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面容
Levinas: The Face
一、五年战俘营
一九四零年六月。法国雷恩。
法军的抵抗正在崩溃。
其中有一位法国军队的翻译官,三十四岁,戴眼镜。他会几种语言,是立陶宛出生的犹太人,一九三一年入了法国籍。
他叫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德军把他作为法国军人俘虏,后来关进德国的战俘营,编属Stalag XI-B。他的战俘身份提供了一层极重要、却绝不能普遍保证的保护。纳粹把犹太战俘隔离、侮辱、役使;不同国籍的战俘遭遇也很不一样。对他而言,这一层保护使他没有遭到平民犹太人所面对的那种驱逐与灭绝。
与此同时,他在立陶宛的亲人遭到了另一种命运。
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他们都在纳粹大屠杀中遇害。德军一九四一年占领立陶宛后,当地犹太人遭到大规模枪杀。考纳斯的隔都经历屠杀、强制劳动和驱逐,直到一九四四年被最后摧毁。
列维纳斯被隔绝在战俘营里。他做过伐木等强制劳动。犹太战俘与其他俘虏被区别对待,周围人的目光可以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变得仿佛不是人。制度留下了他的命,却没有因此承认他的完整尊严。
他在那里关了五年。
将近五年。约一千八百个白天和夜晚。
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然读书,读普鲁斯特,也读哲学,做笔记。他的战俘笔记后来单独刊行。囚禁期间的思考也进入战后著作《从存在到存在者》(一九四七)。这不是他的第一本书:一九三零年,他已经出版了研究胡塞尔的博士论文。
这条思想道路,从战前对希特勒主义的思考,穿过囚禁,又在战后继续。经历没有交给他一份现成答案;它让一些问题再也无法被放到一边。
但那条逐渐清晰的追问,可以这样说——
西方哲学有一条极强的传统,把“存在是什么”放在中心。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理解世界、理解人的存在,似乎是其他问题的前提。列维纳斯正是在这个传统里受的训练。
这看起来是哲学的最高问题。
列维纳斯后来要问:在我理解你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一件事发生了?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还没有给你归类,但你已经站在这里。我对你有什么责任?这件事,能不能等到我的知识完备以后再说?
存在不是中心。他者才是中心。
这不是说研究存在就必然走向纳粹,更不是说整个西方哲学替杀人下了命令。列维纳斯要打断的是另一种自信:以为只要我把世界解释清楚,别人就能在我的解释里得到妥善安置。一个人若只能作为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出现,他向我提出异议的位置在哪里?
他用此后的工作,一再把哲学带回这个问题。
二、家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投降。
列维纳斯结束了五年的囚禁。三十九岁。
自由回来,并不意味着原来的生活也一并回来。
家在哪里?
考纳斯是他童年的城市。那里经过苏联占领、德军占领,经过隔离、枪杀、驱逐。第七堡垒,第九堡垒——这些地名,从城市周围的地点,变成了大量死者的埋骨处。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他的两个弟弟。
这些具体的人不再回来。曾经能对他说话的人,不能再回答。城市可以重建,街道可以重新有人走,那个知道他小时候模样的人,却不会因此重新坐到桌旁。
他的妻子莱莎(Raïssa)和女儿西蒙娜(Simone)活下来了。他的朋友、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参与帮助她们躲避迫害,女儿也曾在修道院得到庇护。她们的生还,不是一个抽象制度自动运行的结果,是有人在危险中伸了手。
列维纳斯回到巴黎。他见到了妻子和女儿。
他失去了童年家庭中的至亲,也重新与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后来又有了儿子。新的日常不是对旧日丧失的赔偿。悲伤和继续过日子,可以同时发生。
后来他写过战俘营。在《一只狗的名字,或自然权利》里,他记下狗鲍比怎样迎接囚犯:周围的人不肯承认他们,动物反倒向他们表示亲近。读到这里,人的尊严不再只是一个庄严的词。它也在一次无人肯给、却被一只狗给出的迎接里。
但他做的,不只回忆。
从《从存在到存在者》,到《总体与无限》,再到一九七四年的《异于存在或超越本质》,他的思考不断变化。后一部书的题献,把被纳粹杀害的至亲放在六百万犹太死者以及其他受害者之中。
“最亲近的人”,并没有被人类的总数吞没。
题献还以希伯来文留下亲人的名字。面对几百万这个无法想象的数目,名字把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留了下来。
在这些文字里,悼念与哲学相接。不是把父母兄弟变成论证的材料,而是不让哲学在谈论“人”时,把那个曾经活着的人弄丢。
论证不能让死者回来,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暴力停止。它能做的,是在有人宣布“这个人可以被牺牲”时,追问: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力?在你的目标、你的计算之前,他已经不是你的东西。
他用四十多年时间把这个论证写出来。
三、面容
列维纳斯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面容"(visage,face)。
它不是五官的总和,也不是教人盯着眼睛几秒钟的技巧。列维纳斯用这个词,指向他者向我显现、向我提出要求的方式。
一个人可以被观察、被描述,但他不是那份描述的附属物。他能够向我说话,也能够打断我关于他的结论。
这件事很难讲清楚,因为它如此基本,反而难以从更基本的东西出发去解释。
我们试一下。
你看到一个陌生人。年龄,衣着,表情,职业的猜测——信息很快归档:“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好像在等地铁。”分类不一定有错。问题是,你会不会就此以为,这个人已经被你了解完了。
但是——
也许他忽然向你求助,也许他不同意你的判断,也许只是你停了一下,意识到刚才那套分类不能代替他。这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心理实验,是我们靠近“面容”的一个入口。
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可以是正确的描述,却不是他的全部。医生需要年龄、病史、化验单;但需要这些资料,不等于床上只有一组资料。
那个真正的他是什么?
是一个不能被你的语言完全描述的存在。是一个有自己的内在生活的、有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的、有自己的此刻经验的——一个跟你一样的,但不是你的——存在。
这个"不是你的"是关键。
他不是你的扩展。他不是你的对象。他不是你的工具。他不是你可以拿来用的东西。
他是他自己。
列维纳斯说,这个"他是他自己"的事实是通过面容向你显现的。
不是只在心里赞成“人人都值得尊重”,而是在一个具体的人面前,发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质问。他不必先证明自己有用、可爱、聪明,才有资格不被消灭。列维纳斯把这个要求凝成一句话——
"你不可杀害我。"
它是伦理的要求,不是面部肌肉发出的声音。
婴儿,老人,陌生人,敌人,深爱的人,都不能仅凭我的喜恶被取消。看不见、不能说话、不能回望我的人,也不因此缺少“面容”。这里没有眼神交流或认知能力的入场考试。
但人确实能够杀害自己认识的人。
“敌人”“异教徒”“障碍”“附带损伤”——这些标签会帮助人绕开眼前的生命。宣传、命令和距离,也会让伤害容易发生。但不能因此说,所有凶手都没看清受害者的脸。
面容不是防弹的。
列维纳斯所说的抵抗,恰恰不是比枪更大的力量。一个脆弱的人可能挡不住我,却仍然使我的暴力需要被追问。“你不应当”不会因为我做得到,就变成“你可以”。
列维纳斯把这件事翻过来:
伦理不能只从一套自足的规则开始,再看眼前这个人能被安排到哪里。它要让规则不断接受这个人的质问。
他者不是规则运转完毕以后才轮到考虑的附加项。
这不等于从此不需要法律、权利和制度。眼前的人之外,还有第三个人,还有更多同样需要保护的人。怎样比较彼此冲突的要求,怎样公平地分配资源,仍然需要公共判断。“面容”提醒我们判断为了谁,而不是替我们取消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列维纳斯说伦理学是第一哲学。
不是知识无用,而是知识不能自行授予我处置他人的无限权力。这个优先,是伦理上的优先,不是说每个人在时间上必定先体验相遇,再学会思考。
四、海德格尔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列维纳斯在德国弗莱堡大学。
他二十二岁,此前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哲学。他到弗莱堡,是为了跟胡塞尔学现象学。而在那里,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哲学家正在改变这门学问的方向。
那个人叫马丁·海德格尔。
列维纳斯听他的课,读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极深。它不是一套放在书架上的学说,而是让他重新看待人怎样在世界中生活、怎样面对时间和死亡的思想。
回到法国之后,他成为介绍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重要人物。他写文章,参与翻译,把这条思想道路带进法语哲学的讨论。
然后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一件事。
那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就职演说。
海德格尔站在讲台上。
他已经在五月一日加入纳粹党。
他讲了他的就职演说,题目是《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他讲得很有学问。他引希腊词。他谈知识、劳动、国防"三大服务"。他说德国大学要为德国民族的命运服务。
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正在以公共身份支持纳粹政权。
这一刻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借用这个系列的桥,想象那种选择。下面这段路,不是传记里记录过的心理活动。
桥头永远在远处。康德在那里。但桥不是唯一的方向。桥的反面也有一条路。那条路上也有人在走。
桥外那条路上,有人把不同的人当障碍,把消灭当解决。他们可能自称在保卫信仰、执行命令,或者完成历史的任务。但理由再宏大,也不能代替被他们伤害的人回答。
那条路通向一个所有人都可能被还原为手段的地方。不是他者真的从世界上消失了,而是那里的人越来越不肯承认:你并不只是我的工具,我的障碍,我可以清除的东西。
那个地方叫做手段王国。
在那里,关系越来越像利用、命令和清除。走上那条路的人,也可能被同一种权力吞下去。但这不是命运自动执行的公道:加害者可能逃脱,受害者也不会因为无辜而不受伤。
我们把这种共同生活的恶化,写成天气。
那是一场永远在下的暴风骤雨。
海德格尔走着走着停了下来。
他读过康德,也能解释极复杂的哲学。他不是因为没有听过人的尊严,就不知道另一种方向的存在。知识没有替他走出那一步。
他停了一下。
那条路上有一个人朝他高举右臂,示意他快过去。
那个人没有特定的姓名。他代表每一个时代都有的召唤:加入我们,就不用再听那些碍事的人说话。他的手举得很高,仿佛替别人指出了一条不用犹疑的路。
海德格尔站在那个高举右臂的人和桥之间。
他迟疑了。
他认识具体的犹太人。他的老师胡塞尔,他的学生列维纳斯,都不是书里一组抽象的名词。
认识他们,仍然没有阻止他作出那个公共选择。
想象中的右臂举了起来。
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他是否有过这样一瞬迟疑。我们知道他加入了什么。
回到史实:海德格尔一九三四年辞去校长职务,却没有因此退出纳粹党。他战后也没有作出足以回应其政治责任的公开清算。《存在与时间》对胡塞尔的题献,曾在一九四一年版本中消失。师承、思想与政治选择,没有自动保持在同一个方向上。
他的《黑色笔记本》——他私人的哲学日记,二零一四年才公开出版——里面有结构性的反犹言论。不是被时代裹挟的临时表态,是经过思考的立场。
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件最难的事——
我们要承认两件事都是真的。
第一件:海德格尔的哲学有重大的思想贡献。《存在与时间》改变了二十世纪哲学的许多讨论,对技术、语言、真理的思考也仍有影响。这不等于他的所有命题都正确,更不等于思想成就可以抵扣政治责任。
第二件:他的纳粹选择同样是真实的。入党、校长演说,以及后来笔记中的反犹思路,都不能被一句“时代如此”抹平。
这两件事都是真的,都发生在他这一个人身上。这是他的命运。
这当然可以、也应当受到判断。公共选择会伤害别人,不是一个人的私事。
但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需要把这个人缩成一个字;承认他的思想,也不需要让受害者原谅他。
桥外的暴雨,是我们对一种关系的比喻:人人都可能成为可以被丢弃的东西。现实里的受害者承受的远比一个比喻沉重,因此他们的遭遇不能被改写成哲学家的内心戏。
这就是他的选择。 这就是那场雨的天气。
而列维纳斯——那个一九二八年在弗莱堡研讨班里认真听他讲课的、对他充满敬意的犹太学生——后来用一辈子的哲学工作回应这个选择。
他既批评海德格尔,也继续承受海德格尔的问题。不是简单换一块路牌,而是追问这条思想道路没有充分安置的东西。
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列维纳斯把他者向我提出的伦理要求,放到这个追问之前。
在前一种追问里,我的处境、我的可能性、我的有限性至关重要。列维纳斯不否认这些,却问:我能不能只从我自己出发理解别人?
面对自己的死亡,和被另一个人的死亡牵动,不是同一种经验。列维纳斯要把后者的重量带进来:不是只问“我将如何死”,也问“他的死与我何干”。
这不是把所有命题机械地翻转。
更不能说,只要把存在放在中心,就必然会作出纳粹选择。列维纳斯提出的是对哲学的一次严厉质问:一套很深的思想,为什么仍可能没有阻止一个人抛弃他者?
他的回答,是挪动哲学的重心。思想本身不能保证善,却必须接受伦理的质问。
挪到哪里?挪到他者的面容上。
五、无限责任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有一个让人一开始觉得过分的特点——
他说他者向我提出的是无限的责任。
不是"合理的"责任。不是"在你能力范围内的"责任。不是"按比例的"责任。是无限的。
什么叫无限的责任?
当你看到一个他者的面容,那张面容向你提出的要求不能被任何具体的回应"完成"。你给那个饥饿的人吃的,你帮那个迷路的人指路,你照顾那个生病的人——这些都是回应,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没有一件事能"完成"那张面容向你提出的要求。
你做完所有你能做的事之后,你还欠着。
这听起来过分,甚至令人害怕。列维纳斯没有把责任写得轻松;他用过“人质”这样沉重的词。我们不必假装这里没有争议。
但他首先反对的,是把责任当成一份只有对方签字才生效的合同。一个人向我求救,我不能先要求他证明,将来会还给我同等的帮助。
帮过一次忙,也不能使我从此拥有一句永久的“我已经付清”。这不是从“别人很复杂”推算出一张无限账单,而是说他者向我的呼唤,不能被我的自我满意彻底结清。
这就是无限。
不是说你必须做到完美。不是说你失败了就是罪人。是说那个要求的结构本身是开放的,永远不会关闭。
但具体能做什么,必须回到现实。照护者需要休息,受到伤害的人可以离开,有人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这些边界不是把别人取消成“它”。
列维纳斯自己也谈“第三者”。不是只有我和眼前这个人。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来了;他可能正在被眼前的人伤害。责任因此要求比较、正义、法律与制度,而不是无限满足某一个人的要求。
一个病房只有一张空床,不能因为我先看见谁,就把其他人永久放到外面。怎样安排,需要规则;规则又不能把床上的人变成一个编号。
这两端之间的紧张不会轻易消失:不可替代的人,与不得不作出的公共判断。
列维纳斯让我们不太容易用“手续都对”结束问题。这是他的力量。我们也有理由问,怎样不让无限责任变成对最愿意照顾别人的人的无限索取。
桥不是把一个人压垮来给另一个人站的地方。为他者留位置,也得面对还有许多他者这一件事。
无限责任不是一枚证明自己高尚的徽章。它留下的,是一个不能被轻易关掉的问题。
六、犹太教
列维纳斯不是只读哲学。他一辈子也在读塔木德。
塔木德包含《密西拿》及围绕它展开的讨论,既有律法,也有故事、诠释和辩难。它不是一串永远不作决定的注释:它会判断,也保留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从一九六零年起,列维纳斯在法国犹太知识分子的聚会上陆续作塔木德讲读,持续多年,后来结成多部著作。
塔木德对他的哲学有什么意义?
对他而言,阅读不只是把一句古老的话翻译成今天的口号。另一位解释者的声音,会打断我的确定。
有些讨论保存了没有成为定论的意见。后来的人能看到,结论曾经面对过怎样的反对。做决定,和把不同声音从记忆里抹掉,不是一回事。
我们可以从这种阅读中听见一种伦理的练习。
我有我的解释,但别人的提问仍然在场。它不必让我放弃判断,却可能让我重新说得更仔细。不是所有声音加起来自动等于真理;是我的声音没有独占最后一次发言。
这与“不同意的消失”相反。但不能因此把整个传统写成从来没有权威、排斥和终局判断的理想世界。尊重一种传统,也包括不替它编造完美。
流散、迫害、成为少数者,是犹太历史的重要经验。它们使安身之地的问题异常迫切,却不自动赋予任何民族永远不会伤害他人的保证。受过伤害的人,同样需要面对自己掌握权力以后怎样行动的问题。
列维纳斯支持以色列。他的哲学与具体政治判断之间,却并不总是平整的。
一九八二年,萨布拉和夏蒂拉屠杀之后的一次电台访谈中,他被问到巴勒斯坦人是否正是以色列人的“他者”。他的回答转向了敌人、侵害他人的人以及正义的判断。这段回答引起了持久的批评与争论,不能替他改写成毫无裂缝的普遍拥抱。
也不能倒过来,声称他宣布某个民族天生“没有面容”。问题更难:当一个具体的人被认作敌人,哲学中那份不可取消的要求,在政治判断里还剩下多少?
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继续读他,而不是因为他写过面容,就断定他在每一个场合都已经完整地看见。伟大的思想也要接受它自己提出的考验。
为跟自己不同的人留位置,尤其是在自己能够伤害对方的时候。这句话,不只要求读者,也要求写出它的人。
七、目的王国
我们来说一件事。
这件事我们前三篇没有正面说,因为时机不对。我们让一个人一直站在桥的最远那一头,但我们没有说他站的那个位置叫什么。
现在我们要说了。
那个位置叫做目的王国。
康德在一七八五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里提出了这个概念:理性存在者通过共同的法则彼此联结,每一个都应同时被当作目的,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这里并没有取消义务和规则,恰恰是在问怎样的法则值得共同遵守。
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 不只是当作手段。
在这个“目的王国”里,人仍然合作,互相提供帮助和服务。被拒绝的不是一切相互利用,而是把另一个人的全部资格,压成他对我有什么用。
它不是对现实国家的描写,也不是一张保证历史必定照着走的时间表。它给判断现实留出一个方向:制度越有效率,就越值得追问,它把谁当作了可以省略的人?
那个在柯尼斯堡生活的教授,把这个方向留在哲学里。我们让他站在桥的远处,不是让所有后来的人向他报到,而是让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能与这个问题相照。
他放进哲学的那个标记,两百多年以来,一直在远处。
《Great Lives》的一百零八位人物,横跨许多时代。前面的希帕蒂娅、阿奎那、柏格森,都从不同位置走来:知识如何与不同信仰共处,思想怎样承认自己的限度,人怎样回应迫害。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完整,他们也不属于同一套学说。
列维纳斯让这个问题多了一份不能轻易摆脱的重量。
康德要求我不能仅把人当手段。列维纳斯追问,那个还没有被我理解的人,已经向我提出了什么。
它们可以彼此照亮,但不是同一句话。
康德重视自律、普遍法则与理性主体的共同立法。列维纳斯的无限责任,却故意不让“你也欠我同样多”成为我回应他者的先决条件。这个不对称,不能被擦掉。
一边提醒我们,谁也不能被另一人的任意意志支配;一边打断我们的自足,提醒我们责任并不总由我先同意才开始。读到这里,分歧也留下来了。
本系列把他们放在同一座桥上,是作者的对读,不是哲学史上的等号。
我们关心的共同方向是: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只为另一个人的目的而被安排完。
那个地方有它自己的天气——不是暴风骤雨。是风和日丽。
那里也会有疾病、死亡、失去,也会有利益冲突和难作的判断。为对方留位置,不是从此不会互相伤害,而是在伤害发生时,仍允许对方说不,仍有纠正与追责的路。
这种天气不是善行换来的奖赏。它是我们希望共同营造的生活条件。
若每个人都只问“你有什么用”,空气会越来越窄。若一个人还能说“我不愿意这样活”,而不因此失去被倾听的资格,空气就多了一点空间。
这是散文里的天气,不是历史必然变好的气候定律。
康德用目的与法则,列维纳斯用面容与责任。我们借用风与雨,想把那个问题放回人的日常感觉里。
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说同一件事,因为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听见这件事。
八、桥头
回到这座想象的桥。列维纳斯走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
他个子不高,戴眼镜,穿深色西装。我们让他带着晚年的安静走来,眼前已经换过那么多张面容,他仍然没有把看见当作一件已经完成的事。
他到了桥的中段。
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还在手里。阿奎那站在另一边,手里没有东西。柏格森拄着拐杖,对他点了点头。
列维纳斯也对柏格森点了点头。然后对希帕蒂娅,对阿奎那。他没有走得很近。他在桥的中段找了一个位置站下。
桥头的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比以前更清楚一点——能看见他的轮廓,能看见他大致的身形。他还是没有走过来。他不会走过来。但他在那里。
桥头的另一边——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下来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有人在走。
走得最快的那些人,已经看不见了——他们走得太远,已经到了那场雨的深处。
近处那条路上,能看见一个穿教授袍子的人,停了一下,又走,又停。他不看桥的方向。
那个人是海德格尔。
那条路上有一个人高举右臂,示意他快过去。夜色里看不清姓名,只看见那种催人加入的动作。
海德格尔站在那个高举右臂的人和桥之间。
他迟疑了。
他看向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站在桥的中段。他没有替海德格尔取消责任,也没有宣布这个人从此不再是人。桥上可以留出重新面对他者的位置,但不能要求受害者替他走回来,更不能要求他们先原谅。
海德格尔看了列维纳斯几秒钟。
然后他转回身。他朝那个高举右臂的人那边走过去。
他走得有点慢。他每走一步都在迟疑。但他在走。
暴风骤雨在那条路上下着。雨已经开始落到他身上。
列维纳斯没有喊他的名字。列维纳斯也没有转身不看他。列维纳斯只是看着。
阿奎那从另一边走过来,到了列维纳斯旁边。他没有说话。两个人都看着海德格尔的方向。两个人都不去叫他。
希帕蒂娅也看了一眼。她手里的星盘的角度没有变。
柏格森站得近一些。他也看了一眼海德格尔的方向,没有点头,没有摇头。那场雨还在下,谁也没有把别人的选择当成自己手里可以拨动的钟。
桥头中段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列维纳斯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桥的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的地方——风在吹。一种温和的风,吹得很慢。
桥的另一边那条路上——下着暴风骤雨。
桥的中段,风静一些,月光温和。
列维纳斯到了希帕蒂娅旁边。他对她说了一句话——也许是希伯来语,也许是希腊语,也许是某种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懂的语言。希帕蒂娅笑了一下。她调整了星盘的角度,让月光更准地落到刻度上。
阿奎那在另一边小声说了一句什么——拉丁文。柏格森听懂了一半,用法文回了他一句。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那个站在桥头最远那一头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
这次他看的是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知道。他回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很短地交汇,谁也没有成为谁的附属。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列维纳斯也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然后两个人都转回各自的方向——康德继续看远方,列维纳斯继续看桥头中段。
海德格尔在桥外那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那场暴风骤雨还在下。 桥上的月光还是温和的。
列维纳斯站着。他的父母、两个弟弟没有回来。妻子和女儿从战争中活下来,生活仍然继续,直到晚年也有新的失去。他写作、教学、读经,并没有使暴雨从世界上消失。桥上的人也不是完成了一切才来到这里。
他对面是无限的——他知道。
他做的是有限的。但他没有用这份有限,把对面的呼唤关掉。[1][2][3]
[1] 战俘经历与著作年表参照列维纳斯研究所;考纳斯大屠杀及隔都延续至1944年,参照美国大屠杀纪念馆。1974年《异于存在》的题献保留亲人名字;《从存在到存在者》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2] “面容”与“第三者”不是生理识别和单人照护的无限索取。1982年访谈及其批评须连同敌人、正义的讨论阅读;不能归结成“巴勒斯坦人天生无面容”。海德格尔的自述是当事人材料,不是其政治责任的免责证书。
[3] 桥、岔路、天气与跨时代会面的动作和对话,是本系列的文学想象,不是传记记录。人物间的比较属于作者对读;相近的问题不等于相同的学说,承认一个人的价值也不取消对其行为的判断。
Institut d’études lévinassiennes — biography · USHMM — The Holocaust in Kovno · Emmanuel Levinas — scholarly overview and primary bibliography · Levinas’s Ethical Politics — the 1982 interview · Heidegger — Der Spiegel interview (self-account) · University of Freiburg — Edmund Husserl
I. Five Years in the Stalag
June 1940. Rennes, France.
The French defense was collapsing.
One of the French army’s interpreters was thirty-four and wore glasses. He spoke several languages: a Lithuanian-born Jew who had become a French citizen in 1931.
His name was Emmanuel Levinas.
The Germans captured him as a French soldier. He was later held in Germany under Stalag XI-B. POW status provided a crucial layer of protection, not a universal guarantee: the Nazis segregated, humiliated, and exploited Jewish prisoners, and treatment varied drastically with nationality. In his case, that status helped keep him from the deporta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flicted on civilian Jews.
Meanwhile, another fate overtook his relatives in Lithuania.
His father. His mother. His two brothers. All were murdered in the Holocaust. After the German occupation in 1941, Lithuania’s Jews suffered mass shootings. The Kovno ghetto endured massacres, forced labor, and deportations until its final destruction in 1944.
Levinas was cut off in captivity. He performed forced labor, including forestry work. Jewish prisoners were set apart. The gaze of those around them could treat living human beings as though they were not human at all. The system had left him alive; it had not thereby respected his full dignity.
He was held there for five years.
Almost five years. Some eighteen hundred days and nights.
Through those days he continued reading, Proust as well as philosophy, and filling notebooks. The captivity notebooks were eventually published separately. Thinking developed during imprisonment also entered Existence and Existents in 1947. It was not his first book: his doctoral study of Husserl had appeared in 1930.
The path ran from his prewar reflections on Hitlerism through captivity and onward after the war. Experience did not hand him a ready-made answer. It made certain questions impossible to put aside.
But the question that gradually became clearer can be put this way—
A powerful strand of Western philosophy had placed the question of being at the center. From the Greeks to Heidegge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human existence could appear to be the condition for asking anything else. Levinas had been trained within that tradition.
This appears to be the highest question of philosophy.
Levinas would ask whether something had already happened before I began to understand you.
I do not yet know who you are. I have not classified you. But you are already here. What responsibility do I have toward you? Can that question wait until my knowledge is complete?
Being is not the center. The other is the cent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tudying being inevitably produces Nazism, or that Western philosophy as a whole ordered the murders. Levinas challenges a different confidence: the belief that, once I have explained the world, other people can safely be accommodated inside my explanation. If someone can appear only as a part of my world, where can that person challenge it?
His subsequent work repeatedly brought philosophy back to that question.
II. Home
May 1945. Germany surrendered.
Levinas emerged from five years of captivity. He was thirty-nine.
Freedom returned. The life he had known did not simply return with it.
Where was home?
Kaunas was the city of his childhood. It had undergone Soviet occupation, German occupation, segregation, shootings, and deportations. The Seventh Fort, the Ninth Fort: places around a city had become sites of mass death.
His father. His mother. His two younger brothers.
Those particular people would not return. People who could once speak to him could no longer answer. A city can be rebuilt, its streets inhabited again. The person who knew him as a child does not thereby resume a place at the table.
His wife Raïssa and their daughter Simone survived. His friend, the writer Maurice Blanchot, helped them evade persecution; their daughter also found shelter in a convent. Their survival was not an abstract system functioning automatically. People had reached out under dangerous circumstances.
Levinas returned to Paris. He saw his wife and daughter again.
He had lost the closest members of his childhood family. He also resumed life with his wife and daughter, and later had a son. The new daily life did not compensate for the old loss. Mourning and carrying on could happen together.
He later wrote about captivity. In “The Name of a Dog, or Natural Rights,” Bobby greets the prisoners: where surrounding people withhold recognition, an animal approaches them affectionately. Human dignity is no longer only a solemn phrase. It also appears in a greeting withheld by people and offered by a dog.
But recollection was not all he did.
From Existence and Existents through Totality and Infinity to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in 1974, his thinking kept changing. The dedication of the last of these remembers his murdered loved ones among the six million Jewish dead and the other victims of hatred.
Those closest to him were not swallowed by the total count of humanity.
The dedication also preserves family names in Hebrew. Before a number in the millions, almost impossible to imagine, names keep particular, irreplaceable people present.
Here mourning and philosophy meet. The point is not to turn his parents and brothers into material for an argument. It is to prevent philosophy, while discussing humanity, from losing the person who once lived.
An argument cannot bring back the dead or guarantee an end to future violence. It can ask, when someone announces that a person is expendable: what gives you that authority? Before your objective, before your calculation, this person was already not yours.
He spent more than forty years writing this argument out.
III. The Face
The central concept of Levinas's philosophy is the face — visage in his French.
It is not the sum of a person’s features, nor a technique of staring into someone’s eyes for a few seconds. It names the way another person presents themselves and makes a claim upon me.
A person can be observed and described without becoming an accessory to the description. They can address me; they can interrupt my conclusions about them.
This is hard to put clearly, because it is so basic that there are no more basic things to explain it from.
Let us try.
You see a stranger. Age, clothes, expression, a guess about his work: information is quickly filed. A man in his thirties, apparently waiting for the subway. Classific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wrong.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you now believe there is nothing about him beyond your file.
But —
Perhaps he asks for help. Perhaps he rejects your judgment. Perhaps you pause and recognize that your categories cannot substitute for him. This is an entry into the idea of the face, not a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guaranteed to produce an effect.
That person is himself.
A man in his thirties may be a correct description, but it is not the whole person. A doctor needs age, medical history, test results. Needing those records does not mean that nothing but records is lying in the bed.
What is the real him?
An existence that cannot be fully described by your language. An existence with his own interior life, his own past and future, his own pains and joys, his own present experience — an existence like yours, but not yours.
The "not yours" is the key.
He is not your extension. He is not your object. He is not your tool. He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pick up and use.
He is himself.
Levinas says: this fact, that he is himself, shows itself to you through the face.
Not simply endorsing respect for everyone in the abstract, but finding my freedom called into question before a particular person. They do not first have to prove themselves useful, lovable, or clever in order to have a claim against being destroyed. Levinas concentrates that demand into a command—
Thou shalt not kill me.
It is an ethical demand, not a sound made by facial muscles.
Infants, old people, strangers, enemies, people I love: my preference does not decide whether they count. Someone who cannot see, speak, or return my gaze is not thereby faceless. Eye contact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are not entrance examinations.
Yet people can murder people they know.
Enemy, heretic, obstacle, collateral damage: labels can help people evade the life before them. Propaganda, orders, and distance can make harm easier.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every murderer failed to see the victim’s face.
The face is not bulletproof.
The resistance Levinas describes is precisely not a force greater than the gun. A vulnerable person may be unable to stop me, yet still calls my violence into question. You ought not does not become you may merely because I can.
Levinas turns this around:
Ethics cannot start only with a self-sufficient rulebook and then find somewhere to place the person before us. It must keep rules answerable to that person.
The other is not an extra considered after the system has finished operating.
This does not abolish law, rights, or institutions. Beyond the person before me there is a third person, and others equally in need of protection. Conflicting claims and limited resources still require public judgment. The face reminds us whom judgment is for; it does not release us from judging.
This is why Levinas says ethics is first philosophy.
Knowledge is not useless. It simply cannot authorize unlimited power over another person. This priority is ethical, not a timetable asserting that everyone first experiences encounter and only afterward learns to think.
IV. Heidegger
In 1928 and 1929, Levinas was at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in Germany.
He was twenty-two and had studied philosophy in Strasbourg. He came to Freiburg to learn phenomenology from Husserl. There, a philosopher seventeen years his senior was chang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subject.
His name was Martin Heidegger.
Levinas attended his lectures and read Being and Time, published in 1927. Its effect on him was profound. It was not merely a doctrine to put on a shelf: it changed the way he thought about living in the world, time, and death.
Back in France, he became an important interpreter of Husserl and Heidegger. Through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he brought that path of thought into French philosophical debate.
Then, in 1933, something happened.
May 27 of that year. The rectoral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Heidegger stood at the lectern.
He had joined the Nazi Party on May 1.
He delivered his rectoral address, The Self-Assertion of the German University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He spoke with learning. He cited Greek words. He spoke of knowledge service, labor service, defense service — the "three services." He said the German university was to serve the destiny of the German people.
An important philosopher was publicly lending his authority to the Nazi regime.
What happened in that moment?
Let us use this series’ bridge to imagine that choice. The road that follows is not a record of his inner deliberations.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has always been distant. Kant stands there. But the bridge is not the only direction. Across from the bridge, there is also a road. On that road, too, people are walking.
On the road outside the bridge, people turn difference into an obstacle and elimination into a solution. They may claim to defend a faith, obey orders, or fulfill history. However grand the justification, it cannot answer on behalf of those they injure.
The road leads toward a place where anyone can be reduced to a means. Other people have not literally vanished. What is vanishing is the willingness to acknowledge: you are not merely my tool, my obstacle, something I can remove.
That place is called the kingdom of means.
There, relations increasingly take the form of use, command, and removal. Those who take that road may themselves be consumed by its power. But no automatic justice is at work: perpetrators can escape, and innocence does not protect victims from suffering.
We picture that deterioration of shared life as weather.
It is a storm that is always falling.
Heidegger was walking, and he stopped.
He had read Kant and could explain difficult philosophy. Human dignity was not an idea he had never encountered. Knowledge did not take the necessary step for him.
He paused.
On that road there was a man with his right arm raised, gesturing for him to come over quickly.
The figure has no particular name. He represents a recurring invitation: join us and stop listening to the inconvenient people. The arm is held high, as though pointing out a road without hesitation.
Heidegger stood between that man with the raised arm, and the bridge.
He hesitated.
He knew particular Jewish people. His teacher Husserl and his student Levinas were not an abstract set of terms in a book.
Knowing them still did not prevent his public choice.
In the imagined scene, the arm rises.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real man hesitated in this way. We know what he joined.
Returning to the record: Heidegger resigned the rectorship in 1934 without leaving the Nazi Party. After the war he gave no adequate public reckoning with hi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he dedication to Husserl disappeared from the 1941 edition of Being and Time. Intellectual inheritance and political choice did not automatically keep point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His Black Notebooks — his private philosophical journals, made public only beginning in 2014 — contain structural antisemitic statements. Not the temporary remarks of a man swept up by his time. Considered positions, thought through.
Here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difficult.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both things are true.
First: Heidegger made major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s. Being and Time transformed many twentieth-century debates; his writing on technology, language, and truth remains influential. This does not make every proposition true, still less allow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to offset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Second: his Nazi commitment was real. Party membership, the rectoral address, and antisemitic thinking in his notebooks cannot be erased by saying that those were the times.
Both things are true. Both things happened in this one man. This is his fate.
That choice can and should be judged. Public actions injure others; they are not merely a private path.
Judging someone’s actions does not require reducing the person to a single word. Acknowledging their thought does not require their victims to forgive them.
The storm outside the bridge pictures a kind of relation in which anyone can become disposable. Actual victims bore something much heavier than a metaphor. Their suffering must not be rewritten as a drama inside a philosopher’s mind.
This is his choice. This is the weather of that storm.
And Levinas — that Jewish student who in 1928 had sat in Heidegger's seminar, listening attentively, full of admiration — would spend his whole life of philosophical work answering this choice.
He criticized Heidegger while continuing to work under the pressure of his questions. This was not simply a change of signpost. He asked after something that road of thought had not adequately accommodated.
Heidegger asks about the meaning of being. Levinas places the ethical claim of the other before that inquiry.
In the first inquiry, my situation, possibilities, and finitude are central. Levinas does not simply deny them. He asks whether I can understand another person solely by starting from myself.
Confronting my death and being troubled by another person’s death are not the same experience. Levinas brings in the weight of the second: not only how I shall die, but what the other’s death has to do with me.
It is not a mechanical reversal of every proposition.
Nor does placing being at the center inevitably produce a Nazi choice. Levinas poses a severe question to philosophy: how can a profound body of thought still fail to prevent someone from abandoning the other?
His response is to move philosophy’s center of gravity. Thought cannot guarantee goodness, but it must remain answerable to ethics.
Move to where? Move to the face of the other.
V.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Levinas's ethics has a feature that, at first hearing, sounds excessive —
He says the responsibility the other puts on me is infinite.
Not "reasonable" responsibility. Not "responsibility within your capacity." Not "proportional" responsibility. Infinite.
What does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mean?
When you see the face of an other, what that face asks of you cannot be "completed" by any specific response. You give the hungry one food. You point the lost on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You care for the sick one. These are responses, all good. But none of them "completes" what that face is asking of you.
After you have done all that you can do, you still owe.
It sounds excessive, even frightening. Levinas does not make responsibility easy; he uses language as severe as hostage. We need not pretend that the position is uncontroversial.
What he first refuses is responsibility understood as a contract that takes effect only after the other person signs. When someone asks for help, I cannot first demand proof that they will repay me with an equivalent service.
Nor does one act of help purchase a permanent declaration that I have paid in full. This is not an infinite invoice deduced from someone’s complexity. It means that the other’s claim cannot be conclusively settled by my satisfaction with myself.
This is what infinite means.
Not that you must achieve perfection. Not that if you fail you are a sinner. The structure of the demand itself is open. It does not close.
What I can actually do must nevertheless return to circumstances. Carers need rest. A person being harmed can leave. Someone may ne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Such boundaries do not cancel the other into an It.
Levinas himself speaks of the third party. There are not only two of us. Another person needs help and may be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the person before me.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requires comparison, justice, law, and institutions—not unlimited compliance with one individual’s demands.
A ward has one empty bed. Seeing one person first cannot consign everyone else outside forever. Allocation needs rules; the rules must not turn the patient into nothing but a number.
The tension does not readily disappear: irreplaceable people, and public decisions that nevertheless have to be made.
Levinas makes it harder to end the question with all procedures were followed. That is his force. We also have reason to ask how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can avoid becoming infinite extraction from those most willing to care.
A bridge is not a place where one person is crushed to give another somewhere to stand. Making room for the other must also reckon with the presence of many others.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is not a badge of moral superiority. It leaves a question that cannot be conveniently switched off.
VI. Judaism
Levinas did not only read philosophy. All his life he also read the Talmud.
The Talmud includes the Mishnah and discussions around it: law, stories, interpretation, and argument. It is not an endless commentary that never decides anything. It judges, while also preserving many dissenting opinions.
From 1960 onward, Levinas delivered Talmudic readings at gatherings of French Jewish intellectuals. The work continued over many years and was collected in several books.
What does the Talmud have to do with his philosophy?
For him, reading was not merely converting an ancient sentence into a contemporary slogan. Another interpreter’s voice could interrupt my certainty.
Some discussions preserve views that did not become the accepted ruling. Later readers can see the objections a conclusion had to face. Reaching a decision is not the same as deleting disagreement from memory.
We can hear an ethical practice in that kind of reading.
I have an interpretation, but another person’s question remains present. It need not make me abandon judgment; it may make me state it more carefully. All voices added together do not automatically equal truth. My voice simply does not monopolize the last word.
That differs from making disagreement disappear. It does not make an entire tradition a perfect world without authority, exclusion, or final rulings. Respect for a tradition includes refusing to invent its perfection.
Diaspora, persecution, and minority life are central experiences in Jewish history. They make the need for safety urgent. They do not guarantee that any people will never harm others.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also have to ask how to act when they acquire power.
Levinas supported Israel.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philosophy and particular political judgments was not always smooth.
In a radio interview after the 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s in 1982, he was asked whether the Palestinian was precisely the Israeli’s other. His response turned toward enemies, people who injure others, and judgments of justice. The answer has provoked lasting criticism and dispute. It cannot be rewritten as an untroubled universal embrace.
Nor should we claim that he declared a people inherently faceless. The difficulty is sharper: when a particular person is identified as an enemy, how much of the irreducible demand survives political judgment?
We can keep reading him with that question open, rather than assuming that writing about the face proves he saw it fully in every situation. A great philosophy must face the test it sets for others.
Make room for someone unlike yourself,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the power to injure them. That demand addresses the writer as well as the reader.
VII. The Kingdom of Ends
Let us say something now.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not said directly in the previous three essays, because the timing was not yet right. We have let one figure stand always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but we have not said what the place where he stands is called.
Now we will.
That place is called the kingdom of ends.
Kant developed the concept in his Groundwork of 1785: rational beings joined through common laws, each treated also as an end, never merely as a means. Duties and rules are not abolished. The question is what laws could deserve to be shared.
Treat every person always as an end. Never merely as a means.
In this kingdom of ends, people still cooperate, help, and serve one another. What is rejected is not every useful relation, but reducing someone’s entire standing to their usefulness to me.
It is not a description of an existing state or a timetable history is guaranteed to follow. It gives us a direction for judging reality: the more efficient an institution becomes, the more we should ask whom it treats as someone who can be omitted.
The professor who lived in Königsberg left that direction in philosophy. We place him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not to make every later thinker report to him, but to let each life cast light on the question.
The marker he placed there has stood, for over two centuries, in the distance.
The 108 lives in Great Lives span many ages. Hypatia, Aquinas, and Bergson approach from different places: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faiths, thought acknowledging its limits, a person responding to persecution. None needs to have done everything perfectly. They do not belong to a single doctrine.
Levinas gives that question a weight we cannot easily put aside.
Kant asks that I never treat a person merely as a means. Levinas asks what the person I have not yet understood is already demanding of me.
They can illuminate one another without becoming the same statement.
Kant emphasizes autonomy, universal law, and the shared legislation of rational agents. Levinas’s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refuses to make you owe me equally a precondition of my response. That asymmetry cannot be erased.
One reminds us that no one should be governed by another’s arbitrary will; the other interrupts our self-sufficiency, reminding us that responsibility does not always begin with my prior consent. The disagreement remains with us.
Placing them on one bridge is this series’ interpretive comparison, not an equatio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shared direction that concerns us is this: one person’s life cannot be exhaustively arranged around another’s purposes.
That place has its own weather — not a storm. Clear sky and gentle wind.
There will still be illness, death, loss,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difficult decisions. Making room for one another does not ensure that no one gets hurt. It means that when harm occurs, the other can still refuse, and routes to corre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remain open.
Such weather is not a reward earned by good conduct. It pictures conditions of life we hope to make together.
If everyone asks only what use are you, the air grows narrower. If someone can say I do not want to live this way without losing the right to be heard, a little space opens.
This is the weather of an essay, not a climatic law guaranteeing that history improves.
Kant writes of ends and laws; Levinas of the face and responsibility. We borrow wind and rain to bring the question back into the felt world of daily life.
Each generation says the same thing in its own language, because each generation needs to hear it again.
VIII. The Bridge
We return to the imagined bridge. It was night when Levinas approached.
He was not tall. He wore glasses and a dark suit. We let him approach with the quiet of old age. So many faces had passed before him; seeing was still not something he considered finished.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ypatia was there, still holding her astrolabe. Aquinas stood across from her, empty-handed. Bergson leaned on a stick and nodded.
Levinas nodded back to Bergson. Then to Hypatia, then to Aquinas. He did not approach closely. He found a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nd stood.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Kant was a little clearer than before — you could see his outline, his approximate figure. He still did not come over. He would not come over. But he was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idge — on that road across from the bridge — you could see a sky that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walking fastest were already out of sight — they had gone too far, deep into the storm.
Closer in, on that road, you could see a man in a professor's robe, who would stop, then walk, then stop again. He did not look toward the bridge.
That man was Heidegger.
A figure on the road raised an arm, beckoning him onward. In the darkness there was no name to read, only the movement urging someone to join.
Heidegger stood between the man with the raised arm and the bridge.
He hesitated.
He looked over at Levinas.
Levinas stood in the middle. He had not canceled Heidegger’s responsibility or declared him no longer human. The bridge could leave room for a renewed response to others; it could not require victims to bring him back, much less forgive him first.
Heidegger looked at Levinas for several seconds.
Then he turned back. He walked toward the man with the raised arm.
He walked a little slowly. He hesitated with each step. But he was walking.
The storm was falling on that road. The rain had already begun to fall on him.
Levinas did not call out his name. Levinas did not turn away either. Levinas only watched.
Aquinas walked over from the other side and came to stand beside Levinas. He said nothing. The two of them looked in Heidegger's direction. Neither of them called out to him.
Hypatia also looked over once. The angle of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did not change.
Bergson stood a little closer. He too looked toward Heidegger, neither nodding nor shaking his head. The rain continued. No one treated another person’s choice as a clock whose hands he could adjust.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quiet for a moment.
Then Levinas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in the wind. The moonlight was mild.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 where Kant stood — the wind was blowing. A mild wind, slo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idge — on that road — the storm was falling.
In the middle, the wind was quieter; the moonlight was gentle.
Levinas reached Hypatia and stood beside her. He said something to her — perhaps in Hebrew, perhaps in Greek, perhaps in some language only the two of them could understand. Hypatia gave a small smile. She tilted the astrolabe so that the moonlight fell more precisely across the markings.
Aquinas, on the other side, said something quietly — in Latin. Bergson caught half of it and answered in French.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This time he was looking at Levinas.
Levinas noticed and looked back. Their eyes met briefly. Neither became an accessory to the other.
The figure at the far end nodded, lightly.
Levinas nodded, lightly.
Then both of them turned back to their own directions — Kant continuing to look into the distance, Levinas continuing to look at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eidegger, on that road, was walking further away. The storm was still falling there. The moonlight on the bridge was still mild.
Levinas stood there. His parents and brothers had not returned. His wife and daughter had survived the war; life had continued, bringing further losses in old age. Writing, teaching, and reading scripture had not removed the storm from the world. Nobody on this bridge had arrived only after completing everything.
What he faced was infinite — he knew.
What he did was finite. He did not use that finitude to silence the call from across the way.[1][2][3]
[1] For captivity and chronology, see the Levinas institute; for Kovno and the ghetto’s survival until 1944, see the USHMM. The 1974 dedication preserves family names. Existence and Existents was not his first book.
[2] The face and the third party are not physiological recognition or unlimited extraction from a sole carer. Read the 1982 interview and criticism with its discussion of enemies and justice, not as a claim that Palestinians are inherently faceless. Heidegger’s self-account is testimony, not exoneration.
[3] The bridge, roads, weather, and meetings across centuries are literary inventions, not biographical records. Comparisons are the author’s readings: related questions do not establish identical doctrines, and recognizing a person’s worth does not cancel judgment of their actions.
Institut d’études lévinassiennes — biography · USHMM — The Holocaust in Kovno · Emmanuel Levinas — scholarly overview and primary bibliography · Levinas’s Ethical Politics — the 1982 interview · Heidegger — Der Spiegel interview (self-account) · University of Freiburg — Edmund Huss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