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真实的集中

有两件事是真的，而且是用官方成绩就能核对的。

一件在东非。从1964年往后，肯尼亚裂谷地区的卡伦金人，在中长跑上取得了极其密集的成绩。一份研究者编码的分析，统计了八百米到马拉松的男子奥运奖牌，世锦赛奖牌和马拉松年度前二十五名，分给卡伦金运动员的，是五十四枚奥运奖牌，七十七枚世锦赛奖牌，两百零六个马拉松前二十五名成绩。在肯尼亚内部，卡伦金人占了大约百分之八十四的主要径赛奖牌。

另一件在加勒比。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往后，牙买加在短跑上取得了同样密集的成绩。男子和女子，一百米和两百米，一届接一届的包揽。牙买加那篇关于α辅肌动蛋白3的论文自己也提到，牙买加人拿走了北京十二枚个人短跑奖牌里的七枚。

这两个集中是真实的。它们太突出，没法当作轶事打发掉。这一篇不否认它们，也不打算否认。

这一篇要问的是另一件事:人们怎么解释它们。

因为围绕这两个集中，长出了一批解释，而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的形状。它们从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出发，赤脚跑去上学，高原，某个基因，某个学校，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原因，一个足以造成整个现象的原因。而这一篇要讲的是，这些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构。

前面十四篇讲的构，都在明处。它在规则里，在计分表里，在纪录簿里，在那条把人分成两组的阈值里。这一篇讲的构在暗处。它不在任何一份规则里，它在人们讲述这些成绩时用的那套因果语言里。一个身体的特征，被讲成了一个现象的原因。而这个讲述，和前面所有的构一样，想要闭合，也一样闭合不了。

需要先把这一篇的立场说清楚，因为它很容易被误读成两个相反的极端。它不是说身体不重要，不是说生物差异不存在，那会是一个和决定论一样不准确的错误。它也不是说这些解释全是偏见，应该一律扔掉。它说的是一件更窄，也更精确的事:这些解释里，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跳跃，而这个跳跃，把一个真实的观察，变成了一个没有被证明的因果断言。拆的是那个跳跃，不是那些观察本身。观察大多是真的，跳跃才是那个构。

二 一个必须先分清的区别

要看清这些解释错在哪里，得先分清一个区别，而这个区别是这一篇的地基。

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经常被当成一个。

第一个问题:在卡伦金人内部，是什么让某一些卡伦金人比另一些跑得快。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让卡伦金人作为一个群体，比世界上别的群体，在中长跑上取得了多得多的成绩。

这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回答第一个，可以去卡伦金人内部找那些区分快和不快的因素，基因，跟腱，训练。回答第二个，要找的是造成群体之间差距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不能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里直接读出来。

一个群体内部的遗传力，不能识别群体之间差异的原因。这句话是这一整篇的关键。

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假设在卡伦金人内部，跟腱的某个特征能解释一部分跑步能力的差异，这是可能的。但这完全不告诉你，卡伦金人和别的群体之间那个成绩差距，有多少是跟腱造成的。因为群体之间还差着地理，经济，学校，招募，训练体系，这些东西和血统缠在一起，没有被分开。群体内部的差异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而把前者的答案搬到后者上，是一个基本的错误。

顺着这个区别，可以立刻看清一件事。所有那些解释，无论是基因的还是环境的，几乎都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或者只测量了一个中间的东西，然后被当成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而第二个问题，那个真正要被解释的，群体之间的差距，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因素被识别出它造成了其中的百分之几。

这个区别之所以反复被忽略，是因为它违反直觉。如果一个东西在个体之间造成差异，那它当然也在群体之间造成差异，这听起来天经地义。可是它不成立，原因是群体之间还差着许多个体之内不存在的东西。同一个卡伦金村子里的两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主要归到那些在村子里变动的因素上，比如天赋，训练。但卡伦金人和一个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差着经济，学校密度，榜样，经纪人网络，以及整个把跑步变成一门国际职业的系统。这些东西在群体之间变动得极大，在个体之间几乎不变动。所以群体之间的差距，主要可能来自这些个体之内看不见的因素，而不是那个在个体之间起作用的性状。

这一点必须说得非常明确。对于"群体层面的成绩差距，有多少已经被因果地解释了"这个问题，能站得住的回答是:目前未知，而且对于每一个被提出的因素单独来说，都没有被识别。

三 一个真实的数字，冒充另一个数字

那些解释最有迷惑性的地方，是它们常常带着一个真实的数字。而这个数字是真的，只是它测的不是被叙述的那个东西。

看几个具体的数字。

关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一个变体，研究发现它可以解释高达百分之二十四的循环酶活性。百分之二十四，这是一个不小的数。但同一批研究，没有发现这个变体和肯尼亚精英运动员的地位有显著关联。所以这个百分之二十四，是这个变体对一个血液里的酶活性的解释，不是它对肯尼亚人成绩的解释。

关于α辅肌动蛋白3，一项研究测得它解释了希腊青少年男性百分之二点三的四十米短跑时间变异。而在牙买加，运动员和对照组之间，这个基因型的差异没有显著性。所以这个百分之二点三，是在希腊青少年身上测的短跑变异，不是牙买加奥运短跑者的成绩。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跟腱那一个。一项对三十二名肯尼亚跑者的研究发现，一个跟腱力臂的测量，能解释样本内百分之三十的跑步经济性变异。百分之三十，听起来很有分量。可是在同一项研究里，跑步经济性和那个研究采用的成绩指标，几乎完全没有关系，相关系数是负零点零一。

停下来看这一个。跟腱能解释百分之三十的跑步经济性。而跑步经济性，解释了那个样本里约等于零的实际成绩。所以这个性状，能解释一个中间的实验室变量，却解释了那个样本里几乎为零的实际成绩变异。一个真实的百分之三十，和成绩之间，隔着一个几乎为零。

这就是这些数字的把戏所在，而它未必是有意的。一个中间表型的百分比，被重新标记成了国家或者族群成绩的百分比。跟腱解释跑步经济性的百分之三十，被讲述成了跟腱解释卡伦金成功的百分之三十。可是这两个百分之三十，一个是真的，一个从来没有被测出来过。中间那个把它们连起来的环节，跑步经济性到实际成绩，恰恰在那项研究里断掉了。

这一点和这个系列前面几篇是一条线，而且是一个新的变种。第七篇里，十项全能的计分系数没有公开推导。第十二篇里，跑鞋那条四十毫米的线没有推导。第十四篇里，睾酮的阈值不是从效应量算出来的。那几篇的问题，是一条精确的线，划在一个说不出理由的位置上，是没有数字。这一篇的问题不一样。这一篇有数字，数字还是真的，可是这个真的数字，测的不是它被用来解释的那个东西。前面是精确掩盖了无据，这一篇是一个真实的，但不相干的数字，冒充了那个不存在的因果数字。

这种冒充特别难以识破，因为它满足了人对一个具体数字的渴望。面对一个复杂的，说不清的现象，一个精确的百分比给人一种踏实感，好像这件事终于被量化了，被理解了。而听的人往往不会去追问，这个百分比究竟是对什么测的。跟腱解释了百分之三十，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解释了卡伦金成功的百分之三十，而它实际解释的，是一个和成绩几乎无关的中间变量。数字的具体，掩盖了它所测量的对象和它被用来解释的对象之间的错位。一个真实的数字，放错了地方，比一个含糊的断言更有欺骗性，因为它带着量化的权威。

四 每一个故事都比它讲的窄

把几个流行的决定论故事逐一放到这个尺度上，能看到它们各自窄在哪里。

第一个故事是赤脚跑去上学。

这个故事说，卡伦金的孩子从小每天跑很远去上学，所以练出了跑步能力。而可以确证的，只是一个相关:在一份对四百零四名精英跑者和对照的调查里，自述小时候跑步上学的，对照组约百分之二十二，国家级跑者约百分之七十三，国际级跑者约百分之八十一。

这个相关是真的。但它有两个方向的解释，而调查的原作者自己就承认，他们的设计无法确定，究竟是这些孩子因为跑得远而变强，还是因为跑步对他们本来就比较容易，所以他们选择了跑。跑得容易的孩子更可能去跑，这个方向和跑步让孩子变强那个方向，在数据里分不开。而且还有更早的访谈，一小组精英跑者里，二十人中有十四人并没有经常长距离跑步上学。所以这个故事支持的，是跑步上学在被抽样的精英里更常见，不是所有卡伦金冠军都赤脚跑十公里，更不是这个通勤造成了他们后来的成功。

第二个故事是海拔造就冠军。

裂谷地区在海拔两千米左右，而高海拔对生理确实有影响，这是确证的。但高海拔既不必要也不充分。最直接的反例是，藏族人和安第斯人生活在高得多的海拔上，有确凿的生理适应，却没有产生肯尼亚那样规模的国际中长跑冠军。高原适应是广泛存在的，而工业规模的精英中长跑生产不是。这不证明海拔什么都不贡献，它证明海拔单独不决定国际成绩。而且在经典的肯尼亚研究里，住在高原，久坐不动的肯尼亚男孩，最大摄氧量并不自动就高，是活动和训练把不同的组强烈地分开的。

第三个故事是短跑基因。

这个故事说，牙买加人有一个普通人没有的短跑基因。而可以确证的是，那个常被提到的α辅肌动蛋白3的某个基因型，在牙买加的低频率，并不是牙买加冠军独有的。牙买加对照约百分之二，非裔美国对照约百分之四，肯尼亚人和尼日利亚人也测得了很低的频率。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牙买加普通人，都共享这个所谓的群体优势，而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成为精英。一个几乎人人都有的东西，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成功。

第四个故事是一个人造就了一切。

这个故事说，一个传教士教练，或者一场学校运动会，或者一个俱乐部，制造了整个国家的现象。而时序直接反驳了它，这是下一节的事。

四个故事，每一个都从一个真实的相关物出发，学校通勤，海拔，基因频率，或者一个机构，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充分的原因，而没有一个被识别的反事实。这就是决定论叙事的通用配方:拿一个真实的相关，去掉那个反事实，宣布它是原因。

五 时序不答应

第四个故事，一个人或一个机构造就一切，被一个非常硬的东西反驳，就是时间的顺序。

先看肯尼亚。伊滕的圣帕特里克高中，和它的教练奥康奈尔，是卡伦金跑步后来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奥康奈尔1976年才到伊滕。那已经是基诺1968年奥运夺冠的八年之后，是肯尼亚第一枚奥运田径奖牌的十二年之后。

所以奥康奈尔不能解释肯尼亚在1960年代的那次突破，因为那次突破发生在他到来之前。他能解释的，是这个现象后来的再生产，教练的延续，以及国际上的能见度。而这两件事，起源和再生产，是不同的。他本人的说法也是，他的角色是创造一个让运动员能够发展的环境，这和选择，指导，延续是一致的，而不是一个教练制造了天赋。

再看牙买加，时序更清楚。

牙买加的中学校际锦标赛，从1910年就开始了。而牙买加短跑统治的可辨认的起点，是2008年北京。中间隔着大约九十八年。一个存在了近百年的学校运动会，不能解释为什么统治恰好在2008年这个特定的时刻加剧。

那个更晚的俱乐部呢。一家名为卓越的本土田径俱乐部成立于1999年9月，比北京早大约九年，这是一个合理的，让离开学校的运动员成熟起来的发展间隔。而它的成立，直接针对一个具体的瓶颈:把运动员和教练留在牙买加，而不是必须去美国。另一家由米尔斯主持的俱乐部，其教练谱系早于博尔特的突破，但它2009年的正式重启，发生在北京之后。

这些时序合起来，反驳了两个方向的单因论。它们反驳了机构造就一切，因为中学校际锦标赛早了近一个世纪，它单独存在的那些年里，牙买加的成绩要温和得多。它们也顺带反驳了一个纯粹的遗传解释，因为国际成绩在几十年里快速增长，远快于一个群体的等位基因频率能够实质改变的速度。一个基因池不会在三四代人里发生能解释这种增长的变化。

这个来自时间的反驳，是这一整篇里最难被绕过的一个，值得单独强调它的力量。生物的改变有一个速度上限。一个群体的基因构成，要发生能够解释成绩巨变的改变，需要许多代人的选择。而卡伦金和牙买加的国际成绩，是在几十年，也就是一两代人里爆发的。这个时间尺度，对一个纯粹的遗传解释是致命的，因为基因来不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么多。它不否认已经存在的遗传差异，但它否认遗传差异是那个爆发的原因，因为那个爆发太快了，快到只有那些能够在几十年里改变的东西，市场，教练，迁移，激励，才可能是它的直接推手。凡是变化快的，原因就必须也是变化快的，而基因不是。

而且，牙买加不是1999年才被造成一个短跑国家的。它在这家俱乐部之前很久就有重要的奥运短跑传统，1948年那一代，后来的夸里和奥蒂。所以任何一个把某个机构当作起点的故事，都撞上了这个机构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成绩。

六 两边最强的说法

这一篇不裁定遗传和制度哪一个是主因。它把两边各自最强的说法摆出来，而它拆的不是这两边中的任何一边，是决定论那个叙事形式本身。

先看最强的遗传论证。

它的最强形式不是单一速度基因。它是这样:这个集中太地理狭窄了，不容易仅用国家政策或者海拔来舒服地解释；成绩是一个极端的，高度多基因的表型，即使有几百名精英运动员的研究，对于数千个小效应的组合可能仍然不够有力；α辅肌动蛋白3表明和成绩有关的功能性变异确实存在；而且遗传的贡献不需要在历史增长期改变，一个已经存在的分布，可以在市场，教练和迁移路线允许更多人表达它的时候，被揭示出来。

这个论证的限度，它自己也承认:它确立的是合理性，不是一个估计的因果份额。它最强的形式是一个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假说，等待足够有力的非洲和加勒比的基因组，发育和制度数据。

再看最强的制度和选择论证。

它是这样:国际成绩在几十年里快速增长，远快于群体等位基因频率能够实质改变的速度；成功的地区发展出了密集的，自我强化的系统，可见的儿童竞赛，专门的学校，训练营，教练谱系，榜样，经纪人，旅行网络，以及极其巨大的国际回报；这些系统反复筛选数千名参与者，而极端的结果可以从一个大的，被密集选择的池子里涌现，不需要一个大的初始群体均值差异；在牙买加，运动员和对照的基因检测是零结果，多国耐力基因组学的结果也很弱，说明最知名的那些变体并不能把冠军和他们本地的人口区分开。

这个论证的限度，它也承认:机构本身聚集在成功已经存在的地方，造成反向的因果。没有任何研究，把一个等同于牙买加或者伊滕的系统，随机分配给一个匹配的人口，持续一代人。

这两个论证，都站得住，而它们各自都有一个诚实的限度。这一篇不在它们之间裁决，因为那个能裁决它们的证据，那个把因果份额分解开的研究，不存在。

要拆的不是它们。要拆的是那个把任何一边推向决定论的动作。无论遗传的贡献是大是小，无论制度的作用是主是次，把一个概率的倾向，读成一个必然的结果，都是错的。一个群体有某种平均的倾向，哪怕这个倾向是真的，也不意味着这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注定了什么，更不意味着这个现象只能有这一个原因。决定论的错误，不在于它选了遗传还是选了制度，在于它把一个"更可能"，讲成了一个"注定"。

这一点是这一篇要守住的分寸。批评决定论，不等于站到它的对立面去，主张一切都是环境，身体毫无作用。那样只是用一个决定论替换另一个决定论，把生物决定论换成环境决定论，同样是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压缩成一个单一的原因。真正的立场是承认，身体有作用，环境有作用，制度有作用，而它们各自的份额，没有被分解过，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宣布其中任何一个是那个决定性的原因。决定论，无论是哪一种口味，它的错误都在那个决定这个词上，在它假装那个因果的份额已经被知道了，而实际上它从来没有被知道。

七 那些没有被测量的人

决定论叙事有一个共同的，也最致命的结构，而它藏在推理的方向里。

这些叙事的生成方式是这样的:研究者从成功的运动员开始，观察到他们身上的一个特征，然后把这个特征叙述成他们成功的原因。

这个方向反了。

它反在哪里。它反在，它从结果倒推原因，却几乎从不去测量那些拥有同样特征，却没有成功的人。

赤脚跑去上学的孩子，成千上万，而成为国际级跑者的是极少数。有那个跟腱特征的人，遍布东非，而成为冠军的是极少数。有那个低频基因型的牙买加人，几乎是全体，而成为奥运选手的是极少数。每一个被叙述为原因的特征，都被大量拥有它，却没有成功的人所共享。

而这些人，从来没有被测量。

叙事从成功者身上读出一个特征，宣布它是原因，然后就停下了。它不去看那些有同样特征却没成功的人，因为一旦去看，那个因果故事立刻就垮了。如果一个特征，大多数拥有它的人都没有成功，那么这个特征就不能是成功的充分原因。而决定论叙事要成立，恰恰依赖于不去做这个对照。

这就是这一篇的余项，而它的形态在整个系列里是全新的。

前面几篇的余项，是没进名单的名字，是算不清的成因，是不可比的成绩，是不存在的身体，是无法安放的连续性。它们各有各的方式。这一篇的余项，是那些拥有被叙述特征，却没有成功，因而从未被测量的人。他们是这个叙事必须忽略掉，才能成立的对照组。

前面几篇里，构闭合不了，是因为它想装的东西装不下，或者算不清，或者没有唯一答案。这一篇里，这个叙事的构能够闭合，能够讲出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因果故事，恰恰是因为它把那批会推翻它的人排除在视野之外。它的闭合不是靠解决了问题，是靠不去看那个会拆穿它的对照组。一个构，为了讲一个闭合的故事，系统性地不去测量那个会让故事垮掉的人群。

这个结构比它看起来更普遍，值得点出来。它是一种叫作幸存者偏差的东西的极端形式。人们看着成功者，总结他们的共同点，然后把这些共同点当作成功的秘诀，而忘了去看那些有同样共同点却失败的人。在别的领域，这个错误已经被广泛地认识。而在关于身体和族群的叙事里，它格外顽固，因为那个被读出来的特征是身体上的，看得见的，它给人一种它就是原因的直观感受。一根细长的小腿，一个看起来适合跑步的身材，这些东西的可见性，让它们特别容易被当成原因，而那些同样有细长小腿，却从未跑进任何一场决赛的人，因为没有成功，所以从来不会进入任何一张照片，任何一份样本，任何一个故事。

这也解释了那些奴隶制的叙事为什么站不住。有一种讲法说，奴隶贸易的选择，种植园的幸存，某个西非源群体，在生物上制造了现代牙买加短跑者。这个讲法缺少一条被证明的链子，从历史的选择压力，到测得的等位基因频率改变，再到当前的短跑成绩。它是把历史事后改编成一个结果，不是确立的群体遗传学。它和别的决定论故事是同一个结构，只是把那个特征往前推到了几百年前，而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被测量。

八 一个把系统压进身体的故事

把这一篇收拢起来。

有三件事是确证的，这一篇一件都不否认。第一，卡伦金和牙买加的精英集中是真实存在的。第二，测得的生物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群体的基因型频率，肢体形态，跟腱几何，高原适应，跑步经济性，确实有差异，否认生物变异和把它当成宿命一样不准确。第三，测得的制度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伊滕的学校和训练营，国际经纪人，牙买加的中学校际锦标赛，俱乐部和教练网络，确实改变了谁训练，训练多久，有什么支持，谁到达国际赛场。

而有一件事是未决的:因果份额。没有任何研究确立，基因解释了卡伦金或者牙买加统治的某个百分比。没有任何研究确立，形态解释了某个百分比。没有任何研究确立，海拔，跑步上学，中学校际锦标赛，训练营，俱乐部，经济激励或者训练迁移，解释了某个百分比。中间表型的那些百分比，绝不能被重新标记成国家或者族群成绩的百分比。

所以真实的图景，不是一个身体特征造成了一个现象。真实的图景是一个递归的系统:不大的，或者未知的个体差异，被招募，训练，经济的锦标赛，迁移的渠道，教练的知识和反复的选择，一层层地放大。个体那一端是不确定的，甚至可能是不大的；而系统那一端，把它放大成了一个看得见的集中。

决定论叙事做的，是把这整个系统，压进了身体。

为跑步而生，天生的短跑者，天赋的部族，速度基因，这些说法把一个多阶段的选择系统，压缩成了一个身体的特征。它们把发生在几十年里，跨越学校，训练营，市场，迁移的一整套过程，说成了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压缩，而这种压缩丢掉了那个系统，丢掉了时间，丢掉了那些同样有这个身体特征却没有走完这个系统的人。

这就是叙事作为一种构的意思。它和规则，计分表，阈值一样，是一个想要闭合的东西。它想用一个身体的特征，闭合一整个现象的解释。而它做不到，因为那个特征和那个现象之间的因果份额，从来没有被识别过。它靠的是把一个需要被解释的结果，偷换成一个原因；把一个真实但不相干的中间数字，冒充成因果数字；把一个概率的倾向，讲成一个必然。而它能够讲得这么圆满，恰恰是因为它不去看那批会拆穿它的人。

这个构能测出一个人的跟腱有多长，能测出一个基因型的频率是多少，能测出一个群体拿了多少枚奖牌。它没有办法测出，这些奖牌里，有多少是那根跟腱造成的，有多少是那个基因造成的，有多少是那些学校，那些训练营，那些经纪人，那几十年的选择造成的。因为这个份额，从来没有被分解过。而在这个没有被分解的地方，一个叙事悄悄地把答案填了进去，用的是一个身体的形状。这个身体是真实的，这个身体的差异也是真实的。可是从这个真实的身体，到那个真实的现象，中间那条因果的链子，一环都没有被测量。叙事跳过了那条链子，直接把两端连了起来，然后说，你看，是这个身体。

这一篇因此和整个系列接在一个更深的地方。前面十四篇讲的构，都在制度那一层，它们是人有意建立起来的东西，规则，计分表，纪录簿，阈值。这一篇讲的构在认知那一层，它是人在理解世界时，不由自主地要去建立的东西，一个因果的故事。人面对一个说不清的现象，几乎无法忍受没有解释，于是会去构造一个，而最容易构造的解释，是把原因放在一个看得见的东西上，一个身体上。这种构造，和制度那一层的构一样，是为了闭合，为了让一件悬着的事情有一个了结。而它一样闭合不了，因为它闭合所依据的那个因果链，并不存在。它只是看起来存在，因为它的两端，一个真实的身体和一个真实的现象，都是真的。真的两端，连着一条没有被测量的，可能根本不成立的链子，而叙事把这条链子当成了理所当然。这是这个系列里最安静的一种构，因为它不写在任何规则上，它只写在人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天生如此的时候，那句话的语气里。

尺子还没有量准，它仍旧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