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 Dubito Essays in the Self-as-an-End Tradition
|
← 名人系列 ← Great Lives
名人系列(101)· 他者
Great Lives (101) · The Other

布伯:我与你

Buber: I and Thou

Han Qin (秦汉)

一、维也纳,一个孩子

布伯三岁那一年,他母亲离开了。

她跟另一个男人走了。她没有把孩子带走。她也没有跟孩子告别。她就是某一天不在了。

布伯被送到祖父祖母家,在加利西亚(当时奥匈帝国的东部)的伦贝格(Lemberg)。他在祖父祖母家长大。祖父所罗门·布伯(Solomon Buber)是一个犹太学者,研究米德拉什(Midrash),自费出版过几本严肃的注释著作。祖母是一个会读希伯来文的女人——这在十九世纪的犹太家庭里很罕见。这两个老人尽他们最大的能力照顾这个被母亲留下的孩子。

但是。

孩子在等。

他不太能说清自己在等什么。他只是常常去伦贝格的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看火车进进出出。他看下车的人。他看那些下车的人里有没有他母亲。他知道她不会来——别人告诉过他她不会来。但他还是看。

他十几岁的某一天在火车站看到一个邻居家的女孩。那个女孩比他大几岁。女孩看了他一眼,说:"你妈不会回来了。"

布伯后来说,这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瞬间之一。

不是因为那个女孩说的话残忍——她不是想伤害他,她只是说了实话。是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一件事:

那个邻居女孩真的看见了他。她看见了一个站在月台上等的小男孩。她不是路过他,她不是把他当作背景。她在那一秒看见了他,并且对他说了一句对他来说真实的话。

不管那句话内容是什么——那一秒里,两个人真的相遇了

布伯一辈子在想这件事。

什么叫两个人真的相遇?不是擦肩而过,不是社交客套,不是利益交换。是两个人在一秒钟里彼此真的看见对方。

后来他给这种瞬间起了一个名字。他叫它 "我-你"(Ich-Du)。

他一辈子的哲学从这个名字开始。

二、哈西迪

布伯二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走访东欧的犹太村庄。

他自己出生在维也纳,长大在伦贝格的犹太知识分子家里——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犹太家庭。他大学在维也纳、莱比锡、苏黎世、柏林读哲学和艺术史。按当时的标准,他是一个西方化的、受过良好德语教育的知识分子犹太人。

但他越长大越被东欧的另一种犹太教吸引。

哈西迪派(Hasidism)。

哈西迪派是十八世纪在乌克兰兴起的一个犹太神秘主义运动。创始人叫贝什特(Baal Shem Tov,"善名之主")。这个运动反对当时主流犹太教只重视学问和律法的倾向,主张每一个普通人——不识字的农民,做生意的小贩,街角的鞋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都可以接触到神圣。怎么接触?通过专心。通过把每一个动作做满。通过在洗手的时候真的洗手,在祈祷的时候真的祈祷,在跟妻子说话的时候真的跟妻子说话。

不是通过远离日常生活去某个神圣的地方。是把日常生活本身做成神圣。

哈西迪派有很多老拉比。这些老拉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社群(叫做"院子",court)。围绕每个老拉比有一些故事流传——他做过的事,他说过的话,他怎么对待来找他的人。

布伯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这些故事。

他从二十多岁开始——一个穿着维也纳西装的年轻知识分子——去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的小村庄,找还活着的哈西迪老人,听他们讲他们老师讲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口头传下来的,有的有简短的犹太手抄本记录,但更多是一代传一代的口述。

他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翻译成德文,编辑成书。一九零八年开始陆续出版。最重要的两本是《拉比纳赫曼故事集》和《伟大的玛吉德及其追随者》。一九五零年代他出版了两卷本的《哈西迪故事》——七百多个故事的精选。

为什么他做这件事?

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在学术上重要。是因为这些故事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的记录。哈西迪派的拉比们活的方式,是布伯认为现代人最缺的东西——一种真的把每一个对面的人当成"你"来对待的方式。

讲一个故事——布伯讲过很多次的一个:

有人问拉比莫舍·莱布(Rabbi Moshe Leib):"如何才能爱另一个人?" 拉比说:"我从一个农民那里学到了这件事。"

农民跟他在酒馆里喝酒。喝到一半,农民问拉比:"你爱我吗?" 拉比说:"我当然爱你。" 农民说:"那你知道我缺什么吗?" 拉比答不上来。农民说:"你不知道我缺什么,你怎么爱我?"

故事到这里停。

布伯一辈子讲这个故事,因为它把一件事讲清楚了:爱另一个人不是一种感觉,是知道那个人缺什么,并且关心他缺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在那个人面前;你在你自己关于那个人的概念面前。

哈西迪派的拉比们用一辈子在做这件事——真的在另一个人面前。

布伯不是哈西迪派——他不守教规,不穿哈西迪服装,不属于哪个"院子"。但他用一辈子翻译这些故事,是因为他认这些故事记录的姿态是他自己哲学的实践。

他的"我-你"哲学是这种姿态的概念化。他翻译的哈西迪故事是这种姿态的具体记录。

两件事在他身上是一件事。

三、我与你

一九二三年。布伯四十五岁。他出版了一本一百页不到的小书。

德文标题是 Ich und Du

英译 I and Thou。中译《我与你》。

这本书改变了二十世纪关于"关系"的全部讨论。

书的核心论点很简单。布伯说:人不是先有一个"我",然后跟世界发生关系。人是在关系里才有"我"。

而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

布伯叫它们"原初词"(Grundwort)。每个原初词不是一个词,是一对词:

第一种:"我-它"(Ich-Es)。 第二种:"我-你"(Ich-Du)。

这两个 "我"不是同一个"我"。

"我-它"里的"我"是观察者,是使用者,是分类者,是预测者。它面对的是一个对象——一个可以被它分析的东西,一个可以被它使用的工具,一个可以被它纳入它的概念系统的存在。绝大多数日常生活是"我-它"关系。我看时钟("它显示三点"),我喝水("它解渴"),我开车("它跑得快"),我跟同事打招呼("她在那个项目组")。这些都是"我-它"。

"我-它"关系不是坏的。它是必要的。没有"我-它"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必须能预测物体的运动,必须能使用工具,必须能给事物分类。"我-它"是人类生活的大部分。

但是"我-它"不是全部。

有时候——只是有时候——会发生另一种事。

你看着一个人。或者你看着一棵树。或者你看着一段音乐。或者你看着一个孩子。在那一瞬间,对面的那个东西不再是你的对象。它作为它自己向你显现。它不是"一个亚洲男人",不是"一棵柏树",不是"莫扎特的 K. 622"——它是它自己,不可被你的语言完全描述的那个具体的存在。

那一瞬间你也不再是观察者。你也不再是使用者。你在那一瞬间也作为你自己站在那个对面的存在面前。

那一瞬间是 "我-你"

布伯说:人只有在"我-你"瞬间里才真正成为人。

"我-它"里的"我"是不完整的——它只是一个使用对象的功能性主体。"我-你"里的"我"才是完整的"我"——一个把自己作为整个的、不可分的存在站在另一个不可分的存在面前的"我"。

但是"我-你"不能被持续。

这是布伯哲学最难也最重要的一点。

你试图持续"我-你",你试图把握它,你试图分析它,你试图让它继续发生——它就变成"我-它"了。"我-你"是一种状态,那种状态的特征就是它在被把握的瞬间消失。

每一个"你"最终都会回到"它"。这不是悲剧。这是结构。我们活在"我-它"的世界里,"我-你"是穿过这个世界的瞬间裂缝。每一次"我-你"瞬间过去之后,它的痕迹留在我们身上——但那一瞬间本身已经过去了。

布伯说,人能做的不是"维持"我-你,是重新进入我-你。一次又一次。永远在去重新看见对面那个人作为"你",而不是作为"它"。

这件事很难。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妻子是"她",我们的孩子是"他",我们的同事是"她"——名词,对象,可预测的存在。然后某个瞬间——可能是吃饭的时候,可能是吵架的时候,可能是孩子睡着之前看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突然那个人作为"你"显现。我们也作为"你"被那个人看见。两个完整的存在在那一秒互相面对。

那一秒就是"我-你"。

那一秒过去了。我们又回到"我-它"。

但是那一秒是真的发生了的。我们是为那些一秒活着的。

四、永恒的你

布伯哲学最深的一层在最后。

他说:每一个具体的"你"都是通往永恒的"你"(das ewige Du)的窗口。

什么叫永恒的"你"?

布伯不直接给一个定义。他说——你在跟一个具体的人有了"我-你"瞬间之后,那个瞬间过去之后,你身上留下了某种东西。那个东西不是关于那个具体的人的记忆——是某种更深的、那个瞬间向你打开的东西。

那个东西指向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上,有一个永远不能变成"它"的"你"。

那个永远不能变成"它"的"你",他叫它 das ewige Du——永恒的"你"。

绝大多数有宗教传统的人会立刻把这个东西叫做"上帝"。布伯也不反对这个名字——他自己是犹太人,他用这个名字。但他强调:永恒的"你"不是一个对象。你不能描述它的属性。你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你不能跟它讨价还价。

你只能朝它走。

而朝它走的方式,不是远离这个世界去某个神圣的地方。朝它走的方式是进入更多的"我-你"瞬间——跟这个世界里的具体的人,具体的树,具体的事物,进入更多的"我-你"。

每一个"我-你"瞬间,都是朝永恒的"你"走的一步。

这是哈西迪派的核心姿态用哲学语言重述。哈西迪派的拉比们说"在每一个动作里都有神性"——布伯说"每一个'我-你'瞬间都通向永恒的'你'"。两句话是一件事。

布伯把这件事放在《我与你》的最后部分。这一部分写得最难懂——因为他在写一个不能被写清楚的东西。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不是在论证。他是在指方向。

他说,永恒的"你"对每一个朝它走的人来说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我-你"瞬间不一样。但所有这些不一样的"你"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所有真正的相遇所朝向的方向。

不是宗教教义。不是教会。不是仪式。是每一次你真的看见另一个人的瞬间,那个瞬间所朝向的更远的某个地方。

五、翻译圣经

一九二五年。布伯四十七岁。

一个比他小八岁的犹太哲学家来找他——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罗森茨威格那时候已经身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逐步失去语言能力。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但他想跟布伯一起做一件大事。

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德文。

新的德文译本。

为什么是新的?

德文已经有路德译本,已经四百年了。德语世界的人读圣经就是读路德译本。但是路德的德文是一种让圣经读起来像舒服的德文的翻译——希伯来文里那些奇怪的、陌生的、不像正常语言的特征,都被路德平滑成流畅的德文了。读路德译本的人感觉自己在读一本德文经典,不是在读一本来自另一个语言、另一个文化、另一个世界的文本。

布伯和罗森茨威格要做一件相反的事。

他们要让德文读者感受到希伯来文的陌生性

希伯来文的句子结构跟德文不一样。希伯来文很多名词来自动词("知识"是从"认识"那个动作来的,"道路"是从"走"那个动作来的)。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同一个词根反复出现,建立内在的回声网络。希伯来文有大量的具体性和身体性——"愤怒"在希伯来文里是"鼻子热起来","怜悯"是"子宫的感觉"。

路德的翻译把这些特征都消化掉了。布伯和罗森茨威格的翻译要把这些特征保留下来——哪怕这意味着德文读起来不舒服。

他们把希伯来文的动词性放进德文里。他们造德文复合词来反映希伯来词根的回声。他们让"愤怒"读起来真的有"鼻子"。他们重新断行,按照希伯来文吟诵的呼吸节奏,不按德文的语法节奏。

这是一种翻译哲学——翻译不是把另一种语言变成你的语言,是让你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改变一点

罗森茨威格一九二九年死。那时候他们刚翻译完《摩西五经》。布伯一个人继续。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三十多年——布伯一个人完成了希伯来圣经的全部德译。他在二十世纪欧洲犹太人最艰难的几十年里继续这件事。中间他经历了纳粹上台,经历了水晶之夜(他的家在那一晚被冲击),经历了逃离德国,经历了大屠杀的消息,经历了他自己同代的几乎所有犹太人的消失。

他继续翻译。

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完成了最后一卷。

为什么这件事在 R6 这一篇里重要?

因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是"为他者留位置"的一种最具体的实践。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世界——它自己的概念,它自己的节奏,它自己的回声。当你把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你有两种选择:

选择一:把它驯化成你的语言。让外语的特征消失,让译文读起来像本来就是你的语言。读者读的时候感觉舒服——但他们感觉舒服的代价是他们没有真的接触到那个外语的他者性。

选择二:把它保留为他者。让你的语言被那个外语改变一点。读者读的时候感觉某种陌生感——但那个陌生感是真实的,因为那个文本本来就是从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来的。

第一种选择是把他者吸纳。第二种选择是为他者留位置。

布伯一辈子做翻译,做的是第二种。他翻译哈西迪故事是这样——他没有把哈西迪故事德语化,他保留了那些故事里东欧犹太村庄的具体声音。他翻译圣经也是这样——他没有让希伯来圣经读起来像德文经典,他让德文读者听见希伯来文。

这是他的"我-你"哲学在语言层面的实践。

每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来说都是一个"你"。你可以把它当成"它"——一个供你提取信息的对象。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一个值得你为之改变自己语言一点的存在。

布伯一辈子选择后者。

六、耶路撒冷

一九三八年。布伯六十岁。

他离开德国。

他在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之后留了五年。他在那五年里继续教学,继续翻译,继续编辑犹太成人教育的项目。他相信德国还有空间留给一种安静的犹太知识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的水晶之夜让他知道这种空间没有了。

他被允许离开。他到了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请他做教授——讲社会哲学。他六十岁了,他要重新学一门语言(他自己的母语是德语和意第绪语,不是希伯来语)来教课。他做到了。他在希伯来大学教书直到一九五一年退休。

这个城市里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布伯的家在 Talbiyeh 区——一个混合居住的区。他的邻居里有阿拉伯人。他在希伯来大学的同事里有跟他立场相近的人,特别是希伯来大学的校长马格内斯(Judah Magnes)。马格内斯是一个美国出身的拉比,跟布伯一样从一九二零年代就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组一个国家。

他们俩属于一个团体,叫 Brit Shalom。

Brit Shalom 在希伯来语里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约"。

这个团体从一九二五年就存在了——比布伯到耶路撒冷早十三年。团体的核心主张是:在这片土地上应当成立一个国家,两个民族,平等公民权。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不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是一个两个民族都是平等公民的国家。

这个主张在当时是少数派立场。绝大多数当时主张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建国的人,主张建立一个犹太人主导的国家。绝大多数阿拉伯领袖主张这片土地完全属于阿拉伯人。Brit Shalom 在两边都是少数。

布伯是这个少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写文章。他在希伯来大学讲课。他参加阿拉伯-犹太对话的尝试。他用希伯来语写作的时候保持着严格的——他从不用煽动的语言,从不用"我们对他们"的对立框架,从不把另一个民族还原为"威胁"或"障碍"。

一九四八年。

在战火中以色列国宣布成立。

布伯没有反对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他经历过纳粹德国,他知道一个民族需要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他公开支持这个新国家的存在。

但他公开警告——

一个民族不能通过把另一个民族还原为对象来建立自己。

这句话他用各种形式说过很多次,从一九四八年开始一直说到他死。

他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他公开为某些被驱逐的村庄说话。他在某些公开信上签字。他参加一九五零年代成立的 Ihud("团结")团体——延续 Brit Shalom 的双民族对话工作。

他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政治权力。他做的是他能做的——讲,写,签字。

他的工作没有改变政府的方向。他知道这一点。他继续做。

为什么?

因为他一辈子讲"我-你"。

如果你认真讲"我-你",你不能在自己民族之外为另一个"你"设定例外。你要么真讲"我-你",要么不讲。你不能对自己民族的人讲"我-你",对另一个民族的人讲"我-它"。那不是"我-你"哲学,那是为自己民族服务的哲学。

布伯坚持要做真的"我-你"哲学家。

这意味着对另一个民族的人也讲"我-你"。

这意味着——当自己的民族获得了把另一个民族还原为对象的能力之后——他要警告自己的民族不要这样做。

不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民族。是因为他爱。

一个把另一个民族还原为对象的民族,自己也变成了对象——它不再是一个有面容的民族,它变成了一个执行功能的体系。布伯不愿意自己的民族变成那样。

他坚持讲。一直到他死。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

布伯在耶路撒冷死。八十七岁。

葬礼上来送他的人里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

他做的事就是这样收口的。

七、他和列维纳斯

一九五八年。巴黎。

布伯八十岁了。他从耶路撒冷来欧洲做几次讲座。其中一次他和列维纳斯见了一面。

列维纳斯那时候五十二岁。他从一九三零年代起就读布伯。他写过关于布伯的长文。他对布伯既深深敬佩又有严肃的批评。

他们俩在巴黎见面那一次是友好的。两个犹太哲学家,相差二十八岁,在欧洲战后的废墟上谈他者的哲学。

但是他们的哲学不一样。

布伯讲"我-你"——一种对称的相遇。两个人彼此面对,彼此为对方留位置,彼此都作为"你"向对方显现。布伯描绘的是相遇的瞬间——那个瞬间里没有谁高谁低,两个人是平等的。

列维纳斯讲"面容"和"无限责任"——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他者的面容向我提出无限的要求,我对他者负责,但我不应当要求他者对我同样负责。如果我要求对称,那个他者就被我吸纳到一个"互惠"的框架里——他不再是真正的他者,他变成了一个跟我对等的合伙人。

列维纳斯认为布伯的"我-你"还不够远。

不是说布伯错了。是说布伯停在了一个还可以更远的地方。

列维纳斯说:你跟一个人的"我-你"瞬间是真的。但是更深的事是——那个人对你提出的伦理要求先于那个相遇瞬间。在你能跟他相遇之前,他已经向你提出了"你不可杀害我"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相遇的结果,是相遇的前提。你能进入"我-你",是因为他者已经向你提出了那个命令而你接受了。

布伯听了这个批评。

布伯没有完全接受。他坚持"我-你"是平等的相遇——他认为列维纳斯的"无限责任"听起来太沉重,太单方面,会让"我"在他者面前消失,这也不是真的相遇。

两个人没有谁说服谁。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把对方还原为"它"。

他们的哲学不一样,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他们的强调不一样。他们都讲他者,但讲的不是同一种他者。布伯讲相遇瞬间的他者,列维纳斯讲伦理命令的他者。

两种讲他者的方式。

我们读这两个人,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看见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他们各自没看见的东西。

布伯看见了相遇瞬间的真实性,但他可能低估了相遇之前那个不对称的伦理结构。 列维纳斯看见了不对称伦理的真实性,但他可能低估了相遇瞬间里两个人作为平等"你"的可能性。

两个人加起来比单独一个人完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一篇专门写了列维纳斯,这一篇专门写了布伯。两个人都需要被听见。两个人都讲他者讲到极深。两个人合起来给了我们关于他者的更完整的图景。

R6 这一轮的主题是他者。我们不写一种他者哲学,我们写多种。每一种为他者留位置的方式都有它的洞见,也有它的限度。只有把它们放在一起,他者才能被多角度地承认

布伯的他者是相遇里的"你"。 列维纳斯的他者是命令里的面容。

下一篇我们会写另一种他者。再下一篇是再一种。

每一种都不完整。所有这些加起来朝向一个完整。

那个完整永远在远处。

康德把那个完整叫做目的王国。布伯叫它永恒的"你"。列维纳斯叫它无限。

不同的语言。同一个方向。

八、桥头

布伯走过来的时候,他比之前几个人都老一点。

他八十多岁的样子。他不高。他的胡子很长,灰白色,从下巴垂下去几寸。他的眼睛大而温和。他穿一件深色的长袍——既不是西装也不是哈西迪服装,是一种他自己的样式。

他走得不快但很稳。

他到了桥的中段。

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还在她手里。 阿奎那在另一边。手里没有东西。 柏格森在不远处,拄着拐杖,对他点了点头。 列维纳斯也在桥的中段。两个人见到对方都微微一笑。他们见过——一九五八年巴黎那一次。

"我们继续上次的对话?" 列维纳斯用法语说。 "也许这次我们能听清对方一点。" 布伯用德语回。

两个人笑了。

他们没有走过去深谈。他们站在桥上各自的位置。他们彼此知道对方在哪里。他们彼此知道两个人在做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这就够了。

桥头的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比之前更清楚一点——能看见他的衣服的颜色。他还是没有走过来。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下来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仍然有人在走。 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近处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已经比上次走得远了一些。他还在走。他不再回头看桥。

布伯朝那条路看了一眼。

他在他活着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远远地看着那条路。他看到自己的民族里有一些人开始往那条路上走。他写了几十年的文章,他签了几十封公开信,他做了几十次公开讲话——不是为了拦住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至少知道那条路通向哪里。

他知道他没有拦住。

他知道暴风骤雨在那条路上下着。

他没有特别难过。他知道每一个人选择走哪条路是那个人的事。他做了他能做的——讲,写,签字,活到八十七岁继续讲。

他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他对希帕蒂娅说了一句话——不是希腊语,也不是希伯来语,是德语。希帕蒂娅听不懂,但她从他的语气里知道他说的是友好的话。她对他笑了一下。

阿奎那在另一边小声说了一句拉丁语。柏格森听懂了,用法语翻给布伯听。布伯也笑了。

希帕蒂娅,阿奎那,柏格森,列维纳斯,布伯——五个名字。但桥的中段不止五个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一片人影。有画方程的,有看玉米的,有写诗的,有读星图的,有写小说的,有画图纸的,有蹲在一边记笔记的,有坐着发呆的,有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每个人语言不同。每个人时代不同。每个人具体做的事不同。但他们都做了同样性质的事——在自己的时代里为他者留位置。

桥的另一头——暴风骤雨那条路上——海德格尔越走越远。 桥的远处那一头——康德那里——风温和地吹着。 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桥头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维纳斯。

这次他看的是布伯。

布伯抬起头,目光跟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很短地交汇了一下。

布伯笑了。不是答谢的笑。是一种"我知道你在那里"的笑。

那个人也淡淡地笑了一下。

然后两个人都转回各自的方向。

布伯站在桥的中段。他八十七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死。他活着的时候做了他能做的事——他写《我与你》,他翻译哈西迪故事,他翻译圣经,他在自己的城市里为另一个民族留位置。

他知道他做的是无限的。 他知道无限不是他能完成的。 但他做了。[1][2]

I. Vienna, A Child

When Buber was three, his mother left.

She left with another man. She did not take the child. She did not say goodbye to the child. One day she was simply not there.

He was sent to his grandparents in Galicia (the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in the city of Lemberg. He grew up in their house. His grandfather, Solomon Buber, was a Jewish scholar of Midrash who had self-published several serious commentaries. His grandmother was a woman who could read Hebrew — a rare th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Jewish families. The two old people did all they could to care for the boy whose mother had left him.

But.

The boy was waiting.

He could not quite say what he was waiting for. He just often went to the train station in Lemberg and stood on the platform watching the trains come and go. He watched the people getting off. He watched to see whether his mother was among them. He knew she would not come — others had told him she would not. But he watched anyway.

One day in his early teens, he saw a neighbor girl at the train station. She was a few years older. She looked at him and said:

"Your mother isn't coming back."

Buber said later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ments of his life.

Not because what the girl said was cruel. She had not meant to hurt him. She had simply spoken what was true. It was important because in that instant he realized something —

That neighbor girl had really seen him. She had seen a small boy standing on the platform, waiting. She had not walked past him. She had not treated him as background. For one second, she had seen him, and had said something to him that was true for him.

Whatever the content of her sentence — in that one second, two people had really met.

Buber thought about thi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What does it mean for two people really to meet? Not to pass each other. Not to exchange social formalities. Not to transact. To, for one second, really see each other.

He gave this kind of moment a name, later. He called it I-ThouIch-Du.

His whole philosophy begins from that name.

II. Hasidism

In his early twenties, Buber began traveling to the Jewish villages of Eastern Europe.

He had been born in Vienna and raised among intellectual Jews in Lemberg — a relatively secular Jewish family. He read philosophy and art history at universities in Vienna, Leipzig, Zurich, Berlin. By the standards of his time, he was a Westernized, well-educated Jewish intellectual writing in German.

But the older he got, the more he was drawn to another kind of Judaism in Eastern Europe.

Hasidism.

Hasidism was a Jewish mystical movement that began in eighteenth-century Ukraine. Its founder was the Baal Shem Tov, "Master of the Good Name." The movement broke from the dominant Jewish currents of its time, which emphasized learning and law. Hasidism held that every ordinary person — an illiterate peasant, a small trader, a cobbler at the corner — could touch the holy in his own daily life. How? By full attention. By doing each action fully. By really washing one's hands when one washed them, by really praying when one prayed, by really speaking with one's wife when one spoke with her.

Not by leaving daily life for some sacred place. By making daily life itself sacred.

Hasidism had many old rabbis. Each rabbi had his own small community (called a court). Around each old rabbi, stories circulated — what he had done, what he had said, how he had treated those who came to see him.

Buber spent decades collecting these stories.

From his early twenties — a young intellectual in a Viennese suit — he traveled to small villages in Ukraine, Poland, Romania, finding the Hasidim still alive and listening to them tell the stories of the rabbis they had known. Most of these stories had been transmitted orally. Some had short Jewish manuscript records. Most were passed from one generation's voice to the next.

He gathered these stories. He translated them into German. He shaped them into books. From 1908 onward they appeared, volume by volum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were The Tales of Rabbi Nachman and The Great Maggid and His Followers. In the 1950s he published the two-volume Tales of the Hasidim — a selection of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stories.

Why did he do this?

Not because the stories were academ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the stories were the record of a particular way of being. The way the Hasidic rabbis lived was, Buber thought, what modern people most lacked — a way of truly treating the one who stands before you as Thou rather than as It.

Here is one of the stories Buber told many times:

Someone asked Rabbi Moshe Leib: "How can one love another person?" The rabbi said: "I learned this from a peasant."

The peasant had been drinking with him in a tavern. Halfway through the drinks, the peasant asked the rabbi: "Do you love me?" The rabbi said: "I do, of course." The peasant said: "Then do you know what I lack?" The rabbi could not answer. The peasant said: "If you do not know what I lack, how can you love me?"

The story stops there.

Buber told this story all his life because it makes one thing clear: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not a feeling; it is to know what that person lacks, and to care about what he lacks. If you do not know, you are not in front of that person. You are in front of your own concept of him.

The Hasidic rabbis spent their lives doing this — really being in front of another person.

Buber was not Hasidic himself. He did not keep Hasidic observance, did not wear Hasidic dress, did not belong to any court. But he spent his life translating these stories, because he held that what these stories recorded was the practice of his own philosophy.

His philosophy of I-Thou i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is stance. The Hasidic stories he translated are the concrete records of it.

Both, on him, are one work.

III. I and Thou

  1. Buber was forty-five. He published a small book of less than a hundred pages.

The German title was Ich und Du.

In English, I and Thou.

This book changed all twentieth-century discussion of "relation."

Its central claim is simple. Buber said: a person does not first have an "I" and then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A person has an "I" only within relation.

And there are two basic kinds of relation.

Buber called them basic wordsGrundworte. Each basic word is not a single word but a hyphenated pair:

The first: I-ItIch-Es. The second: I-ThouIch-Du.

These two "I"s are not the same I.

The "I" in I-It is observer, user, classifier, predictor. It faces an object — something it can analyze, something it can use, something it can absorb into its concept system. Most of daily life is I-It relation. I look at the clock ("it shows three"); I drink water ("it quenches"); I drive a car ("it goes fast"); I greet a colleague ("she's on that project"). All of these are I-It.

I-It is not bad. It is necessary. Without I-It we could not survive — we have to predict the motions of objects, use tools, sort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I-It is the larger part of human life.

But I-It is not all.

Sometimes — only sometimes — something else happens.

You look at a person. Or you look at a tree. Or you listen to a piece of music. Or you look at a child. In that instant, the thing facing you is no longer your object. It shows itself to you as itself. It is not "an Asian man," not "a cypress," not "Mozart's K. 622" — it is itself, that specific existence which cannot be fully described by your language.

In that instant you, too, are no longer the observer. You, too, are no longer the user. In that instant you stand as yourself before the existence that faces you.

That instant is I-Thou.

Buber said: a person becomes truly a person only in I-Thou moments.

The "I" in I-It is incomplete — it is a functional subject using objects. The "I" in I-Thou is the full I — an I that stands as a whole, indivisible existence in front of another whole, indivisible existence.

But I-Thou cannot be sustained.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Buber's philosophy.

The moment you try to sustain I-Thou, the moment you try to grasp it, the moment you try to analyze it, the moment you try to keep it going — it becomes I-It. I-Thou is a state, and the very nature of that state is that it disappears in the moment of being grasped.

Every Thou eventually returns to It. This is not tragedy. This is structure. We live in the world of I-It; I-Thou is the cleft moment through which something else shows. After every I-Thou moment passes, its trace remains in us — but the moment itself is gone.

Buber said: what a person can do is not "maintain" I-Thou; it is to re-enter I-Thou. Again and again. Always going to see again the one in front of you as Thou, rather than as It.

This is hard.

Most of the time we do not manage it. Our wife is "her," our child is "him," our colleague is "she" — nouns, objects, predictable existences. Then in some instant — perhaps over a meal, perhaps in an argument, perhaps in the quiet before a child falls asleep, looking up at us — that person suddenly shows as Thou. We, too, are seen as Thou by that person. Two whole existences face each other for one second.

That second is I-Thou.

That second passes. We return to I-It.

But that second really happened. We live for those seconds.

IV. The Eternal Thou

The deepest layer of Buber's philosophy comes at the end.

He said: every concrete Thou is a window onto an eternal Thoudas ewige Du.

What is the eternal Thou?

Buber does not give a direct definition. He says — after you have an I-Thou moment with a particular person, after that moment is gone, something is left in you. That something is not a memory of that particular person. It is something deeper, something that was opened in that moment.

That something points in a direction.

In that direction stands a Thou that can never become an It.

That Thou which can never become an It he called das ewige Du — the eternal Thou.

Most people raised in religious traditions will at once call this thing "God." Buber does not refuse this name — he himself is Jewish; he uses it. But he insists: the eternal Thou is not an object. You cannot describe its attributes. You cannot prove its existence. You cannot bargain with it.

You can only walk toward it.

And the way to walk toward it is not to leave the world for some sacred place. The way to walk toward it is to enter more I-Thou moments — with the concrete people, the concrete trees, the concrete things of this world.

Every I-Thou moment is one step toward the eternal Thou.

This is the central Hasidic stance restated in philosophical language. The Hasidic rabbis say "in every action there is the divine"; Buber says "every I-Thou moment leads toward the eternal Thou." The two sentences are one thing.

Buber places this at the end of I and Thou. This part of the book is the hardest to read — because he is writ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written about clearly. He himself knows this. He is not arguing. He is pointing in a direction.

He says the eternal Thou is different for every person walking toward it — because every person's I-Thou moments are different. But all these different Thou's point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at direction is the direction toward which all real meeting moves.

Not religious doctrine. Not church. Not ritual. The direction in which every moment of really seeing another person is itself moving — toward something further, somewhere.

V. Translating Scripture

  1. Buber was forty-seven.

A Jewish philosopher eight years younger came to him — Franz Rosenzweig. Rosenzweig was already suffering from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gradually losing the use of his speech. He knew he would not live long. But he wanted to do one big thing with Buber.

Translate the Hebrew Bible into German.

A new German translation.

Why a new one?

There was already a German Bible — Luther's, four hundred years old.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read the Bible as Luther's Bible. But Luther's was a translation that made the Bible read like comfortable German. The strange features of Hebrew, the foreign features, the things in Hebrew that did not sound like normal language — Luther smoothed them all into flowing German. To read Luther was to feel oneself reading a German classic, not a text from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culture, another world.

Buber and Rosenzweig wanted to do the opposite.

They wanted German readers to feel the strangeness of the Hebrew.

Hebrew sentence structure is not German. Many Hebrew nouns come from verbs ("knowledge" comes from the action of "knowing"; "way" comes from the action of "walking"). The same root reappears across the Hebrew Bible, building internal networks of echo. Hebrew is full of concrete and bodily images — "anger" in Hebrew is "the nose growing hot"; "compassion" comes from "womb."

Luther's translation digested all of this. Buber and Rosenzweig's translation was to keep it — even when this meant German that was uncomfortable to read.

They put the verbal quality of Hebrew into German. They made German compound words to reflect the echoes of Hebrew roots. They let anger really have a "nose" in it. They re-broke the lines, following the breath rhythm of Hebrew chant rather than the grammar rhythm of German.

This was a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is not making another language into your own; it is letting your language be changed a little by another.

Rosenzweig died in 1929. They had just finished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Buber went on alone. From 1929 to 1962 — over thirty years — Buber alone completed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entire Hebrew Bible. He did this through the most difficult decades for European Jew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middle of it, he lived through the Nazi rise, through Kristallnacht (his own home was struck that night), through the flight from Germany, through the news of the Shoah, through the disappearance of nearly everyone of his Jewish generation in Europe.

He kept translating.

At eighty-four he completed the last volume.

Why does this matter for this essay in Round Six?

Because translation is itself one of the most concrete practices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Every language has its own world — its own concepts, its own rhythm, its own echoes. When you translate a tex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you have two choices:

One: domesticate it into your language. Let the foreign features disappear; let the translation read as if it had originally been in your language. The reader is comfortable — but the price of that comfort is that the reader has not really touched the otherness of the foreign tongue.

Two: keep it as other. Let your language be changed a little by that other language. The reader feels some strangeness — but the strangeness is real, because the text really did come from a different world.

The first choice absorbs the other. The second leaves a place for the other.

Buber's life of translation was the second. His translation of Hasidic stories was this — he did not Germanize them; he kept the specific voices of the East European Jewish villages. His translation of Scripture was this — he did not let the Hebrew Bible read like German classic; he let German readers hear the Hebrew.

This was his I-Thou philosophy 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Every language is a Thou for every other language. You can treat it as It — an object from which you extract information. You can treat it as Thou — an existence that deserves to change your own language a little.

Buber chose the second, all his life.

VI. Jerusalem

  1. Buber was sixty.

He left Germany.

He had stayed five years after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in 1933. Through those five years he had continued to teach, continued to translate, continued to edit Jewish adult-education projects. He believed there was still room in Germany for a quiet kind of Jewish intellectual work.

The Kristallnacht of November 9, 1938 told him that room was gone.

He was permitted to leave. He went to Jerusalem.

The Hebrew University asked him to be a professor — to teach social philosophy. He was sixty, and he had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his mother tongues were German and Yiddish, not Hebrew) in order to lecture. He did it. He taught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until he retired in 1951.

This city had Jews and Arabs.

Buber's home was in Talbiyeh — a mixed neighborhood. His neighbors included Arabs. Among his colleague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were people whose position was close to his, particularly Judah Magnes, the rector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Magnes was an American-born rabbi who, like Buber, had argued from the 1920s for Jews and Arabs to share a single state.

They both belonged to a group called Brit Shalom.

In Hebrew, Brit Shalom means "Covenant of Peace."

The group had existed since 1925 — thirteen years before Buber arrived in Jerusalem. The group's central position was that on this land there should be founded one state, two peoples, equal citizenship. Not a state of the Jews. Not a state of the Arabs. A state in which both peoples were equal citizens.

This was a minority position at the time. Most of those who at the time argued that Jews should establish a state in this land argued for a state in which Jews dominated. Most Arab leaders argued that this land belonged entirely to the Arabs. Brit Shalom was a minority on both sides.

Buber was one of the central figures of this minority.

He wrote articles. He lectured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He took part in attempts at Jewish-Arab dialogue. When he wrote in Hebrew, he kept a strict — he never used inflammatory language, never used the framing of "us against them," never reduced the other people to "threat" or "obstacle."

1948.

Through fire, the State of Israel declared its founding.

Buber did not oppose the existence of a Jewish national state. He had lived through Nazi Germany. He knew that a people needs a place where it can stand. He publicly supported the new state's existence.

But he warned, publicly —

A people cannot build itself by reducing another people to an object.

He said this, in various forms, many times, from 1948 onward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e criticized certain government policies. He spoke publicly for certain villages whose people had been driven out. He signed certain open letters. In the 1950s he joined Ihud ("Unity"), a group continuing the direction of Brit Shalom — Jewish-Arab dialogue.

He was not a politician. He had no political power. He did what he could — speak, write, sign.

His work did no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He knew this. He kept doing it.

Why?

Because he had spent his life teaching I-Thou.

If you really teach I-Thou, you cannot make an exception for one Thou outside your own people. Either you really teach I-Thou or you do not. You cannot teach I-Thou for your own people and I-It for another people. That would not be I-Thou philosophy. That would be philosophy in service of one's own people.

Buber insisted on being a real I-Thou philosopher.

This meant teaching I-Thou even toward the people who were politically the other.

This meant that — when his own people had acquired the power to reduce another people to an object — he had to warn his own people not to do this.

Not because he did not love his own people. Because he did.

A people that reduces another people to an object becomes itself an object — it is no longer a people with a face; it has become a system carrying out a function. Buber did not want his own people to become that.

He kept speaking. To the end of his life.

June 13, 1965.

Buber died in Jerusalem. Eighty-seven years old.

At his funeral, there were Jews. And there were Arabs.

The work of his life closed in this way.

VII. He and Levinas

  1. Paris.

Buber was eighty. He had come to Europe from Jerusalem to give several lectures. On one of those visits he met Levinas.

Levinas was fifty-two. He had been reading Buber since the 1930s. He had written long essays on Buber. He held Buber in deep regard, and held a serious critique.

Their meeting in Paris that time was friendly. Two Jewish philosophers, twenty-eight years apart in age, talking about the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in the ruins of postwar Europe.

But their philosophies were not the same.

Buber taught I-Thou — a symmetric meeting. Two persons facing each other, each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each appearing as Thou to the other. What Buber described was the moment of meeting — and in that moment, no one was higher and no one was lower; the two were equal.

Levinas taught the face and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 an asymmetric relation. The face of the other places on me an infinite demand; I am responsible to the other, but I should not require that the other be equally responsible to me. If I require symmetry, the other is absorbed into a framework of "reciprocity" — the other ceases to be truly other; the other has become a counterpart of mine.

Levinas thought Buber's I-Thou had not gone far enough.

Not that Buber was wrong. That Buber had stopped at a place where one could go further.

Levinas said: your I-Thou moment with another person is real. But the deeper thing is that the ethical demand the other places on you precedes that meeting moment. Before you can meet him, he has already placed on you the command "Thou shalt not kill me." This command is not the consequence of the meeting. I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meeting. You are able to enter I-Thou because the other has already placed that command on you and you have accepted it.

Buber heard the critique.

Buber did not fully accept it. He insisted I-Thou was an equal meeting — Levinas's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sounded too heavy, too one-sided; it would let the I disappear before the other, and that, too, was not real meeting.

Neither of them persuaded the other.

But neither of them reduced the other to It.

Their philosophies were different. Their languages were different. Their emphases were different. Both spoke of the other, but they did not speak of the same kind of other. Buber spoke of the other in the moment of meeting. Levinas spoke of the other in the ethical command.

Two ways of speaking about the other.

When we read these two figures, we can see what each saw, and we can see what each did not see.

Buber saw the reality of the meeting moment — but he may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asymmetric ethical structure that lies before the meeting. Levinas saw the reality of asymmetric ethics — but he may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moment in which two persons can stand to each other as equal Thou.

The two together are more complete than either alone.

This is why we wrote Levinas in the previous essay, and Buber in this one. Both must be heard. Both reach the other to the deepest. The two together give u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other.

The theme of Round Six is the other. We are not writing one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We are writing several. Each way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has its insight, and has its limit. Only by setting them alongside one another can the other be acknowledged from many angles.

Buber's other is the Thou in meeting. Levinas's other is the face in command.

The next essay will be another. The one after that, another.

None of them is complete. All of them together face toward a completion.

That completion is always at a distance.

Kant called that completion the kingdom of ends. Buber called it the eternal Thou. Levinas called it the infinite.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same direction.

VIII. The Bridge

When Buber walked up, he was older than the others who had come before.

He looked to be in his eighties. Not tall. His beard was long, gray-white, falling several inches from his chin. His eyes were large and gentle. He wore a dark robe — neither a suit nor Hasidic dress, something of his own.

He walked unhurriedly, but steadily.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ypatia was there. The astrolabe was still in her hand. Aquinas stood on the other side. His hands were empty. Bergson, leaning on his cane not far off, nodded to him. Levinas was also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he two of them gave each other a small smile when they saw one another. They had met — that one time in Paris, in 1958.

"Shall we continue from where we left off?" Levinas said in French. "Perhaps this time we can hear each other a little better." Buber answered in German.

The two laughed.

They did not approach each other for further talk. They each stood in their own place on the bridge. Each knew where the other was. Each knew that what they had been doing was two faces of the same work. That was enough.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Kant was a little clearer than before — you could see the color of his clothing. He still did not come over.

Across from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he sky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were no longer visible.

Closer in — that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Heidegger — had walked further than last time. He no longer turned to look back at the bridge.

Buber glanced once over toward that road.

In the last twenty-some years of his life — in Jerusalem — he too had stood at a distance and watched that road. He had seen some among his own people beginning to walk along it. He had written for decades, signed dozens of open letters, given many public talks — not in order to stop them, but so that they would at least know where the road was leading.

He knew he had not stopped them.

He knew the storm was falling on that road.

He was not particularly sad. He knew that which road a person walks is that person's own affair. H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 speak, write, sign, go on speaking until eighty-seven.

He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in the wind. The moonlight was mild.

He said something to Hypatia — neither Greek nor Hebrew, but German. Hypatia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ords, but she could tell from his tone that what he had said was friendly. She smiled at him.

Aquinas, on the other side, said something quietly in Latin. Bergson, who heard it, translated for Buber into French. Buber laughed.

Hypatia, Aquinas, Bergson, Levinas, Buber — five names. But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not just five people. The bridge held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 field of figures. Some drawing equations. Some watching corn. Some writing poems. Some reading star charts. Some writing novels. Some sketching diagrams. Some crouching off to one side taking notes. Som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Som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Each had a different language. Each came from a different time. Each had done different specific work. But they had all done the same kind of work —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in their own time.

Across from the bridge — on that road, in the storm — Heidegger was walking further away.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 at Kant's place — the wind blew mildly. On the bridge in the middle — many people, mild moonlight.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at Levinas.

This time he looked at Buber.

Buber lifted his head. His eyes met the eyes of the on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very briefly.

Buber smiled. Not a smile of thanks. A smile that said I know you are there.

The other smiled lightly back.

Then both of them turned to their own directions.

Buber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e had died in Jerusalem at eighty-seven. While he was alive, h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do — he had written I and Thou, he had translated Hasidic stories, he had translated Scripture, he had, in his own city, left a place for another people.

He knew that what he was doing was infinite. He knew that infinite was not something he could complete. He had done it anyway.[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