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伯：我與你

一、一個孩子在等

布伯三歲那一年，他母親離開了。

父母分開以後，母親不在他的日常生活裡了。對一個孩子來說，複雜的成人關係，首先只是一個空下來的位置。

他被送到祖父母家，在當時加利西亞的倫貝格。祖父所羅門·布伯是研究米德拉什的猶太學者，祖母阿黛爾也深深影響了他的閱讀與語言生活。這個家庭給了他照顧，給了他書，給了他兩種文化之間的成長環境。

但是。

孩子在等。

在晚年的自傳片段裡，布伯記得祖父母家的一個陽台。那時候他還是很小的孩子。大人不在他面前談父母的事，他也沒有問。他仍盼著母親回來。

一個照看他的、比他年長的女孩，告訴他母親不會回來了。

布伯後來說，這是他一輩子最重要的瞬間之一。

他沒有回答。他後來為這種沒有發生的相遇造了一個詞：Vergegnung，錯失的相遇。

多年以後再見到母親，那個“錯失”的詞仍然回來。母親站在面前，並不能使等待過的那些年從來沒有發生。有人回來了，相遇卻不能靠回到同一個房間自動補足。

那段記憶沒有圓滿地合上。孩子等過的地方，留下了一個缺口。

布伯一輩子在想這件事。

什麼叫兩個人真的相遇？人在面前，關係卻可能沒有發生；一句禮貌的話說完，也許誰都沒有被聽見。我們為什麼能夠這麼近，又這麼遠？

後來，“我—你”（Ich-Du）成為他的思想中最著名的一對詞。那個等母親的孩子，不是整套哲學的唯一原因，卻讓相遇不再只是書上的問題。

有些問題，是從沒有等到的那個人那裡開始的。

二、哈西迪

布伯二十多歲的時候，開始重新靠近哈西迪傳統。

他生於維也納，在倫貝格的祖父母家長大。猶太學問和德語文化，都進入過他的少年生活。後來他在維也納、萊比錫、蘇黎世、柏林求學，讀哲學，也接觸文學與藝術。

但他越長大越被東歐的另一種猶太教吸引。

哈西迪派（Hasidism）。

這是十八世紀在東歐興起的猶太宗教運動，通常追溯到巴爾·謝姆·托夫。布伯特別看重其中一種力量：神聖不只在書齋與遠方，也在普通人的行動裡。祈禱、工作、吃飯、與人說話，都可能成為認真生活的地方。這個傳統並沒有因此拋棄律法、研習和社群生活。

不是通過遠離日常生活去某個神聖的地方。是把日常生活本身做成神聖。

哈西迪派有很多老拉比。這些老拉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社群（叫做"院子"，court）。圍繞每個老拉比有一些故事流傳——他做過的事，他說過的話，他怎麼對待來找他的人。

布伯花了幾十年時間收集這些故事。

這些材料並不主要來自一個背著行囊、逐村採訪的布伯。大量故事已經保存在書本與文獻裡。他收集、選擇、改寫，讓德語讀者能夠聽見它們。他不是一台沒有立場的錄音機。

《拉比納赫曼的故事》在一九零六年出版，《巴爾·謝姆傳奇》在一九零八年出版。往後的幾十年，他繼續整理，後來結成更大的《哈西迪故事》集。這個工作與他的哲學，長期並行。

為什麼他做這件事？

他不只是要保存奇聞，而是要讓讀者看見一種生活姿態：一個人怎樣對待來求助的人，怎樣在微小的事上回應另一個人的存在。布伯的選擇也受到批評，尤其是肖勒姆認為他過分用自己的思想重塑了哈西迪。這些故事是通道，不是整個傳統的無爭議肖像。

布伯收錄過這樣一個故事：

在一則關於薩索夫的拉比莫捨·萊布的故事裡，拉比說，自己從農民身上學到怎樣愛人。

他聽見兩個喝了酒的農民交談。一個問，你愛我嗎？另一個說，當然。第一個接著問：那你知道我缺什麼、哪裡痛嗎？朋友答不上來。原來一句“愛”，還沒有走到另一個人的實際處境裡。

故事到這裡停。

這不是要求愛人者無所不知。恰恰相反：我若還不知道，可以問，可以聽，不能用“我當然愛你”替你把話說完。感覺可以是真的，但感覺不是回應的全部。

故事使那個“你”具體起來：不是我心裡一個值得愛的形象，而是一個此刻有難處的人。

布伯本人並不屬於某一個哈西迪宗派。他與傳統保持著自己的距離，又從中尋找可以帶進現代生活的問題。親近一種傳統，不必等於宣稱它從來沒有裂縫。

他把故事帶進思考，又讓思考回到故事裡。概念提醒我們注意，故事則讓我們看見：原來問題會出現在這樣小的一句話裡。

講故事與做哲學，在他這裡並沒有隔得很遠。

三、我與你

一九二三年。布伯四十五歲。他出版了一本不長的書。

德文標題是 Ich und Du。

英譯 I and Thou。中譯《我與你》。

這本小書，後來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關於關係、教育與對話的討論。

書的核心論點很簡單。布伯說：人不是先有一個"我"，然後跟世界發生關係。人是在關係裡才有"我"。

而關係有兩種基本類型。

布伯叫它們"原初詞"（Grundwort）。每個原初詞不是一個詞，是一對詞：

第一種："我-它"（Ich-Es）。 第二種："我-你"（Ich-Du）。

這兩個 "我"不是同一個"我"。

"我-它"裡的"我"是觀察者，是使用者，是分類者，是預測者。它面對的是一個對象——一個可以被它分析的東西，一個可以被它使用的工具，一個可以被它納入它的概念系統的存在。絕大多數日常生活是"我-它"關係。我看時鐘（"它顯示三點"），我喝水（"它解渴"），我開車（"它跑得快"），我跟同事打招呼（"她在那個項目組"）。這些都是"我-它"。

"我-它"關係不是壞的。它是必要的。沒有"我-它"我們活不下去——我們必須能預測物體的運動，必須能使用工具，必須能給事物分類。"我-它"是人類生活的大部分。

但是"我-它"不是全部。

有時候——只是有時候——會發生另一種事。

你面對一個人，或者布伯舉例的那棵樹。平日裡你辨認它的種類，計算它的用途；另一個時刻，它不再只是這些資料的集合，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與你相對。人的相遇如此，布伯的討論也伸向自然與藝術；這不是給樹頒發與人完全相同的法律身份。

那一瞬間你也不再是觀察者。你也不再是使用者。你在那一瞬間也作為你自己站在那個對面的存在面前。

那一瞬間是 "我-你"。

布伯認為，“我”在這樣的關係中，成為能夠以整個自己回應的“我”。

這講的是存在和回應的方式，不是人的資格審查。沒有進入這種相遇的人，不能回話的嬰兒，重病中無法回應的人，都沒有因此少一分人的尊嚴。

但是，“我—你”不能像物品一樣被存起來。

這是布伯哲學最難也最重要的一點。

你可以為相遇作準備，可以認真聽，給對方時間，卻不能按下按鈕，保證它發生。把相遇當成一種可複製、可控制的體驗，那個“你”又可能被變成我需要的某種效果。

有限的“你”會重新進入“它”的世界：相遇過後，我們仍要回憶、分析、安排日程。不是只要思考就背叛了相遇，也不是一段關係只能活一秒；是任何有限的人，都不能被我永久佔有為一個純粹的“你”。

布伯說，人能做的不是"維持"我-你，是重新進入我-你。一次又一次。永遠在去重新看見對面那個人作為"你"，而不是作為"它"。

這件事很難。

日常的熟悉，最容易讓我們以為已經知道對方。妻子今天會說什麼，孩子為什麼又鬧，同事大概有什麼打算。然後某次吃飯、爭執、睡前談話，對方說出一句不在我們預料中的話。我們願不願意重新聽？用“他”還是“你”這個代詞，不是判斷關係的捷徑。

“我—你”的可能，就在重新回應的地方。

相遇過去，生活還要繼續：做飯，預約，工作，照料。

但我們不必因為回到這些事情，就否認曾經真的相遇；也不必只為閃光的一秒活著，而輕看維持關係的漫長日常。

四、永恆的你

布伯哲學最深的一層在最後。

他說：每一個具體的"你"都是通往永恆的"你"（das ewige Du）的窗口。

什麼叫永恆的"你"？

在布伯這裡，它不是一個為了避免說“上帝”而造出的模糊方向。他明確在談上帝。只是，上帝不能被安放為諸多對象之中最大、最強的那一個。

關鍵在關係，而不在一張屬性清單。

那個方向上，有一個永遠不能變成"它"的"你"。

那個永遠不能變成"它"的"你"，他叫它 das ewige Du——永恆的"你"。

我們能夠談論上帝，也能夠擁有教義與觀念，但這些不等於向上帝說“你”。像談論一個人的資料不等於與他相遇一樣，關於神的知識，並不自動就是人與神的關係。

這個區別，使“永恆的你”不只是一項理論結論。

接近它，不必意味著逃離世界。對具體生命的回應，可以打開通向它的關係。不能一邊聲稱親近上帝，一邊把眼前的人全部當成通往自己的救贖的工具。

這不是積攢相遇次數，攢夠了就離上帝近一格。相遇不是積分。

這與布伯從哈西迪故事中讀出的東西相通：日常並不只是等待神聖到來的空白時間。但他的哲學重述，也不能代替哈西迪信仰的全部內容。

《我與你》的最後部分，因此比“好好與人說話”走得更遠。它觸及祈禱、啟示、人與神的關係。一個不信神的讀者，也可以從前面的關係思想得到啟發，卻不必假裝這一層宗教承諾不存在。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道路，也使用不同的宗教語言。布伯尋找相遇的共同深處，不等於說所有教義、所有信仰都已經沒有差別。

我們可以不急著把這些差別合起來。

先留下那個問題：我是在回應一個“你”，還是只在守護我已經擁有的關於他的觀念？這個問題，可以伴隨人走很遠。

五、翻譯聖經

一九二五年。布伯四十七歲。

在出版人蘭伯特·施奈德發起的項目中，他與小他八歲的弗朗茨·羅森茨威格合作。羅森茨威格患著肌萎縮側索硬化症，身體和說話越來越困難，卻仍借助妻子與溝通方法參與嚴密的文字工作。他不是這項合作中一個正在消失的旁觀者。

把希伯來聖經翻譯成德文。

新的德文譯本。

為什麼是新的？

德語世界已經有路德譯本，也有其他譯本，包括猶太譯者的工作。路德塑造了德語讀者聽見《聖經》的方式。布伯和羅森茨威格不是發現了一個從未翻譯過的文本，而是在一種很強的熟悉感中，重新打開聽覺。

他們想做的，是讓那份熟悉停頓一下。

他們要讓德文讀者感受到希伯來文的陌生性。

一個詞根在相隔的段落反覆出現，會建立回聲。一句話怎樣斷開，會改變呼吸。有些表達緊貼身體與動作，不急著變成抽象名詞。若每一處都只譯成當下最順口的說法，關聯可能悄悄不見。

他們特別想保留這些回聲與節奏。這不是說路德對希伯來文毫無感覺，而是另一種譯法，要把讀者的注意力帶到不同的地方。

重複的關鍵詞，經過斟酌的德語造詞，適合呼吸與朗讀的分行——翻譯在句子裡做很具體的工作。你聽見同一個詞回來，可能才聽見一段故事在回應另一段故事。

這是一種翻譯哲學——翻譯不是把另一種語言變成你的語言，是讓你的語言被另一種語言改變一點。

羅森茨威格一九二九年去世。合作已經越過《摩西五經》，進入先知書的工作。布伯繼續下去，直到一九六一年完成全譯，完整修訂版隨後出齊。中間，德國變了，歐洲變了，讀這些文字的人遭到驅逐與殺害；他也離開德國，在耶路撒冷繼續。

他繼續翻譯。

從四十多歲，做到八十多歲。

為什麼翻譯值得在這裡停留這麼久？

因為翻譯這件事本身就是"為他者留位置"的一種最具體的實踐。

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習慣、節奏、說不盡的東西。翻譯時，有兩種需要不斷拉扯著譯者：讓讀者讀得進去，也讓原文不只是讀者早就熟悉的另一面鏡子。

把陌生處全部抹平，讀者可能讀得很順，卻沒發現自己正在遇見不同的世界。

把每一句都寫得生硬，也未必更忠實。讀者進不去，只能隔著玻璃看一件異國標本；那個“你”仍然沒有說上話。

難處在於：怎樣用讀者能進入的語言，留下原文改變讀者的力量。

布伯整理哈西迪故事時，常有很強的文學改寫；他與羅森茨威格譯《聖經》時，又格外珍惜原文的回聲。不能用一條“從不歸化”的原則把兩種工作塗成一樣。它們都包含選擇，也都應當接受讀者的檢驗。

我們從中讀出的，是“我—你”可以伸向語言工作的一個方向，不是一條自動判好壞的公式。

每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來說都是一個"你"。你可以把它當成"它"——一個供你提取信息的對象。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你"——一個值得你為之改變自己語言一點的存在。

留位置，有時候就落實在一個詞要不要輕易換掉。

六、耶路撒冷

一九三八年。布伯六十歲。

他離開德國。

納粹一九三三年上台後，他又在德國留了幾年，投入猶太成人教育。在排斥不斷加深的時候，仍然讓人有地方學習、交談，是很具體的工作。

他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離開，早於十一月的水晶之夜。

他到了耶路撒冷。生活換了一個地方，問題沒有自動變輕。

希伯來大學聘他教授社會哲學。童年接觸過的希伯來文，現在進入新的教室、新的聽眾之間。在新的城市繼續教學，也意味著重新安放自己的生活。他教到一九五一年退休。

這個城市裡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

大學裡的猶大·馬格內斯，是與他立場相近的人。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抽象的“對話對象”，而是同一片土地上兩個民族的生活、恐懼與政治訴求。

從一九二零年代起，Brit Shalom已經推動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理解。布伯與這個方向長期相近。

Brit Shalom 在希伯來語裡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約"。

它在一九二五年成立，尋求一種不由一個民族支配另一個民族的政治安排。後來布伯與馬格內斯等人於一九四二年參與成立Ihud，繼續推動雙民族合作與平等。

這樣的主張沒有成為主流。土地、安全、民族自決與現實權力，不能僅靠一句“我們應當對話”解決。布伯面對的，正是他的哲學最不容易落實的地方。

布伯是這個少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寫，講，參與組織，試圖使另一方的生活不被己方的政治目標完全蓋住。這並不使他的語言與方案免於批評；對話有沒有真正聽見另一方，也要由另一方來回答。

一九四八年。

在戰火中以色列國宣佈成立。

布伯此前反對把民族家園的願望直接落實為排他性的民族主權國家，更傾向雙民族安排。以色列建立以後，他接受這個國家的存在，同時繼續批評支配和排斥阿拉伯人的政策。支持家園、反對某種建國方式、面對既成國家，不是同一個時間裡的同一句話。

在他的工作裡，有一個反覆出現的警告——

一個民族不能通過把另一個民族還原為對象來建立自己。

民族的安全感，也不能替對面的人回答他們想怎樣生活。

他借助Ihud等平台繼續發聲，也參與為阿拉伯人的處境提出抗議與要求。團體很小，文章、會議、公開呼籲，力量也有限。

他不是政治家。他沒有政治權力。他做的是他能做的——講，寫，簽字。

他的工作沒有改變政府的方向。他知道這一點。他繼續做。

為什麼？

因為他一輩子講"我-你"。

如果你認真講"我-你"，你不能在自己民族之外為另一個"你"設定例外。你要麼真講"我-你"，要麼不講。你不能對自己民族的人講"我-你"，對另一個民族的人講"我-它"。那不是"我-你"哲學，那是為自己民族服務的哲學。

他的哲學因此也在考驗他自己。

這意味著對另一個民族的人也講"我-你"。

這意味著——當自己的民族獲得了把另一個民族還原為對象的能力之後——他要警告自己的民族不要這樣做。

不是因為他不愛自己的民族。是因為他愛。

一個把他人僅當作障礙的制度，也在損害自己的共同生活。但不能把整個民族寫成“失去面容”的集體：民族之中始終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判斷，不同的行動。布伯的努力，正在這片具體的差異裡。

他堅持講。一直到他死。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

布伯在耶路撒冷死。八十七歲。

他沒有留下一個已經實現的雙民族和平方案。

他留下的是沒有因為失敗就撤回的要求：對面的生活也得算數。

七、他和列維納斯

把布伯與列維納斯放在一起，最容易發生的事，是覺得他們在說同一種哲學。

他們確實有思想上的交往。列維納斯寫過評述，布伯作過回應，雙方也有書信。在這些文字裡，相近的關切沒有使不同的聲音消失。

兩人相差二十八歲。列維納斯深受布伯啟發，也不肯在贊賞之後停止追問。

尊重一個思想家，有時候就是認真告訴他：這裡，我不能跟你走同一條路。

但是他們的哲學不一樣。

布伯強調相互的關係：我向你開放，你也不是一件被我單方面觀看的物品。但“相互”不必等於每件事都對稱。他在教育與治療的討論裡，也承認雙方所處位置並不相同。

列維納斯則把責任的不對稱推到前面：我回應你，不能以你先承擔同等責任作為條件。那份要求，不是兩個人談妥之後才生效的約定。

列維納斯擔心，相遇若被理解成交換，就會失去他者首先向我提出的質問。

但布伯的相互性，也不是“你給我多少，我才還多少”。把它寫成交易，就沒有真正讀到他的“我—你”。

他們的區別，可以在一個日常問題裡聽見：一個人暫時不能回應我，我還欠他什麼？列維納斯使那個“還欠什麼”變得很重；布伯提醒我們，對方不是只有一個需要被我救助的位置，也可能向我說話，改變我。

這不是一次辯論中誰把誰說服了的問題。

布伯要保存關係中的雙方，列維納斯不讓我的自足重新成為中心。我們需要把兩個問題聽清，再看它們怎樣衝突，而不是把布伯寫成列維納斯尚未完成的前一版。

兩個人沒有誰說服誰。

分歧本身，也沒有使我們必須把其中一個人的問題從書桌上拿掉。

他們的哲學不一樣，他們的語言不一樣，他們的強調不一樣。他們都講他者，但講的不是同一種他者。布伯講相遇瞬間的他者，列維納斯講倫理命令的他者。

兩種講他者的方式。

我們讀這兩個人，可以看到他們各自看見的東西，也可以看到他們各自沒看見的東西。

如果只強調互相，我可能把無法回應的人放到外面。如果只強調我對他人的無限承擔，我又可能忘記承擔者也不能被吞沒。兩邊都不能用一句漂亮的話輕鬆解決。

兩個人並讀，可以讓這些困難同時留下。

所以我們前一篇寫列維納斯，這一篇寫布伯。不是把兩套思想加起來，得到一個終於無所不包的答案；是讓一個人的盲點，有機會被另一個人的問題照見。

這個樂章講他者，也應當為不同的他者哲學留位置。讓它們同處，不等於讓它們說同一句話。

布伯的他者是相遇裡的"你"。 列維納斯的他者是命令裡的面容。

下一篇我們會寫另一種他者。再下一篇是再一種。

每一種都沒有把人的關係說盡。並讀之後，也不會把它說盡。

遠處仍然有尚未回答的事。

康德的目的王國、布伯的永恆之你、列維納斯的無限，各有自己的哲學與宗教位置，不能互換。但本系列的橋，容許它們圍繞“不把別人用完”這個問題，彼此照見。

不同的語言。相鄰的關切。沒有被取消的距離。

八、橋頭

回到想像的橋上。布伯帶著晚年的樣子走來。

他八十多歲的樣子。他不高。他的鬍子很長，灰白色，從下巴垂下去幾寸。他的眼睛大而溫和。他穿一件深色的長袍——既不是西裝也不是哈西迪服裝，是一種他自己的樣式。

他走得不快但很穩。

他到了橋的中段。

希帕蒂婭在那裡，星盤還在手裡。阿奎那站在另一邊，手裡沒有東西。柏格森拄著拐杖，對他點頭。列維納斯也在橋的中段。兩個人相視一笑，書頁上沒有談完的問題，也跟著來到這裡。

"我們繼續上次的對話？" 列維納斯用法語說。 "也許這次我們能聽清對方一點。" 布伯用德語回。

兩個人笑了。

他們沒有立刻走近深談。各自站著，知道對方也在。差別不必先消失，兩個人才能同處。

橋頭的遠處那一頭，康德站著。今晚的康德比之前更清楚一點——能看見他的衣服的顏色。他還是沒有走過來。

橋外那條路上——能看見暗下來的天空，雷光。

那條路上仍然有人在走。 最遠的那些已經看不見了。 近處那個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爾——已經比上次走得遠了一些。他還在走。他不再回頭看橋。

布伯朝那條路看了一眼。

布伯想起自己在耶路撒冷那些年的講課、文章、會議。一次次試著讓人聽見：我們需要一個家，但這不能使別人的家不算家。他既想改變事情，也不得不承受事情沒有照他的希望改變。

他知道他沒有攔住。

他知道暴風驟雨在那條路上下著。

他沒有把失敗說成無所謂。那條路不是誰愛走就走的私事：路上的動作，會落到別人身上。他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不是停止回應的理由。

他轉回身。希帕蒂婭手裡的星盤在風裡反著月光。月光是溫和的。

他對希帕蒂婭說了一句話——不是希臘語，也不是希伯來語，是德語。希帕蒂婭聽不懂，但她從他的語氣裡知道他說的是友好的話。她對他笑了一下。

阿奎那在另一邊小聲說了一句拉丁語。柏格森聽懂了，用法語翻給布伯聽。布伯也笑了。

希帕蒂婭，阿奎那，柏格森，列維納斯，布伯——五個名字。但橋的中段不止五個人。橋上是幾代幾代累積下來的人。一片人影。有畫方程的，有看玉米的，有寫詩的，有讀星圖的，有寫小說的，有畫圖紙的，有蹲在一邊記筆記的，有坐著發呆的，有跟旁邊人小聲談話的。每個人語言不同。每個人時代不同。每個人具體做的事不同。但他們都做了同樣性質的事——在自己的時代裡為他者留位置。

橋的另一頭——暴風驟雨那條路上——海德格爾越走越遠。 橋的遠處那一頭——康德那裡——風溫和地吹著。 橋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溫和。

橋頭最遠那一頭那個一直看著遠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婭，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維納斯。

這次他看的是布伯。

布伯抬起頭，目光跟那個一直看著遠方的人很短地交匯了一下。

布伯笑了。不是答謝的笑。是一種"我知道你在那裡"的笑。

那個人也淡淡地笑了一下。

然後兩個人都轉回各自的方向。

布伯站在橋的中段。他八十七歲的時候在耶路撒冷死。他活著的時候做了他能做的事——他寫《我與你》，他翻譯哈西迪故事，他翻譯聖經，他在自己的城市裡為另一個民族留位置。

他做的事有限。相遇沒有被他完成。於是他把那個“你”留在面前，沒有把最後一句話佔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