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of the Chinese argument, shaped for English-language readers.
SEELE and Gendō both pursue Human Instrumentality, but not for the same end. SEELE seeks a transformed humanity beyond separate suffering. Gendō wants reunion with Yui Ikari.
Gendō's grief is not fake. Yui is not interchangeable with a general ideal. Yet the singularity of his desire does not protect others from instrumentalization; it intensifies it. The entire species becomes material for reaching one person.
Shinji is summoned when useful and kept distant when relation might expose Gendō to pain. Rei is cultivated as a vessel whose resemblance and role matter more than her developing self.
A relation with another person includes refusal, unpredictabi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love will not return in the desired form. Gendō attempts to recover Yui through a process he controls, eliminating the very independence that makes reunion a relation rather than possession.
His treatment of Shinji shows the same pattern. Fear of being hurt becomes preemptive abandonment, which produces the distance he fears.
At the decisive moment, Rei takes Gendō's hand and then rejects him. She joins Lilith and turns toward Shinji. The instrument becomes a judge of the plan.
This refusal is not an incidental malfunction. It reveals what Gendō has failed to see: the route to Yui has contained another person all along.
Gendō differs from those who seek only power. He wants someone irreplaceable. But “I want this one person” can still become a license to reduce every other person—and even the desired one—to a function of that want.
His final recognition of fear and failure comes too late to repair the relations he arranged around absence. Evangelion distinguishes singular attachment from non-instrumental love. The first says no substitute will do. The second also accepts that the irreplaceable person is not mine to complete by command.
Primary texts: Neon Genesis Evangelion (1995–1996 TV series) and The End of Evangelion (1997).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
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交叠在脸前，戴着手套，戴着有色眼镜。
他是这个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他掌握着这场战争的全部情报，掌握着几个孩子的调配，掌握着一套关于人类将来的计划。
他也是那个把儿子丢掉、十年不联系、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把他叫来说"上去"的人。
而他做这一切要的东西，是见到他妻子。
先把这件事的层次分开，因为它们经常被混在一起。
SEELE 那边有一套计划：人类补完。他们要按他们的方案把这件事做成，而这个方案有它自己的完整逻辑。
而源堂有另一套。他要利用同一个过程，达成一件别的事。
他的目标是碇唯。
碇唯是他妻子，是初号机的接触实验的对象。
那次实验出了事。她被初号机吞了进去，人没了。
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真嗣在场。他四岁。
一个四岁的孩子隔着玻璃看着他母亲消失在一台机器里。这件事作品拍过，很短，几乎没有声音。
而这个孩子后来被送走，长大，再被叫回来，坐进那台机器里。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所有人的位置，是从这一件事上排出来的：一个女人被吞进了一台机器；她丈夫此后二十年做的所有事情，是为了把她拿回来；她儿子被送走，十年后又被叫回来，坐进那台装着他母亲的机器。
他这一整套东西，最后要的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句话要放在这一篇的最前面，因为它决定了这个人的形状。
他不是一个想统治世界的人。他不是一个信奉什么理论的人。他甚至不特别在乎 SEELE 那套关于人类未来的说法——他在利用它。
他要的是跟一个人在一起。而这个愿望，在动机的层面上，跟这部作品里任何一个孩子的愿望是同一类的。
现在看这个愿望的执行方式。
他从初号机里打捞碇唯的遗传信息，做出了几十上百具克隆体。
他把其中一具立成了一个孩子，取了名字，抹掉了来历，养在身边。
他保留了一个装满备用身体的水槽。而这个水槽的用途是明确的：那个孩子死了之后要接着用。
也就是说，他在造出她的同一批工序里，已经把她的死安排进去了。
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走十年，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叫回来，放进那台装着他母亲的机器里，用另一个受了重伤的孩子作为拒绝的代价。
他组织了一个跨国机构，主导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往里面投进了数不清的人和钱。
他要的那样东西，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地拿到。而他把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换算成了零件。
这句话里没有褒贬。它说的是一个形状上的矛盾：他要的是一段跟具体的人的关系，而他达成它的方法，要求把所有具体的人都变成不具体的。
包括那个从他妻子的材料里长出来的女孩。
包括他儿子。
作品里源堂和真嗣的对话极少，而且几乎每一次都很短。
大部分时候他不说话。他隔着很远，隔着一层玻璃，隔着一个指令。他的评价通过美里、通过冬月、通过一份记录传下去。
有几次他夸过真嗣。而每一次都是关于战果的。
真嗣一直想弄明白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把我丢掉，你现在为什么又要我——从来没有被回答过。
而作品也没有让源堂回避这个问题。它让源堂根本不觉得那是个问题。在他那套安排里，那不是一件需要处理的事。
有几场戏是父子俩同处一室，而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作品把这些戏拍得很长——长到观众开始替他们尴尬。
而在那种沉默里，那个不问自明的东西是：这里没有一段需要维护的关系。
而这套安排在最后卡住了。
卡在他自己做出来的那个人身上。
旧剧场版里，源堂要推进他的计划。他需要绫波丽。而绫波丽对真嗣的激动起了反应，说了那句话，然后离开了他。
在这一刻之前，"绫波丽"在他那里是一个工具。在这一刻之后，她是一个有意志的存在。
而这个转变不是他促成的，也不是他允许的。它发生在他身上，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他做出了一个人，做了几十上百具备用，管理她的记忆，安排她的位置——而在最要紧的那一刻，她走了。
补完的过程里，源堂见到了碇唯。
他在那之前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害怕你。对真嗣说的。
这句话在整部作品里的位置很特别。
它是他唯一一次说明。二十六集加一部剧场版，这个人几乎没有解释过任何一件事——而在最后，他说的是这个。
作品没有让他把这句话说完。它没有解释他在怕什么，没有让他道歉，也没有让他被原谅。
然后他被吃掉了。
这一篇最后要摆一件事，而且要摆得不带评价。
这部作品里几乎每一个人要的东西，形状是一样的：跟另一个具体的人在一起，而且被那个人看见。
真嗣要的是这个。明日香要的是这个。绫波丽在她那个位置上，要的也是这个。美里、加持、律子，全部是这个。
源堂要的也是这个。
而他跟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他要的东西更坏。是在于他手上有一整套机构、一支军队、一个跨国计划和几十上百具备用的身体，所以他可以按他要的方式去拿。
其他人只能等，只能试，只能在饭桌上说不出话来。
而他可以造一个。
那么这一整套东西最后要做成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
作品给了它一个名字，也给了它一套机制。
而那套机制处理的，恰恰是前面每一个人身上的同一个问题。
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