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還沒有一個名字
1948年, 麻省理工的數學家諾伯特·維納在一本書的導言裡寫下一句交代: 他們這一群人面對的是通信, 控制與統計力學在機器和活體組織中的一組共同問題, 而這個領域沒有共同的術語, 甚至沒有一個單獨的名字。
一個人在給自己的領域造名字的時候, 通常不會先聲明這個領域還沒有名字; 他聲明瞭。到1948年為止, 這群人的討論已有戰時的前史, 正式列入梅西系列的會議也已開了幾次, 而他們管自己在做的事叫什麼, 隔一陣就換一次。
於是他造了一個。他說這是一個新希臘語的構詞, 取自希臘語裡掌舵人那個詞, 用來指稱機器與動物中的控制與通信理論。他接著把這個名字與麥克斯韋1868年關於調速器的論文連起來, 說調速器這個詞也是由同一個希臘詞根經拉丁語訛變而來, 又提到船上的操舵機是很早就發展成熟的一種反饋機構。造一個新詞的時候,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它接一條來路。
同一頁上他還給了這個詞的誕生時間: 1947年夏。這個詞形也不是沒有先例; 1834年, 安德烈-馬里·安培在一部關於科學分類的著作裡已經用過它的法文形式, 指的是一門關於治理的擬議中的科學。
這段時間裡這件事的樣子, 在會議名上看得出來。
從1946年起, 這一群人每年在紐約聚一到兩次。第一次是1946年三月八日到九日, 正式名稱是《生物與社會系統中的反饋機構與循環因果系統》。第二次在同年十月十七日到十八日, 名稱改成《目的論機構與循環因果系統》。第三次在1947年三月。第四次在1947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 名稱又改成《生物與社會系統中的循環因果與反饋機構》。第五次在1948年三月。
第四次改名的時候, 那個新詞已經造出來三個月了, 而正式會議名裡沒有它。一個名字被造出來與被採用, 中間隔著一段時間, 而這段時間裡那件事照做不誤。
第六次在1949年三月, 仍舊用那個長名字。到第七次, 已經是1950年三月下旬, 會議總題裡第一次出現了控制論這個詞。那已經是那本書出版之後一年半。第八次到第十次沿用同一個總題, 最後一次在1953年四月。
一門學問在有名字之前已經開了四次年會。
那本書賣得很好。到1949年底, 已經賣出兩萬冊上下, 頭半年裡就重印了三次。一本講反饋與控制的專著, 賣成了暢銷書。
二、神經網
1943年十二月, 一份數學生物物理學的刊物上刊出一篇十九頁的文章, 題為《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 作者是沃倫·麥卡洛克與沃爾特·皮茨。麥卡洛克那年剛滿四十五歲; 皮茨二十歲, 沒有學位, 會的是邏輯。他長期在芝加哥非正式地學邏輯與數學, 1942年前後進了麥卡洛克的圈子, 一度住進麥卡洛克家裡。
神經元是腦子裡的細胞。模型裡, 一個神經元受到別的神經元的刺激, 夠了就放電, 不夠就不放; 記下來的是放與不放, 不記強弱。神經元之間搭上的接頭叫突觸, 有的接頭是催它放, 有的接頭是攔著不讓它放; 要催到多少它才放, 那個門檻叫閾值。
文章開頭列出的第一條形式假設, 原文是: 神經元的活動是一個全或無的過程。此後四條分別規定: 在一段所謂潛伏疊加的時段內必須有固定數目的興奮性突觸起作用; 模型裡唯一有意義的延遲是突觸延遲; 一個抑制性突觸在它活動的那一刻完全阻止該神經元興奮; 網絡的結構不隨時間改變。
他們沒有徑直說神經元就是邏輯門。他們的路是先說: 正因為全或無, 單個神經元的活動可以用一個命題來表示; 然後要求生理活動之間的關係與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對應。一個神經元的反應對應一個簡單命題, 而突觸的構型, 閾值和抑制決定這些命題之間是合取, 析取還是否定。
在文章末尾, 他們把這套東西與七年前的那份東西接上了。他們說, 如果給一個神經網配上帶子, 連到傳入端的掃描器和適當的傳出端, 它所能算出的數, 只能是一臺圖靈機所能算出的那些; 反過來也成立。同一段裡他們把這個結果稱為對圖靈那套可計算性定義的一種心理學上的根據, 並且把它與丘奇那一套, 克萊尼那一套並列。
那篇講不可判定性的文章印出來才七年, 已經被搬到神經這一邊來做參照了。而搬過來的方向是反的: 那一篇是從人身上剝下一臺機器, 這一篇是拿那臺機器去量神經。
他們同時加了限定: 不帶帶子和掃描器, 只帶迴路的網, 只能算出圖靈機所能算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他們還把易化, 消退和學習明列為最初形式化時遇到的兩項困難。前者會暫時改變同一段網絡對刺激的反應; 後者是過去的同時活動永久地改變了網絡, 以至於原先不足以觸發反應的刺激後來足夠了。
他們提出的辦法, 是用連接和閾值固定的等效虛擬網去替代那些會變的網絡。而在提出之後, 他們緊接著寫了一句警告: 這種形式上的等價不是一個事實性的解釋。
這一句話說得很硬。他們知道自己做的是替換, 不是說明。
一個模型走不通的地方, 他們的辦法是造一個走得通的替身放進去, 同時在旁邊注明這是替身。前一半此後一直有人做, 後一半此後常常被略掉。
他們對真實生理過程的寫法與固定網絡的模型也不一樣。易化和消退被歸到閾值的連續變化上, 具體提到了電學與化學的變量, 後電位, 離子濃度; 學習則被說成一種持久的改變, 在睡眠, 麻醉, 抽搐, 昏迷之後仍舊存在。
後文談到學習時, 他們又改了一次假定: 實際的學習看起來要求網絡結構永久改變。他們舉出的最簡單機制是形成新的突觸, 或者發生等價的局部閾值下降。隨後用一個定理證明, 可變的突觸在形式上可以由迴路取代。
第五條基本假設說網絡結構不隨時間改變, 而同一篇文章後文說學習實際上要求結構改變。解決辦法不是宣稱生理結構其實不變, 是證明某些可變的網絡可以被一個更大的固定的虛擬網在形式上等價地模擬。
討論相對抑制的時候, 他們把連續的閾值變化寫成一串離散的閾值, 並注明只有取到最近整數的那種近似, 對自然形式的興奮才有意義。近似這個限定是他們自己加的。
在一個一般可實現性的定理之後, 他們說由於篇幅所限, 證明只是非常粗略的; 又說把那個條件用到實際情形要考察極大量的函數類, 因此另給一個較容易應用的充分條件, 他們認為這個條件大概能覆蓋多數實用目的。粗略, 大概, 實用目的; 三層限制疊在一句裡。
通篇沒有把自己的模型叫作完整的腦模型, 沒有叫人工腦, 也沒有說自己發明瞭什麼。他們用的詞是神經網, 形式等價, 演算, 虛擬網。
三、同一段裡
1945年六月三十日, 一份關於電子計算機結構的文稿初次寫成。第四章第二節裡, 作者在描述完高等動物的神經元之後, 直接寫下: 依照皮茨與麥卡洛克。隨即給出了那篇文章的題名, 刊物, 卷次, 年份, 頁碼。
緊接著的幾句是這樣的: 他說自己接下來要忽略神經元功能裡若干較複雜的方面, 並且列了出來; 閾值, 時間疊加, 相對抑制, 超過突觸延遲的後效應。然後他把經過這樣簡化之後的神經元功能, 拿去與電報繼電器和真空管相比較。
引用和剝離發生在同一段裡。
他沒有說那篇文章不對, 沒有說那些複雜的方面不存在, 也沒有說自己有辦法處理它們。他說的是: 我接下來不管這些。
被列出來準備忽略的那四樣東西, 正是兩年前那篇文章裡作者自己反覆標出為困難的地方。原作者說這些東西在, 而且形式等價不是事實解釋; 引用者說這些東西在, 而我要繞開它們。
兩個人都沒有隱瞞。構往前推的時候, 被推開的那部分常常不是被忘掉的, 是被點了名之後放在一邊的。
放在一邊的東西並不會自己消失。它留在原地, 等著有人回來取; 而回來取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繞開它的那條路越走越寬。
1945年那份文稿拿去與繼電器和真空管相比的, 是簡化過的那個神經元。後來說這段歷史, 常說計算機是照著大腦造的; 文稿裡那個大腦, 先被刪掉了四樣東西。
這一份裡, 對象的名字是自動計算系統, 或者高速自動數字計算系統。名字裡沒有腦, 也沒有智能, 只有自動兩個字。
四、通常被認為需要思考
1949年三月九日, 紐約, 一次無線電工程師的全國大會上, 貝爾實驗室的克勞德·香農宣讀了一篇文章, 1950年三月刊在一份哲學雜誌上, 題為《為下棋編制計算機程序》。一年半前, 同一個人在另一份刊物上分兩期刊出過一篇關於通信的文章, 講的是信息的度量, 熵, 信道容量, 冗餘度。
他為什麼選國際象棋, 文章第一節給了四條理由, 而這四條不是一種理由。
第一條是問題的結構: 允許的操作和最終的目標都清楚。
第二條是難度: 夠複雜, 又沒有複雜到無法處理。
第三條, 原文的短句是: 下好國際象棋通常被認為需要思考。
第四條是國際象棋的離散結構與數字計算機的離散操作相配。
第一, 二, 四條說的都是這件事本身長什麼樣。只有第三條說的是別人怎麼看它。原文的語法是通常被認為, 那是一句關於聲譽的陳述, 不是一句關於結構的陳述。他把兩類理由並排列出, 沒有混成一項。
這是這個系列裡第一次有人把選題的依據分成兩類, 並且寫明其中一類是關於別人怎麼看的。
第三條後半還有一層, 是條件式的: 如果機器能把棋下得很好, 人們要麼承認這裡發生了某種機械化的思考, 要麼就得把自己所謂思考的定義收窄一點。
這句話, 在動手之前, 把這個系列一直在看的那個機關說了出來。一件事被機器做成之後, 會發生兩種情況之一: 要麼承認機器進來了, 要麼把門往裡挪。他沒有預言哪一種會發生, 他只是把兩條路擺在那裡。而且他把這段話放在選題理由裡, 不是放在結論裡; 它是一句交代, 不是一個主張。
往下是技術部分。他從典型局面約三十種合法著法出發, 白走一步黑走一步之後大約有一千種分支組合, 再代入一局大約四十回合的量級, 得出整棵樹約十的一百二十次方種變化。他用這個估算說明窮盡搜索走不通。後文他再次用雙方各走一步後分支約增加一千倍的估算, 說明哪怕只做少量的挑選, 也能大幅減少盲目的試錯。
然後是兩種策略。
甲類策略是對所有合法著法作系統搜索, 到固定深度之後用一個評估函數給終端局面打分, 再把結果逐層往上選。他對它的評價很直接: 按甲類策略工作的機器會既慢又弱。他用一個非常樂觀的假設算了一下; 每個局面一微秒; 搜到雙方各三步仍需約十億次評估, 走一步要十六分鐘以上。這是一個當時不可能有的機器, 算出來的仍舊是一個不能用的結果。
乙類策略不平均地展開所有分支。它挑那些有強制性的著法, 挑看起來有希望的變化, 並把某些線一直延伸到局面相對穩定之後再評估。
他在這裡加了一句警告: 「不應當照我們自己的樣子去設計機器的策略。」機器應當利用自己在速度和準確性上的長處, 同時補償它在識別和分析上的短處。
這一句與他在選題理由裡那一句正好配套。選它是因為人們認為它需要思考; 而做它的時候, 不要照著人的樣子做。
評估函數的用處, 是給一個當前局面一個數值上的好壞估計, 用可以算的因素湊起來; 子力對比, 兵形, 機動性, 王的安全。搜到不能或者不打算再往下展開的地方, 就用這個近似分數。
極小極大的過程用文字說是這樣: 輪到自己的時候, 選那條使最終評估盡可能大的分支; 輪到對手的時候, 假定對手會選使自己評估盡可能小的分支; 這樣一層層反推回來, 得出當下該走哪一步。
整篇沒有一句無條件的機器在思考; 最接近那句話的地方, 仍舊是第一節那個條件式的兩難。他自己寫的目標, 是構造一套計算程式, 讓當時的通用計算機能下棋; 文章給的是算法, 策略, 評價和估算。
五、抽屜裡的那一份
1948年, 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內部有一份打字稿, 題名頁上寫著: 《智能機器: 阿蘭·圖靈所作》。正文約二十頁。它是寫給這家實驗室內部看的, 圖靈當時在那裡領薪水。
開頭提出的問題是: 機器有沒有可能表現出智能的行為。它沒有用任何一個後來才穩定下來的領域名給自己歸類。
稿子裡有一類東西他叫作無組織的機器: 由大量相似的單元以相對無系統的, 隨機的方式接起來。他隨即給這個詞打了一個折扣, 說這個術語並不自稱準確, 同一臺機器可能被一個人看成有組織的, 被另一個人看成無組織的。最後一節要說的那件事, 在這裡已經露過一次頭: 同一樣東西, 看的人不同, 歸類就不同。
甲型的無組織機器由大量相似單元構成, 每個單元有兩個輸入端, 一個輸出端, 接線可以隨機指定; 有限的甲型機器的狀態最終會週期化。乙型是把甲型結構裡的連接件換成另一種做出來的, 用在後面關於訓練與教育的討論上。
關於教育, 他設想的不是把一臺成品的智能機器直接設計完成, 而是先做一臺可以被改變的初始機器, 再用獎勵, 懲罰和干預去改變它的組織。他把這個過程類比成教育, 並且把無組織的機器與新生兒的皮層放在一起說。這條路與當時另一種做法正相反: 不是把要機器做的事先想清楚再寫成規矩, 是先做一臺會變的東西, 再想辦法把它教會。他區分了從工廠裡出來的機器與受過教育的機器: 前者更像未經訓練的初始狀態, 後者的組織通過經驗和外來的干預而改變。
他還列了一張可以試的領域清單, 原文的項目名是: 各種遊戲; 語言的學習; 語言的翻譯; 密碼學; 數學。第一項底下舉的例子有國際象棋, 井字棋, 橋牌, 撲克。
此後幾十年裡, 這個領域反覆回到的, 正是這幾樣。
這二十頁最後一節的標題是: 智能作為一個情緒性概念。
他寫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是否把某樣東西的行為看成智能的, 不只取決於那個東西的性質, 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觀察者自己的心靈狀態和所受的訓練。」一旦人能夠解釋它的行為, 能夠預測它, 或者看出底下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案, 人就不那麼願意叫它智能了。所以同一個東西, 可以被一個人看成智能的, 被另一個人看成不是。
這個系列一直在看的那個機關, 在1948年被當事人寫了出來。
前面幾篇裡, 這條線是從材料裡看出來的: 有人給機器劃界, 機器做成了那件事, 界就往後退一點。這一次不必看, 因為有人把它寫下來了。
在他寫的這幾句裡, 界不在機器那一邊, 在看的人那一邊, 隨著看的人知道多少而動。一件事被弄明白之後就不再算智能; 這句話, 當時的人已經寫在一份內部文稿的最後一節裡。
緊接著他舉了一個例子: 把一個按書面規則操作的人放在另一間屋子裡, 讓對手只能收到著法, 那麼有時候對手可能分不出對面是人還是這套紙上的規則。他括注說這是一個理想化的版本, 而他曾經做過相近的實驗。
把一個照規矩做事的人當成機器的替身擺進屋子裡, 這個安排在兩年後會以另一種形式再出現一次。
它當年沒有出版。據說實驗室主任對它不滿意, 管它叫中學生作文。它第一次公開印出來, 是1968年。
二十年。寫著智能是一個情緒性概念的那幾頁, 在抽屜裡放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裡, 這個領域有了名字, 有了第一批實驗室, 有了第一輪樂觀的預言和第一次退潮。而那份寫著界在看的人那一邊的東西, 一直沒有參加。等它印出來的時候, 它說的那件事已經在這個領域裡發生過好幾輪了。
六、十四行詩
1949年六月九日, 英格蘭皇家外科醫師學會, 傑弗里·傑弗遜作李斯特講座, 題目是《機械人的心靈》。傑弗遜是一位神經外科醫生, 講的是自己那一行。全文六月二十五日刊在一份醫學雜誌上。
最常被截短的那句話在最後一頁。它的關鍵條件原文是: 除非一臺機器能夠因為感受到的思想與情感而寫出一首十四行詩或者譜出一部協奏曲, 而不是靠符號偶然的落法。
後半還有一條: 機器不但要寫出作品, 還要知道自己寫出了它。
再往下, 他把這個條件展開成一份主觀體驗的清單: 成功時的愉快, 閥門燒壞時的悲傷, 被奉承時的反應, 性, 因為出錯或者得不到想要的東西而難受, 而發怒。
所以他設的不是一道形式題。不是輸出一首格律正確的十四行詩就算過。要求是三層的: 出於感受到的思想與情感; 知道自己寫出了它; 以及那一整份關於愉快, 悲傷, 難受和發怒的清單。
這一段之前, 他已經討論過機器處理詞語, 邏輯和數學問題的能力。他把主要的分界放在意見, 創造性思考, 意識到自己在創作, 以及感受上, 而不是否認機器能算題或者操作符號。這一點在後來的引用裡常被略掉。被留下來的只有十四行詩那半句, 而那半句聽上去像是在說機器寫不出詩。
第二天, 六月十日, 一份報紙登了報道, 題目是《機械人沒有心靈》。再第二天, 六月十一日, 同一份報紙登了後續報道, 題為《從演算到十四行詩》, 版面的大標題是《機械腦》, 底下還有一行: 三百年老題有了答案。
圖靈的回應就在這一天的這篇報道裡。他說: 我認為你連十四行詩這條線也劃不出來, 雖然這個比較也許有點不公平。
他質疑的是把十四行詩當作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這個辦法本身, 後面還帶了一句諷刺, 說機器的作品也許更適合由另一臺機器來欣賞。第二年那篇登在一份哲學刊物上的文章, 在講意識那一條反對意見的時候, 引用了這次講座裡關於十四行詩與協奏曲的論證。
再往後兩年半。1952年一月, 四個人錄了一期廣播節目, 題目是《自動計算機器能被說成在思考嗎》。一月十四日在電台的第三套節目播出, 參加的是紐曼, 圖靈, 傑弗遜和佈雷斯韋特。
節目名的詞界很具體: 這些東西首先仍舊被叫作計算機器, 爭的是後面那個謂語; 能不能被說成在思考。節目名本身沒有先把它們命名為會思考的機器。
節目裡有一處: 佈雷斯韋特追問機器是不是真能靠類比來學習, 圖靈答的是「我確實把很多東西留給想象了」。這仍舊是承認設計上有缺口。三年前在紙上寫下的那套教育方案, 到這時候還是紙上的。
七、造出來的東西
1948年三月前後, 格洛斯特郡一家醫院裡, 在那裡工作的羅斯·阿什比做成了一臺東西。
它由四個互相耦合的機電單元組成, 造它用的是戰後能弄到的空軍投彈控制設備的零件。每個單元有可以動的磁與電的控制部分, 還有一個可以被別的單元的輸出影響的關鍵變量。參數一旦越出預設的穩定區, 步進和選擇機構就改變連接的參數, 直到整個系統重新落進穩定狀態。
1949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份美國週刊報道了它, 標題是《會思考的機器》, 那時機器做成還不到一年。它是一件低矮的黑色裝置, 四個方形電氣單元圍成一組, 看得見在動的主要是磁體和指示機構。
它做到的事是: 受到外部或內部的擾動之後, 通過重新組合參數去找一個新的穩定配置。它不是一臺能處理語言, 下棋或者做算術的計算機: 它裡面沒有一段可以換掉的指令, 它的本事全在接線裡。1952年三月, 第九次那個年會上演示和討論過它; 同年他出了一本約二百六十頁的書, 《大腦的設計: 適應行為的起源》。
同一時期, 布裡斯托爾一家神經學研究所裡, 格雷·沃爾特做了兩只會跑的小東西, 名字叫埃爾默和埃爾西, 製作期從1948年復活節到1949年聖誕節。他給這一類機器起的是一個拉丁式的屬種名, 意思大致是會四處窺探的機器; 烏龜是因為外殼低矮, 爬行的樣子而來的俗稱。
結構是這樣: 一副帶輪的底盤, 少量電子管, 一個光敏元件, 轉向和驅動的電機, 外殼上的碰撞觸點, 一塊蓄電池。外面那個透明或者半透明的罩殼既造出了龜殼的樣子, 也在撞上障礙物的時候充當機械的觸覺輸入。他手邊能用的東西, 是戰後弄得到的電子管和電機。
這麼少的幾個控制元件, 組合出來的行為卻不少: 向光走, 搜索, 撞上東西之後改變方向, 靠近光源時出現擺動和回避。沃爾特要展示的是少量類似神經系統的元件能形成多複雜的行為, 不是讓機器按符號程序做一般的推理。它不算題, 不下棋, 不認字, 也不會把任何一件事記住。它只是在屋子裡跑, 而跑的樣子讓人覺得像活的。
1950年五月, 一份科普月刊上刊出他的文章, 題為《對生命的一種模仿》。1949年和1950年他已經做過公開演示; 1951年那場全國性的博覽會上又展出了後來做的三隻, 展品目錄仍用那個拉丁式的名字。今天有一家博物館存著那一批裡的一隻, 一隻貓那麼大。
1951年十一月, 曼徹斯特, 迪特里希·普林茨的程序在一臺商用機上跑通了。它解的是二步殺問題, 下不了一盤完整的棋, 用的是窮盡搜索。為了遷就機器, 規則也做了簡化, 王車易位, 吃過路兵, 兵的升變等都不處理。它沒有圖形棋盤, 靠穿孔紙帶送進去, 結果打印出來。1952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明這項工作, 題為《機器人下棋》。
克里斯托弗·斯特拉奇最初為另一臺機器寫跳棋程序, 1951年那個早期版本因為存儲不夠, 下不完一盤。後來他把工作挪到了曼徹斯特那臺商用機上, 到1952年夏天, 已經能下完整的一盤跳棋。操作者照著機器的輸出, 在真實的棋盤上挪棋子。
再往前推四年。1948年六月二十一日, 曼徹斯特那臺小型試驗機第一次成功運行了一段存進機器裡的指令。把要做的事當作數據存在機器內部, 隨時可以換掉, 這是這一類電子計算機與那些須在機器外另行佈置指令的裝置的區別。1951年二月, 那臺商用機交付給曼徹斯特大學。
八、名字的清單
把1943年到1952年之間用過的名字排一排, 每一個都帶著自己劃的那條界。這些名字不是同義詞。它們各自管著不同的一片東西, 而後來那個統一的名字, 是從這一堆裡挑出一條路走的結果。挑的時候, 沒有被挑中的那幾條並沒有被證偽, 只是走的人少了。走的人一少, 它管的那片東西也就跟著從視野裡退了出去。
神經網。這是1943年那篇文章自己反覆用的詞。它管的範圍由作者自己限死: 由形式化的神經元和突觸關係構成, 可以用命題邏輯和遞歸表達式描述的網。它不叫人工神經網絡, 那個詞是後來的。
自動計算系統。1945年那份文稿裡的詞。對象是自動執行詳細指令的計算裝置。
反饋機構與循環因果系統。1946年三月那次會議的正式名稱。半年後改成了帶目的論三個字的那一個。到1947年十月又改回以循環因果和反饋打頭。這三個名字管的都是生物與社會系統, 而且都把因果的形狀寫進了標題。
控制論。1947年夏造詞, 1948年公開印出。作者給的界是掌舵這個比方所能蓋住的一切: 活的和造的, 都在裡面。他沒有把它限定為電子數字計算機, 也沒有限定為神經網。
電子腦。這是講臺上和報紙上的詞, 不是造機器的人的詞。1946年十一月一日, 一份報紙上有一篇報道, 題目就叫《一顆電子腦》。報道的是前一天在倫敦一家飯店裡的一篇演講, 講的人是蒙巴頓勳爵, 一位海軍將領, 那一年當著英國無線電工程師學會的會長。他講的那一句是: 舞台已經搭好, 要來的是一切進展裡最像威爾斯小說的那一件, 電子腦。威爾斯是寫《時間機器》的那位小說家。同一篇演講裡還有一句: 現在真在用的機器, 已經能有某種程度的記憶。同年二月, 美國那邊關於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的公開報道裡, 腦和巨腦一類的比方已經滿天飛。
那篇報道登出來六天以後, 十一月七日, 同一份報紙上登了一封來信, 登出來的題目是: 電子腦, 一個誤導人的說法; 代替不了思考。寫信的是道格拉斯·哈特里, 就是第一篇裡那位在1949年的書裡抄下洛夫萊斯那句話的人。信裡有一句: 這些機器只能精確地做操作它們的人指示它們做的事。
一個名字從講臺上說出來, 第二天上了報紙的標題; 六天以後, 同一份報紙上有人說這個名字不對。1949年那場講座反對的, 是把機器與腦實質等同, 那是另一件事; 這一封信反對的, 是這個名字本身。
信裡那一句有一個只字。三年以後, 他在書裡抄下的那句一百多年前的話裡, 沒有這個字。
會思考的機器。1949年一月那份週刊報道阿什比那臺東西時用的標題。同一年, 埃德蒙·伯克利出了一本書, 書名叫《巨腦, 或會思考的機器》。
機械人。1949年那場講座題名裡的詞。機械腦, 是兩天後報紙版面上的詞。
智能機器。1948年那份內部文稿的題名。它當年沒有公開印出來, 所以它作為一個公開的名字, 要等到1968年。
自動機。1948年一次討論會上一篇講演的題名裡用的詞, 1951年才正式印出。
計算機器與智能。1950年那篇文章的題名。不是人工智能, 也不是機器智能。
自動計算機器。1952年那期廣播節目裡的詞。這個名字, 前半截照舊, 有爭議的全在謂語上。
一個領域在有名字之前, 有過至少十個名字。
而這些名字的分布也不齊: 造機器的人用的是自動計算系統, 自動計算機器; 做理論的人用的是神經網, 自動機, 控制論; 報紙用的是電子腦, 機械腦, 會思考的機器。三撥人各說各的, 而界畫在哪裡, 每一撥的答案都不一樣。造機器的那一撥把界畫得最窄, 報紙那一撥畫得最寬; 做理論的那一撥在中間, 而且各自不同。要在這一堆裡定出一條公認的界, 先得有人把這些名字並成一個。並名字這件事已經是一次劃界: 誰被算進來, 誰被留在外面, 從此不再是一個描述問題, 是一個歸屬問題。
而這一段裡, 把界指到看的人身上的那兩處, 當時都沒有傳開。
一處在那二十頁的最後一節: 一件事一旦被弄明白, 被算得準, 被看出底下的路數, 它就不再顯得智能; 同一樣東西, 換一個人看, 歸類就不同。這幾頁在抽屜裡躺了二十年。
另一處在1950年那篇下棋文章的第一節, 作為選題理由的第三條: 下好國際象棋通常被認為需要思考。它是一篇技術論文裡的一句選題交代, 此後被引用的多半不是它, 是十的一百二十次方那個數字。一個數字比一句話好記, 也好用, 而且不必表態。此後幾十年裡, 那個數字一直被拿來說明這件事有多難, 而那句話說明的是這件事為什麼被選中, 兩者的用處不一樣。
餘項在這段時間裡沒有被奪走, 也沒有被讓出去。它被兩個人分別指著說了一遍, 說完之後, 兩句話各自躺回了它們所在的那份文件裡。一句在抽屜裡躺了二十年, 一句躺在一篇下棋論文的第一節。餘項不可消滅, 而它可以很長時間沒有人提。沒有人提, 不等於它不在; 它在的證據是: 每隔幾年就有人重新把它說一遍, 用不同的話。1843年說的是不能創始, 1887年說的是不能開始, 1948年說的是看的人決定, 1950年說的是通常被認為需要思考。四次說的不是同一件事, 但四次指的是同一個方向。
圖靈的, 香農的, 維納的, 麥卡洛克與皮茨的, 傑弗遜的: 這些人自己寫下的文字裡, 說到機器能不能思考, 句子都帶著問題, 帶著條件, 帶著定義的限制, 或者帶著一個行為上的標準。
沒有一句是光禿禿的。
名字還沒有到場, 而爭論已經開了六年。爭的人手裡有木頭的烏龜, 有四個機電單元湊成的黑盒子, 有一臺能解二步殺的商用機, 有一份關於教育機器的內部稿本, 有一篇講怎麼給下棋編程序的論文, 和一本賣了兩萬冊的書。他們要的名字還要再等四年。等它到了, 上面這十來個名字裡, 有的被並了進去, 有的被擠到旁邊, 有的從此只出現在報紙上。而把界指到看的人身上的那兩句話, 誰也沒有帶進去。
機器還在造, 而界在哪裡, 每一代人重說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