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行性
1957年一月, 纽约州布法罗, 一家叫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公司印出了一份编号文件。
封面上的题目是: 《感知机: 一台会感知会辨认的自动机》。封面上列着一个人的名字, 弗兰克·罗森布拉特, 职衔写作项目工程师。题名页上另有两个名字, 是批准这件事的人。全件五十八页。封面, 编号, 职衔, 两个批准人。这是一份要归档的东西的样子: 它要被人翻, 被人核, 被人拿去当下一笔钱的依据。
题目里有两个动词: 感知, 辨认。一样东西摆在眼前, 先看见它, 再说出它是什么。这是那份文件给自己定的题目。题目里没有思考, 没有理解, 没有智能。两个动词, 都是关于一张画面进来以后该怎么办。
正文开头不远处有一句交代, 说这一阶段要做的事情是: 确定技术上与经济上的可行性。可行性这三个字在那一年不是科学词, 是做工程和做买卖的人天天用的词。一件事能不能做, 做出来划不划算, 先拿一笔不大的钱去查一查, 查完写一份东西交上去。写这种东西, 不是在宣布一件事已经做成, 是在说这件事值得往下查。
而且是两样可行性, 不是一样。技术上的可行性说的是造不造得出来; 经济上的可行性说的是造出来要花多少钱, 值不值这个钱。后面这一半, 后来很少有人提。这种文件有一个确定的读者: 一个正在决定要不要继续掏钱的人。
这一句限定出自项目本人。后来发生的每一步, 都离这一句远一点。这一句一直在那里, 五十八页的开头, 没有人动过。
后来的故事把它压平了: 一所大学, 一个教授, 一台会学习的机器。而当年纸上写的是一家公司, 一个项目工程师, 一份编号文件, 两个批准人的签名。压平以后的版本更好讲, 因为它只有一个人; 压平以前的版本有一套流程, 而流程不好讲。
一月这份报告写明, 钱出自实验室自己的研究项目。到了1957年七月, 海军研究办公室才开始资助这个项目。弗兰克·罗森布拉特此时在布法罗这家公司, 几年以后他才转到伊萨卡那所大学去。
二、华盛顿, 七月七日
1958年七月七日, 华盛顿。海军在这一天向新闻界展示了一样东西。第二天, 《纽约时报》第二十五版刊出一条通讯社的稿子, 电头写着: 华盛顿, 七月七日。标题是: 海军新装置从做中学。
现场摆着的机器, 稿子里点了名: 那是从气象局借来的一台大型计算机, 当年一家商用机器公司造的, 重约五吨, 占一整间房。感知机这时候是这台通用计算机上模拟出来的一套办法, 不是一台已经造好的专用机器。
一家机构把自己的新东西拿给记者看, 而台上摆的是另一个部门的通用计算机。这件事当天的稿子写得明明白白; 后来它被漏掉, 是因为它在故事里没有位置。
现场的活是什么, 稿子写得很具体: 让机器区分卡片上的记号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五十次之后, 机器分对了。就是这个。不是认字母, 不是认人脸, 不是认猫狗。左边还是右边, 五十次。
这件活说来很小, 只分左右。要说不小也不小: 这五十次里没有人去改程序, 改的是机器自己那一批数, 而改的依据是它自己前几次答错了。台上那一屋子记者看见的, 就是这个。
稿子里有一句关于将来的话。这一句后来被引用了六十多年。第二天见报的那一版上, 这一句的主语不是罗森布拉特。作出预期的是海军: 海军预期它将能够行走, 说话, 看见, 书写, 自我复制, 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预期这个动作挂在海军名下。这一串本事没有放在引号里, 也没有署在任何一个人的嘴上。
后来流传的版本, 中文里常常是这样: 罗森布拉特说, 他的感知机不久就会走路, 会说话, 会看, 会写字, 会自我复制, 还会有自我意识。一串本事还是那一串。不一样的是主语。这则报道里也另记了他本人的猜想: 他认为原则上可以朝自我复制和意识走。那与海军名下的整串预期, 不是同一句话。
海军预期, 是一个出钱的机构对将来说的话。预期二字留着余地; 在这则稿子里, 并没有一个人用引号把这串本事揽在自己身上。一个人说, 是另一回事。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手里的东西打的包票。追得到人, 而且这个人还留着别的文字可以拿来对照。
把前一句改成后一句, 一个字没有加, 只是换了个主语。后来六十年里, 每逢有人要举一个科学家说大话的例子, 举的常常就是这一句。
同一个东西, 在同一年里有三个不同的叫法, 出自三张不同的嘴。报纸叫它海军新装置。他自己1957年那份文件叫它会感知会辨认的自动机。他自己1958年十一月登在《心理学评论》上的那篇论文, 叫它一个关于脑中信息存储与组织的概率模型。
三个名字, 三种距离。头一个把它说成一件装备, 第二个把它说成一台会干两样活的机器, 第三个把它说成一个关于脑子的模型。三个名字里传下来的, 是头一个的变体。
同一天, 波士顿一家报纸也登了这条消息, 标题是: 海军要造会思考的机器人。同一天, 同一条消息, 两个标题: 一个说从做中学, 一个说会思考的机器人。两个标题并排放着, 当天的传播是往哪边走的, 已经看得出来。
七月过后五个月, 1958年十二月六日, 《纽约客》登了一篇短文, 题目是《对手》。这一篇仍旧说, 实体的感知机还没有造成, 已经做的是计算机上的模拟, 而且还没有现成的实用用处。隔五个月, 后一份说得比前一份窄。当年的印刷品里, 两种说法都在。
一屋子人, 一台五吨的机器, 一叠卡片。那天在那间屋子里发生的全部事情, 是一台机器在五十次之内学会了分左右。那天从那间屋子里发出去的消息, 是一台机器将来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下午。
三、四百个光点
1960年二月十五日, 同一家公司印出一本手册, 题目是《马克一号感知机操作手册》。到这时候, 机器已经造出来了。
机器的正面是一块二十乘二十的光敏格子。四百个格子, 每一格是一个能感光的点。一张卡片摆在前面, 卡片上哪里黑, 哪里白, 就落成这四百个点上的亮与不亮。
手册把机器里的部件分三类。头一类就是这四百个感光的点。第二类是一批中间部件, 五百一十二个。第三类是输出部件, 八个。
一个感光点照到光, 就往后送出二十四伏电。中间部件那一端收着若干路这样的电, 加起来, 够了一个数就动, 不够就不动。够不够的那个数, 手册里叫门限, 是可以拨的。
输出有八个, 不是一个。所以这台机器能答的不止是与不是; 它可以把眼前这张卡片归进八个格子里的一个。
四百个感光点连到那五百一十二个中间部件上。这一层连线是固定的, 装好了就不动。一个中间部件最多接四十个感光点的输入, 只看得见那块格子上的一部分点。
这一层是不动的。这台机器往后学到的所有东西, 都不发生在这一层。它不会改自己看哪里, 它只会改自己听谁的。后面那本书算的, 就是这一层。
可以改的东西在后面那一层。每一个中间部件往输出部件送的那个量, 大小是可以调的。手册把这个可以调的量叫作权。在这台机器上, 一个权是一个电位器。
电位器是收音机上的那种旋钮: 拧一点, 过去的电流就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马克一号上的电位器不是用手拧的, 是小电动机拧的。训练的时候, 输出那一端产生的电压回过头来驱动这些小电动机, 电动机把旋钮转一个角度。
这里面有一个圈: 答案从输出那头出来, 对不对的判断又从那头回去, 变成电压, 变成电机的转动, 变成旋钮上的一个新位置; 下一张卡片进来的时候, 机器已经不是刚才那台了。所以这台机器学一次, 是一批旋钮各自转了一点。
学习这个词, 在这台机器上有一个可以看见的样子: 电机在动, 轴在转, 旋钮的位置变了。这不是比喻。一台机器学到的东西, 在1960年是一组物理位置, 可以用尺量, 可以用手摸; 断了电, 它们还停在原处。
把这两层放在一起看, 这台机器是这么干活的: 中间部件各看一部分点, 各自报一个结果; 旋钮调的是这些结果送到输出时的分量。输出部件把收到的量加起来, 再拿总量与门槛比。
训练干的事, 是拧嗓门。一次答错, 训练信号就可以把通向该选输出的某些分量拧大, 或把通向误选输出的某些分量拧小。1969年那本书要问的事, 就从这种做法里来: 一批部件各看一部分点, 把它们的结果加起来, 这样能定哪些事。
整台机器可以拧的地方, 在几百个到几千个之间。今天一台手机里装着的模型, 可以拧的地方要比这个数多出百万倍还不止。
这台机器今天还在,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着它的两个机柜, 都比人高。手册里留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东西是静的: 柜子, 面板, 线。
后来马克一号学着分方形和圆形, 方形和菱形, 还有几组字母。它学得会。
一台机器的样子, 到这里为止是可以说清楚的: 四百个光点, 一层固定的连线, 一批只看得见一小片的中间部件, 一层用电机拧的旋钮, 八个输出。这个样子有一个边界。九年以后, 这个边界被人量了一次。
四、那本书证明了什么
1969年,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感知机: 计算几何学导论》, 正文二百五十八页。作者两个人, 马文·明斯基与西摩尔·帕佩特。
明斯基这个名字在前面几篇里出现过。1956年夏天那份要钱的文件上有他; 1967年那本谈计算的书是他写的; 1970年那段「三到八年」的直接引语, 印的也是他的名字。1969年这一年, 他是这所学校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共同主任。帕佩特在此之前已经是这所学校的应用数学教授, 后来也任过那个实验室的共同主任。
书名是复数。感知机们。这个复数, 后来有人专门挑出来说过。书里的数学对象不是一台机器, 是一类机器。这一类机器长什么样, 书里给了定义: 前面有一批部件, 每一个只看画面上的一部分点, 各自给出一个是或者不是的判断; 后面把这些判断按各自的系数加起来, 过一个门限, 出一个总的答案。这个形状与马克一号对得上: 四百个光点在前, 一批各看若干点的部件在中, 一层可以拧的系数在后, 输出在末。
一本讲数学的书要想证明什么, 头一件事就是把要证的对象写死。写死了才能算。而写死的那一刻, 这本书也就把自己的适用范围写死了。后面的争论, 有很多争的是这一条: 写死的那一类, 与人们心里想的那一大片, 是不是一回事。
书要问的问题是: 这样一个形状, 能定哪些事, 不能定哪些事。为了问这个问题, 书里给每一种判断配了一个数。这个数说的是: 要作出这个判断, 至少要允许看得最多的那个部件同时看几个点。只看一个点就够的, 这个数是一; 非得同时看住三个点才行的, 这个数是三。书里管这个数叫阶。
阶这个数的好处, 是它可以随着画面变大而跟着看: 画面从十个点变成一百个点, 一千个点, 这项判断所需的阶是稳住不动, 还是跟着往上涨。只要它一直涨, 就不是给每个部件定一个输入点数上限还能做完的事。书里的阶管的是点的个数, 不要求这些点在画面上彼此挨着。
造出来的人知道自己那一台能分方圆; 至于这个形状本身够不够用, 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两个人花了几年去算它, 算出一批结果。
给部件能看的点数设上限, 在那台实物上也有一个对应: 手册上写着的接线, 一个这样的部件至多接得上四十个光点。一个能同时看住全部四百个点的部件, 在1960年就意味着四百根线接到同一个地方去, 而这台机器的整个设计正是为了不必这样接。
所以书里定的这一类, 与布法罗造出来的那一台, 在这一点上可以对照。至于这一类是不是就等于那一整条研究路线, 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第二年就有人提了。
书里有一章讲奇偶: 画面上亮着的点一共是单数还是双数。这个判断的阶随画面变大而变大, 没有上界。要定单双, 总得有一个部件把整个画面同时看住。而这里问的正是给每个部件定了点数上限, 画面又能一直变大时会怎么样。
两个点有四种亮法, 只亮一个才算奇, 这就是异或。若直接拿两个输入作线性判别, 这四种亮法画成四个点, 没有一条直线能照单双把它们分开。若先允许一个部件同时看两个输入, 问的就不是直接在线上分那四个点了。书里的论证比这个小例子一般得多: 它问需要同时看多少个点。
另一章讲连通: 一个图形是连成一块的, 还是断成两块的。书里把连通叫作一种阶没有上界的几何性质。两个简单的图形摆在眼前, 人常常一眼就能分出来。
拿前面那台机器的样子去想这件事。五百一十二个部件趴在格子后面, 各看自己接到的那几个点。一个图形摆上去, 断开的那个口子可能在任何地方。恰好能看见口子附近那几个点的部件可能喊得出来; 而在别的部件那里, 断了的和没断的看上去一模一样。
拿一张图猜哪一块可能漏看, 还不算证明。书里要说的是, 图形越大, 就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点数上限, 能让这种把局部判断相加的办法总是判对连通。
只要每个部件能看的点数有一个固定上限, 而画面可以任意大, 这件事就定不了, 无论给这些部件配上什么样的系数。一件人对简单图形常能一眼看出的事, 一类机器按它的形状定不了。这就是量出来的那个界。
书里还有别的章, 讲受直径限制的感知机, 讲系数的大小, 讲学习, 讲线性分离与学习。有两章的题目里带着学习两个字。所以这本书也不是不谈学习。把一本二百五十八页的书压成一条关于四个点的证明, 漏掉的是正文的大部分。
五、或者推翻
书的最后一章是第十三章。这一章谈到, 如果把前面那个形状往多层推广, 会怎么样。
第二百三十一页上有一句话。这一句常被引用, 而被引用的通常只是它的后半截。整句是一个请求。作者请后来的研究者去阐明, 或者推翻, 「我们那个直觉判断: 这样的推广不会有结果」。「或者推翻」这几个字, 在原文里是放在括号里的一个插入语。
现在把这一句一道一道地削。
削掉插入语: 「我们那个直觉判断」是, 这样的推广不会有结果。
削掉「我们的」: 直觉判断是, 这样的推广不会有结果。
削掉「直觉判断」: 这样的推广不会有结果。
削掉「这样的」: 多层的东西不会有结果。
再往前一步, 换个说法: 这本书证明了多层的东西不行。
第一句是一个研究请求, 最后一句听上去像一条定理。上面这几刀, 是把原句和常见转述摊开来作的比较, 不是已经找到的传播次序。两头之间, 最容易看见的是那些丢掉的限定。
而每掉一层, 这句话都变得更好用一点。一个请求没法引用, 一条定理可以; 一个直觉判断不能拿去结案, 一条定理可以。
削到最后, 连书名也可以不要了。「已经证明了不行」几个字就够用, 后面挂哪一本书都行。一句话被削到这个地步, 它就不再属于写它的人, 它属于每一个需要它的人。
这本书里的证明是有样子的。要证的东西先立成一条, 编上号, 底下跟着证法, 证完收尾。二百五十八页里这样的东西有几十处。
第二百三十一页上这一句, 没有编号, 底下也没有证法。它是一段请求后人去做的话。一个翻开1969年那本书的人, 看一眼版面就能把这两种东西分开。而转述是不带版面的。话一旦离开纸, 编号, 证法, 收尾全都不跟着走, 跟着走的只有一句话的意思。
同一段里, 作者接下去还把两件事留给了将来: 一件是可能存在的收敛定理, 一件是关于学习为什么会失败的更深的理由。这一段的语法形状是研究问题, 不是已经给出的不可能性。
这本书出来以后, 有两篇署名的书评。一篇是艾伦·纽厄尔写的, 1969年八月二十二日登在《科学》上。纽厄尔这个名字前一篇里也有: 1957年那一场晚宴上宣读的四条预言, 是他和西蒙共同的产物。他这一篇书评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一份综合性的科学周刊, 在书出来的当年夏天, 登了一篇评价很高的书评。不是宣判, 不是决议, 不是通告。是一篇书评。
另一篇是布洛克写的, 1970年十二月登在《信息与控制》上。布洛克的意见是: 这本书所分析的那一类机器, 受的限制过多; 不能把它无条件地等同于罗森布拉特那一整个研究计划; 书名因此是有误导性的。
一本书叫《感知机们》, 而它算的是它自己定义的那一类。这件事在1970年十二月就有人当面说了, 而且说的人是这一行里的人, 说在一份同行的刊物上, 署了名。
两种同期反应并存, 隔了十六个月: 一种极高的评价, 一种对范围的异议。一本书出版, 两篇书评; 一本书压垮一个方向的场面, 是后来的讲法。后来的六十年里, 布洛克那一条意见被重新说过很多遍。它1970年十二月就在纸上了。
六、二十年后的后记
1988年, 同一家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增订本。后记的题目是《新的连接主义》, 三十四页, 接在一本十九年前的书后面。一本书要靠后记来说明自己当年写过什么, 说明它已经不全归作者管了。
作者写这篇后记, 是因为有话要回。1986年出了一套两卷本, 题目是《平行分布处理》, 主编是鲁梅尔哈特与麦克莱兰。这套书在当时是那一路重新聚拢起来的标志。
第一卷里有一段, 说明斯基与帕佩特对感知机的那一次评价, 不正确地牵连了更有意思, 更有力的那些网络。牵连这个词, 说的不是那本书算错了, 是说那本书的名声落到了它没有算过的东西上。
1988年的后记把这一段整段引了出来, 然后写下一句: 「我们几乎认不出这段描述里的自己。」
接下去, 作者自己划了界。他们说, 原书里多数定理, 明确地是关于只有一层可调连接权的机器。这一句是1988年的作者给1969年的书作的限定。它与布洛克1970年那篇书评指的是同一个方向。隔了十八年, 从书外说到了书里, 从书评人说到了作者自己。
但是紧接着, 他们又加了一句: 这并不自动意味着多层的情形就完全不受那些现象影响, 得一例一例地查。后记里还把当时的问题分成了两半来说。一半是: 只有一层可调权的那种机器, 有一套能收敛的学习办法, 可是能表示的东西有限。另一半是: 多层的网络能表示的东西多得多, 可是长期没有一套同样可靠的学习办法。作者随后评议了当时新提出的那一套调权规则。
后面几十页里, 他们一方面不同意把 gradient 和爬坡一类的办法讲成普遍有效, 挑出的是规模, 局部极小, 问题的类别, 结构这几处; 另一方面又明确赞成把这些办法拿到新领域里去做经验性的使用, 并且估计这种工作会出重要的进展。所以这篇后记, 也不是一句否定了事。
这篇后记说的是作者二十年后认哪一条界; 1969年纸上写了什么, 还是看1969年的纸。第二百三十一页上那个括号, 1969年就在那里。隔了二十年的这一场对答, 两边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一边说的是这本书后来被拿去当了什么用, 一边说的是这本书当年写了什么。
七、那十年里的论文
1971年七月十一日, 罗森布拉特死于切萨皮克湾的一次船难。那一天是他四十三岁的生日。
那本书出版以后的十年, 通行的说法是这样的: 这个方向死了。没有钱, 没有人, 没有论文。论文这一项, 印刷品上都在。
1972年, 甘利俊一的《用阈值元件的自组织网络学习模式与模式序列》登在一份计算机方面的汇刊上; 同一年, 科霍宁的《相关矩阵记忆》登在同一份汇刊上, 安德森的《一个产生交互记忆的简单神经网络》登在一份数理生物科学的刊物上。1973年, 冯·德·马尔斯堡的《纹状皮层中方向敏感细胞的自组织》登在一份控制论的刊物上。1975年, 福岛邦彦的《认知机: 一种自组织的多层神经网络》登在一份生物控制论的刊物上。1976年, 格罗斯伯格发表《自适应模式分类与普遍再编码》。1978年, 辛顿在爱丁堡交了博士论文, 题目是《松弛及其在视觉中的作用》。
这几个题目里的词, 是那几年的词: 自组织, 阈值元件, 相关矩阵, 再编码, 松弛。他们当年是在各自的学科里做各自的事, 有的在生理, 有的在视觉, 有的在记忆。他们在各自的题目上往下做, 而那些题目本来就不归人工智能管。一个方向被挤出一个学科, 不等于它被挤出了所有学科。
1975年那一篇的题目里, 已经有多层神经网络这几个字。那一本据说证明了多层不行的书出版六年之后, 一篇题目里带着多层两个字的论文印了出来。这两件事同时是真的。「1969年以后十年里一篇论文也没有」, 出版记录上, 是上面那一串。
1996年有一篇研究这场争论的文章, 作者是奥拉萨兰, 登在一份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刊物上。按他的说法, 感知机这一路与另一路的争夺, 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就已经与专业化, 权威结构和资源分配纠缠在一起了; 那本书出版以后, 这个方向的活动确实明显下降, 并且被挤到人工智能以外的学科里去, 同时仍有少数人在做。他主张的不是什么都没发生, 而是下降与迁移同时发生。
他还做了一件别的事: 他把「书一出, 领域就死」这个版本本身当成了研究对象, 管它叫一套官方历史。
上面那一串名字, 有一部分就是他去各处翻出来, 归到一处的: 欧洲一组, 美国一组, 日本一组。那些论文当年都印出来了, 都在期刊上, 谁都能查; 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当反证用, 要等到二十年以后, 等到有人专门去问这一段历史是怎么讲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件事没有被记住, 与一件事没有发生, 不是一回事。这个分别在前一篇里已经出现过一次。
1986年那套两卷本用的词是牵连。2019年那所大学自己的一篇回顾用的词更重, 说那本书把罗森布拉特那项工作的命运给定死了。从牵连到定死, 隔了三十三年。这两处文字给不出一份钱从哪年起少了多少的账。可以比较的是措辞, 后一处更重。
八、两次删改
这一篇里有两次转述。第一次在1958年。一句关于将来的话, 在当年的报纸上是挂在海军名下的: 海军预期它将来能做成那几样事。传下来的版本里, 同样那几样事挂在了一个人的嘴上: 他说他的机器不久就能做成。那几样事本身, 一个字没改。改的是前面那半句。
机构的预期与个人的保证, 在责任上不是一回事。一份通讯稿替机构记下的预期, 要追究的是机构的说法; 一个人对手里东西的保证, 则要先看有没有他自己的原话。删掉的是主语上的那一层挂靠。挂靠一去, 这句话就落到了一个人名下。
第二次在1969年以后。原来那一句是一个请求。作者把一个直觉判断摆出来, 请后来的人去把它说清楚, 或者把它推翻。而那个判断的内容是, 这样的推广不会有结果。
后来那一句听上去是一条定理: 这本书证明了多层的东西不行。删掉的是「或者推翻」, 「我们的」, 「直觉判断」这三层。一个是问句, 一个是结论。中间隔着的, 是作者请后来的人去做的那一段活。
两次删改的方向是相反的。头一次把话说大, 第二次把话说死。而两次的动作是同一个: 把限定语拿掉。
限定语是说话的人给自己留的余地。它在原话里占着字数, 在转述里最先被挤掉, 因为它不承担故事。故事要的是一个主语, 一个动作, 一个结果。海军预期, 不是主语加动作加结果; 一个人吹牛, 是。「请后来的人去推翻我们的直觉判断」, 不是; 一本书证明了不行, 是。
把两次删改的产物接起来, 就是今天通行的那个故事: 一个人吹了大牛, 一本书证明他错了, 这个方向因此死了十年。三句里的每一句, 都是一句带限定的话被拿掉限定以后剩下的。
第一句的原话把预期挂在海军名下, 不在他名下。第二句的原话把判断留给后来的人去推翻, 没有说它已经被证明。第三句的原话是牵连, 不是冻结; 而且那十年里有论文, 一篇的题目里还带着多层两个字。
这里还有一件与前面几篇不同的事, 要单说。1969年那本书量了一次界。前面几篇里的界, 大都是一句话画出来的: 机器只能做人吩咐它做的事; 机器不能原创。这样的界, 后来的人可以跟着重说, 也可以跟着反驳; 它不带尺寸。
1969年这一次, 那本书先把机器的形状写成定义: 一批部件, 每个能看的点数有上限; 一层可调的系数; 一个门限。然后它问: 这个形状定不了哪些事。然后它给出答案, 而且答案带着一个可以算的数: 要定这件事, 一个部件至少得同时看住多少个点。
定单双, 这一片得是整个画面。定连通, 这一片也没有上界。剩下的那一部分, 这一次是被量出来的。
量出来的界, 可以被核: 把定义抄下来, 把数算一遍。要往外走, 可以让部件同时看更多点, 也可以叠层来重组这些判断。换了形状, 就得另问它能做到什么。
一台造出来的东西总有一个形状, 形状之外总还剩着事。前面几篇里, 剩的那一部分这个系列叫余项, 而余项通常只能被指着说一句「还有」。1969年这一次, 余项被写成了尺寸: 多少个点, 涨不涨, 有没有上界。
然后被传下去的, 是一句判决。量出来的尺寸, 在这样的转述里掉成了一句「不行」。掉得这么顺, 正是因为尺寸带着限定, 而判决什么也不带。尺寸上挂着一串东西: 这一类机器, 这个形状, 这种局部性, 这个门限, 这种随画面变大的涨法。判决上一个也不挂。
界量得越细, 限定越多; 限定越多, 越传不动。所以这里有一件难办的事。把界量清楚, 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能接着算; 而量得越清楚, 传出去的时候掉得越多。一本不给尺寸的书, 传出去是一句话; 一本给了尺寸的书, 传出去也是一句话, 而且这句话还带着那本书的名字。
这一件事在这一篇里能看清楚, 是因为两头的原件都还在: 1969年那一页上的插入语还在纸上, 1958年七月八日第二十五版上那个主语也还在纸上。
这一篇里有三处空白, 都不在边角上。一句话是哪一年从海军名下挪到一个人名下的, 这里还没有查到; 能定的只有两头: 那一版报纸把这六项预期挂在海军名下, 今天有些转述把它们挂在一个人名下。一本书是哪一年从请求变成判决的, 也还没有查到; 1969年第二百三十一页留的是一个请求, 今天传的是一条定理。那十几年里这一路在美国拿到多少经费, 这里也没有找到完整账目, 或查出最早是谁写的「一本书冻结了十年经费」。
三处空白, 对着三句通行的话。每一句都只剩一头, 而剩下的那一头, 正好是好讲的那一头。
最后回到1957年一月那份编号文件。它上面那一句要确定的可行性, 带着两层限定, 技术上的, 经济上的; 写它的, 是项目本人。
一年半以后, 同一样东西在报纸上要走路, 要说话, 要看见, 要书写, 要自我复制, 还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又过十一年, 同一样东西在一本书里被量出了它定不了的那一部分; 而那本书自己在第二百三十一页上留了一个括号。再往后, 括号没有了, 可行性也没有了。剩下两句话: 它曾经被吹得太大, 它后来被证明不行。
这两句话, 都不是原话。两句都短, 都齐整, 都不带限定; 两句都好用。而原话在纸上放了六十多年, 一直没有动过。
机器还在造, 而界在哪里, 每一代人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