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必须在赛前作出的判定

一场女子比赛开始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先完成。组织者必须决定，谁可以进入这个组。

这个决定不能拖到比赛之后。报名要它，检录要它，纪录认证要它，奖牌分配要它。在发令枪响之前，每一个站上起跑线的人，都已经被判定为可以站在这里。女子组首先不是一个生理事实，是一项参赛资格分类，一个必须在赛前给出的，二元的，可执行的决定。

这一篇讲的就是这个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依据的那条线，如何在六十年里被换了一次又一次。

前面第十三篇讲的是，构面对一个物理上不存在的事实，那个有生物肢体的运动员，退到了分配举证责任。这一篇讲的是一件相邻，但不同的事。这一篇里，构面对的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事实，是一个必须被作出的分类，而它分类所依据的那个判据，落在一个连续的，重叠的，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生理现实上，无法被干净地划开。

需要先说清楚这一篇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它不裁定谁对。它不给出女性的真正定义，因为这不是一篇文章能给出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仲裁庭给出过的。它要做的，是记录一件确凿的事:六十年来，回答"谁可以进入女子组"这个问题的判据，被换过至少七次，而每一次更换，都不是把上一个判据测得更准，是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测。

这件事本身，不涉及立场。无论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站哪一边，判据换过七次，是一个可以核对的历史事实。而这个事实，恰恰是这一篇要讲的构的处境。

把这一点先立住，是因为这一篇的分寸全在这里。一个人可以坚定地认为女子组必须有明确的边界，也可以坚定地认为现行的边界划错了地方，这两种立场，以及它们之间的许多种立场，都不在这一篇的裁断范围里。这一篇要观察的，不是哪一条边界是对的，而是这个构在划任何一条边界时，共同面对的那个困难:它必须给出一个清楚的，赛前就能执行的二元判定，而它用来判定的每一个依据，都取自一个本身并不清楚地分成两半的生理现实。这个困难，对每一种立场都成立。

二 七个不一样的判据

先把这条更换的线摆出来，因为它是这一篇的地基。

1966年前后，一些国际赛事试行由医生进行的外观，体格或者妇科检查。判据是身体的外观。

1967年，国际田径比赛开始使用性染色质检查，也就是巴氏小体法。它取口腔黏膜细胞，寻找由失活的那一条性染色体形成的性染色质。判据从外观，变成了一种细胞里的染色体标志。

1990年代，国际奥委会改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某一条性染色体上的特异序列，通常以一段决定性别的基因序列或者其他特异的脱氧核糖核酸作为目标。判据从性染色质，变成了一段特定的基因序列。

2011年，国际田联发布高雄激素女性参赛资格规定。判据从基因序列，变成了血清里的睾酮水平，加上对雄激素是否敏感的判断。

2018年，规则改为针对特定的性发育差异，条件包括规则列举的特定条件，血清睾酮达到或者超过一个数值，以及足够的雄激素敏感性。判据从一般的高睾酮，收窄到特定的一类身体状况。

2023年，睾酮的上限被进一步降低，受管制的项目从几个中距离扩大到所有排名赛事。同期的跨性别规则，不再只看睾酮抑制了多少年，而是看是否经历过男性青春期。判据里加进了发育史。

2025年，国际田联又改用一次性的那段基因序列检测，取代分别处理性发育差异和跨性别运动员的旧制度。判据转了一圈，回到了一段基因序列，只是这一次是作为统一的，一次性的前置筛查。

外观，性染色质，某条性染色体的特异序列，血清睾酮，特定性发育差异，男性青春期，再到那段基因序列。七个判据，测的是七个不一样的东西。

这里必须点出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不是同一个测试的七次改良。一次比一次更准地测量同一个东西，那叫改良。而这里，每一次更换，被测量的那个东西本身变了。外观和染色质不是一回事，染色质和睾酮不是一回事，睾酮和青春期史不是一回事。所以"女子分类一直存在"这句话是真的，但它不等于"女子资格的科学定义始终相同"。分类一直在，判据一直在换，而换的不是精度，是对象。

这个区别有一个实际的后果，值得点出来。如果七次更换是同一个东西越测越准，那么最新的那个判据，应该是前面所有判据的一个改进版，它测的还是那件事，只是测得更好。可事实不是这样。最新的那道基因筛查，测的不是更精确的睾酮，也不是更精确的染色质，它测的是一个和睾酮，和染色质都不同的东西，一段基因序列的有无。它不是睾酮判据的改良，它是对睾酮判据的替换。这意味着，如果将来某一天，判据从基因又换成别的东西，那也不会是对基因判据的改进，而是又一次替换。这个构不是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它是在反复地换路。

这一点和第七篇里那张十项全能计分表是相通的，而且更尖锐。那里，同一个问题，不同项目怎么换算，被给过五个不同的答案。这里，同一个问题，谁算女性，被给过七个不同的判据。区别在于，计分表换的是一个换算的规则，而这里换的，是一个人能不能参赛的入口本身所依据的那个东西。

三 每一个判据都测不到它想测的

看每一个判据的科学局限，能看到一件贯穿始终的事:它们没有一个，能直接测到那个真正要被判定的东西。

那个真正要被判定的东西，按支持规则一方的表述，是一个运动员在具体项目上，有没有一个源于男性青春期雄激素作用的，足够大的竞技优势。

而每一个判据，测的都是别的东西。

巴氏小体测的是细胞里有没有可见的那条失活的性染色体。它不测量运动能力，不测量性腺功能，不测量雄激素作用。某些没有巴氏小体的女性会被初筛为不合格，某些有巴氏小体，却经历了显著雄激素作用的人又可能通过。它既不是一个可靠的是否为女性的检测，也不是一个运动优势的检测。1991年的一篇原始论文估计，这类筛查可能不公正地排除大约每五百零四名女运动员中的一人。

聚合酶链反应测的是有没有那段特定的基因序列。它比巴氏小体更直接，但它仍然不能单独判断，这段序列是否正常表达，身体是否响应雄激素，青春期发生了什么样的表型变化，或者具体项目获得了多大优势。它提高了检出某段脱氧核糖核酸的灵敏度，没有解决这个结果应该如何转化为资格的问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三千三百八十七名女子运动员受检，八人的初筛结果需要复核，而这八人最后都获准参赛。检出那条性染色体的特异材料，并没有被等同于必定不合格。

睾酮这个判据看起来更接近生理机制，但它同样不是一个完整的代理。它不直接测量肌肉对雄激素的响应，不测量青春期的发育，不测量具体项目的表现。而一项对六百九十三名精英运动员赛后样本的分析发现，在特定的测量条件和阈值下，男女的睾酮分布可以有重叠。这反驳了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的单次血清值绝不重叠这个绝对命题，但它也不能单独回答，重叠区间里的那些个体，各自的雄激素响应，青春期经历或者成绩优势是什么。

那段基因序列这个判据是最新的，而它和优势的脱钩是最明显的。新规则的第一道门槛，是样本里有没有检出那段序列，而不是测量某个运动员的当前睾酮，或者估计其个人优势。这项检测可以高度准确地回答样本里是否存在目标序列，但这个准确率不等于它能以同样的准确度估计项目表现。而且规则本身必须设置完整雄激素不敏感的例外，这恰恰说明，基因标志的存在，和功能性的雄激素作用，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这七个判据，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它们都测量一个可以被清楚测到的东西，外观，染色质，基因，激素，而它们要判定的那个东西，某个项目上足够大的竞技优势，没有一个能被它们直接测到。每一个判据，都是一个代理，一个用可测的东西去替代那个难测的东西的替身。而代理和它替代的东西之间，始终隔着一道没有被跨过的沟。

这道沟不是因为科学不够发达才存在的。它的存在有一个更结构性的原因。那个要被判定的东西，某个项目上足够大的竞技优势，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可以被一次测量捕捉的量。它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青春期的发育，肌肉对激素的响应，骨骼和心肺的结构，以及这些东西在某个具体项目里如何转化为成绩。而任何一个判据，外观也好，基因也好，激素也好，都只能抓住这一长串因素里的一个环节。用一个环节去代理整条链子，天然就会漏掉别的环节。所以这道沟，不是等更好的检测出现就能填上的，它来自被判定对象本身的复合性。

四 那条线，没有一次是算出来的

在睾酮成为判据的年代里，这道沟表现为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个阈值，是怎么定出来的。

2011年的规则，没有把一个固定的优势百分比，转换成一个单一的公开数值。它以正常男性范围为基本界线，再辅以雄激素敏感性的判断。也就是说，那个阈值来自临床的参考区间和类别的概念，不是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睾酮可以提高多少秒计算出来的。

2018年的规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值。国际田联把它解释为明显高于绝大多数没有性发育差异的女性，低于通常男子范围的一个可执行的边界，认为它给检测误差，个体波动留出了空间。仲裁记录里，专家给出的范围大约是，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在一个很低的区间，男性在一个高得多的区间。那个被选定的数值，不是这两组的平均值，也不是那项赛事研究得出的效应量的数学结果。

这是这一节的要点。没有一个公开的剂量反应模型，证明这个数值以上必然产生某一个最低的优势百分比，而略低于它则不产生。仲裁里申请方的专家明确质疑了这一点;而机构的回答，主要诉诸参考范围，雄激素生理和行政上的可执行性。所以这个阈值可以被解释为一个规范性的，临床性的边界，但它不能被描述为从那个百分之一点几到百分之四点几的效应量精确推算出来的。

2023年，这个数值又被降低了。官方把新的数值表述为更接近通常女性参考范围上端的标准。公开的规则给出了义务和期限，但没有附上一套把这个新数值，和某一个比赛效应百分比，逐项对应起来的计算。同样，没有公开的模型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田径项目，应该采用完全相同的激素值。

到2025年，判据换成那段基因序列，这个问题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这项检测的准确，是分析意义上的准确，它准确地回答有没有这段序列。但它同样没有回答，检出这段序列，和某个项目上的具体优势之间，是什么样的定量关系。判据从一个连续的激素数值，变成了一个基因的有无，而效应量的推导缺失，从头到尾没有被补上。

这一点，和这个系列前面几篇是一条线。第七篇里，十项全能计分表的系数，没有一份完整的公开推导。第十二篇里，跑鞋那条四十毫米的线，没有公开的推导。第十三篇里，假肢的整体净优势，是一个应用于证据的法律标准，不是一个直接测量的变量。这一篇里，每一个睾酮阈值，都不是从效应量算出来的。

四处地方，四条精确的线，而每一条都划在一个说不出它为什么划在这里的位置上。这不是某一个机构的疏忽，是这类边界的共同处境:它要划分的那个东西，是连续的，没有一个自然的断点，在那里一切突然从可接受变成不可接受。既然那个东西是连续的，任何一条线都必然是切出来的，而切出来的线，可以被解释，可以被辩护，但无法被证明。

五 一个不能被分配到个体的总体

这一篇不给结论。但不给结论，不等于不把两边的最强论证摆出来。这一节和下一节，把支持规则和反对规则两方各自最有力的说法并排放着，而这一篇不在它们之间裁定。

先看一个双方都承认，但用法相反的事实。

在多数力量，速度和耐力项目上，成年精英层级存在大致百分之十到十二的男女成绩差距。支持规则的一方，把青春期睾酮引起的肌肉量，血红蛋白，骨骼和心肺变化，视为这个差距的主要机制之一。这个总体差距，是建立女子组的核心经验依据。

这句话是双方论证的共同起点，而它有一个关键的限制，这个限制两边都同意:这个总体差距，本身不能直接证明，任何一个特定的女性个体，拥有百分之十到十二的优势。

总体和个体，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群体的平均差距是百分之十二，不意味着这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另一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快百分之十二。分布是重叠的，个体是分散的。所以从一个确凿的总体差距，到某一个特定个体的优势，中间隔着一步，而这一步无法由那个总体数字本身跨过。

现在看这一步怎么被两边分别使用。

支持规则的一方说:正因为无法为每一个运动员做一个准确的个人优势百分比的测试，所以只能使用一个可以管理的类别规则。竞技资格必须在赛前给出一个可执行的二元决定，而科学的变量往往是连续的，重叠的，不完美的。任何一条边界都会产生临界的个案。机构据此主张，规则不需要证明每一个受影响的人在每一场比赛都恰好有相同的优势，只需要证明这个类别层面的代理标准是合理的，证据是充分的，程序是一致的。

反对规则的一方说:总体的男女差距，不能直接分配给特定的女性。血清睾酮，并不是肌肉响应，青春期发育或者项目表现的完整代理。而具有性发育差异的运动员，本身样本极少，核心的研究多为观察性的，或者是在没有性发育差异的人群中完成的。规则应该证明，被管制的那个特征，产生了一个足够大，足够项目特定，足够可重复的优势，而不应该从一般的男性数据进行类推。

这两个说法，站在同一个事实上，那个百分之十到十二的总体差距，以及它不能被分配到个体的限制。而它们从这同一个事实，走向了相反的结论。一方说，既然不能测个体，就只能用类别;另一方说，既然不能测个体，就不能用从群体类推的类别去排除个体。

这一篇不裁定这两个说法哪一个对。它们各自站得住，而它们站的是对同一个限制的两种不同的回应。

要看清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可以注意一件事:双方争的其实不是那个总体差距存不存在。那个百分之十到十二，双方都接受。双方争的，是当一个确凿的总体事实，无法被分配到具体个体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一方的回答是，那就退而用类别，因为个体测不了，类别是唯一可执行的东西。另一方的回答是，那就不能用类别去排除个体，因为个体的实际情况可能和类别的平均情况相差很远。这是两种关于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而不是两种关于事实的分歧。它们的分歧不在科学的那一层，在科学用完之后，必须做决定的那一层。而那一层，没有一个更高的科学可以裁决。

六 一份对不上的证据

在具体的科学证据上，双方的分歧同样清楚，而其中有一处，是这一篇里最硬的一块。

支持规则的核心研究，是2017年的一项分析。它分析了两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两千多个运动员观察值，把男女运动员分别按游离睾酮分组，比较比赛表现。在女子样本中，高睾酮组在几个项目上，高出低睾酮组大约百分之一点几到四点几。

这是一项观察性的赛事数据分析，不是随机试验。而它受到了几个方向的批评。

一个方向是数据质量。复核公开数据的研究者指出了重复的记录，不可能或者错误的比赛成绩，数据修订的不透明。仲裁的证据里也记录了，有相当比例的运动员在两届世锦赛里重复出现，部分样本无法分类，兴奋剂的因素没有被单独分析。规则一方的研究者对部分错误做了修正，但否认这些问题推翻了总体的关系。

另一个方向，是这一篇里最值得停下来的一处。

那项研究列出了显著效应的女子项目，包括几个中距离项目，以及链球和撑竿跳。而2018年的规则，覆盖了从四百米到一英里的项目，却没有覆盖链球和撑竿跳。反过来，规则覆盖的一千五百米和一英里，原始研究并没有列出相应的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规则据称依据的那项研究，和规则实际覆盖的项目，对不上。研究列出效应的项目，一部分没进规则;规则覆盖的项目，一部分研究没列出效应。

这个不一致，不是外部批评者的指控，是仲裁庭自己记录下来的。多数意见维持了规则，但明确对一千五百米和一英里的证据基础表示了担忧。规则支持者的解释是，项目范围还依据了生理机制，相邻的距离和其他证据；批评者则说，这种事后的选择，削弱了规则直接由研究结果推出这个说法。

这一处和第十一篇是相通的。那里，标枪的重设据称是为了平落和距离，而这两个理由被同一个改动同时处理，以至于后来说不清它主要是为了哪一个。这里，规则据称是为了排除一个由研究证明的优势，而规则的项目范围和研究的项目范围对不上，以至于说不清规则到底是由研究推出来的，还是由别的考虑推出来，再用研究来支持的。一个构给出的理由，和它实际做的事，之间有一道缝。

这道缝不必被读成一种欺瞒。更可能的情况是，一条规则的形成，从来不是从一项研究单线推导出来的。它同时受到生理机制的一般理解，相邻项目的类推，执行上的便利，以及各方博弈的影响，而研究只是其中一个输入。所以规则和研究对不上，未必说明有人故意扭曲了研究，更可能说明规则本来就不是研究的直接产物，尽管它常常被表述得好像是。这一点和第七篇里那些计分表系数是相通的:一个看起来精确的，有科学外观的东西，它的实际来源，往往比它呈现出来的样子要混杂得多。而这道理由和实际之间的缝，恰恰是在最需要精确依据的地方，最容易被一个精确的外观掩盖过去。

在另外的证据上，分歧继续。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给一批非精英的年轻女性用了十周睾酮，测得了跑步至力竭时间的改善，但部分力量和爆发力的指标没有显著的组间差异。支持者认为随机设计提供了比观察研究更强的因果证据；批评者指出样本小，受试者不是精英，干预只有十周，终点是跑步至力竭而不是正式比赛时间，而且对健康女性的短期外源给药，不能完整模拟具有性发育差异的运动员的终身发育。

竞争的证据并排放着，没有一方把另一方彻底压倒。而这一篇不替它们做那个它们自己没有做出的裁决。

七 四个审级，审的不是同一件事

塞门亚案经过了四个审级，而理解这一篇的不裁定，一个办法是看清，这四个审级，没有一个在裁定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一级是国际体育仲裁院。2019年，它的多数意见认定，2018年的规则具有歧视性，但在当时的证据基础上，是保护女子竞技分类这一目的所必要，合理且合比例的手段，因此驳回了挑战。同时，仲裁庭对规则能否公正实施，运动员能否稳定达到阈值，药物副作用，保密风险，以及一千五百米和一英里的证据不足，表示了严重关切。

要看清仲裁庭做了什么。它用的测试，是现有证据是否足以维持规则。它没有证明每一名受影响的运动员必然获得相同的优势，也没有给出一个可以从个人睾酮值精确计算出比赛秒数的公式。它明确保留:如果规则实际执行证明不可能或者过度困难，比例性的结论可能改变。它裁的是这条具体规则在当时证据下是否有效，不是女性的定义。

第二级是瑞士联邦法院。2020年，它驳回了撤销申请。而它的审查，是一种极窄的仲裁撤销审查。它的核心问题，不是重新评价全部的科学证据，是那个仲裁裁决有没有违反瑞士的公共秩序这一非常严格的门槛。它确认的是，那个裁决不能依据瑞士仲裁法上的有限事由被撤销。它没有独立确认所有的科学结论都正确。

第三级和第四级是欧洲人权法院。2023年，小法庭以四票对三票，认定瑞士违反了公约。但瑞士政府请求提交大法庭，案件获准转交，于是那份小法庭判决没有成为最终判决。

2025年七月十日，大法庭作出最终判决。它以十五票对二票，认定瑞士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也就是公平审判权。理由是，塞门亚实际上无自由选择地受仲裁院的专属管辖，争议涉及基本的人格和身体权利，而瑞士联邦法院对公共秩序的极窄理解，没有提供足够的保障。

这里必须极其小心，因为这一步最容易被读错。

大法庭认定瑞士违反了公平审判权。但它同时，以地域管辖不足为由，认定关于歧视，私人生活，有效救济的那几项申诉不可受理。这是一个管辖的结论，不是一个裁定，说那条性发育差异规则在实体上不构成歧视。大法庭没有撤销仲裁院的裁决，没有宣告国际田联的规则无效，也没有直接授予塞门亚女子项目的参赛资格。

所以这四个审级，审的是四件不同的事。第一级审规则在当时证据下是否有效，第二级审仲裁裁决能否被撤销，第四级审瑞士提供的司法程序是否公平。没有一级，对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谁应该被算作可以参加女子比赛的女性，给出过一个抽象的，终局的回答。一个程序上的胜诉，不等于规则在实体上无效。而那个实体的问题，四个审级过后，仍然没有一个终局的裁判。

这四个审级的分工，其实揭示了一件关于这类问题的普遍的事。没有任何一个审级，愿意或者能够去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仲裁院把自己限制在这条规则在当时证据下是否有效，瑞士法院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裁决能不能被撤销，人权法院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程序是否公平。每一个审级都后退一步，只处理一个它权限之内的，更窄的问题，而把那个最大的问题留在原地。这不是推诿，是每一个机构都清楚，那个最大的问题，谁应该算作可以参加女子比赛的女性，不是一个法律或者仲裁能够一劳永逸地裁定的东西。所以它们各自处理自己能处理的那一小块，而那一大块，始终悬着。

八 一条无论切在哪里都切在连续体上的线

把这一篇收拢起来，而收拢的方式，仍然不是给出一个答案。

这个构面对一个它必须完成，却无法干净完成的任务。它必须在赛前，把所有报名者分成两个组，这是不能回避的，比赛的组织要求一个二元的，可执行的决定。而它用来划分的那个判据，无论是外观，染色质，基因，激素还是青春期史，都落在一个连续的，重叠的，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生理现实上。

这就是这一篇的余项，而它的形态，和前面每一篇都不同。

前面几篇的余项，是没进名单的名字，是算不清的成因，是不被裁定的技术，是没被选的选项，是不可比的成绩，是不存在的身体。它们各有各的方式。这一篇的余项，是那个判据本身无法安放的连续性。性别相关的生理特征，在人群里不是两个分开的，不重叠的堆，而是一片连续分布，彼此有重叠，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地形。而分类，要求在这片地形上，切一条清楚的线。

无论这条线切在哪里，它都切在一个本身没有自然断点的连续体上。这就是为什么判据被换了七次。七次更换，不是七次逼近那条真正的线，因为没有一条真正的线在那里等着被找到。它是在一个没有自然分界的地方，先后切了七条不同的线，每一条都用一个不同的，可以测量的东西作为依据，而每一条都无法证明，自己切在了那个唯一正确的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不存在。

这一点，是第十二篇那个道理的一个更根本的版本。那里，跑鞋的优势是连续的，没有自然的断点，所以四十毫米那条线只能被切，无法被证明。这里，性别相关的生理特征是连续的，没有自然的断点，所以每一个判据，每一个阈值，都只能被切，无法被证明。区别在于，鞋的那条线切错了，代价是一个器械的成绩该不该算；而这条线切在哪里，牵动的是一个人的身体，职业，尊严和身份，牵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能不能以她一直所是的样子参加比赛。所以这条线的每一次移动，分量都远比一个器械的规格重。

正因为分量这么重，这一篇才格外需要克制。它很容易被写成一个站队的文本，加入到那场已经足够喧闹的争论里去。但那不是这个系列要做的事。这个系列观察的，始终是构在面对无法闭合之处时的动作，而不是替它做出那个它自己也做不出的裁断。在这个问题上，构的动作是清楚的:它必须分类，它无法找到一条可以被证明的分类线，于是它一次又一次地更换判据，每一次都给出理由，每一次都被挑战，每一次都没有抵达终点。观察这个动作，和参与那场争论，是两件不同的事。这一篇只做前一件。

这里必须守住这一篇从头就立下的规矩。它不裁定这条线应该切在哪里。它记录的是，这条线在六十年里被切在过至少七个不同的位置，而每一次，切线的机构都给出了理由，每一次，那个理由都受到了挑战，每一次，都没有一个终局的裁判说，这一次终于切对了。

涉及具体的人的时候，这一篇只用她们本人公开说过的话。有一位运动员在自己2005年的一篇文章里，把例行的遗传检测描述为女性进入体育的一道额外障碍。有一位运动员在仲裁的证词里强调，自己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有一位运动员在仲裁中主张，她天生的身体，不应该在缺乏充分优势证据的情况下，成为排除她的理由。这些是她们本人的立场和经验，是她们主动说出来的，而不是任何机构泄露的。这一篇不复述任何一份她们本人没有公开的医学记录，正如那些仲裁庭最终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可以从一份检测结果里读出来的答案。

不同的运动组织，今天切在不同的位置。有的按青春期史，有的按基因，有的另设公开组，有的仍在更换。而这些不同的位置，本身就说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可以从科学里直接读出来的解。如果有，它们早就收敛到那一个了，就像所有的项目最终都收敛到同一条世界纪录线上。它们没有收敛，因为要收敛过去的那个点，不存在。

这个构能测出一个人的睾酮是多少，能测出一段基因序列在不在，能测出一个群体的平均成绩差距是百分之几。它没有办法测出，在那片连续的，重叠的地形上，女子组的那条边界，究竟应该落在哪一个点上。因为那个点，不是一个可以被测量的事实，是一条必须被划，而无论划在哪里都无法被证明为唯一正确的线。而这个构，六十年里，划了七次。

尺子还没有量准，它仍旧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