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伯:我与你
Buber: I and Thou
一、一个孩子在等
布伯三岁那一年,他母亲离开了。
父母分开以后,母亲不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复杂的成人关系,首先只是一个空下来的位置。
他被送到祖父母家,在当时加利西亚的伦贝格。祖父所罗门·布伯是研究米德拉什的犹太学者,祖母阿黛尔也深深影响了他的阅读与语言生活。这个家庭给了他照顾,给了他书,给了他两种文化之间的成长环境。
但是。
孩子在等。
在晚年的自传片段里,布伯记得祖父母家的一个阳台。那时候他还是很小的孩子。大人不在他面前谈父母的事,他也没有问。他仍盼着母亲回来。
一个照看他的、比他年长的女孩,告诉他母亲不会回来了。
布伯后来说,这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瞬间之一。
他没有回答。他后来为这种没有发生的相遇造了一个词:Vergegnung,错失的相遇。
多年以后再见到母亲,那个“错失”的词仍然回来。母亲站在面前,并不能使等待过的那些年从来没有发生。有人回来了,相遇却不能靠回到同一个房间自动补足。
那段记忆没有圆满地合上。孩子等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缺口。
布伯一辈子在想这件事。
什么叫两个人真的相遇?人在面前,关系却可能没有发生;一句礼貌的话说完,也许谁都没有被听见。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近,又这么远?
后来,“我—你”(Ich-Du)成为他的思想中最著名的一对词。那个等母亲的孩子,不是整套哲学的唯一原因,却让相遇不再只是书上的问题。
有些问题,是从没有等到的那个人那里开始的。
二、哈西迪
布伯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重新靠近哈西迪传统。
他生于维也纳,在伦贝格的祖父母家长大。犹太学问和德语文化,都进入过他的少年生活。后来他在维也纳、莱比锡、苏黎世、柏林求学,读哲学,也接触文学与艺术。
但他越长大越被东欧的另一种犹太教吸引。
哈西迪派(Hasidism)。
这是十八世纪在东欧兴起的犹太宗教运动,通常追溯到巴尔·谢姆·托夫。布伯特别看重其中一种力量:神圣不只在书斋与远方,也在普通人的行动里。祈祷、工作、吃饭、与人说话,都可能成为认真生活的地方。这个传统并没有因此抛弃律法、研习和社群生活。
不是通过远离日常生活去某个神圣的地方。是把日常生活本身做成神圣。
哈西迪派有很多老拉比。这些老拉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社群(叫做"院子",court)。围绕每个老拉比有一些故事流传——他做过的事,他说过的话,他怎么对待来找他的人。
布伯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这些故事。
这些材料并不主要来自一个背着行囊、逐村采访的布伯。大量故事已经保存在书本与文献里。他收集、选择、改写,让德语读者能够听见它们。他不是一台没有立场的录音机。
《拉比纳赫曼的故事》在一九零六年出版,《巴尔·谢姆传奇》在一九零八年出版。往后的几十年,他继续整理,后来结成更大的《哈西迪故事》集。这个工作与他的哲学,长期并行。
为什么他做这件事?
他不只是要保存奇闻,而是要让读者看见一种生活姿态:一个人怎样对待来求助的人,怎样在微小的事上回应另一个人的存在。布伯的选择也受到批评,尤其是肖勒姆认为他过分用自己的思想重塑了哈西迪。这些故事是通道,不是整个传统的无争议肖像。
布伯收录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则关于萨索夫的拉比莫舍·莱布的故事里,拉比说,自己从农民身上学到怎样爱人。
他听见两个喝了酒的农民交谈。一个问,你爱我吗?另一个说,当然。第一个接着问:那你知道我缺什么、哪里痛吗?朋友答不上来。原来一句“爱”,还没有走到另一个人的实际处境里。
故事到这里停。
这不是要求爱人者无所不知。恰恰相反:我若还不知道,可以问,可以听,不能用“我当然爱你”替你把话说完。感觉可以是真的,但感觉不是回应的全部。
故事使那个“你”具体起来:不是我心里一个值得爱的形象,而是一个此刻有难处的人。
布伯本人并不属于某一个哈西迪宗派。他与传统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又从中寻找可以带进现代生活的问题。亲近一种传统,不必等于宣称它从来没有裂缝。
他把故事带进思考,又让思考回到故事里。概念提醒我们注意,故事则让我们看见:原来问题会出现在这样小的一句话里。
讲故事与做哲学,在他这里并没有隔得很远。
三、我与你
一九二三年。布伯四十五岁。他出版了一本不长的书。
德文标题是 Ich und Du。
英译 I and Thou。中译《我与你》。
这本小书,后来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关于关系、教育与对话的讨论。
书的核心论点很简单。布伯说:人不是先有一个"我",然后跟世界发生关系。人是在关系里才有"我"。
而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
布伯叫它们"原初词"(Grundwort)。每个原初词不是一个词,是一对词:
第一种:"我-它"(Ich-Es)。 第二种:"我-你"(Ich-Du)。
这两个 "我"不是同一个"我"。
"我-它"里的"我"是观察者,是使用者,是分类者,是预测者。它面对的是一个对象——一个可以被它分析的东西,一个可以被它使用的工具,一个可以被它纳入它的概念系统的存在。绝大多数日常生活是"我-它"关系。我看时钟("它显示三点"),我喝水("它解渴"),我开车("它跑得快"),我跟同事打招呼("她在那个项目组")。这些都是"我-它"。
"我-它"关系不是坏的。它是必要的。没有"我-它"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必须能预测物体的运动,必须能使用工具,必须能给事物分类。"我-它"是人类生活的大部分。
但是"我-它"不是全部。
有时候——只是有时候——会发生另一种事。
你面对一个人,或者布伯举例的那棵树。平日里你辨认它的种类,计算它的用途;另一个时刻,它不再只是这些资料的集合,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你相对。人的相遇如此,布伯的讨论也伸向自然与艺术;这不是给树颁发与人完全相同的法律身份。
那一瞬间你也不再是观察者。你也不再是使用者。你在那一瞬间也作为你自己站在那个对面的存在面前。
那一瞬间是 "我-你"。
布伯认为,“我”在这样的关系中,成为能够以整个自己回应的“我”。
这讲的是存在和回应的方式,不是人的资格审查。没有进入这种相遇的人,不能回话的婴儿,重病中无法回应的人,都没有因此少一分人的尊严。
但是,“我—你”不能像物品一样被存起来。
这是布伯哲学最难也最重要的一点。
你可以为相遇作准备,可以认真听,给对方时间,却不能按下按钮,保证它发生。把相遇当成一种可复制、可控制的体验,那个“你”又可能被变成我需要的某种效果。
有限的“你”会重新进入“它”的世界:相遇过后,我们仍要回忆、分析、安排日程。不是只要思考就背叛了相遇,也不是一段关系只能活一秒;是任何有限的人,都不能被我永久占有为一个纯粹的“你”。
布伯说,人能做的不是"维持"我-你,是重新进入我-你。一次又一次。永远在去重新看见对面那个人作为"你",而不是作为"它"。
这件事很难。
日常的熟悉,最容易让我们以为已经知道对方。妻子今天会说什么,孩子为什么又闹,同事大概有什么打算。然后某次吃饭、争执、睡前谈话,对方说出一句不在我们预料中的话。我们愿不愿意重新听?用“他”还是“你”这个代词,不是判断关系的捷径。
“我—你”的可能,就在重新回应的地方。
相遇过去,生活还要继续:做饭,预约,工作,照料。
但我们不必因为回到这些事情,就否认曾经真的相遇;也不必只为闪光的一秒活着,而轻看维持关系的漫长日常。
四、永恒的你
布伯哲学最深的一层在最后。
他说:每一个具体的"你"都是通往永恒的"你"(das ewige Du)的窗口。
什么叫永恒的"你"?
在布伯这里,它不是一个为了避免说“上帝”而造出的模糊方向。他明确在谈上帝。只是,上帝不能被安放为诸多对象之中最大、最强的那一个。
关键在关系,而不在一张属性清单。
那个方向上,有一个永远不能变成"它"的"你"。
那个永远不能变成"它"的"你",他叫它 das ewige Du——永恒的"你"。
我们能够谈论上帝,也能够拥有教义与观念,但这些不等于向上帝说“你”。像谈论一个人的资料不等于与他相遇一样,关于神的知识,并不自动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这个区别,使“永恒的你”不只是一项理论结论。
接近它,不必意味着逃离世界。对具体生命的回应,可以打开通向它的关系。不能一边声称亲近上帝,一边把眼前的人全部当成通往自己的救赎的工具。
这不是积攒相遇次数,攒够了就离上帝近一格。相遇不是积分。
这与布伯从哈西迪故事中读出的东西相通:日常并不只是等待神圣到来的空白时间。但他的哲学重述,也不能代替哈西迪信仰的全部内容。
《我与你》的最后部分,因此比“好好与人说话”走得更远。它触及祈祷、启示、人与神的关系。一个不信神的读者,也可以从前面的关系思想得到启发,却不必假装这一层宗教承诺不存在。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道路,也使用不同的宗教语言。布伯寻找相遇的共同深处,不等于说所有教义、所有信仰都已经没有差别。
我们可以不急着把这些差别合起来。
先留下那个问题:我是在回应一个“你”,还是只在守护我已经拥有的关于他的观念?这个问题,可以伴随人走很远。
五、翻译圣经
一九二五年。布伯四十七岁。
在出版人兰伯特·施奈德发起的项目中,他与小他八岁的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合作。罗森茨威格患着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身体和说话越来越困难,却仍借助妻子与沟通方法参与严密的文字工作。他不是这项合作中一个正在消失的旁观者。
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德文。
新的德文译本。
为什么是新的?
德语世界已经有路德译本,也有其他译本,包括犹太译者的工作。路德塑造了德语读者听见《圣经》的方式。布伯和罗森茨威格不是发现了一个从未翻译过的文本,而是在一种很强的熟悉感中,重新打开听觉。
他们想做的,是让那份熟悉停顿一下。
他们要让德文读者感受到希伯来文的陌生性。
一个词根在相隔的段落反复出现,会建立回声。一句话怎样断开,会改变呼吸。有些表达紧贴身体与动作,不急着变成抽象名词。若每一处都只译成当下最顺口的说法,关联可能悄悄不见。
他们特别想保留这些回声与节奏。这不是说路德对希伯来文毫无感觉,而是另一种译法,要把读者的注意力带到不同的地方。
重复的关键词,经过斟酌的德语造词,适合呼吸与朗读的分行——翻译在句子里做很具体的工作。你听见同一个词回来,可能才听见一段故事在回应另一段故事。
这是一种翻译哲学——翻译不是把另一种语言变成你的语言,是让你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改变一点。
罗森茨威格一九二九年去世。合作已经越过《摩西五经》,进入先知书的工作。布伯继续下去,直到一九六一年完成全译,完整修订版随后出齐。中间,德国变了,欧洲变了,读这些文字的人遭到驱逐与杀害;他也离开德国,在耶路撒冷继续。
他继续翻译。
从四十多岁,做到八十多岁。
为什么翻译值得在这里停留这么久?
因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是"为他者留位置"的一种最具体的实践。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习惯、节奏、说不尽的东西。翻译时,有两种需要不断拉扯着译者:让读者读得进去,也让原文不只是读者早就熟悉的另一面镜子。
把陌生处全部抹平,读者可能读得很顺,却没发现自己正在遇见不同的世界。
把每一句都写得生硬,也未必更忠实。读者进不去,只能隔着玻璃看一件异国标本;那个“你”仍然没有说上话。
难处在于:怎样用读者能进入的语言,留下原文改变读者的力量。
布伯整理哈西迪故事时,常有很强的文学改写;他与罗森茨威格译《圣经》时,又格外珍惜原文的回声。不能用一条“从不归化”的原则把两种工作涂成一样。它们都包含选择,也都应当接受读者的检验。
我们从中读出的,是“我—你”可以伸向语言工作的一个方向,不是一条自动判好坏的公式。
每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来说都是一个"你"。你可以把它当成"它"——一个供你提取信息的对象。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一个值得你为之改变自己语言一点的存在。
留位置,有时候就落实在一个词要不要轻易换掉。
六、耶路撒冷
一九三八年。布伯六十岁。
他离开德国。
纳粹一九三三年上台后,他又在德国留了几年,投入犹太成人教育。在排斥不断加深的时候,仍然让人有地方学习、交谈,是很具体的工作。
他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离开,早于十一月的水晶之夜。
他到了耶路撒冷。生活换了一个地方,问题没有自动变轻。
希伯来大学聘他教授社会哲学。童年接触过的希伯来文,现在进入新的教室、新的听众之间。在新的城市继续教学,也意味着重新安放自己的生活。他教到一九五一年退休。
这个城市里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大学里的犹大·马格内斯,是与他立场相近的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对话对象”,而是同一片土地上两个民族的生活、恐惧与政治诉求。
从一九二零年代起,Brit Shalom已经推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理解。布伯与这个方向长期相近。
Brit Shalom 在希伯来语里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约"。
它在一九二五年成立,寻求一种不由一个民族支配另一个民族的政治安排。后来布伯与马格内斯等人于一九四二年参与成立Ihud,继续推动双民族合作与平等。
这样的主张没有成为主流。土地、安全、民族自决与现实权力,不能仅靠一句“我们应当对话”解决。布伯面对的,正是他的哲学最不容易落实的地方。
布伯是这个少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写,讲,参与组织,试图使另一方的生活不被己方的政治目标完全盖住。这并不使他的语言与方案免于批评;对话有没有真正听见另一方,也要由另一方来回答。
一九四八年。
在战火中以色列国宣布成立。
布伯此前反对把民族家园的愿望直接落实为排他性的民族主权国家,更倾向双民族安排。以色列建立以后,他接受这个国家的存在,同时继续批评支配和排斥阿拉伯人的政策。支持家园、反对某种建国方式、面对既成国家,不是同一个时间里的同一句话。
在他的工作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警告——
一个民族不能通过把另一个民族还原为对象来建立自己。
民族的安全感,也不能替对面的人回答他们想怎样生活。
他借助Ihud等平台继续发声,也参与为阿拉伯人的处境提出抗议与要求。团体很小,文章、会议、公开呼吁,力量也有限。
他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政治权力。他做的是他能做的——讲,写,签字。
他的工作没有改变政府的方向。他知道这一点。他继续做。
为什么?
因为他一辈子讲"我-你"。
如果你认真讲"我-你",你不能在自己民族之外为另一个"你"设定例外。你要么真讲"我-你",要么不讲。你不能对自己民族的人讲"我-你",对另一个民族的人讲"我-它"。那不是"我-你"哲学,那是为自己民族服务的哲学。
他的哲学因此也在考验他自己。
这意味着对另一个民族的人也讲"我-你"。
这意味着——当自己的民族获得了把另一个民族还原为对象的能力之后——他要警告自己的民族不要这样做。
不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民族。是因为他爱。
一个把他人仅当作障碍的制度,也在损害自己的共同生活。但不能把整个民族写成“失去面容”的集体:民族之中始终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判断,不同的行动。布伯的努力,正在这片具体的差异里。
他坚持讲。一直到他死。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
布伯在耶路撒冷死。八十七岁。
他没有留下一个已经实现的双民族和平方案。
他留下的是没有因为失败就撤回的要求:对面的生活也得算数。
七、他和列维纳斯
把布伯与列维纳斯放在一起,最容易发生的事,是觉得他们在说同一种哲学。
他们确实有思想上的交往。列维纳斯写过评述,布伯作过回应,双方也有书信。在这些文字里,相近的关切没有使不同的声音消失。
两人相差二十八岁。列维纳斯深受布伯启发,也不肯在赞赏之后停止追问。
尊重一个思想家,有时候就是认真告诉他:这里,我不能跟你走同一条路。
但是他们的哲学不一样。
布伯强调相互的关系:我向你开放,你也不是一件被我单方面观看的物品。但“相互”不必等于每件事都对称。他在教育与治疗的讨论里,也承认双方所处位置并不相同。
列维纳斯则把责任的不对称推到前面:我回应你,不能以你先承担同等责任作为条件。那份要求,不是两个人谈妥之后才生效的约定。
列维纳斯担心,相遇若被理解成交换,就会失去他者首先向我提出的质问。
但布伯的相互性,也不是“你给我多少,我才还多少”。把它写成交易,就没有真正读到他的“我—你”。
他们的区别,可以在一个日常问题里听见:一个人暂时不能回应我,我还欠他什么?列维纳斯使那个“还欠什么”变得很重;布伯提醒我们,对方不是只有一个需要被我救助的位置,也可能向我说话,改变我。
这不是一次辩论中谁把谁说服了的问题。
布伯要保存关系中的双方,列维纳斯不让我的自足重新成为中心。我们需要把两个问题听清,再看它们怎样冲突,而不是把布伯写成列维纳斯尚未完成的前一版。
两个人没有谁说服谁。
分歧本身,也没有使我们必须把其中一个人的问题从书桌上拿掉。
他们的哲学不一样,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他们的强调不一样。他们都讲他者,但讲的不是同一种他者。布伯讲相遇瞬间的他者,列维纳斯讲伦理命令的他者。
两种讲他者的方式。
我们读这两个人,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看见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他们各自没看见的东西。
如果只强调互相,我可能把无法回应的人放到外面。如果只强调我对他人的无限承担,我又可能忘记承担者也不能被吞没。两边都不能用一句漂亮的话轻松解决。
两个人并读,可以让这些困难同时留下。
所以我们前一篇写列维纳斯,这一篇写布伯。不是把两套思想加起来,得到一个终于无所不包的答案;是让一个人的盲点,有机会被另一个人的问题照见。
这个乐章讲他者,也应当为不同的他者哲学留位置。让它们同处,不等于让它们说同一句话。
布伯的他者是相遇里的"你"。 列维纳斯的他者是命令里的面容。
下一篇我们会写另一种他者。再下一篇是再一种。
每一种都没有把人的关系说尽。并读之后,也不会把它说尽。
远处仍然有尚未回答的事。
康德的目的王国、布伯的永恒之你、列维纳斯的无限,各有自己的哲学与宗教位置,不能互换。但本系列的桥,容许它们围绕“不把别人用完”这个问题,彼此照见。
不同的语言。相邻的关切。没有被取消的距离。
八、桥头
回到想象的桥上。布伯带着晚年的样子走来。
他八十多岁的样子。他不高。他的胡子很长,灰白色,从下巴垂下去几寸。他的眼睛大而温和。他穿一件深色的长袍——既不是西装也不是哈西迪服装,是一种他自己的样式。
他走得不快但很稳。
他到了桥的中段。
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还在手里。阿奎那站在另一边,手里没有东西。柏格森拄着拐杖,对他点头。列维纳斯也在桥的中段。两个人相视一笑,书页上没有谈完的问题,也跟着来到这里。
"我们继续上次的对话?" 列维纳斯用法语说。 "也许这次我们能听清对方一点。" 布伯用德语回。
两个人笑了。
他们没有立刻走近深谈。各自站着,知道对方也在。差别不必先消失,两个人才能同处。
桥头的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比之前更清楚一点——能看见他的衣服的颜色。他还是没有走过来。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下来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仍然有人在走。 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近处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已经比上次走得远了一些。他还在走。他不再回头看桥。
布伯朝那条路看了一眼。
布伯想起自己在耶路撒冷那些年的讲课、文章、会议。一次次试着让人听见:我们需要一个家,但这不能使别人的家不算家。他既想改变事情,也不得不承受事情没有照他的希望改变。
他知道他没有拦住。
他知道暴风骤雨在那条路上下着。
他没有把失败说成无所谓。那条路不是谁爱走就走的私事:路上的动作,会落到别人身上。他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不是停止回应的理由。
他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他对希帕蒂娅说了一句话——不是希腊语,也不是希伯来语,是德语。希帕蒂娅听不懂,但她从他的语气里知道他说的是友好的话。她对他笑了一下。
阿奎那在另一边小声说了一句拉丁语。柏格森听懂了,用法语翻给布伯听。布伯也笑了。
希帕蒂娅,阿奎那,柏格森,列维纳斯,布伯——五个名字。但桥的中段不止五个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一片人影。有画方程的,有看玉米的,有写诗的,有读星图的,有写小说的,有画图纸的,有蹲在一边记笔记的,有坐着发呆的,有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每个人语言不同。每个人时代不同。每个人具体做的事不同。但他们都做了同样性质的事——在自己的时代里为他者留位置。
桥的另一头——暴风骤雨那条路上——海德格尔越走越远。 桥的远处那一头——康德那里——风温和地吹着。 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桥头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维纳斯。
这次他看的是布伯。
布伯抬起头,目光跟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很短地交汇了一下。
布伯笑了。不是答谢的笑。是一种"我知道你在那里"的笑。
那个人也淡淡地笑了一下。
然后两个人都转回各自的方向。
布伯站在桥的中段。他八十七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死。他活着的时候做了他能做的事——他写《我与你》,他翻译哈西迪故事,他翻译圣经,他在自己的城市里为另一个民族留位置。
他做的事有限。相遇没有被他完成。于是他把那个“你”留在面前,没有把最后一句话占住。[1][2][3]
[1] 童年段依据《相遇》的“我的母亲”回忆及研究,阳台上的Vergegnung是“错失相遇”。哈西迪故事经布伯选择、改写,不是未经中介的口述录音;莫舍·莱布故事中交谈的是两个农民。
[2] 《圣经》合作始于1925年,1961年完成,完整修订版至1962年出齐;迁居耶路撒冷在1938年春,Ihud成立于1942年。布伯与列维纳斯的分歧依据文字交往,不设定一场未经证实的1958年谈话。
[3] 桥、岔路、天气与跨时代会面的动作和对话,是本系列的文学想象,不是传记记录。人物间的比较属于作者对读;相近的问题不等于相同的学说,承认一个人的价值也不取消对其行为的判断。
Martin Buber-Gesellschaft — chronology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 Martin Buber · Buber — Meetings, publisher preview · Research on Buber’s childhood recollection and Vergegnung · Buber — I and Thou · Martin Buber — scholarship and bibliography · Deutsche Biographie — Buber and Ihud
I. A Child Waiting
When Buber was three, his mother left.
After his parents separated, his mother was no longer part of his daily life. To a child, the complexity of adult relationships first appears as an empty place.
He went to his grandparents in Lemberg, then in Galicia. Solomon Buber was a Jewish scholar of Midrash; his grandmother Adele also profoundly shaped his life with books and language. Their household gave him care, reading, and an upbringing between cultures.
But.
The boy was waiting.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fragments, the elderly Buber remembered a balcony at his grandparents’ house. He was still a small child. Adults did not discuss his parents in front of him; he did not ask. He continued to hope his mother would return.
An older girl looking after him told him that his mother would not return.
Buber said later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ments of his life.
He did not answer. Later he coined a word for a meeting that fails to happen: Vergegnung, mismeeting.
When he saw his mother again many years later, the word for mismeeting returned. Her presence could not make the years of waiting unhappen. A person may return without a missed encounter being repaired simply by entering the same room.
The memory did not close neatly. Where the child had waited, a gap remained.
Buber thought about thi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What does it mean for two people really to meet? Someone is present, yet a relation may fail to happen. The polite sentence ends; perhaps neither person has been heard. How can we be so close and so far apart?
Later, I–Thou—Ich–Du—became the best-known word pair in his thinking. The child waiting for his mother was not the sole cause of an entire philosophy. But encounter was never merely a question found in a book.
Some questions begin with the person who did not come.
II. Hasidism
In his twenties, Buber began returning to the Hasidic tradition.
He was born in Vienna and grew up with his grandparents in Lemberg. Jewish learning and German culture both entered his childhood. Later he studied in Vienna, Leipzig, Zurich, and Berlin, encountering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rt.
But the older he got, the more he was drawn to another kind of Judaism in Eastern Europe.
Hasidism.
The Jewish religious movement arose in eighteen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and is generally traced to the Baal Shem Tov. Buber was especially drawn to its capacity to locate holiness not only in study or faraway places, but in ordinary actions: prayer, work, meals, conversation. This did not mean that the tradition abandoned law, learning, or communal life.
Not by leaving daily life for some sacred place. By making daily life itself sacred.
Hasidism had many old rabbis. Each rabbi had his own small community (called a court). Around each old rabbi, stories circulated — what he had done, what he had said, how he had treated those who came to see him.
Buber spent decades collecting these stories.
The material did not chiefly come from a Buber traveling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with a notebook. Many tales already existed in books and documents. He collected, selected, and retold them for German readers. He was not a recording instrument without 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own.
The Tales of Rabbi Nachman appeared in 1906, The Legend of the Baal-Shem in 1908. Over the following decades he continued the work, eventually assembling larger collections of Hasidic tales. This labor ran alongside his philosophy.
Why did he do this?
He wanted more than the preservation of curiosities. He wanted readers to see a way of living: how someone responds to a visitor seeking help, how an ordinary action answers another’s presence. His choices drew criticism, notably from Gershom Scholem, who argued that his own philosophy reshaped Hasidism too heavily. The stories offer a way in, not an uncontested portrait of the whole tradition.
Buber included a story like this:
In a tale about Rabbi Moshe Leib of Sassov, the rabbi learns how to love from peasants.
He overhears two peasants drinking. One asks whether the other loves him; the answer is yes. Then comes a further question: does his friend know what he lacks, what hurts him? The friend cannot answer. A declaration of love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person being loved.
The story stops there.
This does not require the loving person to know everything. Quite the reverse: if I do not know, I can ask and listen. Of course I love you cannot finish the other person’s sentence for them. The feeling may be real without being the whole response.
The tale makes the Thou particular: not a lovable image inside my mind, but someone having a difficulty now.
Buber did not himself belong to a Hasidic court. He kept his own distance from the tradition while drawing questions from it into modern life. Affinity need not require pretending there were never any cracks.
He brought stories into thought and thought back into stories. A concept directs attention; a story shows how the question can live inside such a small exchange.
Storytelling and philosophy were never very far apart in his work.
III. I and Thou
In 1923, at forty-five, Buber published a short book.
The German title was Ich und Du.
In English, I and Thou.
The small book would profoundly influence twentieth-century discussions of relation, education, and dialogue.
Its central claim is simple. Buber said: a person does not first have an "I" and then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A person has an "I" only within relation.
And there are two basic kinds of relation.
Buber called them basic words — Grundworte. Each basic word is not a single word but a hyphenated pair:
The first: I-It — Ich-Es. The second: I-Thou — Ich-Du.
These two "I"s are not the same I.
The "I" in I-It is observer, user, classifier, predictor. It faces an object — something it can analyze, something it can use, something it can absorb into its concept system. Most of daily life is I-It relation. I look at the clock ("it shows three"); I drink water ("it quenches"); I drive a car ("it goes fast"); I greet a colleague ("she's on that project"). All of these are I-It.
I-It is not bad. It is necessary. Without I-It we could not survive — we have to predict the motions of objects, use tools, sort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I-It is the larger part of human life.
But I-It is not all.
Sometimes — only sometimes — something else happens.
You face a person, or the tree in Buber’s example. Usually you identify its species and calculate its uses. At another moment it stands before you as a whole, not merely as a collection of data. His discussion reaches beyond human encounter into nature and art; it is not an assertion that trees have exactly the same legal standing as people.
In that instant you, too, are no longer the observer. You, too, are no longer the user. In that instant you stand as yourself before the existence that faces you.
That instant is I-Thou.
For Buber, the I in such a relation responds with its whole being.
This describes a way of being and responding, not a test of human eligibility. Someone who has not entered such an encounter, an infant unable to answer, a gravely ill person unable to respond: none has less human dignity for that reason.
But I–Thou cannot be stored like a possessio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Buber's philosophy.
You can prepare for encounter, listen, and give someone time. You cannot press a button and guarantee it. If meeting becomes a controllable, repeatable experience, the Thou may again be reduced to an effect I wish to obtain.
A finite Thou reenters the world of It: after meeting, we remember, analyze, and arrange schedules. Reflection does not automatically betray encounter, nor can a relationship last only a second. The point is that no finite person can be permanently possessed by me as a pure Thou.
Buber said: what a person can do is not "maintain" I-Thou; it is to re-enter I-Thou. Again and again. Always going to see again the one in front of you as Thou, rather than as It.
This is hard.
Familiarity makes it easy to believe we already know: what a spouse will say, why a child is upset again, what a colleague probably wants. Then, over dinner, in an argument, at bedtime, someone says something we did not expect. Will we listen anew? The choice of a third- or second-person pronoun is no shortcut for judging the rel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I–Thou lies in that renewed response.
The encounter passes. Life continues: cooking, appointments, work, care.
Returning to these things need not deny that a meeting really happened. Nor need we live only for a luminous second and discount the long daily work of sustaining a relationship.
IV. The Eternal Thou
The deepest layer of Buber's philosophy comes at the end.
He said: every concrete Thou is a window onto an eternal Thou — das ewige Du.
What is the eternal Thou?
For Buber, this is not a vague direction invented to avoid saying God. He explicitly means God. But God cannot be installed as merely the largest or strongest object among other objects.
The decisive issue is relation, not an inventory of attributes.
In that direction stands a Thou that can never become an It.
That Thou which can never become an It he called das ewige Du — the eternal Thou.
We can speak about God and possess doctrines and concepts. These do not amount to addressing God as Thou. Just as a dossier is not a meeting with a person, knowledge about God is not automatically a relation with God.
That distinction makes the eternal Thou more than a theoretical conclusion.
Approaching it need not mean escaping the world. Responding to particular life can open a relation toward it. One cannot claim intimacy with God while treating everyone nearby as an instrument of one’s own salvation.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accumulating encounters until one advances a place closer to God. Encounter is not a points system.
It connects with what Buber found in Hasidic tales: everyday life is not empty time spent waiting for the holy. His philosophical recasting does not replace the whole content of Hasidic faith.
The final part of I and Thou therefore goes beyond advice to talk well with other people. It reaches prayer, revelation, and the relation to God. A nonbelieving reader can learn from its account of relations without pretending that this religious commitment is absent.
Different people follow different paths and speak different religious languages. Buber’s search for the depth of encounter does not mean that all doctrines and faiths have ceased to differ.
We need not rush to combine those differences.
We can first keep the question: am I responding to a Thou, or only guarding the idea of that Thou I already possess? The question can accompany a person a long way.
V. Translating Scripture
In 1925, Buber was forty-seven.
In a project initiated by publisher Lambert Schneider, Buber worked with Franz Rosenzweig, eight years his junior. Rosenzweig had ALS; movement and speech beca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With his wife’s help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he remained an exacting participant in the textual work, not a fading spectator to it.
Translate the Hebrew Bible into German.
A new German translation.
Why a new one?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had Luther’s Bible and other translations, including Jewish ones. Luther had shaped how readers heard scripture. Buber and Rosenzweig had not discovered an untranslated text. They were trying to reopen hearing within a powerful familiarity.
They wanted that familiarity to pause.
They wanted German readers to feel the strangeness of the Hebrew.
A recurring root creates echoes across passages. Where a sentence breaks changes the breath. Some expressions stay close to body and action instead of becoming abstract terms. Translating each occurrence into the most immediately idiomatic phrase can quietly erase connections.
They particularly wanted to preserve those echoes and rhythms. That does not mean Luther was deaf to Hebrew. It means another translation can lead attention elsewhere.
Repeated key words, carefully chosen German formations, lines shaped for breath and recitation: translation works in specific sentences. Hearing a word return may let you hear one story answering another.
This was a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is not making another language into your own; it is letting your language be changed a little by another.
Rosenzweig died in 1929. Their collaboration had already moved beyond the Pentateuch into the prophetic books. Buber continued, completing the translation in 1961, with the complete revised edition following. Germany changed; Europe changed; readers of these words were expelled and murdered. He too left Germany, continuing in Jerusalem.
He kept translating.
From his forties into his eighties.
Why spend so long here on translation?
Because translation is itself one of the most concrete practices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Each language has habits, rhythms, things it cannot exhaust. Two needs pull at a translator: allowing readers in, and keeping the source from becoming merely another mirror of what they already know.
Smooth away every unfamiliar feature and readers may move easily through the text without discovering that another world is meeting them.
Make every sentence awkward and fidelity is not guaranteed either. Readers may be left outside a glass case, looking at a foreign specimen. The Thou still has not been heard.
The difficulty is to write a language readers can enter while preserving the source’s power to change them.
His Hasidic retellings often involve substantial literary reshaping; his biblical work with Rosenzweig attends closely to verbal echoes. A rule of never domesticating cannot make these projects identical. Both involve choices, and both remain open to scrutiny.
What we can read here is a direction in which I–Thou may reach the work of language, not an automatic formula for judging every translation.
Every language is a Thou for every other language. You can treat it as It — an object from which you extract information. You can treat it as Thou — an existence that deserves to change your own language a little.
Sometimes making room comes down to whether a word should be too readily replaced.
VI. Jerusalem
In 1938, Buber was sixty.
He left Germany.
After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in 1933, he stayed in Germany for several years and worked in Jewish adult education. Amid increasing exclusion, keeping a place where people could learn and talk was concrete work.
He left in the spring of 1938, before the November pogrom known as Kristallnacht.
He reached Jerusalem. Life had changed its location; its questions had not automatically become easier.
The Hebrew University appointed him to teach social philosophy. The Hebrew he had encountered in childhood now entered new classrooms, among new listeners. Teaching in another city also meant establishing a life anew. He taught until retiring in 1951.
This city had Jews and Arabs.
Judah Magnes at the university shared important commitments with him. They faced not an abstract dialogue partner but the lives, fears, and political claims of two peoples on the same land.
Since the 1920s, Brit Shalom had worked toward Jewish–Arab understanding. Buber was long associated with that direction.
In Hebrew, Brit Shalom means "Covenant of Peace."
Founded in 1925, it sought political arrangements in which one people would not dominate the other. In 1942, Buber, Magnes, and others helped establish Ihud, continuing work for b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quality.
These proposals did not become the dominant position. Land, securit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actual power cannot be resolved merely by saying we should talk. Here was a setting in which his philosophy was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realize.
Buber was one of the central figures of this minority.
He wrote, spoke, and organized, trying to keep the other side’s life from disappearing beneath his own side’s political objectives. His language and proposals were not exempt from criticism. Whether a dialogue really hears the other side is also for that side to answer.
1948.
Through fire, the State of Israel declared its founding.
Before statehood, Buber opposed turning the aspiration for a Jewish homeland directly into an exclusive national sovereignty; he favored binational arrangements. After Israel’s establishment, he accepted its existence while continuing to criticize domination and exclusion of Arabs. Supporting a homeland, opposing a form of statehood, and responding to an existing state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positions.
A warning recurs through his work—
A people cannot build itself by reducing another people to an object.
A people’s need for security cannot answer on behalf of those across from them how they wish to live.
Through Ihud and other platforms he continued speaking, protesting and making demands concerning the treatment of Arabs. The group was small. Articles, meetings, public appeals: their power was limited.
He was not a politician. He had no political power. He did what he could — speak, write, sign.
His work did no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He knew this. He kept doing it.
Why?
Because he had spent his life teaching I-Thou.
If you really teach I-Thou, you cannot make an exception for one Thou outside your own people. Either you really teach I-Thou or you do not. You cannot teach I-Thou for your own people and I-It for another people. That would not be I-Thou philosophy. That would be philosophy in service of one's own people.
His philosophy therefore also tested him.
This meant teaching I-Thou even toward the people who were politically the other.
This meant that — when his own people had acquired the power to reduce another people to an object — he had to warn his own people not to do this.
Not because he did not love his own people. Because he did.
Institutions that treat others only as obstacles also damage their own shared life. But an entire people must not be described as a faceless collective: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people, judgments, and actions within it. Buber’s work took place among those particular differences.
He kept speaking. To the end of his life.
June 13, 1965.
Buber died in Jerusalem. Eighty-seven years old.
He did not leave behind an accomplished binational peace.
He left a demand that failure had not made him withdraw: the lives across from us must count too.
VII. He and Levinas
Set Buber beside Levinas and it is easy to suppose they offer the same philosophy.
They did engage intellectually: Levinas wrote assessments, Buber replied, and they corresponded. In these writings, neighboring concerns did not make distinct voices disappear.
Twenty-eight years separated them. Levinas learned deeply from Buber and refused to stop questioning after expressing admiration.
Sometimes respecting a thinker means telling them seriously: here I cannot follow the same road.
But their philosophies were not the same.
Buber emphasizes mutual relation: I open toward you; you are not something I merely inspect from one side. Yet mutuality does not require symmetry in every respect. His discussions of education and therapy recognize that the participants occupy different positions.
Levinas places the asymmetry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foreground: my response cannot depend on your first accepting an equivalent obligation. The demand is not an agreement that becomes effective only after negotiation.
Levinas worries that encounter understood as exchange will lose the prior challenge addressed to me by the other.
But Buber’s mutuality is not I will give back only what you give me. Treating it as a transaction misses his I–Thou.
A daily question lets us hear the difference: what do I still owe someone who cannot respond to me now? Levinas gives great weight to that still owe. Buber reminds us that the other does not occupy only the place of someone needing my aid; they may speak to me and change me.
This is not a contest settled by one thinker persuading the other.
Buber wants to preserve both participants in relation. Levinas refuses to reinstall my self-sufficiency at the center. We need to hear both questions before judging their conflict, rather than treating Buber as an unfinished first edition of Levinas.
Neither of them persuaded the other.
Their disagreement does not require us to remove either person’s question from the table.
Their philosophies were different. Their languages were different. Their emphases were different. Both spoke of the other, but they did not speak of the same kind of other. Buber spoke of the other in the moment of meeting. Levinas spoke of the other in the ethical command.
Two ways of speaking about the other.
When we read these two figures, we can see what each saw, and we can see what each did not see.
If I stress only mutual response, I may exclude those unable to respond. If I stress only my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I may forget that the responsible person must not be swallowed either. Neither difficulty is solved by a beautiful sentence.
Reading them together can keep both difficulties present.
That is why one essay considers Levinas and this one Buber. We do not add two philosophies to obtain an all-inclusive final answer. We let one person’s blind spot be illuminated by another’s question.
A movement concerned with the other should also make room for different philosophies of otherness. Sharing a place need not mean saying the same thing.
Buber's other is the Thou in meeting. Levinas's other is the face in command.
The next essay will be another. The one after that, another.
Neither exhausts human relations. Reading them together does not exhaust them either.
Unanswered things remain in the distance.
Kant’s kingdom of ends, Buber’s eternal Thou, and Levinas’s infinity have distinct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settings. They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The bridge of this series lets them illuminate one another around the question of not using another person up.
Different languages. Neighboring concerns. A distance that has not been canceled.
VIII. The Bridge
Back on the imagined bridge, Buber approached as an old man.
He looked to be in his eighties. Not tall. His beard was long, gray-white, falling several inches from his chin. His eyes were large and gentle. He wore a dark robe — neither a suit nor Hasidic dress, something of his own.
He walked unhurriedly, but steadily.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ypatia was there, her astrolabe in hand. Aquinas stood opposite, empty-handed. Bergson leaned on his stick and nodded. Levinas was in the middle too. They exchanged a smile. Questions left unfinished on the page had come here with them.
"Shall we continue from where we left off?" Levinas said in French. "Perhaps this time we can hear each other a little better." Buber answered in German.
The two laughed.
They did not immediately draw closer for a long conversation. Each stood where he was, aware of the other. Difference did not first have to disappear before they could share a plac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Kant was a little clearer than before — you could see the color of his clothing. He still did not come over.
Across from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he sky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were no longer visible. Closer in — that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Heidegger — had walked further than last time. He no longer turned to look back at the bridge.
Buber glanced once over toward that road.
Buber thought of the teaching, articles, and meetings of his Jerusalem years. Again and again he had tried to make something heard: we need a home, but that cannot make another person’s home cease to count. He had wanted things to change and lived with their failure to change as he hoped.
He knew he had not stopped them.
He knew the storm was falling on that road.
He did not call failure unimportant. The road was not a private matter for anyone to choose without consequence: its actions fell upon others. What he could do was limited; limitation was not a reason to stop responding.
He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in the wind. The moonlight was mild.
He said something to Hypatia — neither Greek nor Hebrew, but German. Hypatia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ords, but she could tell from his tone that what he had said was friendly. She smiled at him.
Aquinas, on the other side, said something quietly in Latin. Bergson, who heard it, translated for Buber into French. Buber laughed.
Hypatia, Aquinas, Bergson, Levinas, Buber — five names. But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not just five people. The bridge held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 field of figures. Some drawing equations. Some watching corn. Some writing poems. Some reading star charts. Some writing novels. Some sketching diagrams. Some crouching off to one side taking notes. Som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Som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Each had a different language. Each came from a different time. Each had done different specific work. But they had all done the same kind of work —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in their own time.
Across from the bridge — on that road, in the storm — Heidegger was walking further away.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 at Kant's place — the wind blew mildly. On the bridge in the middle — many people, mild moonlight.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at Levinas.
This time he looked at Buber.
Buber lifted his head. His eyes met the eyes of the on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very briefly.
Buber smiled. Not a smile of thanks. A smile that said I know you are there.
The other smiled lightly back.
Then both of them turned to their own directions.
Buber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e had died in Jerusalem at eighty-seven. While he was alive, h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do — he had written I and Thou, he had translated Hasidic stories, he had translated Scripture, he had, in his own city, left a place for another people.
His work was finite. Encounter was not completed by him. He left the Thou before him and did not claim the final word.[1][2][3]
[1] The childhood passage follows Meetings, “My Mother,” and scholarship: Vergegnung on the balcony is a missed encounter. Buber selected and reshaped Hasidic tales, not unmediated oral recordings. The Moshe Leib story concerns two peasants talking.
[2] The Bible collaboration began in 1925, was completed in 1961, and its full revised edition appeared by 1962. He moved to Jerusalem in spring 1938; Ihud began in 1942. The Levinas comparison follows written exchanges, not an unverified conversation in 1958.
[3] The bridge, roads, weather, and meetings across centuries are literary inventions, not biographical records. Comparisons are the author’s readings: related questions do not establish identical doctrines, and recognizing a person’s worth does not cancel judgment of their actions.
Martin Buber-Gesellschaft — chronology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 Martin Buber · Buber — Meetings, publisher preview · Research on Buber’s childhood recollection and Vergegnung · Buber — I and Thou · Martin Buber — scholarship and bibliography · Deutsche Biographie — Buber and Ih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