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聽不見，仍在寫

一、四個音

當當當當——

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開頭。四個音。三短一長。大概是音樂史上最容易被認出的開頭之一。

“命運在敲門。”這句相傳出自貝多芬的解釋，來自安東·辛德勒，出處並不可靠。但不需要借用他的簽名，我們也可以聽見一種逼近：有什麼在敲，在要求回應。

這四個音，在本系列的詞彙裡，是鑿。

它們打斷沉默，也打斷關於音樂應該怎樣開始的預期。沒有緩慢的前奏，沒有溫柔的引入。開頭那個極短的休止之後，直接——當當當當。

然後整部交響曲都在發展、拆開、重新組合材料，回應開頭的壓力。從c小調走向終曲的C大調；從黑暗到光明，從受壓到釋放。像是從被敲門，走到自己推開門。這個聽覺中的故事，有了可以行走的形狀。

若把對照暫時拉到最鮮明：巴赫是構——聲部交織，在秩序裡使張力運動；貝多芬是鑿——一個緊迫的動機衝過來，帶著人穿過衝突。巴赫也猛烈，貝多芬也精密；這裡畫的是兩種聆聽的方向。

在這樣的聽法裡，巴赫的宇宙彷彿已經在那裡，邀請你進入；貝多芬的宇宙彷彿正在生成，邀請你同行。一個讓人仰望建築，一個讓人感到腳下的路。

二、聾

二十多歲時，貝多芬的聽力開始衰退。1801年他寫信告訴朋友韋格勒，聽力變差已有三年；1802年的自述又回溯得更早。困難逐漸加深，身邊的聲音一點點變得難以辨認。

對這位鋼琴家和作曲家，它威脅著工作、交往，以及他認識自己的方式。痛苦是真實的，但聽覺的喪失並不等於一個人的毀滅，更不能替所有失聰者規定人生。

他求醫，嘗試藥物、浴療和其他治療，盼望好轉。後來也使用助聽筒。治療沒有恢復他期待的聽力；他仍在尋找能讓日常好過一點的辦法。

1802年10月，尚未滿三十二歲的貝多芬在維也納近郊海利根施塔特寫下給兩個弟弟的文書，6日署名，10日補記。它沒有寄出，身後才被發現。所謂“海利根施塔特遺書”，既有痛苦的自白，也有給弟弟們的遺產安排。

他解釋：自己並非天生冷漠，原本喜歡與人交往；可在人群裡聽不清，又難以承認這一點。一個被期待擁有敏銳聽覺的音樂家，正在失去聽力。羞恥與恐懼把他推到人群邊上，他寫信，希望別人終於能理解。

他寫到自己一度接近結束生命，但藝術留住了他。他覺得，在把自己感到應該創造的東西帶到世上之前，離開是不可能的。文書裡還有德行、對人的愛、對親友的感謝，不只有一個孤獨的“天才”字樣。

他覺得還有東西等待寫出。還沒有寫完。這給了他留在世界上的一個理由。

借用本系列的詞，這是目的在說話。身體的一種能力正在改變，他仍想作曲。後來的交響曲、奏鳴曲、四重奏尚未存在；他在不確定中選擇繼續。目的不是向身體發號施令的主人，人也不必靠完成作品來換取活著的資格。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拒絕越獄，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面對死亡；貝多芬在自己的文書裡找到繼續生活的理由。一個堅持不逃，一個堅持留下。我們可以比較兩種姿態，卻不能把自殺說成和寫作一樣自由而簡單的選項。

它們照亮的是：人會用自己珍視的事物回應處境。不是身體不重要，而是身體遭遇困難時，意義仍可能被重新找到。

三、從黑暗到光明

他活了下來。繼續寫。寫出了許多後來成為音樂生活中心的作品。

所謂“中期”和“晚期”，不是一次失聰把人生切成兩半。聽力逐步減退，創作也在逐步變化；兩條線相交，不能壓成一條因果線。

第三交響曲《英雄》，主要寫於1803至1804年。留存的謄清譜題頁上，波拿巴的名字被刮去，紙上留下破洞。里斯後來講述了貝多芬聽聞拿破侖稱帝而憤怒的故事；出版時獻給的是洛布科維茨親王。從紙上的刮痕走進音樂：宏大的篇幅、葬禮進行曲、不斷重建的終曲，讓我們聽見英雄主義、死亡與重新站起。

第五交響曲，1808年首演——當當當當。c小調到C大調。衝突並未因一個漂亮旋律就消失，音樂一步步爭取自己的出口。

同場首演的第六交響曲《田園》——溪水、鳥鳴、暴風雨，還有風雨之後的感恩。他的聽力已經明顯衰退，與自然的關係卻還在繼續。自然經驗、記憶、想像和作曲技藝，共同構成這個聲音的世界。

第九交響曲，1824年首演時，他已嚴重失聰。末樂章把席勒《歡樂頌》的詩句帶入交響曲，讓獨唱、合唱和樂隊共同發聲：歡樂，神性的火花。

它成為合唱交響曲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震動不只在於作者的聽力狀況，也在於這部作品怎樣使彼此不同的聲音進入同一個空間。

5月7日，維也納凱恩特納門劇院。貝多芬參與臺上的示意，實際統領演出的是米夏埃爾·烏姆勞夫。後來的見證留下了一個轉身：女低音獨唱卡羅琳·翁格爾使他轉向鼓掌的觀眾。面對樂隊的作曲家，現在面對著向他回應的人群。

在那些回憶中，他需要被提醒，才能看見大家的回應。這裡不只有隔絕：也有另一個人把他帶回共同的現場。

四、晚期

從1810年代中期展開的晚期創作，是音樂史上最耐人反覆接近的世界之一。它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年。

第28至32號鋼琴奏鳴曲。第12至16號弦樂四重奏，以及後來獨立出版的《大賦格》。《迪亞貝利變奏曲》。《莊嚴彌撒》。不同體裁，並不只說同一句話。

若把中期的一個強大形象稱為“從黑暗到光明”，晚期就把這條路線打開了：勝利之外，還有等待、感謝、遲疑、遊戲，以及難以安放的痛苦。不能說他從此不再關心勝利，只能說勝利不再足以概括這些音樂。

長長的慢板，時間彷彿停住。寂靜忽然裂成猛烈的聲音。賦格再次出現，繼承巴赫的技藝，又把聲部之間的摩擦推向新的強度。一個近乎天真的旋律，被變奏、扭轉、拆開、重組；它回來時，既還是自己，又已經走得很遠。

有些聽眾和評論家困惑，甚至把難以理解歸咎於他的失聰；也有人在當時就敬重、學習和演奏這些作品。《大賦格》尤其引起爭論。它們不是等到整整一百年後才被聽懂的；理解與不理解，從一開始就同時存在。

支撐這些作品的，有長期積累的內在聽覺和寫作能力，也有草稿上一遍遍修改的勞動。他仍同樂手討論演奏，同出版商商量作品。《大賦格》另行出版，他又為作品130寫了新終曲。那個內在的聲音並沒有住進一間隔絕世界的密室。

杜甫在挫折和流離中繼續成為詩人，詩沒有被失意耗盡；貝多芬在聽力漸失中繼續改變寫作，音樂沒有被困難耗盡。若說“鑿”，鑿出的不是自動出現的天才，而是他們持續作出的回應。

杜甫留給我們的有詩。貝多芬留給我們的有晚期四重奏。可以稱之為餘項，卻不能把兩個人其餘的生命都視作可以削掉的廢料。

那些作品極深。深度屬於具體的寫作，也屬於後來一次次閱讀、排練和聆聽；它不需要苦難是一份禮物，才站得住。

五、他和巴赫

巴赫和貝多芬。把他們暫時放在一幅圖的兩端，聽兩個世界怎樣互相照亮。

巴赫：構，賦格，對位，在多聲部中建立秩序，榮耀歸上帝。
貝多芬：鑿，衝突，轉折，在運動中爭取形式，人的聲音站到前面。兩人都構，也都鑿。

巴赫的音樂彷彿說：秩序在這裡，進入吧。
貝多芬的音樂彷彿說：秩序還在形成，一起穿過黑暗吧。

打開《賦格的藝術》，我們面對的是一座不斷展開、又留下未完成處的建築。聽第五交響曲，則像在時間中同行，從c小調走向C大調。一個有門可以進入，一個有路可以跟隨。

巴赫是建築師——給你一座大教堂，走進去，仰頭。
貝多芬是登山者——給你一條路，黑暗，風大，有時你覺得走不下去；音樂還向前，峰頂的光也並非沒有代價。建築裡有路，山路也需要建造。

巴赫的S.D.G.，唯獨榮耀歸上帝，標示一種工作的歸向。貝多芬說藝術把他留住，標示一個人繼續生活的理由。然而寫《莊嚴彌撒》的也是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呼告神明的也是他。人的聲音和向神明的呼告，在他那裡並未分家。

管道與火山：一個像把自己領受的東西傳到紙上，一個像把內在壓力噴到紙上。而在兩張書桌旁，都有學習、修改，也有其他人的幫助。天上的音樂要經手，內心的火焰也要獲得形式。

兩種音樂，兩種構，照亮“音樂從哪裡來”的不同方向。從信仰，從自己，從繼承的技藝，從人與人之間。哪一個方向都不是全部。

兩種回答都可以讓人駐足。它們沒有窮盡音樂，也沒有窮盡這兩個人。

六、載體與目的

這個系列不斷遇到一個問題：人的能力或生活條件受到損害時，珍視的工作怎樣還能繼續？“載體”和“目的”是提問的詞，不是把人拆成有用部分與無用部分的刀。

蘇格拉底面對死刑的姿態，由柏拉圖的對話保存；杜甫在貧困與離亂中寫下對他人的關切；司馬遷在宮刑之後繼續完成《史記》，追問天人、古今，形成一家之言。巴赫失明後的工作，與臨終口授眾讚歌的傳說應分開；哥德爾晚年的恐懼、疾病和營養不良，也不該被他的定理解釋或抵償。這些生命不能互相替代，卻讓我們問同一個問題。

貝多芬的聽力從青年時開始衰退，到晚年造成極嚴重的溝通困難。音樂沒有停止，晚期作品打開了新的深度。這是發生過的事實；若說深度必定由失聰造成，就越過了證據。

這裡有一個值得追問的可能性，不是一條以受苦換偉大的規律。

一種能力受損，不必使所有目的同時消失。人可以調整方法，接受幫助，也可以改變原來的方向。沒有留下傑作的人，生命的價值同樣不打折。

貝多芬原來就要與樂器、音響、場地、樂手和聽眾打交道。音樂從來不是一顆封閉頭腦的私產；與世界協商，不等於作品因此不夠屬於自己。

失聰以後，協商更困難，卻仍在進行。助聽筒、書信、1818年起使用的談話冊、排練中的討論，都在連接他與別人。晚期四重奏的慢、靜、猛烈、簡單，來自一個複雜的創作過程；不是“沒有外部輸入”便自動獲得的純粹。

若把損失比作鑿，餘項就是損失之後仍能繼續工作的東西。有時它形成了新的力量，但我們不能倒過來說：為了這力量，那一刀就值得落下。

《莊子》寫倏與忽鑿七竅，混沌死了。貝多芬的音樂讓我們想像另一種結尾：受損之後，仍可能有新的開始。這是本文與寓言的對話，不是貝多芬說過的話，更不是讓別人去受損的理由。

七、歡樂頌

第九交響曲的最後一個樂章。席勒的《歡樂頌》，由貝多芬選擇、重排，加入自己的引入詞，成為音樂中的相遇。

歡樂，美麗的神性火花，
極樂世界的女兒！
我們滿懷如火的熱情，
走入你的聖所。
你的魔力重新聯結，
被習俗嚴厲分開的人。

一個嚴重失聰的人寫下關於歡樂的音樂。一個經歷孤獨與痛苦的人，仍試著讓聲音擁抱比自己更大的世界。

“所有的人都成為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詩句屬於席勒，貝多芬使它獲得了一種新的公共生命。

歐洲委員會於1972年採用這段主題，歐洲共同體領導人於1985年也將它採用為歐洲的頌歌，後來成為歐盟的象徵。正式使用的是沒有歌詞的器樂版本，不是把這一句德文規定為共同歌詞。1824年的旋律，在另一個時代繼續進入人與人之間。

《路加福音》敘述中的耶穌在十字架上請求赦免；貝多芬在聽力嚴重衰退後讓詩中的全人類共同歌唱。一個向傷害者打開回應，一個向陌生的人發出邀請。

赦免與擁抱不是同一件事。它們的處境、信仰與表達方式都不同。可以相互照亮，不必因此被歸為一個公式。

我們所聽見的相似，是處境收窄時，關切仍可能向外伸展。

杜甫的屋頂被風吹破，他寫“安得廣廈千萬間”；席勒的詩經由貝多芬的音樂，把兄弟的稱呼遞向所有人；福音裡的祈求則面向正在施害的人。每一種聲音都越出了眼前的自己。

但不是苦難自動生出了高處，更不是只有破碎才有空間。是這些人在困難中仍作出回應，也借助語言、傳統、技藝和他人。我們可以感謝留下的作品，不必感謝造成痛苦的那一刀。

八、他走的時候

1827年3月26日。貝多芬在維也納病逝，五十六歲。

許滕布倫納後來的回憶留下一個著名畫面：雷雨、閃電，已經垂危的貝多芬忽然抬起手臂，握拳，隨後手落下。人們把這個畫面一遍遍講成與命運的最後交鋒。

當時的書信也記下那天的暴風雨；但天氣能被旁證，不等於每個動作及其含義都能被旁證。拳頭是一段需要謹慎對待的回憶，不能拿來讀取臨終者的內心。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喝下毒酒。
傳說中的老子騎牛離去。
佛典裡的釋迦牟尼安慰阿難。
巴赫臨終口授的故事，需要與手稿分開。
牛頓在病中走向生命終點。
不同層次的記錄與敘述，留下了不同的告別。

而在關於貝多芬的那個故事裡，手臂舉起了。

作為音樂的比喻，它令人難忘：到了最後還在鑿，還在回應那四個音。可病榻上的人也會衰弱，會需要照料。貝多芬在疾病中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我們聽見的反抗，留在他的音樂裡。

當當當當——若仍借那扇門來講，我們願意聽見他的回答：我還沒有寫完。先讓我把這一頁寫完。

聽力漸失，疾病到來。把這一切叫作“命運贏了”，太快；把作品叫作“命運輸了”，也太快。生命不是一場能由我們宣佈勝負的比賽。

我們知道，第九交響曲留下了，晚期四重奏留下了。那句“所有的人都成為兄弟”，仍能被不同的人重新唱起。他完成了這些作品，不等於一個人的所有目的至此都可被判定完成。

人走了。作品還在尋找下一次相遇。

現在回到本系列想像中的橋頭：又多了一個人。風吹過橋面，水在下面流，別人正在說話。他未必能聽清；有人面向他，有人拿來紙筆。他站在那裡，曾經握緊的手也可以伸向別人。

他的眼睛彷彿在說：路還在。可以繼續，也可以停下歇息，可以請別人同行。不必先戰勝身體，才有資格走到這裡。

當當當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