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for readers of Albert Camus's The Outsider. It preserves the Chinese argument while reorganizing its sequence and examples for an English-language essay. Full-book spoilers.
The trial asks about the Arab’s death, but its emotional center is the vigil at the home, the coffee, the cigarette, the swim with Marie, and the comedy the next day. The prosecutor turns sequence into essence: the man who behaved this way at a funeral is the kind of man who kills without remorse.
The defense does not restore Meursault’s voice. It produces a more favorable version of the same object—a simple employee caught in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At one point Meursault feels as if the lawyers are discussing the case without him. Grammatically present, his “I”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professional narrators.
This confiscation is possible partly because his own account offers so little causal story. Sunlight, heat, the revolver, repeated shots: the elements do not assemble themselves into a motive the court can punish. The dead man is scarcely named, another erasure the novel does not allow us to forget.
A legal process must interpret acts; it cannot stop at sensation. The injustice lies in pretending that the available interpretation has become the whole person. The funeral supplies moral coherence where evidence about the killing does not.
Meursault is sentenced for a real death, not merely for unconventional mourning. Still, the court’s certainty depends on converting unreadability into depravity. It cannot tolerate a defendant who will not author the story expected of him, so it authors him instead. The case asks not only whether he killed, but who has the authority to say what his first person means.
The court’s concentration on Meursault’s mother can make us forget another displacement: the man killed on the beach is identified primarily through relation and ethnicity. The narrative gives the defendant a name, sensations, work, lovers, and a first person; it gives “the Arab” almost none of these.
This colonial asymmetry complicates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Meursault is reduced to a moral type by the French court, yet his victim has already been reduced more radically by the social and narrative world. A reading concerned with confiscated subjectivity must see both losses. The trial tells the wrong story about Meursault while scarcely needing a story about the dead man at all.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人物、版本与关键情节表述已按作品文本校订。全书剧透。
法庭传的第一批证人，是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
他们被问到的问题是：这个人在母亲的葬礼上，有没有表现出悲痛。
院长说，他没有要求看母亲的遗体，他没有哭，下葬之后马上就走了。
门房说，他抽了一支烟，还喝了一杯牛奶咖啡。
那杯咖啡引起了全场的骚动。
先把案情摆一遍，因为它其实很简单。
默尔索在海滩上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他开了一枪，停顿了一下，又开了四枪。这件事有目击，有物证，他自己从头到尾承认。
按理说，一场审判要处理的是这件事：为什么开枪，是不是自卫，那停顿的几秒钟里发生了什么，第二到第五枪意味着什么。
而法庭几乎没有在这上面花时间。
检察官的问题是：他有没有看母亲的遗体。他知不知道母亲的年龄。他为什么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他葬礼后第二天去干了什么。
传的证人是院长、门房、邻居、玛丽。玛丽被迫在法庭上说出他们是哪一天开始交往的——葬礼后的第二天。她还得说他们看了什么电影，那是一部滑稽片。
她说完之后哭了。
审判进行了两天。开枪那件事被谈到的时间，比葬礼那两天少得多。
检察官在最后的公诉词里，把整套逻辑说了出来。
他说，他仔细研究过这个人的灵魂，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这个人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任何一条人类心灵的道德准则在他心里。
然后是那句话——他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自己的母亲。
这句话是整本书的钥匙，值得逐字看。
它把两件事接在了一起：葬礼和谋杀。
而接法很讲究。它不是说"这个人在葬礼上表现冷漠，说明他可能是个坏人"。它说的是：他在葬礼上的那颗心，就是后来开枪的那颗心。
也就是说，谋杀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是那颗心的一次外显。而那颗心，早在葬礼上就已经暴露过一次了。
于是葬礼上的表现，成了这场谋杀案的核心证据。
检察官甚至说得更远。他说第二天就要开庭审理一桩弑父案，而他觉得，眼前这个人在道德上跟那件案子的凶手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人也在道德上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到这里，通常的读法是：控方冷酷无情，把一个人的私生活拿来定罪。
而这本书真正阴的地方在辩方。
默尔索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的辩护策略是什么？
他说他的当事人其实非常悲痛。
他描述了一个悲伤的儿子，一个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因为自己养不起、心里一直内疚的儿子，一个在葬礼上强忍着不哭的儿子。
他讲得很动情。
而他讲的每一句都是假的。
不是因为默尔索不悲痛——是因为默尔索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律师在替他编造一个内心，一个法庭愿意接受的内心。
然后是全书最刺眼的一幕。
律师用第一人称说话。
他站在那里，替默尔索说"我"——我怎么想，我当时是什么感受，我为什么那样做。
默尔索坐在被告席上听着。
他后来说，他有一种被排挤出去的感觉，好像这件案子跟他没关系。
现在把控辩双方放在一起看。
检察官要给他装一颗坏心。一颗没有人性的、冷血的、可以在母亲葬礼上抽烟的心。
律师要给他装一颗好心。一颗悲痛的、内疚的、强忍着的心。
两边争的是装什么。
而两边完全一致的地方是：他必须有一颗可以被拿出来展示的心。
这个前提没有任何一方质疑过。法庭上的每一个人——法官、陪审团、记者、旁听的人——都默认了同一件事：一个人的行为背后，有一个可以被叙述、被检验、被评价的内心，而这个人有义务把它交出来。
默尔索没有交。
他不是拒绝交——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需要做的事。他被问到为什么开枪的时候，说是因为太阳。
全场哄笑。
那个回答在他自己听来是准确的：当时太阳很烈，汗流进眼睛，刀刃反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扣了扳机。这就是全部经过。
而法庭要的不是经过，是动机。
动机是一个内心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被讲述成故事的东西：他恨那个人，他要报复，他为朋友出头，他一时冲动。这些任何一条，法庭都能接受。
"因为太阳"不能被接受，不是因为它不可信，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内心。
判决下来了：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广场上斩首示众。
书里有一处细节很要紧。默尔索在牢里回想整个过程的时候，注意到自己好像从头到尾都是多余的——他的案子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被处理完了。
律师替他说话，检察官替他分析灵魂，证人替他描述性格，陪审团替他判断。有一次他想开口，律师让他别说话。
整场审判里，最不重要的人是他本人。
那么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处死的？
法律上，是因为他杀了人。而这本书用两百页说明的是另一件事：
他被处死的真正原因，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
更准确地说：是他拒绝提交一份关于自己内心的说明。
那份说明并不难写。他只要说：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一直很内疚；我第二天去游泳是因为我需要透口气。
这些话说了不会有任何损失。它们甚至可能是真的——书里确实有一些痕迹显示他是想念母亲的。
而他一句也没说。
到这里，要问一个更要紧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说。
第一篇讲过，他不肯说他没感到的话。玛丽问他爱不爱她，老板问他想不想去巴黎，他都是这么答的。
但法庭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赌注是他的命。
而他还是不说。
有一种读法说他是在殉道，说他为真诚而死。这个读法把他抬得太高了——他没有那么英雄，他也没有想过要为什么东西献身。他在牢里想的最多的事情是想抽烟、想女人、想能不能逃出去。他害怕死。
他不说，是因为那些话对他来说不存在。
一个人要说出"我当时很悲痛只是没表现出来"，前提是他脑子里得先有这样一套东西：行为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内心，而这个内心可以被整理成一段话，说给别人听，让别人来核对。
默尔索没有这套东西。
他不是拒绝提交。他是不知道要交什么。
他脑子里有的是：太阳很晒，咖啡是热的，玛丽的裙子是条纹的，那个老头掉队了。这些他都能说得非常准确。
而法庭要的东西，他手上一件也没有——因为那是另一套东西，是别人那一套。
最后说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
这场审判里，说真话的人只有一个。
院长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没有要求看遗体。门房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抽了烟，喝了咖啡。玛丽说的是真的——他们确实是第二天开始的。
而这些真话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失真的东西。
因为拼的方式是别人定的。
检察官把这些事实串成了一颗杀人犯的心。律师想把同一批事实串成一个悲痛的儿子。同一批事实，两种串法，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默尔索自己从来没有串过。他只是一件一件地说：那天很热，我喝了咖啡，我睡着了一会儿。
他是那间屋子里唯一一个不做叙事的人。
而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做叙事的地方，一个不做叙事的人，会被当成一个隐瞒者。
因为大家会想：他一定有些什么没说。
而他确实没有。
判决之后，他在牢里等着。
有一个人来找过他好几次，那是神父。
神父要他忏悔，要他承认自己有罪，要他向上帝求助，要他说他相信来世。神父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颗如此坚硬的心。
默尔索一直很平静地拒绝。
直到有一次，他忽然爆发了。
那是全书唯一一次他失控，他抓住神父的衣领，冲他喊。喊完之后，他累了，躺下来，看着天上的星星。
然后是这本书最后的那一段。他说他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他觉得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
他希望行刑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用仇恨的喊声送他。
下一篇讲这一段，也讲这本书的标题——
加缪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谁在外面。
《局外人》，阿尔贝·加缪著，一九四二年出版。本文人名从柳鸣九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