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偶戏结束时，公主的眼睛湿了。木头、彩蜡和细线做成的人物，在小舞台上遭遇悲惨命运，动作自然得像真的一样。旁边有孩子哭得需要糖果安慰，一位地位很高的成年人也感叹，这些木制的小东西竟要承受如此不幸，实在令人难过。

这是公主十二岁的生日，整座花园都为她准备了娱乐。王尔德没有一开始便告诉我们，她完全没有被别人打动的能力。相反，悲剧刚刚成功地让她流泪。后来发生的残酷，也因此不能仅用“她从来不会同情”解释：同一双眼睛已经为虚构人物湿润，却没有认出近处一个真实人的痛苦。

小个子的舞者出现以后，孩子们大笑，公主也笑得停不下来。他是前一天被两名打猎的贵族在森林里发现、带回宫廷的，父亲乐于摆脱他。没有人先询问，他愿不愿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场生日增加一份惊奇。他自己却很快乐，看见孩子们笑，便跟着笑，向大家鞠躬，仿佛真的加入了一场共同游戏。

笑声对于两边并不是同一件事。观众觉得他的外貌、身体与动作可笑，他却以为是舞蹈使人开心，自己也因此受到欢迎。他不知道别人的眼睛怎样看自己，从未在镜中见过全身。被带到宫中，尚未被他理解成羞辱；周围人越是发笑，他反而越相信自己与他们相处得很好。

公主从头发上摘下白玫瑰，扔给他。她模仿见过的贵妇赏花，一半开玩笑，一半想逗弄严肃的女官。他却完全当真，将花放在心口，单膝跪下，满心欢喜。公主因此笑得更久，又要求午后再看他跳一次。在他听来，这已经是自己被特别喜欢的证明。

花是真实的，笑容也真实发生，却没有附带他所相信的承诺。可以承认这场误会如何令人心痛，又不把一朵玫瑰改成公主已经许诺爱情。她没有义务因为他认真喜欢自己便回报同样的感情。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这份误会后来使人受伤，她与周围人能不能承认那不是一段供观赏的节目。

午间休息时，他跑到花园里，把玫瑰拿给鸟看。鸟认识他，记得寒冷冬天里他曾分出自己少得可怜的食物，也见过他在森林中与松鼠分享果实。这个人并不是被公主注视以后才第一次获得内心。他已经拥有生活、照料别人的经历，以及宫廷没有询问过的本领。

他知道鸟的叫声，认识林中的踪迹，懂得哪里可以找到柔软的苔藓，也曾照顾失去父母的小鸟。他开始想象，把这些都送给公主，让她跟自己去森林，自己可以整天为她跳舞，夜里替她守在窗外。宫廷只看到一副可笑的身体，他想到的却是一整套可以与人分享的生活。

这幅未来同样只是他的想象。公主没有说喜欢森林，也没有答应离开。他相信她一定会愿意，正如旁人相信他一定只为逗笑而来，都还没有听见对方真正怎样回答。两种误认并不具有相同权力与伤害，却都提醒我们，一段关系不能只凭一方已经想得十分完整就算形成。

他进入宫殿，想独自找到公主，告诉她自己也爱她。华贵房间一个接一个，镜子突然在尽头出现。他先以为看到另一个奇怪的人，自己笑，对方也笑；自己招手，对方也招手。等他走过去，手掌碰到冰冷光滑的表面，仍不明白那是什么，直到取出白玫瑰，看见另一朵完全相同的花。

相认发生以后，他重新听见了上午的全部笑声。原来不是大家喜欢自己，不是公主愿意与自己生活，而是他们看着这副身体觉得有趣。他哭着倒在地上，撕碎玫瑰，试图躲开那个无论如何都会模仿自己的形象。镜子没有伤口，却让一句从未直接对他说出的贬斥，突然变成他对自己的判断。

这里必须把两种发现分开。他知道了自己长什么样，也知道了别人如何嘲笑自己；可形貌被看见，不证明嘲笑是对的，更不证明他原来就不值得被爱。王尔德的叙述大量使用刺耳的身体词语，跟随着他此刻的惊骇与厌恶。今天重述这段故事，不必再用同样的口气替宫廷确认，那真是一副只配被羞辱的身体。

假如文章说，他终于发现自己的爱情不可能，因为镜子告诉了他真相，便会把观众的判断当成镜子的光学作用。镜子能呈现脸、四肢与背影，不能宣布一个人有什么资格进入关系。使这次发现如此可怕的，是他同时明白，整个上午的欢迎原来建立在自己没有理解的羞辱上。

公主与伙伴随后从窗边进来，看到他躺在地上，捶打地面，哭得越来越弱。孩子们再次大笑。公主说，他跳舞固然有趣，演戏更有趣，几乎比得上先前的木偶，只是不够自然。她摇着扇子，鼓起掌来。故事把上午使她流泪的小舞台，又搬到了一个正在崩溃的人身旁。

这一次，不是表现得太假，所以无人相信。恰恰是他早已被安排在取悦观众的位置上，以至于无论出现什么动作，都继续被放回表演。笑是节目，哭也是节目，倒下又成为更精彩的节目。除非观众愿意暂时放下这种观看，他便没有一种反应能够让自己从角色里出来。

木偶的悲痛具有清楚名称。舞台、情节与悲剧形式告诉观众，现在应当怜悯。这名舞者却从一开始就被介绍为有趣的惊奇，观众希望继续发笑。公主不是分不清哪个有生命、哪个没有生命，而是没有让“有生命”改变自己已经确定的期待。一个真的人，反而比细线牵动的木偶更难使她相信痛苦是真的。

这不说明为虚构流泪是虚伪，也不说明艺术不能帮助理解别人。她先前确实受了触动，悲剧也确实完成了表达。问题在于，那次触动没有自动替下一次相遇作好判断。看过一场悲剧、拥有感动的经验，并不能保证人到了不符合预期的现场，就会认出眼前同样值得停止观看的事。

舞者不再移动，公主等了一会儿，要求他起身继续跳舞。没有回应以后，她又叫来叔父。成年人用手套拍他的脸，重复公主需要娱乐，随后甚至建议叫人来鞭打。宫廷并非缺少能够介入的人，只是介入所要恢复的，仍然是演出的运行，而不是弄清这个人怎么了。

公主才十二岁，这使周围成年人更不应从场景里消失。把人带进宫廷、安排观看、赞赏笑声和催促表演，都有成人参与。可是承认环境，并不必把她每一个动作取消。她会伤心，也会欢乐，此刻选择继续索取娱乐，这正是故事要让我们看见的差别；不必替她判定终身，也不必替此刻的冷酷免责。

侍从终于俯下身，把手放在他的心口，告诉公主，他再也不能跳舞了。可这份确认仍伴随着惋惜：他原本可能让忧伤的国王笑一笑。直到生命结束，他仍被首先想到还有什么未曾完成的用途。没有人问起鸟认识的那个人，问起他曾想分享的森林，或刚才为什么攥着一朵撕碎的花。

公主问他为什么不再跳舞，得知他心碎而死，便皱起眉，要求以后来陪自己玩的人不要有心，然后跑回花园。王尔德没有给她补上一场悔悟，也没有用悲剧保证观众最后一定会变好。新知识已经到来，她却只修改了对下一位玩伴的要求：最好不会受伤，这样娱乐便不必再被中断。

故事以心碎写死亡，是文学中的极端收束，不必被拿来解释现实中某种身体差异会造成怎样的命运。它使一个更窄的问题清楚起来：人可能知道另一个人已经痛苦，仍然只关心这种痛苦怎样妨碍自己。继续观看不一定来自不知道，有时也来自不愿承认，那份感受本来就不归自己的节目安排。

舞者不需要得到公主的爱情，才值得被从地上扶起；也不需要后来证明自己其实具有高贵身世，才可以让演出停止。他没有能够令所有观众改变的隐藏身份，只有一颗真实受伤的心。公主曾经为木偶流泪，却没有因此学会在这个人倒下时，把目光从节目移到他身上。故事最冷的地方，不是她不知道什么叫悲伤，而是她只在自己准备怜悯的地方，才允许悲伤算作悲伤。

文本依据：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文学童话《The Birthday of the Infanta》，见《A House of Pomegranates》的完整英文转录。保留公主先为木偶悲剧落泪、白玫瑰的玩笑与误认、舞者在森林中的照料和知识、镜中相认、观众再次把痛苦当表演、成年人的催促与无悔悟结尾。文中的西班牙宫廷首先是文学场景；不将身体外观等同人的价值，不将公主未回报爱情视为过错，也不据“心碎而死”作医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