a combination of genuine atrocity reporting and sensationalized fabrication. Yellow journalism shaped the public climate but did not create the underlying policy conflict between American interests and Spanish colonial rule.
McKinley initially sought to avoid war. He sent the battleship Maine to Havana harbor in January 1898 to protect American citizens and cool jingoistic sentiment. On February 15, the Maine exploded in the harbor with the loss of 266 men.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hawks immediately named Spain. Modern forensic examination, particularly a 1976 Naval Institute analysis led by Admiral Rickover, found no technical evidence of an external explosion and concluded an internal accident — probably a coal bunker fire igniting adjacent ammunition — wa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evidence. A 1998 computer modeling study argued again for external explosion. The accurate statement is that modern research does not support the original Spanish-sabotage narrative, though the precise cause remains contested.
McKinley's April 11 war message to Congress framed intervention as humanitarian — "the forcibl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neutral to stop the war." The gap between this public framing and what the war actually produced is the essay's structural hinge. The war was packaged as humanitarian rescue; its result was an overseas territorial empire.
IV. A Short War and the Birth of an Overseas Empire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Hay called it "a splendid little war." Dewey's Asiatic Squadron destroyed the Spanish fleet at Manila Bay on May 1, 1898; U.S. forces landed in Cuba and isolated the Spanish garrison; Spain sued for peace in August. The entire conflict lasted four months.
The Treaty of Paris settled the results. Spain relinquished sovereignty over Cuba, ceded Puerto Rico, Guam, and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eived twenty million dollars. A joint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 had already annexed Hawaii earlier that year. Together, Cuba (under American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n under the Platt Amendment's protectorate clauses), Puerto Rico, Guam, the Philippines, and Hawaii represented a rapid conversion from continental republic to Pacific-and-Caribbean empire.
The empire also shifted the internal balance of constitutional power. Gilded Age presidents had been relatively weak against Congress. An overseas empire naturally concentrated authority at the executive end: the commander-in-chief conducts wars, the administration governs territories, treaty negotiations belong to the president. McKinley's annexation of Hawaii by joint resolution — sidestepping a treaty requiring two-thirds Senate approval — and his management of the Paris peace terms were acts that Congress could influence at the margins but not direct. Empire and executive revival grew together.
Cuba illustrates the gap between professed purpose and actual control with documentary precision. The Teller Amendment of April 1898 decla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ereby disclaims any disposition or intention to exercise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over said island." The Platt Amendment of 1901 required Cuba, as a condition of independence, to accept American rights of interven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ban independe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government adequate for protecting life, property, and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o lease naval bases. Cuba'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corporated the Platt Amendment under pressure. The distance from Teller to Plat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universalist principle and imperial practice — measured, in this case, in four years and in treaty text.
V. The Philippine War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demands honest treatment. Filipino nationalists under Emilio Aguinaldo had allied with American forces against Spain in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independence. When the Treaty of Paris transferred the Philippines to American sovereignty, they established the Philippine Republic and fought for i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alled this an insurrection — a term that preemptively classified Filipinos as rebels against American authority rather than as adversaries in a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war proceeded in two phases: conventional fighting from February to November 1899, followed by guerrilla resistance until Aguinaldo's capture in 1901 and sporadic fighting until 1902. American conduct included acts that both contemporaries and subsequent official acknowledgment have identified as atrocities: the waterboarding of prisoners (referred to at the time as the "water cure"), the burning of villages, reconcentration camps for civilians, and reprisals against civilian populations. These were not marginal incidents but documented aspects of the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
Casualty estimates vary considerably, but the ranges are significant. American deaths exceeded 4,200. Filipino combatant deaths exceeded 20,000. Filipino civilian deaths from violence, famine, and disease are estimated in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at 200,000 to perhaps 320,000; higher figures circulate in Philippin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and some American scholarship. Whatever the precise count, the scale of suffering was enormous.
The structural parallel with the domestic history is uncomfortable but unmistakable. When the racial remainder rose against Jim Crow — when Black Southerners voted, organized, or resisted — the construct's answer was violent suppression: the Klan, the Redeemer governments, the withdrawal of federal protection. When the Philippine remainder rose against American colonial rule, the construct's answer was also violent suppression: troops, waterboarding, burning villages. The racial hierarchy invoked in the Insular Cases' language about "alien races" and the inapplicability of "Anglo-Saxon principles" echoed the language used to justify Jim Crow. The logic was the same chessboard.
VI. The Anti-Imperialist Counter-Attack
American opposition to the empire was immediate and distinguished. 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drew Mark Twain, Andrew Carnegie, William James, Samuel Gompers, and former president Grover Cleveland, among others. Their 1899 platform stated the point directly: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is the only legitimate basis for government, and this principle cannot be differentiated by race or color.
What gives this opposition its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in this series is not its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 it ultimately failed to prevent annexation or the war — but its method of argument. The anti-imperialists were not appealing to a foreign ideology. They were using the construct's own founding texts against its own conduct. James wrote that America had "vomit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This is exactly the move that had been made before: abolitionism used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slavery; Harlan's dissent used it against Plessy; the anti-imperialists used it against Philippine conquest. The founding promise, once written, becomes a permanent standard available to anyone who wants to measure the gap between the construct's principles and its practice.
This is the deepest structural reason the remainder cannot be closed. The construct wrote a promise into its founding documents that it has never been able to fully keep and has never been willing to formally revoke. It declared all men equal and governed slaves; it promised self-government and ruled colonies; it said consent was the source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fought wars against populations that withheld that consent. The only way to eliminate the gap would be either to actually fulfill the promise or to officially withdraw it. The construct could do neither. So the promise remains — written, visible, a permanent measuring stick that every generation of the excluded or their advocates can pick up and use.
VII. Does the Constitution Follow the Flag? The Insular Cases
The legal question was whether the Constitution applied automatically to newly acquired territories. If it did, colonial governance would be constitutionally constrained in ways that might make the empire difficult to maintain. If it did no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it could acquire and rule territory without extending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 that it was, in constitutional terms, a different kind of polity than it had claimed to be.
The Insular Cases of 1901 — particularly Downes v. Bidwell — produced a deeply fragmented result. Justice Brown's plurality opinion held that Puerto Rico was "a territory appended to and belo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purposes of the revenue uniformity clause. The same opinion contained explicit references to "alien races" differing "from us in religion, customs, laws, methods of taxation, and modes of thought" and to the difficulty of extending "Anglo-Saxon principles" to such populations. Justice White's concurring opinion — which eventually became the controlling doctrine — distinguished between "incorporated" territories (destined for statehood, full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and "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 (not so destined, limite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What the Insular Cases accomplished was a third option for handling the remainder, alongsid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The Court invented a legal device that suspended the question indefinitely. "Belonging to but not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logically contradictory formulation — but it was functionally useful. It allowed the construct to claim sovereignty and collect revenue from Puerto Rico and the Philippines while deferring or denying their populations' claims to equal constitutional status. The remainder was not included, not excluded, but held in a deliberately ambiguous intermediate zone, belonging and not belonging simultaneously.
This third option — indefinite suspension — is in some ways the most revealing of the construct's responses to the remainder. Pressing the remainder toward the center acknowledges it; pushing it back to the margin suppresses it. Suspension does neither. It packages an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 in legal language designed to make it appear resolved. "Belonging to but not part of" is a phrase that sounds like a classification but describes a permanent evasion. The contradiction it contains has not been resolved. More than a century later, the legal status of Puerto Rico is still governed by Insular Cases doctrine.
VIII. Conclusion
The McKinley years delivered the remainder on two simultaneous fronts. On the domestic front, the People's Party brought economic grievance — the squeeze of railroad pricing, credit contraction, and agricultural debt — to its highest point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The construct's response was double: electoral defeat of free silver, followed by progressive-era absorption of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Populist agenda. The remainder was not destroyed in 1896; it was left as an unfinished lis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n the foreign front, 1898 converted an external conflict into an internal constitutional problem that the construct proved unable to resolve. A polity founded on consent and equality had acquired sovereignty over millions of people who had neither consented nor been offered equality. The answer — the Insular Cases and the theory of 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 — was not a resolution but a legal device for suspending the question. The remainder was neither included nor excluded but placed in a permanently ambiguous middle zone.
The anti-imperialists' argument illuminates the series' central structural point. The construct's founding texts contain a universalist promise that its practice has never fulfilled and its institutions have never revoked. Every generation of the excluded, and every generation that speaks for them, can pick up the Declaration's language and use it to measure how far the practice falls short of the principle. That measuring stick is the deepest reason the remainder cannot be closed. It is inscribed in the construct's own birth certificate, available for use by anyone willing to read it liter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