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裁判先说了还能继续，运动员才问能不能不继续

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决赛，巴尔希姆和坦贝里，在两米三七之前都没有一次失败，在两米三九又各自失败三次。连现有的换算规则也把他们算成完全相同。

这时裁判过来，说了第一句话。

那句话不是我判不出来，也不是你们并列吧。那句话是，我们可以继续进行附加赛。

裁判提供的第一个信息，是还有一个程序可以走下去。构手里握着一个继续分胜负的办法，而裁判先把这个办法摆了出来。

然后巴尔希姆问了一句。

他问的是，我们能有两块金牌吗。

裁判确认，这是可能的。

这个次序，是这一篇的全部关键。不是裁判说你们分不出来所以并列，是裁判说还能继续分，而运动员问能不能不分。构先说明它还有分胜负的手段，运动员再询问能否不使用这个手段。

这和前面十六篇里的构，都不一样。前面的构，一直在想办法闭合，想办法把一件事判定成一个确定的结果。它建立度量，建立纪录，建立准入线，建立换算表，建立起跑的阈值，每一样都是为了把一件悬着的事情，收成一个唯一的答案。而这里，构明明有能力把这场比赛收成一个唯一的冠军，附加赛就在手边，它却把是否要收这一步，交给了运动员。

这一篇讲的就是这个。构备好了闭合的手段，而人可以不用。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单独写一篇，是因为它把这个系列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翻到了另一面。前面十六篇，几乎都在讲构如何努力地，有时是徒劳地，想把一件事闭合成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这里，构不缺闭合的能力，它缺的是闭合的意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主动地决定，在这一步上不由自己来定夺意愿。一个一直在追求确定的东西，竟然为不确定预留了合法的位置，这是这个案例最反常，也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需要先纠正几个流行的说法，因为这个案例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被讲错过。

二 几个必须先拆掉的说法

第一个要拆的说法是，东京的裁判主动建议发两块金牌。

不是。是裁判先说明可以继续附加赛，巴尔希姆随即问能不能有两块金牌。主动提出不分的，是运动员，不是裁判。裁判提供的，是继续分的选项。

第二个要拆的说法是，裁判看不出谁更强，所以只好发两块金牌。

不是。这不是一个判读能力的问题。构完全有能力继续分，附加赛就是那个办法，把横杆升到某个高度，谁过谁不过，立刻就分出来了。构不是分不出，是运动员选择了不进入这个分的程序。

第三个要拆的说法是，规则因为这两个人的友谊临时破例。

不是。这两个人是好朋友，有共同的伤病经历，这些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想共享，但它们不能解释这个结果的合法性。这个结果之所以成立，依据的是早就存在的规则条款。哪怕这两个运动员完全陌生，甚至互相厌恶，只要他们作出同样的共同决定，规则的结果也应该一样。友谊是动机，不是依据。

第四个要拆的说法，也是最要紧的一个:东京之后，世界田径才允许共享金牌。

不是。允许保留第一名平局的条款，至少已经出现在自2009年11月1日生效的那个规则周期里，比东京早了大约十二年。

这一点值得单独说，因为它是这个案例的制度前提。

在2008年的规则下，第一名如果换算之后还相同，就得按既定的高度升降，一跳一跳地进行，运动员必须在每一次分胜负里跳，直到平局被解决。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个大家决定不再跳，并列第一保留的出口。

2009年的规则修改，新增了这个出口:如果不进行附加赛，包括相关运动员决定不再跳，第一名的平局保留。这个新规则从2009年11月1日起生效。

所以东京不是一次创新，更不是一次破例。它是一条2009年就写好的规则，在2021年被用上了。这条规则安静地在规则书里躺了十二年，东京只是第一次让全世界看见了它。

三 授权的不是发金牌，是不闭合

要把这个案例讲准，得看清规则到底授权了什么。它授权的，不是裁判可以发两块金牌，而是一个更精确，也更根本的东西。

规则的法律结构是这样的:换算之后仍然同列第一，原则上进行附加赛;如果附加赛没有进行，而规则特别把运动员决定不再继续列为其中一种情形，那么第一名的平局保持。

看清这个结构。规则没有说裁判可以授予两块金牌。规则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第一名的平局保持。而奥运的奖牌制度，是给每一个第一名一块金牌的。所以两块金牌，是名次结果的后果，不是一次直接的授予。规则先保留了两个第一名，奖牌制度因此给两个第一名各一块金，而不是运动员向裁判申请了一块额外的金牌。

这个因果的次序，决定了权力落在哪里。如果金牌是裁判发的，那么这是一个自由裁量，决定权在构，构可以发，也可以不发，发几块由构定。而实际的机制是，规则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平局保持，这是一个自动的名次结果，不是一次裁量。裁判在这里没有裁量权，他不能决定发一块还是发两块，他只能确认这个由运动员的共同决定所触发的，规则规定的名次结果。所以决定的源头，不在裁判的自由裁量里，在运动员的共同选择里，而裁判只是那个把选择翻译成名次，再由名次翻译成奖牌数的中间环节。

这个区别不是咬文嚼字，它关系到这一篇的主题落在哪里。如果是裁判发金牌，那么决定权在裁判，在构。而实际上，构做的是保留两个第一名这个名次结果，而触发这个结果的，是运动员共同决定不再跳。所以决定权，落在运动员那里。

还要把这个选择权说得再精确一点，因为它很容易被讲成一个不准确的版本。

不准确的版本是:运动员可以拒绝分胜负，保住金牌。

准确的版本是:仍然处在同一个第一名的所有相关运动员，可以共同终止分胜负的程序。

这两个版本的差别很大。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单独的否决权。如果某一个运动员单独决定不跳，而另一个想跳，那么不跳的那个人就丧失了争取更高名次的资格，想跳的那个人就赢了。只有当所有仍然并列第一的运动员共同决定不再跳，并列第一才保留。这是一个集体的终止权，不是一个个人的否决权。

在东京，处在同一个第一名的，只有巴尔希姆和坦贝里两个人。第三名的涅达谢考同样越过了两米三七，但他此前有过失误，换算之后就被确定为第三。所以不是三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共享金牌，是巴尔希姆和坦贝里这两个完全相等的人，共同决定了不再跳。

四 运动员没有改写规则，只是选了规则给的一条路

这里要防止一个误解，就是把这件事讲成运动员凌驾于规则之上，或者规则在这一刻失效了。

都不是。运动员没有改写任何规则。他们做的，是从规则已经给出的两条合法路径里，选了其中一条。

第一条路径:继续附加赛，构通过新的试跳，把结果闭合成一个单一的第一名。

第二条路径:所有仍然相关的第一名共同停止，构接受并列第一。

这两条路径，都是规则预先写好的。不再跳可以保留并列，这件事本身也是制度的预设，不是运动员临时争取来的。运动员站在这两条已经铺好的路前面，选了第二条。他们的选择是真实的，但他们选的是构给的选项，不是他们自己造的选项。

所以这一篇的主题，准确的表述是这样:构把闭合的能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却把是否要继续调用这个能力的那个开关，交给了被它判断的人。

这个表述里，每一个部分都要紧。

构握着闭合能力，这是真的。附加赛完全是构的机制，升降横杆，判定过与不过，都是构在做。运动员没有能力自己发明一个分胜负的办法。

而是否要启动这个机制，这个开关，交给了运动员。构没有说必须分，也没有说必须不分，它把这个元决定，这个关于要不要继续的决定，交了出去。

被它判断的人，拿到了这个开关。这是最微妙的地方。运动员是被构判断的对象，他们的成绩由构来度量，他们的名次由构来排定。而在这一个点上，这些被判断的对象，拿到了一个决定构要不要走完最后一步的开关。判断者把一个决定，交给了被判断者。

五 同一个制度，四次，两种结果

这条规则的性质，最清楚的证明，是它在不同的比赛里，被用出了相反的结果。构不变，选择的人变了，输出就不同。

2015年北京世锦赛男子跳高，制度被用到底了。德鲁因，邦达连科和张国伟主赛之后仍然并列第一，三个人进入附加赛。先在两米三六都失败，横杆降到两米三四，德鲁因成功，另外两人失败，德鲁因独得世界冠军，后两人并列银牌。这一次，运动员选择了继续，构把结果闭合成了一个单一的冠军。

2021年东京，就是前面那个案例。运动员共同选择了不继续，构接受了并列第一，两块金牌。

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女子撑竿跳，东京那个结构在另一个项目上又出现了。穆恩和肯尼迪换算之后仍然相同，两个人选择了不进行附加赛，共享世界冠军。世界田径后来明确说，两人同意共享冠军，而不是继续进行附加赛。

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跳高，同一条规则，得出了和东京相反的结果。克尔和麦克尤恩主赛都越过了两米三六，换算之后相同，两个人选择了继续附加赛。经过追加的失败，横杆下降，克尔在两米三四成功，成为唯一的金牌得主。麦克尤恩后来明确为应该争出唯一冠军的这个选择辩护。

把这四次放在一起，能看到一件事。2015年用，2021年不用，2023年不用，2024年用。同一个制度，同一条规则，四次比赛，两种结果。而决定是哪一种结果的，不是规则，是站在那条岔路口的运动员选了哪一条。

这就是东京不是一次特例的证明。它不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奥运偶然，它是垂直跳跃规则里一个一般的，可执行的选项。而巴黎那次，是最有价值的反例:同样的制度出口，克尔和麦克尤恩选择了继续，结果从双金变成了金银。构不变，选择者变，输出就从两块金牌变成了一金一银。

所以东京和巴黎，不应该被写成温情对残酷，或者友谊对竞争。它们是同一个制度下的两种合法的规范判断。东京那一边认为，主赛已经相等，并列本身就足以共同成为第一。巴黎那一边认为，第一名应该继续被构闭合到一个单一的值。两种判断，规则都认可，都合法。

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值得停下来。这两种判断的分歧，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对并列这件事本身的理解不同。东京那一边把并列看成一个真实的竞技结果:两个人在主赛里，在换算里都完全相同，那么他们本来就是相等的，这个相等就是比赛的真实结论，附加赛只是一个人为制造单一名次的额外程序，而不是揭示他们其实不同的手段。巴黎那一边把并列看成一个有待解决的悬置:两个人暂时打平，但冠军这个位置在本性上是单数的，所以必须继续比到有人胜出。这两种理解都说得通，而它们的分歧，恰恰对应着这个系列一直在追问的那个问题:一个相等，到底是一个需要被进一步打破的僵局，还是一个本身就成立的结果。规则没有替这个问题给出唯一答案，它把答案留给了当事人。

六 一个赞成自己的选择，却反对这个规则的人

对这个并列金牌，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而争论的真正焦点，不是这件事感不感人，是谁应该拥有闭合的权力。

赞成的一方，主要是官方的叙述。世界田径当天把结果称为共享的成功，年终回顾把它列为全年最突出的时刻之一。巴尔希姆本人的理由，不是我们分不出来，而是主赛已经证明两个人当天表现相同，继续没有必要。坦贝里强调的是共同的经历，彼此的尊重，以及共享冠军的价值。这些都是把这个行为解释为一个主动的选择，不是体力上无法继续，也不是裁判要求停止。

反对的一方，核心的理由是，一个奥运冠军应该被闭合成一个人。有评论者当时直言应该进行附加赛，理由是奥运决赛不该分享金牌。一些田径观察者也表达了失望，认为运动员应该奋战到产生一个单一的赢家。要注意的是，这种反对不是在指控东京的判罚违法，它反对的是规则的价值取向。它承认这个结果合法，但它认为这条规则不该是这个样子。

而最有分量的一个批评，来自坦贝里本人。

东京之后一个多月，坦贝里明确表示，他不后悔和巴尔希姆共享金牌。但他同时说，运动员不应该拥有这种选择的机会。

这句话几乎直接命中了这一篇的主题。坦贝里赞成东京那个具体的，个人的决定，他会那样选。可是他反对那条把这个制度性的决定交给运动员的规则，他认为规则不该让他来选。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我会这样选，是一个关于个人在给定规则下如何行动的命题。规则应当让我来选，是一个关于规则本身该如何设计的命题。坦贝里在前一个上说是，在后一个上说不。他用自己的例子，把这两个命题清清楚楚地分开了。

一个亲身受益于这条规则，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辩护的人，同时反对这条规则的存在，这本身就说明，这个案例真正的争点，不在那个具体的决定，而在那个决定权该不该被交出来。而这个争点，恰恰是这一篇的主题:构是否应该把最后这一步，交给被它判断的人。

值得把这个关于闭合权的问题，放回到更早的历史里看一眼，因为终点摄影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出闭合的两种不同角色。1932年洛杉矶，有两个案例，而它们的性质正好相反，必须分开。男子一百米，托兰和梅特卡夫正式成绩都是十点三秒，终点极其接近，裁判仔细审查了摄影记录，而官方结果从未改成并列，托兰第一。后来常有一种说法，说按今天的规则梅特卡夫会赢，这是一个有依据的历史反事实，因为当时用的还是整个身体必须完全越过终点才算完成的旧标准，而托兰较早满足了这个标准。但这个反事实，不能和当时的裁决混成一个命题。更强的那种说法，说摄影证明了梅特卡夫赢但裁判故意把冠军给了托兰，则没有可靠的依据，能确证的只是争议，规则的差异和托兰最终的裁决。而同一届的男子一百一十米栏，恰好是相反的一面:凯勒最初被列第三，影片审查之后，芬利被改判第三，拿到铜牌。这里摄影不是在制造争议，而是成了闭合争议的证据。所以从一开始，构的判读工具就有两个方向，它既可能被指责没有闭合一个本该闭合的争议，也可能实实在在地闭合一个人眼判错了的名次，而这两件事必须分开，不能都笼统地叫做争议案例。

七 构会看得更细，也会主动不看

要理解东京这一步的分量，得把它放回构对闭合能力的整个历史里。而这个历史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构不断获得更强的闭合能力，一个是构主动放弃它已经拥有的能力。

先看能力增长这一面。

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第一次使用了终点摄影。那个早期系统的确切参数，今天已经无法严谨地重建，不能把它写成每秒多少帧，精度多少毫秒，那超出了现有的证据。能确证的是，从那时起，构开始有了一个超出人眼的判读工具。

1932年洛杉矶，柯比的双眼系统是一个质变。它的摄影机以每秒大约一百二十八帧拍摄，名义上的帧间隔约为百分之零点七八秒，配合电钟可以给出百分之一秒级的读数。到巴黎2024，官方的终点扫描系统据称可以每秒记录四万次，名义采样间隔约为百万分之二十五秒。

构看得越来越细。它今天在终点线上的分辨能力，已经远远超过它公布出来的成绩位数。

然后是一个很关键的早期现象。构能看得更细，正式成绩却不一定按同样的细度公布。1932年男子一百米，托兰和梅特卡夫的正式成绩都记作十点三秒，而自动计时可以给出大约十点三八的级别。摄影的一个核心功能是判定顺序，而不是把所有更细的内部测量，都变成正式成绩的位数。

到今天，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世界田径自己的终点摄影指南，明确允许在某些晋级的平局里，重新读取到千分之一秒。而现代奥运终点扫描的采样能力，又远高于此。所以说田径不用千分之一秒是因为机器不够准，已经不成立了。不把正式短跑成绩普遍公布为千分之一，是一个规则的选择，不是摄像机做不到。

这一点必须钉死，因为它拆掉了一个很流行的，以为是技术限制的误解。人们常以为，田径的成绩只精确到百分之一秒，是因为再往下机器就测不准了。事实完全相反。机器早就能测得更细，构自己在需要判定晋级平局的时候，就会去读取千分之一秒，而现代的终点扫描，采样间隔已经细到百万分之一秒的量级。所以百分之一秒这个公布精度，不是机器能力的天花板，是构主动选定的一个表示格式。构能看到的，比它愿意公布的细得多。它把一部分它已经掌握的精度，扣在了内部，只在特定的场合才拿出来用。这正是构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自我限制，而这种自我限制，和东京那个把开关交出去的动作，是同一种性质的东西，都是构在明明有能力做某件事的时候，选择了不做，或者不完全做。

再看主动放弃这一面，而游泳提供了最清楚的例子。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男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拉尔松和麦基在百分之一上都是四分三十一点九八秒。设备进一步读到，拉尔松四分三十一点九八一，麦基四分三十一点九八三，拉尔松因为千分之二秒获得金牌。

而国际游泳后来做了一件事:它把第三位小数，从一个可以决定名次的数据，变成了一个即使设备能读出来也不得使用的数据。它的规则明确要求，自动计时成绩只记录到百分之一，而且规定，第三位小数不得被记录，也不得用于决定时间或者名次。

游泳这样做，有一个强烈的计量学理由。泳池的几何是有公差的，安装了自动触板的五十米池，标准长度是五十米，而允许的范围大约是正一厘米。一个顶级游泳者在千分之一秒里前进的距离，只是几毫米的量级。也就是说，计时器能读千分之一秒，并不自动保证两条泳道的比赛距离，已经被知道到足以支撑这一位小数的公平比较。

不过这里要谨慎。说国际游泳正式因为泳池公差而废除千分之一，这个因果句比通常写得更强。能确证的是两端:一端是规则明确禁止用第三位小数决定成绩和名次，另一端是设施规范存在长度公差。1972年之后这个政策变化，也被普遍地和那次比赛联系起来。但没有找到当年会议纪要里一句明确写着，因为泳池公差是多少，所以废除千分之一。所以这个理由，应该暂列为未决，而不是当成已经找到原始决议的事实。而那个常被引用的三厘米泳道差，是历史上旧规范的说明，不是现行的数字，现行的容差已经更严格。

游泳和田径，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构的自我限制。游泳是，设备有第三位小数，但规则主动宣布第三位小数没有裁决力。田径是，设备和内部判读可以细到千分之一乃至更细，但正式短跑时间仍然按百分之一记录，名次由终点图像闭合。两者都证明，测量的能力，和制度愿意赋予测量多少法律效力，不是同一回事。

八 一个被预留的，可以合法地不填的格子

把这一篇收拢起来。

前面十六篇里，构一直在追求闭合。它想把每一件事都收成一个确定的结果，一个名字，一条纪录，一个名次，一个胜负。而它反复地失败，因为总有一些东西它收不进来，算不清，判不定，安放不了。那些收不进来的东西，就是前面各篇的余项。

这一篇里，构第一次做了一件相反的事。它没有失去闭合的能力，附加赛就在它手里，它随时可以把东京那场比赛收成一个单一的冠军。它是主动地，预先地，立法允许了一个不闭合的结果存在。它在自己的规则里，写下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通向一个并列第一，一个没有被收成单值的结果。

这就带出这一篇的余项，而它的形态，和前面所有的都相反。

前面的余项，是构想闭合而闭合不了留下的。没进名单的名字，是构没接住的;算不清的成因，是构分不开的;不存在的身体，是构够不到的;被判为不可能的真实，是构用定义排除掉的。它们全都是构的能力的边界，是构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

这一篇的余项，是构能闭合而选择不必闭合留下的。那个并列第一，不是构的失败，不是构分不出胜负，恰恰相反，构完全能分，它选择了不必分。它是构在自己的账本里，预先留出的一个可以合法地不填满的格子。

这是余项这个概念的一次翻转。在前面十六篇里，余项一直是构的缺陷，是它力所不及的地方，是它想画那条线却画不准，或者画在了错误位置上的证据。而在这里，余项第一次不是缺陷，是设计。构没有被那个并列第一难住，它是主动地为那个并列第一，在规则里留了位置。它承认，有些时候，一个不闭合的结果，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合法的，最终的输出。

这个承认，比它看上去要重。这个系列从第一篇起，构的全部尊严几乎都建立在闭合上，建立在它能把一件悬着的事收成一个确定的答案的能力上。一个不能给出确定答案的构，看起来是失败的，无能的。所以承认一个不闭合的结果也可以是完整的，等于承认闭合不是唯一的成功形态，等于放下一部分构赖以立身的东西。而构能够做出这个承认，恰恰是因为它在别的地方已经足够强大。正因为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闭合，它才承担得起在极少数情况下主动选择不闭合。一个软弱的，经常分不出胜负的构，是不敢立法允许并列的，因为那会暴露它的无能。只有一个强大到几乎总能闭合的构，才敢于在自己的规则里，为不闭合留一个体面的位置。

而它做这件事的方式，是把那个开关交出去。它没有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该并列，它把这个决定，交给了那些完全相等，无法被它进一步区分的运动员，让他们共同决定。构在这里承认了一件事:当它自己的度量已经把两个人判成完全相同，当主赛的成绩，换算的次数都一模一样的时候，是否还要用一个附加的程序把他们强行分开，这件事，或许不该由它一个人说了算。

这和第十六篇正好是一对。第十六篇里，构把一个生理假设冻结成定义，牢牢守着那条零点一零零秒的线，连它自己委托的证据都动摇不了它。那里，构把最后一步的控制权，抓得死死的。这一篇里，构握着附加赛这个闭合手段，却主动把是否走完这一步的开关，交了出去。同一个构，在起跑那里死死抓住，在跳高这里主动放手。

抓住和放手，不是矛盾，是构对最后那一步的两种不同处置。有些线，它认为必须由自己划定，不容任何人置喙，哪怕这条线本身站不太稳，零点一零零秒就是这样。有些结果，它认为可以交给当事人共同决定，哪怕它自己完全有能力替他们决定，并列第一就是这样。构不总是想闭合到底。有时候它会停在最后一步之前，把那一步，留给被它判断的人。

这个构能把两个跳高运动员的每一次试跳都记录下来，能算出他们的成绩完全相同，能随时升起一根横杆让他们再跳一次分出高下。它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它做不到，是因为它在很多年前就替这一刻写好了另一条路，一条允许他们说不必了的路。它备好了分出胜负的全部手段，然后把用不用这些手段的最后决定，放回到了那两个它已经无法区分的人手上。

尺子还没有量准，它仍旧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