鑿構週期律 · AI系列 · 01

機器還沒造出來, 洛夫萊斯先畫了一條界

秦漢 · 約 25 分鐘 · 發布

一、一臺沒有造出來的機器

十九世紀上半葉, 有一種工作是這樣的: 一屋子人坐在桌前, 每人面前一疊紙, 照著給定的規矩一步一步往下算。

他們算出來的東西叫表。表是一長列算好的數, 用的時候去裡面查。航海要用天文表來推算船此刻在海上的什麼位置; 天文要用表算星體的軌道; 造橋, 開礦, 放貸, 賣保險, 各有各的表。

那時候英文裡有一個詞, 專指做這件活的人。一百年後, 同一個詞被讓給了機器。

一張表從算出來到印出來, 要過好幾道手: 一個人算, 另一個人謄抄, 再一個人排版, 最後上機印刷。每一道工序都會出錯。而一張錯了的航海表, 後果是一條船撞在礁石上。

查爾斯·巴貝奇是劍橋出身的數學家。他想到的辦法是: 如果讓機器直接把數算出來, 並且直接印在紙上, 那麼謄抄和排版這兩道最容易出錯的工序, 就可以整個去掉。

他要造的那臺機器叫差分機。名字來自它所用的辦法: 一種叫有限差分的算法, 骨子裡是反覆做加法。它只做這一件事, 做得又準又不知疲倦。

1823年五月一日, 皇家學會給出了有利的評估: 這臺機器在原理上能成。八月七日發下第一筆撥款, 一千五百鎊。

然後是二十年。

1842年十月八日, 巴貝奇給首相羅伯特·皮爾寫信, 請求盡早作出決定: 繼續, 還是停止。

他等了將近一個月。十一月四日, 皮爾回信說, 遲延是因為他想親自與財政大臣亨利·戈爾本商議, 結論將由戈爾本告知。同一天, 戈爾本的信也到了。信裡說, 要把這臺機器做到讓巴貝奇本人滿意, 或者做到可供普遍使用, 所需的費用超出了政府能夠辯護的限度, 完工一事因此將被放棄。

政府在信中提出, 可以把已經造出來的那部分交給他本人。他謝絕了。十一月十一日, 他當面見了皮爾, 說未能完工是政府的行為, 不是他的選擇。談話結束時, 項目沒有重開。1843年一月, 政府把已造出的那部分連同圖紙一並存入倫敦國王學院的博物館。

二十年裡, 政府一共付了大約一萬七千鎊。換來的實物是這樣: 1830年的設計要用大約兩萬五千個零件, 到1832年裝配起來的部分約有兩千個, 相當於整機的七分之一。

裝起來的那一部分已經能演示計算。它能算, 並不等於整台機器離交付只差再裝上幾份零件。

一項工程停下來的樣子, 通常不是某一天有人宣佈結束, 而是先有一次爭執, 再有一段沒人動手的日子, 然後有人在文書裡寫下一句自某年以來毫無進展。到了這一步, 停止已經發生很久, 只是還沒有落到紙上。

還有一件事。

被停掉的這臺機器, 不是1843年那篇文章講的機器。

差分機只會做一件事。它的每一個齒輪都是為有限差分這一種算法排好的, 換一道題, 就得換一臺機器。

在被停掉之前的那幾年, 巴貝奇已經在想另一樣東西, 他叫它分析機。分析機的設想是: 不再為某一道題造一臺機器, 而是造一臺機器, 讓人用穿孔的卡片告訴它這一次要按什麼次序做哪些運算。卡片換一疊, 它做的事就換一樣。加減乘除它都直接做, 做完一步之後下一步做什麼, 由卡片決定; 而且在某些情形下, 它還能根據自己剛算出來的結果, 在兩條路裡挑一條走。

一臺機器不再為一件事而造, 而是等著被指派。這件事發生在1840年前後的圖紙上。

它沒有像差分機那樣成為一項由政府出錢的整機工程。巴貝奇後來寫道: 分析機當時已經有了精確縮繪的圖紙, 當時還沒有按這些圖紙展開製造。後來做過局部試件, 整機始終沒有建成。

政府關掉的是一本賬。另一本賬從來沒有打開過。

此後要發生的所有事情, 都發生在第二本賬上。有人為它寫說明, 有人把說明譯成另一種文字, 有人給譯文添上比原文更長的注記, 有人為它排出一張運算表, 有人在一百年後引用其中一句話來判斷另一些機器能做什麼。

這中間沒有一個環節需要那臺機器存在。

二、都靈的幾個上午

1840年, 巴貝奇收到朋友普拉納的一封信, 勸他去參加即將召開的意大利科學家會議。他去了都靈。

那時候圖紙和說明傳得慢。一個人想讓別人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通常得本人到場。

發生在那裡的事, 他自己叫「會晤」, 不是一場宣讀的講演。他帶去了圖紙, 模型, 以及一套機械記號法, 在幾個上午裡向在座的人解釋這臺機器。那套記號是他自己發明的一種寫法, 專門用來描述機械的運動: 哪一個件在什麼時刻帶動哪一個件。這樣的東西在當時沒有現成的, 他得自己造一套。他自認這套記號是他做過的要緊事情之一, 因為一臺機器只要複雜到一定程度, 光看圖就已經看不出它在時間裡怎麼走。圖只能畫出零件在空間裡的位置, 而機器的難處在次序。他要向都靈的聽眾交代的, 正是這一層。一臺還不存在的機器, 要讓另一個國家的幾位數學家看懂它如何運轉, 手裡能拿出來的只有這些。在座的都是當時意大利科學界的人。普拉納是天文學家, 莫索蒂是物理學家。還有一位三十一歲的軍事工程軍官, 名叫路易吉·費德里科·梅納佈雷亞。梅納佈雷亞就是在這幾次會晤中收集材料的。

一臺機器如果造出來了, 它的傳播靠它自己: 人去看, 去摸, 去讓它算一遍。分析機沒有這個條件。它要傳出去, 只能靠圖紙轉成語言, 語言再轉成另一種語言。每一次轉換都要有人在場把意思接住。都靈那幾個上午做的就是這件事。

此後的整條線索都掛在這幾個上午上: 一位意大利軍官聽懂了一臺英國機器, 用法文寫了出來, 一位英國人把法文譯回英文並加了注, 一百年後有人從注裡取出一句話, 用來說另一些機器。鏈條的第一環是幾次談話, 而談話沒有留下逐字的記錄。

其中一個上午, 莫索蒂提了一個問題。他問的是: 機器如何能夠根據一個事先並不知道數值的條件, 改變它此後要做的運算。

這個問題問到的, 是分岔。巴貝奇的回答是, 進位機構裡與正負號相關的部件可以拿來控制卡片的走向, 一組運算卡片可以按需要前進或倒退任意個位置, 於是同一段運算可以重複執行, 而不必為每一次重複另打一張卡片; 而當計算過程中產生了某個符號條件, 機器可以據此在兩條後續路徑裡選一條。

莫索蒂問到的是這樣一個位置: 一臺按事先排好的卡片走的機器, 如果它此後要走哪一條路取決於它自己剛算出來的東西, 那麼排卡片的人就必須把一件他還不知道的事預先安排進去。他的辦法不能是給出答案, 只能是給出分岔, 讓機器在兩條都已備好的路裡挑。凡是要機器自己決定的地方, 決定的餘地都得由人先造出來。

這段設計後來被反覆引用。它進入記錄的方式, 是回答一個聽眾的追問。

那臺機器在圖紙上的規模是這樣: 巴貝奇後來說, 成熟的圖樣是按五十位數字畫的, 存儲部分設想容納一千個數, 五十位乘五十位得出一百位的積, 一百位的被除數可以被五十位的除數除。他估計每分鐘大約做六十次加減, 兩個五十位數相乘約需一分鐘。

輸出也不止是讓人去讀數字輪。設計裡有自動打印, 有把算得的數打到卡片上以備後用的裝置, 還有繪圖。卡片也不止一類。除了指定做哪一種運算的一類, 和指定從哪幾列取數, 結果送回哪一列的一類, 還設想了第三類, 用來送進常數。運算的結果要能出得來, 並且要能再進去。

三、簡單的自動機

在那幾個上午聽講的人裡, 有一個人回去把聽到的東西寫了下來。

1842年十月, 梅納佈雷亞的文章在《日內瓦大學文庫》上印了出來, 用的是法文。分析機第一份公開的說明, 不是發明人寫的, 是一個聽眾寫的; 不是用發明人的母語寫的, 是用法文寫的; 而寫它的人此前從沒有見過這臺機器, 因為它不存在。

文章開頭就把歸屬交代清楚: 巴貝奇在都靈向他講述了自己的想法, 經巴貝奇同意, 他把由此形成的理解寫下來。他說自己的目的主要是說明這臺機器的意圖與原理, 不是給出完整的機械構造。

他給機器劃的範圍是: 除普通算術之外, 還要執行「那些規律為人所知的分析計算」。為了說明這件事為什麼可能, 他先把數學勞動切成兩半, 一半是受精確規律支配的機械部分, 另一半是屬於思考的推理部分。機器要拿的是前一半。

這一刀切在哪裡, 決定了後面所有的話。規律已知的部分交出去, 定規律的部分留下來。分界不是按難易分的, 一段演算可以極其繁難而全在機械的一邊, 一個判斷可以看著輕巧而全在思考的一邊。分的是有沒有事先訂好的規矩可循。這一刀切下去之後, 界外剩的是什麼, 也就跟著定了: 剩下的是訂規矩這件事。

然後他寫下了這樣一句: 它不是一個會思考的存在, 而是一個簡單的自動機, 按照為它訂下的規律行事。

這句話往下還有約束。他明確排除那些依賴機器自己作試錯選擇的過程, 要求計算必須是一條能夠事先完全指定的直接路徑。

這一條排除的東西很多。數學裡有大量的做法是先猜一個再看看合不合適, 不合適再換一個。這類做法在他劃的線外面, 理由不是機器算不動, 是這條路事先畫不出來。凡是必須走到那裡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的過程, 都不在這臺機器的範圍裡。這條線畫得比後來那條更靠裡, 而且畫它的理由是路徑的形狀, 不是機器的力氣。他說機器必須具備兩種相應的能力, 一種用來執行數值運算, 一種用來按分析式的要求安排和分配這些運算的次序。這兩種能力在他的敘述裡是並列的, 而後一種才是這臺機器區別於算盤與算表的地方: 它不只是會算, 它還要知道先算哪一步。他對提花機的說明是物理性的。

提花機是當時的新式織機。織布的時候, 花樣是靠某幾根經線被提起來, 另幾根不提, 緯線穿過去, 一梭一梭織出來的。花樣複雜的料子, 每一梭要提哪幾根線都不一樣, 從前靠一個人坐在織機頂上按次序一根根拉。十九世紀初, 法國人約瑟夫·雅卡爾把每一梭要提哪幾根線, 打成了一張硬紙卡上的一排孔: 有孔的地方鈎子伸得進去, 把線提起來; 沒孔的地方鈎子被擋住, 線不動。一張卡管一梭, 卡片串成一條鏈, 織機自己一張張翻過去。

於是花樣不在機器裡, 在卡片上。要織另一種花樣, 機器不用改, 換一疊卡片。

巴貝奇要借的正是這一招: 長方形的卡片, 卡片上的孔, 孔的有無決定哪些控制件去動作。只不過雅卡爾的卡片控制的是線, 他的卡片控制的是運算。梅納佈雷亞也印出了運算表格與算例, 把某一道題在機器上要走的步驟逐行排開。這些表在1842年就印出來了, 比英文本早一年。寫表的人是把聽來的東西排成了行, 他自己沒有見過這臺機器動一下, 也不可能見過, 因為它當時還只是一疊圖紙和幾個上午的談話。他文中假設的數字列是四十個十進制數字輪, 與巴貝奇後來所說的五十位並不相同, 因為設計在這中間改過。一臺沒有實物的機器, 連它有多大都不是一個固定的數, 而是隨著圖紙的改動一起動的。

這就是分析機第一次向公眾說明自己是什麼。說明裡已經含著一條界限, 而且界限畫在「思考」上: 機器在這條線的外面。

寫下這句話的人此後走了另一條路。1848年憲政開始, 梅納佈雷亞進入撒丁王國的議會政治。到1860年前後, 他已是中將, 參與了統一進程中的戰役與圍城, 並成為參議員。此後他做過海軍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 1867年出任意大利王國內閣會議主席, 也就是首相, 至1869年卸任, 其間兼掌外交。後來他出使倫敦, 又出使巴黎, 1896年去世。

這一生裡, 分析機始終沒有被造出來。

四、署名是三個首字母

1843年初, 查爾斯·惠斯通提議, 由奧古斯塔·阿達·洛夫萊斯把梅納佈雷亞的法文文章譯成英文。

她當時二十七歲, 是一位伯爵夫人, 有三個孩子。在那個年代的英國, 大學不收女學生, 學會不接納女會員, 一個女人要學數學只能靠私人聘請老師和通信。提議的人是兩邊共同的朋友, 這件事起於一次社交性的建議, 不起於一項計劃。此後一年裡長出來的東西, 沒有一樣在這個建議裡預先寫著。

刊物的全名很長, 說明的是它做什麼: 從外國科學院與學術團體的會刊裡, 從外國期刊裡, 選文譯成英文。它存在的理由就是把別處寫成的東西搬過來。翻譯在那裡是一件常規的, 不署全名也不奇怪的工作。

譯文與注記一並刊在理查德·泰勒編的《科學備忘錄》第三卷。譯文二十五頁, 附在後面的注記四十一頁, 共七篇。

署名只有三個首字母。

這一點後來引出過很多話, 但1843年的讀者並不會覺得費解: 用姓名的首字母署一篇譯文, 在當時的期刊裡是常見的做法。要到1848年, 才有一本書把這三個字母對應到一個具體的人。

做這件事的人受過什麼訓練, 有實物可查。她的數學手稿至今保存著, 裡面是代數, 三角, 微分, 積分, 鏈式法則, 函數方程與微分方程的習題和往來討論。威廉·弗蘭德參與過她早年教育的安排, 瑪麗·薩默維爾是她重要的師友。1840年七月起, 她與奧古斯都·德摩根開始了一門通信課程, 持續到1841年, 留下的不是一封推薦信而是幾十封信和成疊的演算紙: 德摩根出題, 批改, 用文字講解疑難。這門課的進度不由學期定, 由信件的來回定; 一道題卡住了就一直卡在那裡, 直到下一封信到。這些紙上有錯處, 有改處, 有講不通再講一遍的地方。它們能證明的不是天分, 是學過。重新查閱過這批原件的數學史家說, 這門課程覆蓋了當時大學本科階段所遇到的大部分內容。

同樣有實物可查的是她沒有的東西: 沒有學位, 沒有大學考試記錄。她學過的東西留下了紙, 她學到什麼程度這件事卻沒有一張可以出示的憑據。後來的爭論有一半發生在這個空處上: 一方從紙推知她能做什麼, 一方從沒有憑據推知她不能。兩邊看的是同一批手稿, 分歧在於把沒有記錄當成什麼。

1843年那個夏天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薩裡的奧克姆莊園做的, 稿子和信在她與倫敦之間來回; 巴貝奇住在多塞特街, 那裡既是住處也是工場。一個夏天裡, 稿子在鄉下寫, 疑問寄進城裡, 答復再寄回來, 一篇講機器的文章就是這樣在馬車和郵袋之間做成的。另有單行本印出, 帶一張折疊的大表。

八月下旬, 印出來的本子已經在流傳。九月一日, 邁克爾·法拉第收到並作了回應。這篇東西一開始就走出了兩個人之間, 進了當時英國科學界的通信網。

五、伯努利數

六月三十日, 巴貝奇寫信給洛夫萊斯, 說他對第四篇注記非常滿意, 只有一處微不足道的改動他會自己動手, 隨信附上與積分有關的材料, 又說他還在弄除法的記號。

七月十日的信裡, 提出用伯努利數的是她。她說想把伯努利數放進一篇注記, 作為機器處理隱函數的例子, 並請巴貝奇把必要的數據與公式給她。

伯努利數是數學裡的一串數, 在好幾個地方會冒出來。要緊的不是它們是什麼, 是它們怎麼算: 每一個都要用到前面已經算出來的那幾個, 所以要算到第幾個, 就得把同一套步驟照次序反覆走, 每走一遍用上一遍的結果。

靠手算, 這是件麻煩事。而機器如果真能按次序反覆執行同一組運算, 它正好接得住。她挑的是一件能把機器那項本事顯出來的事。

這封信同時留下了兩個動作: 選題出自她, 材料請自他。後來關於歸屬的爭論, 常常就落在這兩個動作要不要合成一個上。

接下來的信顯示她沒有照抄一張現成的表。她說自己在死磕那幾種不同的推導路徑。要把一件東西排成機器能走的步驟, 先得知道這件東西有幾種走法, 再挑一種排得開的。這一步在數學裡不算創造, 在機器面前卻是全部的活。她把伯努利數表達式與一個已知積分之間的關聯寫成幾行寄過去, 特意叮囑他, 除非完全認可, 否則不要放進去。到某個星期六的六點鐘, 她寫信說, 表和圖在一兩處上錯得厲害, 她又通了一遍, 改好了。信裡沒有說那幾處錯是誰犯下的。

星期日, 她用鉛筆畫好了表和圖, 她的丈夫威廉, 洛夫萊斯伯爵, 拿墨筆把它描了一遍。星期二, 她寫信向巴貝奇解釋那一段裡循環出現的變量卡片與運算卡片, 指出編號序列中重複的那一組。巴貝奇回信說, 他喜歡改過之後的形式, 等圖和記號擺在面前會更好判斷。

這一串日子裡發生的事很具體: 一個人挑了題, 向另一個人要公式, 自己把幾條推導路徑都走了一遍, 發現表上有錯, 改了, 用鉛筆畫好, 由第三個人上墨, 再把重複出現的那一組卡片講給對方聽。整件事的成品是印在紙上的四十一頁, 而做成它的動作散在幾個星期的信裡, 每一個都有人做。後來的人要從這四十一頁裡讀出一個作者, 而信裡留著的是好幾雙手。

那張表要讀者跟著走的是這樣一件事: 每一步運算取哪幾個存放著的量, 得數又送回哪一列; 中間有一組運算反覆出現, 機器執行到那裡, 不必為每一次重複另打卡片, 而是把卡片倒回去若干張, 讓同一組再走一遍。表上排開的是這臺機器在每一步之後的狀態。

這張表記的是機器走到每一步時手裡有什麼, 不是一份要送進機器去的指令。對應指令的, 是那幾副還沒有被打出來的卡片。

巴貝奇後來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話, 說她查出了他犯下的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這句話是二十一年後在自傳裡寫的。而1843年印出來的那張表本身也帶著一處錯: 第四步運算裡, 除法的兩個量顛倒了, 照原樣走下去算不出預期的值。

那處印錯留在紙上一百多年, 因為沒有機器可以拿它去跑一遍。一份指令如果永遠不被執行, 它對不對就只能靠人一行一行去看。

圍繞注記的歸屬, 後來的爭論持續了幾十年。多蘿西·斯坦因在1984年的論文和1985年的傳記裡持明顯的懷疑立場, 強調她數學上的不確定, 強調巴貝奇的技術與政治意圖, 強調她對他所供材料的依賴。約翰·富埃基與喬·弗朗西斯在2003年提出相反的主張, 認為她的獨立貢獻要大得多。托馬斯·米薩在2015年把伯努利數這段工作處理成協作, 而不是一場零和的著作權之爭, 逐封信去還原誰做了什麼。巴貝奇本人1864年的說法是: 兩人討論過可用的例證, 他提了幾個, 由她挑選並做出注記, 伯努利數是他提供過數學工作的那個例外。

這幾種立場分歧很大, 但它們爭的是同一批紙。1843年的信在那裡, 1864年的回憶在那裡, 印出來的表在那裡, 三者說的話並不完全一致, 而不一致的地方正好是爭論落腳的地方。一份材料越晚, 越像一個完整的故事; 越早, 越是些散著的動作。

六、織出的花樣

七篇注記的第一篇, 做的是劃界的工作, 劃的是兩臺機器之間的界。

她先提醒不要以為分析機不過是差分機的改良, 是從前一臺自然長出來的; 她說通向分析機的那些想法, 是脫開差分機所依據的那條原理另行產生的。差分機體現的是一個受限的數學過程, 歸根到底是重複的加法。分析機被她描述為對運算這門科學的一次具體化, 而這次具體化以抽象的數作為運算的對象。

這句話的重心不在數, 在運算。她把機器的對象說成運算本身, 而數只是這些運算眼下所施於的東西。

所謂運算, 在她那裡指的是把一樣東西按某條規矩變成另一樣東西這個動作, 不特指算術。加是一種運算, 比較是一種運算, 按次序排列也是一種運算。她把機器的本行定在這一層上, 不定在數上。差分機被造出來是為了得到一批數值; 分析機被設計出來是為了執行一套次序。前者的目的是結果, 後者的目的是過程能不能被排布。

她把這條區別看得很重, 特意提醒不要把後一臺當成前一臺的加強版。兩臺機器都由巴貝奇設計, 都用齒輪, 都算數; 但一臺的問題是算得準不准, 另一臺的問題是能不能把任意一段分析寫成它走得動的次序。改進與另起, 差別在這裡。

正是在這一篇裡, 出現了那個被引用了一百多年的比喻: 分析機織出代數的花樣, 正如提花機織出花與葉。

她談的是穿孔卡片這套裝置如何控制運算的組合與次序, 而提花機的卡片控制的是線的組合。兩者相似的地方在控制, 不在產物。梅納佈雷亞講提花機時講的是卡片, 孔, 線, 講的是這套東西怎麼動; 她講提花機時講的是這套東西管的是什麼。同一件機構, 一個人看見它的身體, 一個人看見它的職權。

接著她把話往外推了一步。她說, 如果能找到一些對象, 它們彼此之間的基本關係可以用這臺機器的運算所處理的那種抽象關係表達出來, 那麼運算就不必限於數。

這一步推得並不猛。她沒有說機器能處理萬物, 她說的是一個條件: 找得到那樣的對象, 並且它們之間的基本關係可以被抽象關係接住。

然後是那個具體的例子。她說, 假如音高之間的關係與作曲的規則能夠如此表達並適配於機器的運算, 那麼這臺機器可以創作出任意複雜程度與任意長度的, 精巧而合乎法度的樂曲。

這個句子常被摘出來單看, 但它是一個條件句。前提寫在前面, 而且前提沒有被證明成立。她說的是, 若關係可表達, 則運算可及。

這句話把整件事的關節挪了位置。能不能被機器處理, 不取決於那件事看上去有多像人做的事, 取決於它的關係能不能被寫下來。寫得下來的就進得去, 寫不下來的就在外面。而什麼寫得下來, 這本身是會變的, 它隨著人對那件事瞭解到什麼程度一起動。

這一篇裡還有一件事被反覆說到: 運算次序的正確指定, 是人的活。機器執行的是它的卡片所代表的那個序列, 而分析過程的選擇與安排必須由別處供給。機器執行卡片, 卡片來自安排, 安排來自有人先把這件事想明白。她把這一層反覆說, 說明她不認為它是不言自明的。

還有一處限度是實打實的。一段運算在紙上可以寫得很長, 卡片卻是有數的; 辦法是讓重複出現的那一組卡片倒回去再走一遍, 用時間換紙。機器的大小是有限的, 而它要處理的過程可以任意長, 兩者之間靠循環接上。這個接法後來一直用著, 名字換過幾輪, 事情沒有變。

七、防止高估

末篇注記的開頭, 在進入伯努利數的演算之前, 有一段談的不是機器, 是關於機器的說法。那張排開了幾十步運算的表, 就在它後面。她把防範誇大的話, 放在展示能力的那張表之前。

她寫下的頭一句是: 有必要防範人們對分析機的能力可能產生的誇大想象。

緊接著的一句常被略過。她說, 新事物容易先被高估, 因為它顯眼; 等到那些過頭的想法站不住了, 反彈過來又容易被低估。她給出的警告是雙向的。

這兩句裡已經含著一個判斷: 關於一臺機器能做什麼, 人的說法會擺動, 而擺動的幅度與機器本身的性能無關, 只與它顯不顯眼有關。她要防的不是某一個錯誤的估計, 是估計這件事本身的不穩。

在這兩句之後, 才是那兩句話:

「分析機沒有任何自命去創始什麼。凡是我們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 它都能做。」

這一段並沒有在這裡結束。她接著寫: 機器能夠跟隨分析, 卻沒有能力預知分析的關係與真理; 它的職分是把已經知道的東西變得可用。然後是這一段的最後一層意思: 儘管如此, 機器對分析的執行仍可能間接地反過來影響科學, 因為關係被推演與被觀看的形式會因此改變。

這最後一層與前面幾句方向相反。前面說的是機器夠不到什麼, 這一句說的是機器會改變夠得到的那一邊。一件工具被用起來之後, 人提問的形式, 寫式子的形式, 判斷什麼算一個好結果的形式, 都會跟著它走。她沒有說這是好事或者壞事, 她只是把它記下來了。這一句寫在1843年, 那時候還沒有一臺機器可以拿來試驗它是不是真的。

把這一段只讀到前兩句, 會漏掉後面印著的東西。她劃了一條界, 界的位置在創始; 她說明瞭界內是什麼, 界內是把已知變得可用; 她還說了這條界的存在會如何改變界那一邊的做法。

界畫在哪裡: 她沒有把界畫在難易上, 也沒有畫在快慢或者規模上。她畫在一個動作上: 起頭。機器可以跟著走完一條已經有人走通的路, 但那條路是誰開的, 不歸它。

一條界畫下來, 界外總還剩著東西。剩下的那一樣, 這個系列裡叫餘項。

於是餘項有了名字, 名字是創始。給它命名的, 是離這臺機器最近的那個人, 而且是在為它辯護的同一段話裡給的。她不是這臺機器的對手, 她是在講清楚它; 要講清楚它, 就得說明它到哪裡為止。一臺機器的邊界, 常常是造它的人和替它說話的人先說出來的, 因為只有他們知道每一步是怎麼接上的, 也只有他們知道哪一步接不上。

還有一層在措辭裡。她寫的是這臺機器沒有任何自命, 說的是不該替它主張什麼, 而不是斷定它做不到什麼。一句關於主張的話, 後來被當成一句關於能力的話來用。兩者的差別在於誰在說: 前者管的是人的口, 後者管的是機器的手。開頭這一句管的是前一件, 但她接下去也說了她看見的能力限度。

界限的位置由什麼定, 也寫在句子裡。它能做的, 是「我們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這個句子裡有一個「我們」。機器的邊界不是由機器的材質定的, 是由另一邊的人的知識定的。那一邊的知識變了, 這條界就得重畫。這一點她沒有寫出來, 但她的句子容得下這件事, 因為她把界的位置繫在了一個會變的量上。一句話如果把限度繫在人的知識上, 那麼它就不是一條關於機器的判斷, 而是一條關於兩邊關係的判斷。這樣一條界合不攏。人造出來的那一整套東西, 這個系列裡叫構; 構每往外走一步, 界就要挪一次, 而挪到哪裡, 要看走完那一步之後人知道了什麼。

寫下這句話的時候, 這臺機器還沒有成為一臺可以完整運行的實物。她在為一臺沒有身體的機器劃一條界, 而這一整台機器後來也沒有人能拿實物去試。等到有機器可以試的時候, 造機器的人已經換了幾代, 而這句話還是原來那句。能拿後來的機器去試的, 已經不是1843年那一臺的性能了。

八、一個多出來的詞

文章印出來的時候沒有印全名。1848年, 查爾斯·理查德·韋爾德的《皇家學會史》公開說明瞭譯者與注記作者是誰。一冊1843年的單行本上, 有洛夫萊斯伯爵贈給韋爾德的題詞。一篇署了首字母的文章, 靠一冊送出去的書和一位收書人的筆, 才把作者的名字接上。

1864年, 巴貝奇在自傳裡用相當的篇幅談了梅納佈雷亞與洛夫萊斯, 說梅納佈雷亞的文章是分析機基本原理第一次公開的闡述, 又另外談了那七篇注記。他在書末的著作目錄裡預告了一部《分析機史》, 說明將收入洛夫萊斯的譯文與注記, 標注「付印中」。那只是一則預告。此後幾十年, 提到巴貝奇機器的文字一直有, 這篇東西本身卻不容易拿到。

1937年, 美國人霍華德·艾肯寫了一份自動計算機器的建議書, 開頭是一段計算機械的歷史, 尤其談到巴貝奇。1944年, 哈佛與 IBM 合造的自動順序控制計算機完工, 後來稱作哈佛馬克一號。那是一臺真機器: 十五米長, 靠繼電器和齒輪工作, 用紙帶送指令, 一天二十四小時能連著算。1946年的操作手冊, 卷首題詞取自巴貝奇: 假如有人不以我的經歷為戒, 竟著手並且當真造成了這樣一臺機器……

艾肯援引的是巴貝奇, 不是那七篇注記。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真正造出機器的人, 從這段歷史裡取走的是一個沒有造成機器的人的遺言, 而不是那句關於界限的話。那句話要再等幾年才被人拿起來。

1949年, 道格拉斯·哈特里出版了《計算儀器與機器》。他是當時英國少數幾個既懂數學又摸過真機器的人之一, 這本書是給同行講這些新裝置能做什麼的。書裡他反對把計算裝置說成會「自己思考」, 說自己後來才發現, 一百多年前已經有人把這一點說得很硬, 於是把那句關於創始的話抄了下來。但他沒有把門關死。抄完之後他隨即寫道, 也許可以造出某種電子裝置, 它能夠自己思考, 或者具有某種類似條件反射的東西, 可以作為學習的基礎; 他說, 當時已經造出或者已在規劃的機器, 看來還不具備這種性質。

他引那句話, 是為了壓住一種當時流行的說法, 但他沒有把它當成一條定理, 而是當成一條關於當時那些機器的陳述。他留的餘地和她留的餘地, 形狀是一樣的。

他寫這段話, 是在1949年。能算的機器剛剛造出來不久, 關於它們的說法正在四處生長, 而可供核對的實物少得可憐。一個手上有機器的人在這時候引一句一百多年前的話, 引的不是權威, 是一條當時還沒有人推翻的界。他把它當作現狀的描述; 讀到它的人越往後, 越容易把它讀成一條規矩。

1950年, 阿蘭·圖靈的文章登在《心靈》雜誌上。他十四年前給出過一個數學上的定義, 說清楚了一臺計算機器可以是什麼樣子; 此時他在曼徹斯特, 手邊有一臺已經造出來的電子計算機。文章中間有一節, 標題用了她的名字。

圖靈在這一節的開頭說, 關於巴貝奇分析機的詳細情況來自她的那篇文章, 然後引了那兩句。引完他立刻寫明出處: 這句話由哈特里引用。他接著把哈特里那段留有餘地的話也抄了進來, 並且說自己完全同意哈特里的看法: 當時可供她判斷的材料, 並不足以支持相信那些機器具有學習或者自我創始的性質。

說完這句他把兩件事分開。他說, 她與巴貝奇都沒有義務去主張後來才能被主張的東西; 而一臺儲存與速度足夠的通用數字機器, 在邏輯上能夠模仿另一臺離散狀態的機器, 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他隨後把這條反對意見改寫成一個更強的形式: 機器永遠做不出真正新的東西。再改成一個更直接的形式: 機器永遠不能讓人吃驚。

對這個形式他的回答只有一句: 機器讓他吃驚的次數非常多。

這個回答沒有去反駁她。它換了一個可以驗證的說法, 然後說這個說法與他的經驗不合。原來的爭論關於機器有沒有某種能力, 換過之後的爭論關於人有沒有算盡自己定下的規則的後果。

他解釋說, 吃驚的來源常常是人沒有把機器規則的全部後果預先算完; 後面他把相反的假定歸給一種謬誤, 即以為一個事實的所有後果會同時呈現在心裡。

在講學習機器的那一節, 他又回到了這條反對意見, 並且加了一個腳注。他指出, 當時流行的轉述是「機器只能做我們叫它做的事」, 而這不是她的原話: 原句裡沒有「只」這個字。

把兩句擺在一起看。她寫的是: 「凡是我們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 它都能做。」而傳下來的那一句多了一個字, 意思就翻了個面: 前一句說的是它能做什麼, 後一句說的是它不能做別的。

那個字是在傳播途中加上去的。加上之後, 一句關於當下能力的說明變成了一條永久的禁令。而寫下原句的人, 恰恰在前一段警告過雙向的危險: 先被高估, 再被低估。一個字的增補, 把一句用來防範高估的話, 變成了一句用來支持低估的話。

1953年, 鮑登編的《比思維更快》把梅納佈雷亞的譯文連同全部注記重印, 戰後的讀者從此容易拿到這個文本。常聽到的說法是, 這篇東西一直失傳, 到1953年才被重新發現。而1864年巴貝奇談過, 1949年哈特里引過, 1950年圖靈專辟一節。這兩件事不一樣: 一句話被引用, 和一篇文章能被通讀, 中間隔著一百一十年。這一百一十年裡, 被反覆搬動的始終是那一段, 而不是那七篇。一篇長文章在流傳中會縮成一句話, 縮剩下的那一句往往不是作者最費力氣的地方, 而是後來的人最用得上的地方。

後來長出來的還不止一個字。

有一個稱號後來結在了她身上: 第一位程序員。

這個稱號不在1843年那篇東西裡。那一篇裡沒有程序這個詞, 也沒有軟件, 編碼, 人工智能; 它用的詞是運算, 變量, 卡片, 循環, 機器, 分析。她本人和當時的讀者都沒有這樣稱呼過她。1990年, 研究巴貝奇設計圖的學者艾倫·布羅姆利在文章裡明確不把它當作一個史學判斷。他手裡另有材料: 他清點出巴貝奇在1837年到1840年間留下的約兩打運算方案, 全都早於1843年。1980年前後, 一種由國防部門主持的程序設計語言以她的名字命名, 這個稱號的流傳因此更廣。

至於機器本身, 到今天為止, 沒有一臺完整的分析機被造出來過。巴貝奇留下的與分析機有關的實物是試件, 試驗機構和未完成的組件; 科學博物館藏著的那件試驗模型, 只是局部的試作。他的兒子亨利·普雷沃斯特·巴貝奇後來拼出過運算部分與輸出機構的一小塊, 那裡面沒有設想中的存儲部分, 也沒有完整的卡片控制。1991年六月完工, 常被人拿來當作巴貝奇設想成真的那臺機器, 是差分機二號。它們都不是那七篇注記所寫的那臺機器。

於是這件事的形狀可以看清了: 界限先於機器寫下, 餘項先於機器有了名字, 而機器至今沒有出現。後來不少關於機器能做什麼的爭論, 都是在這條先畫好的界上進行的; 爭的是它該往哪邊挪, 不是它該不該在。

那兩句話被寫下來的時候, 機器不存在。此後一百多年, 機器一臺一臺造出來, 那兩句話仍舊在被引用。

機器還在造, 而界在哪裡, 每一代人重說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