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行性
1957年一月, 紐約州布法羅, 一家叫康奈爾航空實驗室的公司印出了一份編號文件。
封面上的題目是: 《感知機: 一臺會感知會辨認的自動機》。封面上列著一個人的名字, 弗蘭克·羅森布拉特, 職銜寫作項目工程師。題名頁上另有兩個名字, 是批准這件事的人。全件五十八頁。封面, 編號, 職銜, 兩個批准人。這是一份要歸檔的東西的樣子: 它要被人翻, 被人核, 被人拿去當下一筆錢的依據。
題目裡有兩個動詞: 感知, 辨認。一樣東西擺在眼前, 先看見它, 再說出它是什麼。這是那份文件給自己定的題目。題目裡沒有思考, 沒有理解, 沒有智能。兩個動詞, 都是關於一張畫面進來以後該怎麼辦。
正文開頭不遠處有一句交代, 說這一階段要做的事情是: 確定技術上與經濟上的可行性。可行性這三個字在那一年不是科學詞, 是做工程和做買賣的人天天用的詞。一件事能不能做, 做出來劃不劃算, 先拿一筆不大的錢去查一查, 查完寫一份東西交上去。寫這種東西, 不是在宣佈一件事已經做成, 是在說這件事值得往下查。
而且是兩樣可行性, 不是一樣。技術上的可行性說的是造不造得出來; 經濟上的可行性說的是造出來要花多少錢, 值不值這個錢。後面這一半, 後來很少有人提。這種文件有一個確定的讀者: 一個正在決定要不要繼續掏錢的人。
這一句限定出自項目本人。後來發生的每一步, 都離這一句遠一點。這一句一直在那裡, 五十八頁的開頭, 沒有人動過。
後來的故事把它壓平了: 一所大學, 一個教授, 一臺會學習的機器。而當年紙上寫的是一家公司, 一個項目工程師, 一份編號文件, 兩個批准人的簽名。壓平以後的版本更好講, 因為它只有一個人; 壓平以前的版本有一套流程, 而流程不好講。
一月這份報告寫明, 錢出自實驗室自己的研究項目。到了1957年七月, 海軍研究辦公室才開始資助這個項目。弗蘭克·羅森布拉特此時在布法羅這家公司, 幾年以後他才轉到伊薩卡那所大學去。
二、華盛頓, 七月七日
1958年七月七日, 華盛頓。海軍在這一天向新聞界展示了一樣東西。第二天, 《紐約時報》第二十五版刊出一條通訊社的稿子, 電頭寫著: 華盛頓, 七月七日。標題是: 海軍新裝置從做中學。
現場擺著的機器, 稿子裡點了名: 那是從氣象局借來的一臺大型計算機, 當年一家商用機器公司造的, 重約五噸, 佔一整間房。感知機這時候是這臺通用計算機上模擬出來的一套辦法, 不是一臺已經造好的專用機器。
一家機構把自己的新東西拿給記者看, 而臺上擺的是另一個部門的通用計算機。這件事當天的稿子寫得明明白白; 後來它被漏掉, 是因為它在故事裡沒有位置。
現場的活是什麼, 稿子寫得很具體: 讓機器區分卡片上的記號在左邊還是在右邊。五十次之後, 機器分對了。就是這個。不是認字母, 不是認人臉, 不是認貓狗。左邊還是右邊, 五十次。
這件活說來很小, 只分左右。要說不小也不小: 這五十次裡沒有人去改程序, 改的是機器自己那一批數, 而改的依據是它自己前幾次答錯了。臺上那一屋子記者看見的, 就是這個。
稿子裡有一句關於將來的話。這一句後來被引用了六十多年。第二天見報的那一版上, 這一句的主語不是羅森布拉特。作出預期的是海軍: 海軍預期它將能夠行走, 說話, 看見, 書寫, 自我複製, 並且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預期這個動作掛在海軍名下。這一串本事沒有放在引號裡, 也沒有署在任何一個人的嘴上。
後來流傳的版本, 中文裡常常是這樣: 羅森布拉特說, 他的感知機不久就會走路, 會說話, 會看, 會寫字, 會自我複製, 還會有自我意識。一串本事還是那一串。不一樣的是主語。這則報道裡也另記了他本人的猜想: 他認為原則上可以朝自我複製和意識走。那與海軍名下的整串預期, 不是同一句話。
海軍預期, 是一個出錢的機構對將來說的話。預期二字留著餘地; 在這則稿子裡, 並沒有一個人用引號把這串本事攬在自己身上。一個人說, 是另一回事。那是一個人對自己手裡的東西打的包票。追得到人, 而且這個人還留著別的文字可以拿來對照。
把前一句改成後一句, 一個字沒有加, 只是換了個主語。後來六十年裡, 每逢有人要舉一個科學家說大話的例子, 舉的常常就是這一句。
同一個東西, 在同一年裡有三個不同的叫法, 出自三張不同的嘴。報紙叫它海軍新裝置。他自己1957年那份文件叫它會感知會辨認的自動機。他自己1958年十一月登在《心理學評論》上的那篇論文, 叫它一個關於腦中信息存儲與組織的概率模型。
三個名字, 三種距離。頭一個把它說成一件裝備, 第二個把它說成一臺會幹兩樣活的機器, 第三個把它說成一個關於腦子的模型。三個名字裡傳下來的, 是頭一個的變體。
同一天, 波士頓一家報紙也登了這條消息, 標題是: 海軍要造會思考的機器人。同一天, 同一條消息, 兩個標題: 一個說從做中學, 一個說會思考的機器人。兩個標題並排放著, 當天的傳播是往哪邊走的, 已經看得出來。
七月過後五個月, 1958年十二月六日, 《紐約客》登了一篇短文, 題目是《對手》。這一篇仍舊說, 實體的感知機還沒有造成, 已經做的是計算機上的模擬, 而且還沒有現成的實用用處。隔五個月, 後一份說得比前一份窄。當年的印刷品裡, 兩種說法都在。
一屋子人, 一臺五噸的機器, 一疊卡片。那天在那間屋子裡發生的全部事情, 是一臺機器在五十次之內學會了分左右。那天從那間屋子裡發出去的消息, 是一臺機器將來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這兩句話說的是同一個下午。
三、四百個光點
1960年二月十五日, 同一家公司印出一本手冊, 題目是《馬克一號感知機操作手冊》。到這時候, 機器已經造出來了。
機器的正面是一塊二十乘二十的光敏格子。四百個格子, 每一格是一個能感光的點。一張卡片擺在前面, 卡片上哪裡黑, 哪裡白, 就落成這四百個點上的亮與不亮。
手冊把機器裡的部件分三類。頭一類就是這四百個感光的點。第二類是一批中間部件, 五百一十二個。第三類是輸出部件, 八個。
一個感光點照到光, 就往後送出二十四伏電。中間部件那一端收著若干路這樣的電, 加起來, 夠了一個數就動, 不夠就不動。夠不夠的那個數, 手冊裡叫門限, 是可以撥的。
輸出有八個, 不是一個。所以這臺機器能答的不止是與不是; 它可以把眼前這張卡片歸進八個格子裡的一個。
四百個感光點連到那五百一十二個中間部件上。這一層連線是固定的, 裝好了就不動。一個中間部件最多接四十個感光點的輸入, 只看得見那塊格子上的一部分點。
這一層是不動的。這臺機器往後學到的所有東西, 都不發生在這一層。它不會改自己看哪裡, 它只會改自己聽誰的。後面那本書算的, 就是這一層。
可以改的東西在後面那一層。每一個中間部件往輸出部件送的那個量, 大小是可以調的。手冊把這個可以調的量叫作權。在這臺機器上, 一個權是一個電位器。
電位器是收音機上的那種旋鈕: 擰一點, 過去的電流就多一點或者少一點。馬克一號上的電位器不是用手擰的, 是小電動機擰的。訓練的時候, 輸出那一端產生的電壓回過頭來驅動這些小電動機, 電動機把旋鈕轉一個角度。
這裡面有一個圈: 答案從輸出那頭出來, 對不對的判斷又從那頭回去, 變成電壓, 變成電機的轉動, 變成旋鈕上的一個新位置; 下一張卡片進來的時候, 機器已經不是剛才那臺了。所以這臺機器學一次, 是一批旋鈕各自轉了一點。
學習這個詞, 在這臺機器上有一個可以看見的樣子: 電機在動, 軸在轉, 旋鈕的位置變了。這不是比喻。一臺機器學到的東西, 在1960年是一組物理位置, 可以用尺量, 可以用手摸; 斷了電, 它們還停在原處。
把這兩層放在一起看, 這臺機器是這麼幹活的: 中間部件各看一部分點, 各自報一個結果; 旋鈕調的是這些結果送到輸出時的分量。輸出部件把收到的量加起來, 再拿總量與門檻比。
訓練幹的事, 是擰嗓門。一次答錯, 訓練信號就可以把通向該選輸出的某些分量擰大, 或把通向誤選輸出的某些分量擰小。1969年那本書要問的事, 就從這種做法裡來: 一批部件各看一部分點, 把它們的結果加起來, 這樣能定哪些事。
整台機器可以擰的地方, 在幾百個到幾千個之間。今天一臺手機裡裝著的模型, 可以擰的地方要比這個數多出百萬倍還不止。
這臺機器今天還在,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收著它的兩個機櫃, 都比人高。手冊裡留著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東西是靜的: 櫃子, 面板, 線。
後來馬克一號學著分方形和圓形, 方形和菱形, 還有幾組字母。它學得會。
一臺機器的樣子, 到這裡為止是可以說清楚的: 四百個光點, 一層固定的連線, 一批只看得見一小片的中間部件, 一層用電機擰的旋鈕, 八個輸出。這個樣子有一個邊界。九年以後, 這個邊界被人量了一次。
四、那本書證明瞭什麼
1969年, 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了一本書: 《感知機: 計算幾何學導論》, 正文二百五十八頁。作者兩個人, 馬文·明斯基與西摩爾·帕佩特。
明斯基這個名字在前面幾篇裡出現過。1956年夏天那份要錢的文件上有他; 1967年那本談計算的書是他寫的; 1970年那段「三到八年」的直接引語, 印的也是他的名字。1969年這一年, 他是這所學校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共同主任。帕佩特在此之前已經是這所學校的應用數學教授, 後來也任過那個實驗室的共同主任。
書名是複數。感知機們。這個複數, 後來有人專門挑出來說過。書裡的數學對象不是一臺機器, 是一類機器。這一類機器長什麼樣, 書裡給了定義: 前面有一批部件, 每一個只看畫面上的一部分點, 各自給出一個是或者不是的判斷; 後面把這些判斷按各自的系數加起來, 過一個門限, 出一個總的答案。這個形狀與馬克一號對得上: 四百個光點在前, 一批各看若干點的部件在中, 一層可以擰的系數在後, 輸出在末。
一本講數學的書要想證明什麼, 頭一件事就是把要證的對象寫死。寫死了才能算。而寫死的那一刻, 這本書也就把自己的適用範圍寫死了。後面的爭論, 有很多爭的是這一條: 寫死的那一類, 與人們心裡想的那一大片, 是不是一回事。
書要問的問題是: 這樣一個形狀, 能定哪些事, 不能定哪些事。為了問這個問題, 書裡給每一種判斷配了一個數。這個數說的是: 要作出這個判斷, 至少要允許看得最多的那個部件同時看幾個點。只看一個點就夠的, 這個數是一; 非得同時看住三個點才行的, 這個數是三。書裡管這個數叫階。
階這個數的好處, 是它可以隨著畫面變大而跟著看: 畫面從十個點變成一百個點, 一千個點, 這項判斷所需的階是穩住不動, 還是跟著往上漲。只要它一直漲, 就不是給每個部件定一個輸入點數上限還能做完的事。書裡的階管的是點的個數, 不要求這些點在畫面上彼此挨著。
造出來的人知道自己那一臺能分方圓; 至於這個形狀本身夠不夠用, 是一個懸著的問題。兩個人花了幾年去算它, 算出一批結果。
給部件能看的點數設上限, 在那臺實物上也有一個對應: 手冊上寫著的接線, 一個這樣的部件至多接得上四十個光點。一個能同時看住全部四百個點的部件, 在1960年就意味著四百根線接到同一個地方去, 而這臺機器的整個設計正是為了不必這樣接。
所以書裡定的這一類, 與布法羅造出來的那一臺, 在這一點上可以對照。至於這一類是不是就等於那一整條研究路線, 是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第二年就有人提了。
書裡有一章講奇偶: 畫面上亮著的點一共是單數還是雙數。這個判斷的階隨畫面變大而變大, 沒有上界。要定單雙, 總得有一個部件把整個畫面同時看住。而這裡問的正是給每個部件定了點數上限, 畫面又能一直變大時會怎麼樣。
兩個點有四種亮法, 只亮一個才算奇, 這就是異或。若直接拿兩個輸入作線性判別, 這四種亮法畫成四個點, 沒有一條直線能照單雙把它們分開。若先允許一個部件同時看兩個輸入, 問的就不是直接在線上分那四個點了。書裡的論證比這個小例子一般得多: 它問需要同時看多少個點。
另一章講連通: 一個圖形是連成一塊的, 還是斷成兩塊的。書裡把連通叫作一種階沒有上界的幾何性質。兩個簡單的圖形擺在眼前, 人常常一眼就能分出來。
拿前面那臺機器的樣子去想這件事。五百一十二個部件趴在格子後面, 各看自己接到的那幾個點。一個圖形擺上去, 斷開的那個口子可能在任何地方。恰好能看見口子附近那幾個點的部件可能喊得出來; 而在別的部件那裡, 斷了的和沒斷的看上去一模一樣。
拿一張圖猜哪一塊可能漏看, 還不算證明。書裡要說的是, 圖形越大, 就沒有一個事先定好的點數上限, 能讓這種把局部判斷相加的辦法總是判對連通。
只要每個部件能看的點數有一個固定上限, 而畫面可以任意大, 這件事就定不了, 無論給這些部件配上什麼樣的系數。一件人對簡單圖形常能一眼看出的事, 一類機器按它的形狀定不了。這就是量出來的那個界。
書裡還有別的章, 講受直徑限制的感知機, 講系數的大小, 講學習, 講線性分離與學習。有兩章的題目裡帶著學習兩個字。所以這本書也不是不談學習。把一本二百五十八頁的書壓成一條關於四個點的證明, 漏掉的是正文的大部分。
五、或者推翻
書的最後一章是第十三章。這一章談到, 如果把前面那個形狀往多層推廣, 會怎麼樣。
第二百三十一頁上有一句話。這一句常被引用, 而被引用的通常只是它的後半截。整句是一個請求。作者請後來的研究者去闡明, 或者推翻, 「我們那個直覺判斷: 這樣的推廣不會有結果」。「或者推翻」這幾個字, 在原文裡是放在括號裡的一個插入語。
現在把這一句一道一道地削。
削掉插入語: 「我們那個直覺判斷」是, 這樣的推廣不會有結果。
削掉「我們的」: 直覺判斷是, 這樣的推廣不會有結果。
削掉「直覺判斷」: 這樣的推廣不會有結果。
削掉「這樣的」: 多層的東西不會有結果。
再往前一步, 換個說法: 這本書證明瞭多層的東西不行。
第一句是一個研究請求, 最後一句聽上去像一條定理。上面這幾刀, 是把原句和常見轉述攤開來作的比較, 不是已經找到的傳播次序。兩頭之間, 最容易看見的是那些丟掉的限定。
而每掉一層, 這句話都變得更好用一點。一個請求沒法引用, 一條定理可以; 一個直覺判斷不能拿去結案, 一條定理可以。
削到最後, 連書名也可以不要了。「已經證明瞭不行」幾個字就夠用, 後面掛哪一本書都行。一句話被削到這個地步, 它就不再屬於寫它的人, 它屬於每一個需要它的人。
這本書裡的證明是有樣子的。要證的東西先立成一條, 編上號, 底下跟著證法, 證完收尾。二百五十八頁裡這樣的東西有幾十處。
第二百三十一頁上這一句, 沒有編號, 底下也沒有證法。它是一段請求後人去做的話。一個翻開1969年那本書的人, 看一眼版面就能把這兩種東西分開。而轉述是不帶版面的。話一旦離開紙, 編號, 證法, 收尾全都不跟著走, 跟著走的只有一句話的意思。
同一段裡, 作者接下去還把兩件事留給了將來: 一件是可能存在的收斂定理, 一件是關於學習為什麼會失敗的更深的理由。這一段的語法形狀是研究問題, 不是已經給出的不可能性。
這本書出來以後, 有兩篇署名的書評。一篇是艾倫·紐厄爾寫的, 1969年八月二十二日登在《科學》上。紐厄爾這個名字前一篇裡也有: 1957年那一場晚宴上宣讀的四條預言, 是他和西蒙共同的產物。他這一篇書評對這本書評價很高。一份綜合性的科學週刊, 在書出來的當年夏天, 登了一篇評價很高的書評。不是宣判, 不是決議, 不是通告。是一篇書評。
另一篇是布洛克寫的, 1970年十二月登在《信息與控制》上。布洛克的意見是: 這本書所分析的那一類機器, 受的限制過多; 不能把它無條件地等同於羅森布拉特那一整個研究計劃; 書名因此是有誤導性的。
一本書叫《感知機們》, 而它算的是它自己定義的那一類。這件事在1970年十二月就有人當面說了, 而且說的人是這一行裡的人, 說在一份同行的刊物上, 署了名。
兩種同期反應並存, 隔了十六個月: 一種極高的評價, 一種對範圍的異議。一本書出版, 兩篇書評; 一本書壓垮一個方向的場面, 是後來的講法。後來的六十年裡, 布洛克那一條意見被重新說過很多遍。它1970年十二月就在紙上了。
六、二十年後的後記
1988年, 同一家出版社出了這本書的增訂本。後記的題目是《新的連接主義》, 三十四頁, 接在一本十九年前的書後面。一本書要靠後記來說明自己當年寫過什麼, 說明它已經不全歸作者管了。
作者寫這篇後記, 是因為有話要回。1986年出了一套兩卷本, 題目是《平行分布處理》, 主編是魯梅爾哈特與麥克萊蘭。這套書在當時是那一路重新聚攏起來的標誌。
第一卷裡有一段, 說明斯基與帕佩特對感知機的那一次評價, 不正確地牽連了更有意思, 更有力的那些網絡。牽連這個詞, 說的不是那本書算錯了, 是說那本書的名聲落到了它沒有算過的東西上。
1988年的後記把這一段整段引了出來, 然後寫下一句: 「我們幾乎認不出這段描述裡的自己。」
接下去, 作者自己劃了界。他們說, 原書裡多數定理, 明確地是關於只有一層可調連接權的機器。這一句是1988年的作者給1969年的書作的限定。它與布洛克1970年那篇書評指的是同一個方向。隔了十八年, 從書外說到了書裡, 從書評人說到了作者自己。
但是緊接著, 他們又加了一句: 這並不自動意味著多層的情形就完全不受那些現象影響, 得一例一例地查。後記裡還把當時的問題分成了兩半來說。一半是: 只有一層可調權的那種機器, 有一套能收斂的學習辦法, 可是能表示的東西有限。另一半是: 多層的網絡能表示的東西多得多, 可是長期沒有一套同樣可靠的學習辦法。作者隨後評議了當時新提出的那一套調權規則。
後面幾十頁裡, 他們一方面不同意把 gradient 和爬坡一類的辦法講成普遍有效, 挑出的是規模, 局部極小, 問題的類別, 結構這幾處; 另一方面又明確贊成把這些辦法拿到新領域裡去做經驗性的使用, 並且估計這種工作會出重要的進展。所以這篇後記, 也不是一句否定了事。
這篇後記說的是作者二十年後認哪一條界; 1969年紙上寫了什麼, 還是看1969年的紙。第二百三十一頁上那個括號, 1969年就在那裡。隔了二十年的這一場對答, 兩邊說的不是同一件事。一邊說的是這本書後來被拿去當了什麼用, 一邊說的是這本書當年寫了什麼。
七、那十年裡的論文
1971年七月十一日, 羅森布拉特死於切薩皮克灣的一次船難。那一天是他四十三歲的生日。
那本書出版以後的十年, 通行的說法是這樣的: 這個方向死了。沒有錢, 沒有人, 沒有論文。論文這一項, 印刷品上都在。
1972年, 甘利俊一的《用閾值元件的自組織網絡學習模式與模式序列》登在一份計算機方面的匯刊上; 同一年, 科霍寧的《相關矩陣記憶》登在同一份匯刊上, 安德森的《一個產生交互記憶的簡單神經網絡》登在一份數理生物科學的刊物上。1973年, 馮·德·馬爾斯堡的《紋狀皮層中方向敏感細胞的自組織》登在一份控制論的刊物上。1975年, 福島邦彥的《認知機: 一種自組織的多層神經網絡》登在一份生物控制論的刊物上。1976年, 格羅斯伯格發表《自適應模式分類與普遍再編碼》。1978年, 辛頓在愛丁堡交了博士論文, 題目是《鬆弛及其在視覺中的作用》。
這幾個題目裡的詞, 是那幾年的詞: 自組織, 閾值元件, 相關矩陣, 再編碼, 鬆弛。他們當年是在各自的學科裡做各自的事, 有的在生理, 有的在視覺, 有的在記憶。他們在各自的題目上往下做, 而那些題目本來就不歸人工智能管。一個方向被擠出一個學科, 不等於它被擠出了所有學科。
1975年那一篇的題目裡, 已經有多層神經網絡這幾個字。那一本據說證明瞭多層不行的書出版六年之後, 一篇題目裡帶著多層兩個字的論文印了出來。這兩件事同時是真的。「1969年以後十年裡一篇論文也沒有」, 出版記錄上, 是上面那一串。
1996年有一篇研究這場爭論的文章, 作者是奧拉薩蘭, 登在一份研究科學的社會學刊物上。按他的說法, 感知機這一路與另一路的爭奪, 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就已經與專業化, 權威結構和資源分配糾纏在一起了; 那本書出版以後, 這個方向的活動確實明顯下降, 並且被擠到人工智能以外的學科裡去, 同時仍有少數人在做。他主張的不是什麼都沒發生, 而是下降與遷移同時發生。
他還做了一件別的事: 他把「書一出, 領域就死」這個版本本身當成了研究對象, 管它叫一套官方歷史。
上面那一串名字, 有一部分就是他去各處翻出來, 歸到一處的: 歐洲一組, 美國一組, 日本一組。那些論文當年都印出來了, 都在期刊上, 誰都能查; 而把它們放在一起當反證用, 要等到二十年以後, 等到有人專門去問這一段歷史是怎麼講成今天這個樣子的。一件事沒有被記住, 與一件事沒有發生, 不是一回事。這個分別在前一篇裡已經出現過一次。
1986年那套兩卷本用的詞是牽連。2019年那所大學自己的一篇回顧用的詞更重, 說那本書把羅森布拉特那項工作的命運給定死了。從牽連到定死, 隔了三十三年。這兩處文字給不出一份錢從哪年起少了多少的賬。可以比較的是措辭, 後一處更重。
八、兩次刪改
這一篇裡有兩次轉述。第一次在1958年。一句關於將來的話, 在當年的報紙上是掛在海軍名下的: 海軍預期它將來能做成那幾樣事。傳下來的版本裡, 同樣那幾樣事掛在了一個人的嘴上: 他說他的機器不久就能做成。那幾樣事本身, 一個字沒改。改的是前面那半句。
機構的預期與個人的保證, 在責任上不是一回事。一份通訊稿替機構記下的預期, 要追究的是機構的說法; 一個人對手裡東西的保證, 則要先看有沒有他自己的原話。刪掉的是主語上的那一層掛靠。掛靠一去, 這句話就落到了一個人名下。
第二次在1969年以後。原來那一句是一個請求。作者把一個直覺判斷擺出來, 請後來的人去把它說清楚, 或者把它推翻。而那個判斷的內容是, 這樣的推廣不會有結果。
後來那一句聽上去是一條定理: 這本書證明瞭多層的東西不行。刪掉的是「或者推翻」, 「我們的」, 「直覺判斷」這三層。一個是問句, 一個是結論。中間隔著的, 是作者請後來的人去做的那一段活。
兩次刪改的方向是相反的。頭一次把話說大, 第二次把話說死。而兩次的動作是同一個: 把限定語拿掉。
限定語是說話的人給自己留的餘地。它在原話裡佔著字數, 在轉述裡最先被擠掉, 因為它不承擔故事。故事要的是一個主語, 一個動作, 一個結果。海軍預期, 不是主語加動作加結果; 一個人吹牛, 是。「請後來的人去推翻我們的直覺判斷」, 不是; 一本書證明瞭不行, 是。
把兩次刪改的產物接起來, 就是今天通行的那個故事: 一個人吹了大牛, 一本書證明他錯了, 這個方向因此死了十年。三句裡的每一句, 都是一句帶限定的話被拿掉限定以後剩下的。
第一句的原話把預期掛在海軍名下, 不在他名下。第二句的原話把判斷留給後來的人去推翻, 沒有說它已經被證明。第三句的原話是牽連, 不是凍結; 而且那十年裡有論文, 一篇的題目裡還帶著多層兩個字。
這裡還有一件與前面幾篇不同的事, 要單說。1969年那本書量了一次界。前面幾篇裡的界, 大都是一句話畫出來的: 機器只能做人吩咐它做的事; 機器不能原創。這樣的界, 後來的人可以跟著重說, 也可以跟著反駁; 它不帶尺寸。
1969年這一次, 那本書先把機器的形狀寫成定義: 一批部件, 每個能看的點數有上限; 一層可調的系數; 一個門限。然後它問: 這個形狀定不了哪些事。然後它給出答案, 而且答案帶著一個可以算的數: 要定這件事, 一個部件至少得同時看住多少個點。
定單雙, 這一片得是整個畫面。定連通, 這一片也沒有上界。剩下的那一部分, 這一次是被量出來的。
量出來的界, 可以被核: 把定義抄下來, 把數算一遍。要往外走, 可以讓部件同時看更多點, 也可以疊層來重組這些判斷。換了形狀, 就得另問它能做到什麼。
一臺造出來的東西總有一個形狀, 形狀之外總還剩著事。前面幾篇裡, 剩的那一部分這個系列叫餘項, 而餘項通常只能被指著說一句「還有」。1969年這一次, 餘項被寫成了尺寸: 多少個點, 漲不漲, 有沒有上界。
然後被傳下去的, 是一句判決。量出來的尺寸, 在這樣的轉述裡掉成了一句「不行」。掉得這麼順, 正是因為尺寸帶著限定, 而判決什麼也不帶。尺寸上掛著一串東西: 這一類機器, 這個形狀, 這種局部性, 這個門限, 這種隨畫面變大的漲法。判決上一個也不掛。
界量得越細, 限定越多; 限定越多, 越傳不動。所以這裡有一件難辦的事。把界量清楚, 是為了讓後來的人能接著算; 而量得越清楚, 傳出去的時候掉得越多。一本不給尺寸的書, 傳出去是一句話; 一本給了尺寸的書, 傳出去也是一句話, 而且這句話還帶著那本書的名字。
這一件事在這一篇裡能看清楚, 是因為兩頭的原件都還在: 1969年那一頁上的插入語還在紙上, 1958年七月八日第二十五版上那個主語也還在紙上。
這一篇裡有三處空白, 都不在邊角上。一句話是哪一年從海軍名下挪到一個人名下的, 這裡還沒有查到; 能定的只有兩頭: 那一版報紙把這六項預期掛在海軍名下, 今天有些轉述把它們掛在一個人名下。一本書是哪一年從請求變成判決的, 也還沒有查到; 1969年第二百三十一頁留的是一個請求, 今天傳的是一條定理。那十幾年裡這一路在美國拿到多少經費, 這裡也沒有找到完整賬目, 或查出最早是誰寫的「一本書凍結了十年經費」。
三處空白, 對著三句通行的話。每一句都只剩一頭, 而剩下的那一頭, 正好是好講的那一頭。
最後回到1957年一月那份編號文件。它上面那一句要確定的可行性, 帶著兩層限定, 技術上的, 經濟上的; 寫它的, 是項目本人。
一年半以後, 同一樣東西在報紙上要走路, 要說話, 要看見, 要書寫, 要自我複製, 還要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又過十一年, 同一樣東西在一本書裡被量出了它定不了的那一部分; 而那本書自己在第二百三十一頁上留了一個括號。再往後, 括號沒有了, 可行性也沒有了。剩下兩句話: 它曾經被吹得太大, 它後來被證明不行。
這兩句話, 都不是原話。兩句都短, 都齊整, 都不帶限定; 兩句都好用。而原話在紙上放了六十多年, 一直沒有動過。
機器還在造, 而界在哪裡, 每一代人重說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