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for readers of Ryūnosuke Akutagawa's Rashōmon and In a Grove. It preserves the Chinese argument while reorganizing its sequence and examples for an English-language essay. Full-book spoilers.
In “In a Grove,” Tajōmaru says he killed the samurai in an honorable duel. Masago says she stabbed her husband after seeing contempt in his eyes. The dead Takehiro, speaking through a medium, says he killed himself. The accounts cannot all be historically true, yet their shared claim is psychologically exact: each narrator must remain the person who acted.
Tajōmaru turns assault and murder into martial prowess. Masago, otherwise passed between two men’s decisions, restores herself as an agent. Takehiro, bound and humiliated, recovers the final authority of a warrior who chooses his own death.
Calling one account a lie and another truth does not exhaust what testimony is doing. Memory is not a camera later edited by pride. Experience is organized through the identities by which people can bear it. The choice of detail, cause, and sequence may already have changed before a witness begins to speak.
This does not make the stories morally equal. Tajōmaru’s self-romance cannot erase the assault. Nor does the desire for agency make every claimed act admirable. The testimonies reveal why incompatible narratives can be sincere without becoming interchangeable.
All three say “I” at the point of death because the alternative is to appear as an object in someone else’s scene. Their disagreement is a struggle over authorship. Akutagawa withholds the stable account not to announce that truth is meaningless, but to show that a person’s story of what happened is also a last construction of who that person can still be.
The details vary, but all three accounts draw on recognizable scripts of gender and status. Tajōmaru requires a worthy duel, Takehiro requires control over death, and Masago requires an act strong enough to answer the unbearable look she remembers. Honor is not mere decoration added after the fact. It supplies the available forms in which agency can be imagined.
The medium’s testimony makes the construction explicit without solving it. Even death does not deliver a view from nowhere; the dead man speaks as a samurai and husband. Akutagawa denies the familiar privilege by which the person who dies becomes automatically authoritative about the event. Proximity, suffering, and sincerity matter, but none abolishes perspective.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人物、版本与关键情节表述已按作品文本校订。全书剧透。
一个武士死在竹林里。
他的妻子被强盗侵犯了。强盗被抓住了。
官府一共听了七份供词。
前四份是旁观者的：发现尸体的樵夫，路上见过他们的旅僧，抓到强盗的差役，还有死者妻子的母亲。
后三份是当事人的。
强盗多襄丸招供了。妻子真砂在清水寺忏悔了。死者金泽武弘借巫女的口，讲了他自己的死。
三份供词互相冲突。
而最奇怪的地方，不是他们撒谎。
是三个人都说：人是我杀的。
多襄丸已经被抓住了。他身上有别的案子，横竖是死。他没有任何理由把一桩杀人案往自己身上揽。
而他揽了，而且讲得眉飞色舞。
他说他在路上看见那个女人，一阵风把她的面纱吹开，他看见了那张脸，当时就决定要得到她。他编了个故事——说山里埋着古墓，有便宜的刀剑要卖——把武士骗进竹林，捆在树上。
然后他去把女人也骗了进来。
侵犯发生之后，他本来打算走。
而那个女人拦住了他。
按他的说法，她说：你们两个，必须死一个。让丈夫看见我的耻辱，比死还难受；我要跟活下来的那个走。
于是他给武士松了绑，把刀还给他，两个人正正经经地打了一场。
他特别强调：那个人跟他交手到第二十三个回合。他说全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在他手下走过二十招。
他把武士刺死了。回头一看，女人不见了，跑了。
他讲完之后说：把我怎么处置随你们，我只是不想被人误会成用卑鄙手段杀人的。
真砂在清水寺哭着忏悔。
她说的完全不同。
她说那个强盗侵犯了她之后，得意地笑着走了。她挣扎着爬到丈夫身边，想跟他说话。
而她看见了丈夫的眼睛。
那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她说那是一种冰冷的、彻底的轻蔑。
她被那个眼神击垮了。她说她当时晕了过去，醒过来之后，那个眼神还在。
她说她对他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我要死。而你也不能活着——你看见了我的耻辱，我不能把你留下。
丈夫的嘴被塞着，说不出话。他只是用那个眼神看着她。
她拿起那把小刀，刺进了他的胸口。
然后她说她想自杀。她试了很多次——刺喉咙，投池塘——每一次都没有死成。她说她连死都做不到，实在没有脸活着，请菩萨发落。
第三份，是借一个巫女的嘴说出来的。
死者金泽武弘说：
强盗侵犯了他的妻子之后，坐在她旁边劝她。他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不如跟他走，他因为爱她才做了这种事。
而他的妻子听着，脸上现出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神色。
她说她愿意跟强盗走。
然后——武弘说，他这一生都忘不了那一刻——她伸手指着他，对强盗说了一句话：
把他杀了。
她说只要那个人还活着，她就不能跟强盗在一起。
武弘说，就是这句话，把他推进了黑暗里。
而听到这句话的强盗，脸色变了。他一脚把女人踢倒在地，回头问武弘：这个女人，你说我该拿她怎么办？是杀了她，还是饶了她？
武弘说，就为了这句话，他愿意原谅那个强盗的罪行。
女人尖叫着跑掉了。强盗追出去，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回来，割断了他身上的绳子，然后也走了。
武弘说，他捡起地上那把小刀，插进了自己的胸口。
他还说：后来有一个人，悄悄走过来，把那把刀从他胸口拔了出去。
现在把三份供词并排看，会看到一件很反常的事。
这不是三个人在互相推卸。
在一桩命案里，正常的情形是每个人都往外推：不是我干的，我不在场，是他先动的手。
而这三个人在抢。
多襄丸抢的是：这是一场公平的决斗，对手很强，走了二十三个回合。
他完全可以说得更省事——他有刀，对方被绑着，一刀捅了就是。事实上如果他这么说，罪名不会更重，他反正是要死的。
而他非要那二十三个回合。
因为那二十三个回合让他成为一个人物：不是趁人之危的匪徒，是一个能跟武士堂堂正正打赢的对手。他要的是这个身份。
真砂抢的是：她动了手。
她本来可以说是强盗杀的——那样她只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被侵犯之后眼睁睁看着丈夫被杀的可怜女人。没有人会怪她。
而她说是她杀的。
因为在她的版本里，她是被那个眼神逼到绝路的人，是一个受了不能忍受的侮辱之后动了手的人。她要的是那份主动。
在她的讲法里，她不是被两个男人处置的一件东西，她是一个做了决定的人。
武弘抢的是：他自己了结的。
而且他讲的那个过程，是一个武士能想到的最体面的死法：被妻子背叛，被强盗放走，然后自己拿刀了断。
他的版本里，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妻子说的"把他杀了"。
有了这一句，他后面所有的事情就都立住了：他的死不是因为打不过强盗，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值得他活下去的东西。他的死变成了一个选择。
而他还专门加了一笔：连强盗都为妻子的话感到震惊，还问他要不要杀了她。
这一笔的作用，是让强盗都站到了他这一边。
现在可以说这一篇的核心判断了。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减轻处罚而撒谎。
多襄丸横竖是死。真砂在寺里忏悔，没有人逼她说什么。武弘已经死了，他连处罚都不必考虑。
三个人撒谎，撒的是另一种谎。
他们不是在为脱罪撒谎。他们是在为身份撒谎。
每一份供词，都在把讲述人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
多襄丸要做一个豪杰。不是流氓，是一个有本事、有派头、光明正大的人。
真砂要做一个动手的人。不是被两个男人来回处置的物件，是一个在被侮辱之后作了决定的人。
武弘要做一个自己了结的武士。不是一个被绑在树上、被抢了女人、然后被人捅死的失败者。
这三个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竹林里的实际处境，都是被动的。
多襄丸是个被追捕的强盗，最后被抓住了，被人从马上摔下来抓的——差役的供词里说他当时正在路边呻吟。
真砂全程被动：被骗进林子，被侵犯，然后不管哪个版本，她的处置权都在别人手上。
武弘更彻底：他被捆在树上，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什么也做不了。
三个人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无能为力。
而三份供词做的，是把那次无能为力改写成一个决定。
到这里要问一句：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撒谎吗？
这本小说没有给答案，而这正是它的用意。
但有一件事可以说：这三个人讲的版本，很可能他们自己是信的。
一个人经历了一件让他无地自容的事，事后回想，记忆会自动往某个方向整理。哪些细节被记住，哪些被模糊，哪一句话被听成了什么意思——这些不是撒谎能控制的。
真砂看见的那个"轻蔑的眼神"，武弘自己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当时对妻子使眼色，想让她不要相信强盗的话。
同一双眼睛。
一个人看见的是轻蔑，一个人以为自己传达的是提醒。
这不需要有人撒谎，两边都可以是真的。
而这件事一旦成立，那个案子就永远查不清了。因为不存在一个"实际发生的经过"可以被三个人共同确认——每个人的经历，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分岔了。
不过这个案子里还有别的人说过话。
前面四份供词，是旁观者的。他们没有理由撒谎——他们跟这件事没有利害关系。
而其中有一份，也是不干净的。
那是发现尸体的樵夫。
他说他在竹林里发现了尸体，说旁边有绳子，有梳子，没有刀。他说他吓坏了，赶紧去报官。
而所有三份当事人的供词都提到了一把小刀。
真砂说她用那把刀刺了丈夫。武弘说他用那把刀自尽，然后有人把刀拔走了。
那把刀不见了。
下一篇讲这件事，也讲一个更要紧的问题：
在七份互相矛盾的供词底下，有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被任何一个版本动过的。
《竹林中》，芥川龙之介著，一九二二年发表。本文所据为林少华译本，此篇另有译作《筱竹丛中》《莽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