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for readers of Ryūnosuke Akutagawa's Rashōmon and In a Grove. It preserves the Chinese argument while reorganizing its sequence and examples for an English-language essay. Full-book spoilers.
The dismissed servant waits under Rashōmon in a ruined Kyoto. Hunger has reduced his options to starvation or theft, yet he cannot move. The obstacle is not practical courage. He needs a description under which theft will no longer make him the kind of person he condemns.
Upstairs, an old woman pulls hair from corpses to make wigs. Confronted, she offers her defense: the dead woman cheated customers, and necessity licenses what survival requires. The argument is meant to protect the old woman. The servant recognizes that it can be transferred.
He does not merely accept her principle. He uses it against her, strips away her clothing, and disappears into the night. Her self-exoneration has become his permission. The scene’s cruelty lies in the logical continuity between speaker and victim.
Necessity is real in the story; Akutagawa does not place comfortable moralists outside famine. But hardship alone did not complete the act. The servant needed language that could separate what he was about to do from who he believed himself to be.
Self-justification often works this way. A sentence devised as an exception circulates as a rule. Once wrongdoing is described as what anyone must do to live, the next person can decide that your vulnerability is the resource his survival requires. The servant leaves with more than a robe: he carries a story in which his choice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inevitability.
The old woman’s defense and the servant’s appropriation of it reveal a recurring weakness in appeals to necessity: each speaker knows the urgency of his own survival better than the cost imposed on another. A principle that seems universal from within one body becomes predatory when that body decides which other person is available as means.
Akutagawa does not offer a secure institution to arbitrate the claims. Kyoto is devastated, employment gone, corpses abandoned. The scene asks for moral judgment after the normal conditions of moral action have collapsed. Its answer is not that judgment disappears. It shows why people need self-descriptions even then—and how quickly the description “I had no choice” can become the instrument of a choice.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人物、版本与关键情节表述已按作品文本校订。全书剧透。
一个被主人辞退的仆人，在罗生门底下避雨。
京都已经破败了很多年。地震，台风，火灾，饥荒，一样接一样。城里没有人管事，罗生门这座本该气派的正门年久失修，狐狸住进去了，强盗住进去了。
后来没人认领的死尸也被扔到这里。
天快黑了，雨没有停。这个人无处可去。
他想的是同一件事，已经想了很久：明天怎么办。
芥川把这个人的思路写得非常清楚，而且写得很短。
他没有活路。他要么饿死，要么当强盗。
而他下不了那个决心。
原文的说法是：如果不择手段的话，那就只有当强盗——可是他没有那个勇气去肯定这件事。
注意"肯定"这两个字。
不是他不敢动手。他有力气，他有刀，外面的世界乱成那样，抢一个人并不难。
他缺的是那句"这样做是可以的"。
这一点值得停一下，因为它是这篇小说的全部内容。
一个人要做一件他自己认为不该做的事，需要的不是胆量，是一个说法。
胆量能让你动手一次，事后你还是那个知道自己做错了的人。而说法不一样——说法让那件事从"我做了坏事"变成"这不算坏事"。
有了说法，就不必再有勇气了。因为不需要克服任何东西。
他坐在门下想了很久，想不出那个说法。
他决定上楼去过夜。
楼上是堆死尸的地方。他爬上梯子，探头一看，看见有火光。
一个老太婆蹲在一具女尸旁边，正在一根一根拔那具尸体的头发。
仆人的第一反应，芥川写得很准：是恐惧，然后恐惧变成了憎恶。
而那个憎恶是"对一切罪恶的反感"。他觉得这个老太婆做的事情不可原谅——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他是要饿死还是要当强盗，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饿死。
这是全文的转折点，而它藏在一句心理描写里。
他之所以在那一刻有力气选饿死，是因为他刚刚找到了一个恶的样本。有一个比他坏的人在他面前，他因此站得住了。
他跳上去，按住老太婆，问她在干什么。
老太婆吓坏了，然后开始解释。
她说的话，大意是这样几层：
第一层：我拔头发是为了做假发卖钱。这是实用的理由。她说她不这样就活不下去。
第二层：这个死掉的女人也不是好东西。她生前把蛇肉切成段，晒干了当鱼干卖给军营，卖得很好。她要是不那么干，也早饿死了。
第三层，也是关键的一层：所以我做这件事，那个女人不会怪我。
因为她也是不得已。她自己也干过同样性质的事。大家都是为了活着，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芥川让这段话说得完整、清楚、有条理。
它不是狡辩的胡话。它有一个结构：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是被逼的；被逼的事情不算真的坏；所以我做的这件事，被害的人也会体谅。
这套逻辑非常好用，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被使用。
现在看仆人的反应，这是全文最要紧的几行。
芥川写他听完之后，心里生出了一种勇气。
而且他特意点明：这正是他刚才在门底下所缺少的那种勇气。
不但如此，这种勇气跟他刚才决定饿死的那种勇气，方向完全相反。
刚才他站在"我宁可饿死也不做坏事"那一边。现在他站在了另一边。
中间发生的唯一一件事，是他听了那套话。
然后他做了什么？
他一把揪住老太婆，说：那么，我剥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么干也是要饿死的。
他扒下她的衣服，把她踢倒在尸堆里，抱着衣服，三步两步从梯子上跑了下去，钻进夜色里。
全文最后一句是：谁也不知道那个仆人后来去了哪里。
现在把这件事的形状说清楚。
仆人对老太婆说的那句话，是老太婆刚刚说给他听的那套逻辑，原样奉还。
字面上几乎一样：我不这么干就要饿死，所以你不要怪我。
他没有自己想出一个理由。他捡起了地上的那一个。
而这就是这篇小说真正在写的事——一个人怎么拿到作恶的许可证。
那张证不是他自己开的。
他在门底下坐了半天，一个人想，想不出来。他有动机（饿），有条件（力气和刀），有对象（外面遍地是走投无路的人）。他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那句"这样做是可以的"。
而那句话，是别人递给他的。
更要紧的是递的方式：老太婆不是在劝他。
她是在替自己辩护。她当时正被人按在地上，怕得要死，她说那些话是为了保命。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给一个人发许可证。
值得把老太婆那套话拆开看，因为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东西。
它的核心是一次降级。
第一步：把每个人都降到"为了活命"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所有人都一样——那个卖蛇肉的女人一样，我一样，你也一样。
第二步：既然大家都在为了活命做事，那么这些事就不必按好坏来分了。它们是同一类事，是生存行为。
第三步：所以被侵害的那个人不会介意，因为他也在做同一类事。
这套东西的精巧之处在于：它取消的不是道德判断，是判断的对象。
它没有说"抢东西是对的"。它说的是——在这个层面上，那个被抢的人不是一个会介意的人，他是一个跟你一样的、正在挣扎的东西。
一旦对面那个人被降到这个位置上，剩下的就不需要论证了。
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仆人接得那么顺。他不需要被说服"抢劫是正当的"，他只需要接受"老太婆跟我一样"这一句。
接受了，他就可以抢她了。
不过这篇小说有一个容易被读漏的层次，而它让整件事更难看。
仆人不是从"善"跌到了"恶"。
他上楼之前的那个状态——那个宁可饿死也不做强盗的状态——并不是一个道德立场。
芥川写得很清楚：他在门底下想了半天，想的不是"我不该做坏事"，而是"我没有勇气肯定当强盗这件事"。他缺的是决心，不是良心。
而他看见老太婆时那阵强烈的憎恶，同样不是道德感。
那是一种松了口气。
因为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恶人，他自己就有位置了——他成了那个愤怒的、正当的一方。在那几秒钟里，他不是一个想不出办法的失业者，他是一个抓住恶行的正义之士。
所以他跳上去按住老太婆的那个动作，跟他后来剥她衣服的动作，来源是同一个。
两次他都在找一个位置站。第一次他站在"惩罚恶人"上，第二次他站在"大家都是为了活命"上。
而两次的位置，都是那个老太婆提供的。
最后说一个细节。
他抢的那件衣服，是老太婆身上的。
那是一件不值钱的东西，一个老太婆穿的旧衣服，在那样一个夜里换不到什么。
而他抢的对象，是这座城里唯一一个比他更弱、更老、更走投无路的人。
他没有去抢别人。他没有下山去找一个有钱的旅客，没有去撬一户人家的门。他抢的是刚刚跟他说过话的、被他按倒在地上的、瘦得像鸡爪一样的老太婆。
因为她在跟前，而且他已经拿到了对她动手的说法。
一张许可证的第一个使用对象，往往是开出这张证的那个人。
下一篇讲另一个故事。
在那个故事里，有三个人对着官府作了三份供词，讲的是同一桩案子。
一个武士死了，他的妻子被强盗侵犯了。三个人——强盗、妻子、以及借巫女之口说话的死者——各自讲了一遍经过。
三份供词互相冲突。
而最奇怪的地方不是他们撒谎。
是三个人都说：人是我杀的。
《罗生门》，芥川龙之介著，一九一五年发表。本文所据为林少华译本。另需说明：黑泽明一九五〇年的同名电影，故事取自芥川的另一篇《竹林中》，只借用了罗生门这个场景，与本篇内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