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for readers of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It preserves the Chinese argument while reorganizing its sequence and examples for an English-language essay. Full-book spoilers.
“Offred” sounds like a name until its grammar becomes audible: “of Fred.” If she is reassigned, the name will change with the Commander. Gilead does not need to discover who she is. It needs an efficient label for whose household currently possesses her reproductive capacity.
The erasure is systematic. Her former name, husband, daughter, work, money, and clothing are removed or made inaccessible. Even the monthly Ceremony divides her body among state roles: the Commander performs authority, Serena Joy performs wifely legitimacy, and the Handmaid performs fertility. None of them is permitted to describe the scene in a language of her own.
Yet the novel is narrated by the person whom this arrangement tries to reduce to function. Offred hoards useless details: butter used as lotion, illicit games of Scrabble, a half-understood Latin phrase, the feel of a hotel room, variations of the same memory. These do not amount to a program of liberation. They are forms of surplus. A function does not require them; a person does.
That surplus explains why her compromises do not cancel her voice. The alternatives offered by Gilead are not free choices: the Ceremony, the Colonies, punishment, perhaps death. Survival under such conditions will be morally untidy. Offred lies, withholds, desires, and adapts. The first person does not certify innocence. It certifies that there remains someone whose experience exceeds the official description of what she is for.
The old name is never securely restored to the reader. Atwood refuses the easy repair in which identity becomes a password waiting to be retrieved. The stronger claim is that possession never completed its sentence. “Offred” is the regime’s grammar, but every page spoken in that name contains more life than the grammar can own.
Offred repeatedly revises herself: perhaps an event happened one way, perhaps another; this is a reconstruction, she admits, because no telling can reproduce the night itself. The uncertainty does not weaken testimony. It shows a narrator exercising the authority Gilead denies her—the authority to distinguish memory from invention and to decide how an experience will be offered.
Her address to an imagined “you” is equally important. Storytelling posits a relation that the state has not assigned. A listener might doubt, misunderstand, or answer; unlike the Commander, this listener is not entitled to her body or predetermined response. The tale makes a social world in miniature. Its freedom is precarious, but it rests on something Gilead cannot fully nationalize: the narrator’s choice to whom her words are owed.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人物、版本与关键情节表述已按作品文本校订。全书剧透。
她叫奥芙弗雷德。
这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短语。奥芙弗雷德的意思是：属于弗雷德的。
弗雷德是她现在服务的那位大主教。
如果她被调到另一户人家，她就会改叫另一个名字——奥芙格伦，奥芙沃伦，奥芙谁谁谁。名字跟着她去的地方走。
她自己的名字，书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
基列国是一个建立在生育危机上的政权。环境污染、辐射、疾病，大部分女性已经无法生育。能生的那些人，成了国家最重要的资源。
于是有了使女制度。
而这里要先说清楚一件事，否则这本书会被读成一个普通的暴政故事。
使女受到极好的照料。
她们吃得好，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因为身体状态影响受孕。她们有定期的体检。她们不用干重活。她们住在有人看管的房子里，出门有人陪，不会被袭击。
而且她们受到保护——书里明确写过，在旧世界，女人走在街上会被搭讪、被跟踪、被评头论足、被伤害。在基列国，这些都不会发生。
丽迪亚嬷嬷在感化中心里反复讲的就是这个。她说，从前的女人有的是自由去做任何事，而她们过得怎么样？她说，现在给你们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句话不是完全的谎话。
这一点必须承认，否则后面所有的分析都轻飘飘的。基列国确实拿走了一些危险，也确实提供了一些安全。
问题在别的地方。
那个位置在哪里，看一个细节就够了。
奥芙弗雷德每个月要经历一次"仪式"。她躺在大主教夫人的两腿之间，头枕在夫人身上，夫人抓着她的手；大主教在她下半身，完成他要完成的事。
三个人在一张床上，而这被称为一场仪式，一场有宗教依据的、庄严的、必要的仪式。
书里写这一段的时候，奥芙弗雷德的语气是平的。她仔细描述天花板，描述那个动作有多没意思，描述所有人都盼着它快点结束。她说这不是做爱，也不算强奸，因为她是签了字的——她当初有选择，虽然那个选择是什么，后面会说。
而她说得最准的一句是：她不是在这里的。
她说她是一件容器，是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两条腿之间的那样东西。
这就是那个位置。
基列国对她极好——而它照顾的是一个功能。
好的食物是为了受孕率。体检是为了监测排卵。免于骚扰的保护是为了确保这份资源不受损耗。她被禁止读书、禁止写字、禁止有钱、禁止单独出门，这些都不是为了折磨她——是因为一个会读书、有钱、能走的容器，比较难管理。
她被当成最珍贵的东西，同时被当成一样东西。
这两件事不矛盾，它们是同一件事。
现在说这本书最要紧的一个技术选择。
这是一本第一人称的书。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说话的是奥芙弗雷德本人。
这件事的分量，要跟一种更常见的写法比一下才看得出来。
一个更常见的写法是：由外面的人来写这个制度。写一个记者的调查，写一个学者的分析，写一个逃出来的人的回忆录。那样的书会告诉你基列国是怎么运作的，有多残酷，多少人受害。
那样的书里，使女是被描述的对象。
这本书不是。这本书是那个对象在说话。
而她说话的方式，是这本书最好的地方。
她刻薄。她描述大主教夫人的时候用词很不客气。她描述那场仪式的时候近乎冷笑。她注意到嬷嬷们的伪善，注意到大主教的可怜，注意到所有人身上不好看的部分。
她还很好笑。书里有相当多的地方是幽默的，是那种在极坏处境里的、干燥的幽默。
她还想很多没有用的事。她想她从前的丈夫，想她的女儿，想她妈妈，想莫伊拉。她想旧世界里的洗衣粉广告，想以前和朋友喝咖啡，想手上涂过的护手霜。
在她被当成一个容器的每一天里，她的脑子一刻没有停。
这就是这本书跟前面很多故事最不一样的地方：基列国拿走了她的名字、她的钱、她的书、她的女儿、她的身体，而它没有办法拿走她在想什么。
因为它进不去。
有一条线贯穿全书，很容易被当成小事读过去。
她一直在偷东西。
她从餐盘里藏了一小块黄油。使女不许用护手霜——那是虚荣，是不必要的。她把黄油抹在脸上和手上，因为她想让自己的皮肤别那么干。
她在自己房间的柜子底下，发现了一行前任使女刻的字。那是一句拉丁文，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个女人已经死了。
她反复去看那行字。
后来她问了大主教，才知道那大概是一句学生间的玩笑话，意思大约是：别让那些混蛋把你磨垮。
她把这句话记住了，天天在心里念。
她还偷记忆。她一遍一遍在心里过她从前的生活——她丈夫的样子，女儿的样子，她们最后一次一起在树林里跑的时候。她知道每过一遍，记忆就磨损一点，可她还是要过。
这些东西全部没有用。
那块黄油救不了她。那句拉丁文改变不了任何事，而且刻它的那个女人已经上吊了。那些记忆不会让女儿回来。
而它们是全书里，唯一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因为它们对基列国没有一点用处。国家要的是受孕率，是顺从，是仪式按时完成。一块抹在脸上的黄油，一句听不懂的拉丁文，一段反复回想的下午——这些不在任何一份指标里。
正因为它们对这个国家一点用也没有，它们才是她的。
回到前面留下的一件事：她说这不算强奸，因为她当初是有选择的。
那个选择是什么？
去当使女，或者去"隔离营"。
隔离营是清理核污染的地方。去那里的人是"坏女人"、老年女性、不能生育的人。她们在那里搬运有毒的东西，几年之内会死。
所以那个选择是：当容器，或者去死。
奥芙弗雷德自己讲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非常清醒。她说她是选择了的，她说她本来可以选另一样。她甚至说她还有别的选择——她可以自杀，屋里那盏吊灯本来是可以用的，所以他们把它拆了；窗户的玻璃是打不碎的。
她一边说自己是自愿的，一边把每一条被堵死的路都数了一遍。
这一段是全书最锋利的地方之一，而它锋利在于她没有替自己辩解，也没有控诉，她只是把事情摆出来。
一个只剩两个选项的选择，仍然可以被叫做选择。而只要它被叫做选择，签了字的那个人就要为后果负责——这正是基列国需要的东西。
书里写过一句：不能选择的事情，就没有人需要负责。而她们被给了一个选择，于是她们就有责任了。
最后要说的是感化中心。
嬷嬷们是女人。管教使女、训练使女、用电棍打使女的，全部是女人。
丽迪亚嬷嬷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意是：现在你们觉得难，等到习惯了就好了；这会成为寻常事。
她说的是对的。
书里的奥芙弗雷德确实在慢慢适应。她说她已经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难受了，说人是什么都能习惯的，说她甚至开始觉得这间屋子有点像自己的房间。
她自己对这件事非常警觉。
她反复提醒自己不要习惯，反复在心里重复那句拉丁文，反复回想以前的日子——因为她知道，一旦她觉得这是正常的，那她就真的没了。
这是这本书里她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
不是逃跑，不是反抗，不是策划什么。
是每天在心里，不让这件事变成寻常的。
这个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奥芙弗雷德记得它是怎么来的——她当时在场，而且她当时是个有工作、有信用卡、有丈夫和女儿的普通女人。
变化是分步骤的，每一步都很小，每一步都有理由。
先是报纸上出现一些事件。然后是国会出事，暂停宪法，说是临时措施。然后有一天，她去买东西，卡刷不出来。
当天下午，她被通知解雇了。
下一篇讲这个过程。会讲到一件她自己反复回想的事：在那些日子里，她做了什么？
答案是：她什么也没做。
而这不是因为她软弱。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一九八五年出版。人名从通行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