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台没有造出来的机器
十九世纪上半叶, 有一种工作是这样的: 一屋子人坐在桌前, 每人面前一叠纸, 照着给定的规矩一步一步往下算。
他们算出来的东西叫表。表是一长列算好的数, 用的时候去里面查。航海要用天文表来推算船此刻在海上的什么位置; 天文要用表算星体的轨道; 造桥, 开矿, 放贷, 卖保险, 各有各的表。
那时候英文里有一个词, 专指做这件活的人。一百年后, 同一个词被让给了机器。
一张表从算出来到印出来, 要过好几道手: 一个人算, 另一个人誊抄, 再一个人排版, 最后上机印刷。每一道工序都会出错。而一张错了的航海表, 后果是一条船撞在礁石上。
查尔斯·巴贝奇是剑桥出身的数学家。他想到的办法是: 如果让机器直接把数算出来, 并且直接印在纸上, 那么誊抄和排版这两道最容易出错的工序, 就可以整个去掉。
他要造的那台机器叫差分机。名字来自它所用的办法: 一种叫有限差分的算法, 骨子里是反复做加法。它只做这一件事, 做得又准又不知疲倦。
1823年五月一日, 皇家学会给出了有利的评估: 这台机器在原理上能成。八月七日发下第一笔拨款, 一千五百镑。
然后是二十年。
1842年十月八日, 巴贝奇给首相罗伯特·皮尔写信, 请求尽早作出决定: 继续, 还是停止。
他等了将近一个月。十一月四日, 皮尔回信说, 迟延是因为他想亲自与财政大臣亨利·戈尔本商议, 结论将由戈尔本告知。同一天, 戈尔本的信也到了。信里说, 要把这台机器做到让巴贝奇本人满意, 或者做到可供普遍使用, 所需的费用超出了政府能够辩护的限度, 完工一事因此将被放弃。
政府在信中提出, 可以把已经造出来的那部分交给他本人。他谢绝了。十一月十一日, 他当面见了皮尔, 说未能完工是政府的行为, 不是他的选择。谈话结束时, 项目没有重开。1843年一月, 政府把已造出的那部分连同图纸一并存入伦敦国王学院的博物馆。
二十年里, 政府一共付了大约一万七千镑。换来的实物是这样: 1830年的设计要用大约两万五千个零件, 到1832年装配起来的部分约有两千个, 相当于整机的七分之一。
装起来的那一部分已经能演示计算。它能算, 并不等于整台机器离交付只差再装上几份零件。
一项工程停下来的样子, 通常不是某一天有人宣布结束, 而是先有一次争执, 再有一段没人动手的日子, 然后有人在文书里写下一句自某年以来毫无进展。到了这一步, 停止已经发生很久, 只是还没有落到纸上。
还有一件事。
被停掉的这台机器, 不是1843年那篇文章讲的机器。
差分机只会做一件事。它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为有限差分这一种算法排好的, 换一道题, 就得换一台机器。
在被停掉之前的那几年, 巴贝奇已经在想另一样东西, 他叫它分析机。分析机的设想是: 不再为某一道题造一台机器, 而是造一台机器, 让人用穿孔的卡片告诉它这一次要按什么次序做哪些运算。卡片换一叠, 它做的事就换一样。加减乘除它都直接做, 做完一步之后下一步做什么, 由卡片决定; 而且在某些情形下, 它还能根据自己刚算出来的结果, 在两条路里挑一条走。
一台机器不再为一件事而造, 而是等着被指派。这件事发生在1840年前后的图纸上。
它没有像差分机那样成为一项由政府出钱的整机工程。巴贝奇后来写道: 分析机当时已经有了精确缩绘的图纸, 当时还没有按这些图纸展开制造。后来做过局部试件, 整机始终没有建成。
政府关掉的是一本账。另一本账从来没有打开过。
此后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发生在第二本账上。有人为它写说明, 有人把说明译成另一种文字, 有人给译文添上比原文更长的注记, 有人为它排出一张运算表, 有人在一百年后引用其中一句话来判断另一些机器能做什么。
这中间没有一个环节需要那台机器存在。
二、都灵的几个上午
1840年, 巴贝奇收到朋友普拉纳的一封信, 劝他去参加即将召开的意大利科学家会议。他去了都灵。
那时候图纸和说明传得慢。一个人想让别人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通常得本人到场。
发生在那里的事, 他自己叫「会晤」, 不是一场宣读的讲演。他带去了图纸, 模型, 以及一套机械记号法, 在几个上午里向在座的人解释这台机器。那套记号是他自己发明的一种写法, 专门用来描述机械的运动: 哪一个件在什么时刻带动哪一个件。这样的东西在当时没有现成的, 他得自己造一套。他自认这套记号是他做过的要紧事情之一, 因为一台机器只要复杂到一定程度, 光看图就已经看不出它在时间里怎么走。图只能画出零件在空间里的位置, 而机器的难处在次序。他要向都灵的听众交代的, 正是这一层。一台还不存在的机器, 要让另一个国家的几位数学家看懂它如何运转, 手里能拿出来的只有这些。在座的都是当时意大利科学界的人。普拉纳是天文学家, 莫索蒂是物理学家。还有一位三十一岁的军事工程军官, 名叫路易吉·费德里科·梅纳布雷亚。梅纳布雷亚就是在这几次会晤中收集材料的。
一台机器如果造出来了, 它的传播靠它自己: 人去看, 去摸, 去让它算一遍。分析机没有这个条件。它要传出去, 只能靠图纸转成语言, 语言再转成另一种语言。每一次转换都要有人在场把意思接住。都灵那几个上午做的就是这件事。
此后的整条线索都挂在这几个上午上: 一位意大利军官听懂了一台英国机器, 用法文写了出来, 一位英国人把法文译回英文并加了注, 一百年后有人从注里取出一句话, 用来说另一些机器。链条的第一环是几次谈话, 而谈话没有留下逐字的记录。
其中一个上午, 莫索蒂提了一个问题。他问的是: 机器如何能够根据一个事先并不知道数值的条件, 改变它此后要做的运算。
这个问题问到的, 是分岔。巴贝奇的回答是, 进位机构里与正负号相关的部件可以拿来控制卡片的走向, 一组运算卡片可以按需要前进或倒退任意个位置, 于是同一段运算可以重复执行, 而不必为每一次重复另打一张卡片; 而当计算过程中产生了某个符号条件, 机器可以据此在两条后续路径里选一条。
莫索蒂问到的是这样一个位置: 一台按事先排好的卡片走的机器, 如果它此后要走哪一条路取决于它自己刚算出来的东西, 那么排卡片的人就必须把一件他还不知道的事预先安排进去。他的办法不能是给出答案, 只能是给出分岔, 让机器在两条都已备好的路里挑。凡是要机器自己决定的地方, 决定的余地都得由人先造出来。
这段设计后来被反复引用。它进入记录的方式, 是回答一个听众的追问。
那台机器在图纸上的规模是这样: 巴贝奇后来说, 成熟的图样是按五十位数字画的, 存储部分设想容纳一千个数, 五十位乘五十位得出一百位的积, 一百位的被除数可以被五十位的除数除。他估计每分钟大约做六十次加减, 两个五十位数相乘约需一分钟。
输出也不止是让人去读数字轮。设计里有自动打印, 有把算得的数打到卡片上以备后用的装置, 还有绘图。卡片也不止一类。除了指定做哪一种运算的一类, 和指定从哪几列取数, 结果送回哪一列的一类, 还设想了第三类, 用来送进常数。运算的结果要能出得来, 并且要能再进去。
三、简单的自动机
在那几个上午听讲的人里, 有一个人回去把听到的东西写了下来。
1842年十月, 梅纳布雷亚的文章在《日内瓦大学文库》上印了出来, 用的是法文。分析机第一份公开的说明, 不是发明人写的, 是一个听众写的; 不是用发明人的母语写的, 是用法文写的; 而写它的人此前从没有见过这台机器, 因为它不存在。
文章开头就把归属交代清楚: 巴贝奇在都灵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想法, 经巴贝奇同意, 他把由此形成的理解写下来。他说自己的目的主要是说明这台机器的意图与原理, 不是给出完整的机械构造。
他给机器划的范围是: 除普通算术之外, 还要执行「那些规律为人所知的分析计算」。为了说明这件事为什么可能, 他先把数学劳动切成两半, 一半是受精确规律支配的机械部分, 另一半是属于思考的推理部分。机器要拿的是前一半。
这一刀切在哪里, 决定了后面所有的话。规律已知的部分交出去, 定规律的部分留下来。分界不是按难易分的, 一段演算可以极其繁难而全在机械的一边, 一个判断可以看着轻巧而全在思考的一边。分的是有没有事先订好的规矩可循。这一刀切下去之后, 界外剩的是什么, 也就跟着定了: 剩下的是订规矩这件事。
然后他写下了这样一句: 它不是一个会思考的存在, 而是一个简单的自动机, 按照为它订下的规律行事。
这句话往下还有约束。他明确排除那些依赖机器自己作试错选择的过程, 要求计算必须是一条能够事先完全指定的直接路径。
这一条排除的东西很多。数学里有大量的做法是先猜一个再看看合不合适, 不合适再换一个。这类做法在他划的线外面, 理由不是机器算不动, 是这条路事先画不出来。凡是必须走到那里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的过程, 都不在这台机器的范围里。这条线画得比后来那条更靠里, 而且画它的理由是路径的形状, 不是机器的力气。他说机器必须具备两种相应的能力, 一种用来执行数值运算, 一种用来按分析式的要求安排和分配这些运算的次序。这两种能力在他的叙述里是并列的, 而后一种才是这台机器区别于算盘与算表的地方: 它不只是会算, 它还要知道先算哪一步。他对提花机的说明是物理性的。
提花机是当时的新式织机。织布的时候, 花样是靠某几根经线被提起来, 另几根不提, 纬线穿过去, 一梭一梭织出来的。花样复杂的料子, 每一梭要提哪几根线都不一样, 从前靠一个人坐在织机顶上按次序一根根拉。十九世纪初, 法国人约瑟夫·雅卡尔把每一梭要提哪几根线, 打成了一张硬纸卡上的一排孔: 有孔的地方钩子伸得进去, 把线提起来; 没孔的地方钩子被挡住, 线不动。一张卡管一梭, 卡片串成一条链, 织机自己一张张翻过去。
于是花样不在机器里, 在卡片上。要织另一种花样, 机器不用改, 换一叠卡片。
巴贝奇要借的正是这一招: 长方形的卡片, 卡片上的孔, 孔的有无决定哪些控制件去动作。只不过雅卡尔的卡片控制的是线, 他的卡片控制的是运算。梅纳布雷亚也印出了运算表格与算例, 把某一道题在机器上要走的步骤逐行排开。这些表在1842年就印出来了, 比英文本早一年。写表的人是把听来的东西排成了行, 他自己没有见过这台机器动一下, 也不可能见过, 因为它当时还只是一叠图纸和几个上午的谈话。他文中假设的数字列是四十个十进制数字轮, 与巴贝奇后来所说的五十位并不相同, 因为设计在这中间改过。一台没有实物的机器, 连它有多大都不是一个固定的数, 而是随着图纸的改动一起动的。
这就是分析机第一次向公众说明自己是什么。说明里已经含着一条界限, 而且界限画在「思考」上: 机器在这条线的外面。
写下这句话的人此后走了另一条路。1848年宪政开始, 梅纳布雷亚进入撒丁王国的议会政治。到1860年前后, 他已是中将, 参与了统一进程中的战役与围城, 并成为参议员。此后他做过海军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 1867年出任意大利王国内阁会议主席, 也就是首相, 至1869年卸任, 其间兼掌外交。后来他出使伦敦, 又出使巴黎, 1896年去世。
这一生里, 分析机始终没有被造出来。
四、署名是三个首字母
1843年初, 查尔斯·惠斯通提议, 由奥古斯塔·阿达·洛夫莱斯把梅纳布雷亚的法文文章译成英文。
她当时二十七岁, 是一位伯爵夫人, 有三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的英国, 大学不收女学生, 学会不接纳女会员, 一个女人要学数学只能靠私人聘请老师和通信。提议的人是两边共同的朋友, 这件事起于一次社交性的建议, 不起于一项计划。此后一年里长出来的东西, 没有一样在这个建议里预先写着。
刊物的全名很长, 说明的是它做什么: 从外国科学院与学术团体的会刊里, 从外国期刊里, 选文译成英文。它存在的理由就是把别处写成的东西搬过来。翻译在那里是一件常规的, 不署全名也不奇怪的工作。
译文与注记一并刊在理查德·泰勒编的《科学备忘录》第三卷。译文二十五页, 附在后面的注记四十一页, 共七篇。
署名只有三个首字母。
这一点后来引出过很多话, 但1843年的读者并不会觉得费解: 用姓名的首字母署一篇译文, 在当时的期刊里是常见的做法。要到1848年, 才有一本书把这三个字母对应到一个具体的人。
做这件事的人受过什么训练, 有实物可查。她的数学手稿至今保存着, 里面是代数, 三角, 微分, 积分, 链式法则, 函数方程与微分方程的习题和往来讨论。威廉·弗兰德参与过她早年教育的安排, 玛丽·萨默维尔是她重要的师友。1840年七月起, 她与奥古斯都·德摩根开始了一门通信课程, 持续到1841年, 留下的不是一封推荐信而是几十封信和成叠的演算纸: 德摩根出题, 批改, 用文字讲解疑难。这门课的进度不由学期定, 由信件的来回定; 一道题卡住了就一直卡在那里, 直到下一封信到。这些纸上有错处, 有改处, 有讲不通再讲一遍的地方。它们能证明的不是天分, 是学过。重新查阅过这批原件的数学史家说, 这门课程覆盖了当时大学本科阶段所遇到的大部分内容。
同样有实物可查的是她没有的东西: 没有学位, 没有大学考试记录。她学过的东西留下了纸, 她学到什么程度这件事却没有一张可以出示的凭据。后来的争论有一半发生在这个空处上: 一方从纸推知她能做什么, 一方从没有凭据推知她不能。两边看的是同一批手稿, 分歧在于把没有记录当成什么。
1843年那个夏天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萨里的奥克姆庄园做的, 稿子和信在她与伦敦之间来回; 巴贝奇住在多塞特街, 那里既是住处也是工场。一个夏天里, 稿子在乡下写, 疑问寄进城里, 答复再寄回来, 一篇讲机器的文章就是这样在马车和邮袋之间做成的。另有单行本印出, 带一张折叠的大表。
八月下旬, 印出来的本子已经在流传。九月一日, 迈克尔·法拉第收到并作了回应。这篇东西一开始就走出了两个人之间, 进了当时英国科学界的通信网。
五、伯努利数
六月三十日, 巴贝奇写信给洛夫莱斯, 说他对第四篇注记非常满意, 只有一处微不足道的改动他会自己动手, 随信附上与积分有关的材料, 又说他还在弄除法的记号。
七月十日的信里, 提出用伯努利数的是她。她说想把伯努利数放进一篇注记, 作为机器处理隐函数的例子, 并请巴贝奇把必要的数据与公式给她。
伯努利数是数学里的一串数, 在好几个地方会冒出来。要紧的不是它们是什么, 是它们怎么算: 每一个都要用到前面已经算出来的那几个, 所以要算到第几个, 就得把同一套步骤照次序反复走, 每走一遍用上一遍的结果。
靠手算, 这是件麻烦事。而机器如果真能按次序反复执行同一组运算, 它正好接得住。她挑的是一件能把机器那项本事显出来的事。
这封信同时留下了两个动作: 选题出自她, 材料请自他。后来关于归属的争论, 常常就落在这两个动作要不要合成一个上。
接下来的信显示她没有照抄一张现成的表。她说自己在死磕那几种不同的推导路径。要把一件东西排成机器能走的步骤, 先得知道这件东西有几种走法, 再挑一种排得开的。这一步在数学里不算创造, 在机器面前却是全部的活。她把伯努利数表达式与一个已知积分之间的关联写成几行寄过去, 特意叮嘱他, 除非完全认可, 否则不要放进去。到某个星期六的六点钟, 她写信说, 表和图在一两处上错得厉害, 她又通了一遍, 改好了。信里没有说那几处错是谁犯下的。
星期日, 她用铅笔画好了表和图, 她的丈夫威廉, 洛夫莱斯伯爵, 拿墨笔把它描了一遍。星期二, 她写信向巴贝奇解释那一段里循环出现的变量卡片与运算卡片, 指出编号序列中重复的那一组。巴贝奇回信说, 他喜欢改过之后的形式, 等图和记号摆在面前会更好判断。
这一串日子里发生的事很具体: 一个人挑了题, 向另一个人要公式, 自己把几条推导路径都走了一遍, 发现表上有错, 改了, 用铅笔画好, 由第三个人上墨, 再把重复出现的那一组卡片讲给对方听。整件事的成品是印在纸上的四十一页, 而做成它的动作散在几个星期的信里, 每一个都有人做。后来的人要从这四十一页里读出一个作者, 而信里留着的是好几双手。
那张表要读者跟着走的是这样一件事: 每一步运算取哪几个存放着的量, 得数又送回哪一列; 中间有一组运算反复出现, 机器执行到那里, 不必为每一次重复另打卡片, 而是把卡片倒回去若干张, 让同一组再走一遍。表上排开的是这台机器在每一步之后的状态。
这张表记的是机器走到每一步时手里有什么, 不是一份要送进机器去的指令。对应指令的, 是那几副还没有被打出来的卡片。
巴贝奇后来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 说她查出了他犯下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这句话是二十一年后在自传里写的。而1843年印出来的那张表本身也带着一处错: 第四步运算里, 除法的两个量颠倒了, 照原样走下去算不出预期的值。
那处印错留在纸上一百多年, 因为没有机器可以拿它去跑一遍。一份指令如果永远不被执行, 它对不对就只能靠人一行一行去看。
围绕注记的归属, 后来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多萝西·斯坦因在1984年的论文和1985年的传记里持明显的怀疑立场, 强调她数学上的不确定, 强调巴贝奇的技术与政治意图, 强调她对他所供材料的依赖。约翰·富埃基与乔·弗朗西斯在2003年提出相反的主张, 认为她的独立贡献要大得多。托马斯·米萨在2015年把伯努利数这段工作处理成协作, 而不是一场零和的著作权之争, 逐封信去还原谁做了什么。巴贝奇本人1864年的说法是: 两人讨论过可用的例证, 他提了几个, 由她挑选并做出注记, 伯努利数是他提供过数学工作的那个例外。
这几种立场分歧很大, 但它们争的是同一批纸。1843年的信在那里, 1864年的回忆在那里, 印出来的表在那里, 三者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 而不一致的地方正好是争论落脚的地方。一份材料越晚, 越像一个完整的故事; 越早, 越是些散着的动作。
六、织出的花样
七篇注记的第一篇, 做的是划界的工作, 划的是两台机器之间的界。
她先提醒不要以为分析机不过是差分机的改良, 是从前一台自然长出来的; 她说通向分析机的那些想法, 是脱开差分机所依据的那条原理另行产生的。差分机体现的是一个受限的数学过程, 归根到底是重复的加法。分析机被她描述为对运算这门科学的一次具体化, 而这次具体化以抽象的数作为运算的对象。
这句话的重心不在数, 在运算。她把机器的对象说成运算本身, 而数只是这些运算眼下所施于的东西。
所谓运算, 在她那里指的是把一样东西按某条规矩变成另一样东西这个动作, 不特指算术。加是一种运算, 比较是一种运算, 按次序排列也是一种运算。她把机器的本行定在这一层上, 不定在数上。差分机被造出来是为了得到一批数值; 分析机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执行一套次序。前者的目的是结果, 后者的目的是过程能不能被排布。
她把这条区别看得很重, 特意提醒不要把后一台当成前一台的加强版。两台机器都由巴贝奇设计, 都用齿轮, 都算数; 但一台的问题是算得准不准, 另一台的问题是能不能把任意一段分析写成它走得动的次序。改进与另起, 差别在这里。
正是在这一篇里, 出现了那个被引用了一百多年的比喻: 分析机织出代数的花样, 正如提花机织出花与叶。
她谈的是穿孔卡片这套装置如何控制运算的组合与次序, 而提花机的卡片控制的是线的组合。两者相似的地方在控制, 不在产物。梅纳布雷亚讲提花机时讲的是卡片, 孔, 线, 讲的是这套东西怎么动; 她讲提花机时讲的是这套东西管的是什么。同一件机构, 一个人看见它的身体, 一个人看见它的职权。
接着她把话往外推了一步。她说, 如果能找到一些对象, 它们彼此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用这台机器的运算所处理的那种抽象关系表达出来, 那么运算就不必限于数。
这一步推得并不猛。她没有说机器能处理万物, 她说的是一个条件: 找得到那样的对象, 并且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被抽象关系接住。
然后是那个具体的例子。她说, 假如音高之间的关系与作曲的规则能够如此表达并适配于机器的运算, 那么这台机器可以创作出任意复杂程度与任意长度的, 精巧而合乎法度的乐曲。
这个句子常被摘出来单看, 但它是一个条件句。前提写在前面, 而且前提没有被证明成立。她说的是, 若关系可表达, 则运算可及。
这句话把整件事的关节挪了位置。能不能被机器处理, 不取决于那件事看上去有多像人做的事, 取决于它的关系能不能被写下来。写得下来的就进得去, 写不下来的就在外面。而什么写得下来, 这本身是会变的, 它随着人对那件事了解到什么程度一起动。
这一篇里还有一件事被反复说到: 运算次序的正确指定, 是人的活。机器执行的是它的卡片所代表的那个序列, 而分析过程的选择与安排必须由别处供给。机器执行卡片, 卡片来自安排, 安排来自有人先把这件事想明白。她把这一层反复说, 说明她不认为它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一处限度是实打实的。一段运算在纸上可以写得很长, 卡片却是有数的; 办法是让重复出现的那一组卡片倒回去再走一遍, 用时间换纸。机器的大小是有限的, 而它要处理的过程可以任意长, 两者之间靠循环接上。这个接法后来一直用着, 名字换过几轮, 事情没有变。
七、防止高估
末篇注记的开头, 在进入伯努利数的演算之前, 有一段谈的不是机器, 是关于机器的说法。那张排开了几十步运算的表, 就在它后面。她把防范夸大的话, 放在展示能力的那张表之前。
她写下的头一句是: 有必要防范人们对分析机的能力可能产生的夸大想象。
紧接着的一句常被略过。她说, 新事物容易先被高估, 因为它显眼; 等到那些过头的想法站不住了, 反弹过来又容易被低估。她给出的警告是双向的。
这两句里已经含着一个判断: 关于一台机器能做什么, 人的说法会摆动, 而摆动的幅度与机器本身的性能无关, 只与它显不显眼有关。她要防的不是某一个错误的估计, 是估计这件事本身的不稳。
在这两句之后, 才是那两句话:
「分析机没有任何自命去创始什么。凡是我们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 它都能做。」
这一段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她接着写: 机器能够跟随分析, 却没有能力预知分析的关系与真理; 它的职分是把已经知道的东西变得可用。然后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层意思: 尽管如此, 机器对分析的执行仍可能间接地反过来影响科学, 因为关系被推演与被观看的形式会因此改变。
这最后一层与前面几句方向相反。前面说的是机器够不到什么, 这一句说的是机器会改变够得到的那一边。一件工具被用起来之后, 人提问的形式, 写式子的形式, 判断什么算一个好结果的形式, 都会跟着它走。她没有说这是好事或者坏事, 她只是把它记下来了。这一句写在1843年, 那时候还没有一台机器可以拿来试验它是不是真的。
把这一段只读到前两句, 会漏掉后面印着的东西。她划了一条界, 界的位置在创始; 她说明了界内是什么, 界内是把已知变得可用; 她还说了这条界的存在会如何改变界那一边的做法。
界画在哪里: 她没有把界画在难易上, 也没有画在快慢或者规模上。她画在一个动作上: 起头。机器可以跟着走完一条已经有人走通的路, 但那条路是谁开的, 不归它。
一条界画下来, 界外总还剩着东西。剩下的那一样, 这个系列里叫余项。
于是余项有了名字, 名字是创始。给它命名的, 是离这台机器最近的那个人, 而且是在为它辩护的同一段话里给的。她不是这台机器的对手, 她是在讲清楚它; 要讲清楚它, 就得说明它到哪里为止。一台机器的边界, 常常是造它的人和替它说话的人先说出来的,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每一步是怎么接上的, 也只有他们知道哪一步接不上。
还有一层在措辞里。她写的是这台机器没有任何自命, 说的是不该替它主张什么, 而不是断定它做不到什么。一句关于主张的话, 后来被当成一句关于能力的话来用。两者的差别在于谁在说: 前者管的是人的口, 后者管的是机器的手。开头这一句管的是前一件, 但她接下去也说了她看见的能力限度。
界限的位置由什么定, 也写在句子里。它能做的, 是「我们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这个句子里有一个「我们」。机器的边界不是由机器的材质定的, 是由另一边的人的知识定的。那一边的知识变了, 这条界就得重画。这一点她没有写出来, 但她的句子容得下这件事, 因为她把界的位置系在了一个会变的量上。一句话如果把限度系在人的知识上, 那么它就不是一条关于机器的判断, 而是一条关于两边关系的判断。这样一条界合不拢。人造出来的那一整套东西, 这个系列里叫构; 构每往外走一步, 界就要挪一次, 而挪到哪里, 要看走完那一步之后人知道了什么。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这台机器还没有成为一台可以完整运行的实物。她在为一台没有身体的机器划一条界, 而这一整台机器后来也没有人能拿实物去试。等到有机器可以试的时候, 造机器的人已经换了几代, 而这句话还是原来那句。能拿后来的机器去试的, 已经不是1843年那一台的性能了。
八、一个多出来的词
文章印出来的时候没有印全名。1848年, 查尔斯·理查德·韦尔德的《皇家学会史》公开说明了译者与注记作者是谁。一册1843年的单行本上, 有洛夫莱斯伯爵赠给韦尔德的题词。一篇署了首字母的文章, 靠一册送出去的书和一位收书人的笔, 才把作者的名字接上。
1864年, 巴贝奇在自传里用相当的篇幅谈了梅纳布雷亚与洛夫莱斯, 说梅纳布雷亚的文章是分析机基本原理第一次公开的阐述, 又另外谈了那七篇注记。他在书末的著作目录里预告了一部《分析机史》, 说明将收入洛夫莱斯的译文与注记, 标注「付印中」。那只是一则预告。此后几十年, 提到巴贝奇机器的文字一直有, 这篇东西本身却不容易拿到。
1937年, 美国人霍华德·艾肯写了一份自动计算机器的建议书, 开头是一段计算机械的历史, 尤其谈到巴贝奇。1944年, 哈佛与 IBM 合造的自动顺序控制计算机完工, 后来称作哈佛马克一号。那是一台真机器: 十五米长, 靠继电器和齿轮工作, 用纸带送指令, 一天二十四小时能连着算。1946年的操作手册, 卷首题词取自巴贝奇: 假如有人不以我的经历为戒, 竟着手并且当真造成了这样一台机器……
艾肯援引的是巴贝奇, 不是那七篇注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真正造出机器的人, 从这段历史里取走的是一个没有造成机器的人的遗言, 而不是那句关于界限的话。那句话要再等几年才被人拿起来。
1949年, 道格拉斯·哈特里出版了《计算仪器与机器》。他是当时英国少数几个既懂数学又摸过真机器的人之一, 这本书是给同行讲这些新装置能做什么的。书里他反对把计算装置说成会「自己思考」, 说自己后来才发现, 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人把这一点说得很硬, 于是把那句关于创始的话抄了下来。但他没有把门关死。抄完之后他随即写道, 也许可以造出某种电子装置, 它能够自己思考, 或者具有某种类似条件反射的东西, 可以作为学习的基础; 他说, 当时已经造出或者已在规划的机器, 看来还不具备这种性质。
他引那句话, 是为了压住一种当时流行的说法, 但他没有把它当成一条定理, 而是当成一条关于当时那些机器的陈述。他留的余地和她留的余地, 形状是一样的。
他写这段话, 是在1949年。能算的机器刚刚造出来不久, 关于它们的说法正在四处生长, 而可供核对的实物少得可怜。一个手上有机器的人在这时候引一句一百多年前的话, 引的不是权威, 是一条当时还没有人推翻的界。他把它当作现状的描述; 读到它的人越往后, 越容易把它读成一条规矩。
1950年, 阿兰·图灵的文章登在《心灵》杂志上。他十四年前给出过一个数学上的定义, 说清楚了一台计算机器可以是什么样子; 此时他在曼彻斯特, 手边有一台已经造出来的电子计算机。文章中间有一节, 标题用了她的名字。
图灵在这一节的开头说, 关于巴贝奇分析机的详细情况来自她的那篇文章, 然后引了那两句。引完他立刻写明出处: 这句话由哈特里引用。他接着把哈特里那段留有余地的话也抄了进来, 并且说自己完全同意哈特里的看法: 当时可供她判断的材料, 并不足以支持相信那些机器具有学习或者自我创始的性质。
说完这句他把两件事分开。他说, 她与巴贝奇都没有义务去主张后来才能被主张的东西; 而一台储存与速度足够的通用数字机器, 在逻辑上能够模仿另一台离散状态的机器, 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他随后把这条反对意见改写成一个更强的形式: 机器永远做不出真正新的东西。再改成一个更直接的形式: 机器永远不能让人吃惊。
对这个形式他的回答只有一句: 机器让他吃惊的次数非常多。
这个回答没有去反驳她。它换了一个可以验证的说法, 然后说这个说法与他的经验不合。原来的争论关于机器有没有某种能力, 换过之后的争论关于人有没有算尽自己定下的规则的后果。
他解释说, 吃惊的来源常常是人没有把机器规则的全部后果预先算完; 后面他把相反的假定归给一种谬误, 即以为一个事实的所有后果会同时呈现在心里。
在讲学习机器的那一节, 他又回到了这条反对意见, 并且加了一个脚注。他指出, 当时流行的转述是「机器只能做我们叫它做的事」, 而这不是她的原话: 原句里没有「只」这个字。
把两句摆在一起看。她写的是: 「凡是我们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 它都能做。」而传下来的那一句多了一个字, 意思就翻了个面: 前一句说的是它能做什么, 后一句说的是它不能做别的。
那个字是在传播途中加上去的。加上之后, 一句关于当下能力的说明变成了一条永久的禁令。而写下原句的人, 恰恰在前一段警告过双向的危险: 先被高估, 再被低估。一个字的增补, 把一句用来防范高估的话, 变成了一句用来支持低估的话。
1953年, 鲍登编的《比思维更快》把梅纳布雷亚的译文连同全部注记重印, 战后的读者从此容易拿到这个文本。常听到的说法是, 这篇东西一直失传, 到1953年才被重新发现。而1864年巴贝奇谈过, 1949年哈特里引过, 1950年图灵专辟一节。这两件事不一样: 一句话被引用, 和一篇文章能被通读, 中间隔着一百一十年。这一百一十年里, 被反复搬动的始终是那一段, 而不是那七篇。一篇长文章在流传中会缩成一句话, 缩剩下的那一句往往不是作者最费力气的地方, 而是后来的人最用得上的地方。
后来长出来的还不止一个字。
有一个称号后来结在了她身上: 第一位程序员。
这个称号不在1843年那篇东西里。那一篇里没有程序这个词, 也没有软件, 编码, 人工智能; 它用的词是运算, 变量, 卡片, 循环, 机器, 分析。她本人和当时的读者都没有这样称呼过她。1990年, 研究巴贝奇设计图的学者艾伦·布罗姆利在文章里明确不把它当作一个史学判断。他手里另有材料: 他清点出巴贝奇在1837年到1840年间留下的约两打运算方案, 全都早于1843年。1980年前后, 一种由国防部门主持的程序设计语言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个称号的流传因此更广。
至于机器本身,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台完整的分析机被造出来过。巴贝奇留下的与分析机有关的实物是试件, 试验机构和未完成的组件; 科学博物馆藏着的那件试验模型, 只是局部的试作。他的儿子亨利·普雷沃斯特·巴贝奇后来拼出过运算部分与输出机构的一小块, 那里面没有设想中的存储部分, 也没有完整的卡片控制。1991年六月完工, 常被人拿来当作巴贝奇设想成真的那台机器, 是差分机二号。它们都不是那七篇注记所写的那台机器。
于是这件事的形状可以看清了: 界限先于机器写下, 余项先于机器有了名字, 而机器至今没有出现。后来不少关于机器能做什么的争论, 都是在这条先画好的界上进行的; 争的是它该往哪边挪, 不是它该不该在。
那两句话被写下来的时候, 机器不存在。此后一百多年, 机器一台一台造出来, 那两句话仍旧在被引用。
机器还在造, 而界在哪里, 每一代人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