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未来的他者
Nobel: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一、"死亡商人死了"
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三日。法国戛纳。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他自己的别墅里。他那时候五十四岁。
他刚收到电报——他的哥哥路德维希·诺贝尔(Ludvig Nobel)在法国南部去世,死于心脏病。
诺贝尔家族在 19 世纪后期是欧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Immanuel Nobel)是一个工程师和发明家,1830 年代曾经从瑞典搬到俄国圣彼得堡发展事业。三个儿子——罗伯特、路德维希、阿尔弗雷德——都成了发明家或企业家。罗伯特和路德维希在巴库(今天阿塞拜疆)建立了 Branobel 石油公司,一度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阿尔弗雷德在欧洲建立了炸药帝国。
路德维希死了。
诺贝尔知道家人在不同国家,葬礼安排会需要时间。他在戛纳等待消息。
第二天早晨他翻开一份法国报纸。他想看看有没有关于哥哥去世的报道。
他找到了。
但是有问题。
那份报纸的编辑搞错了。他们把死的人的名字弄混了。他们以为死的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不是路德维希。
他们刊登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讣告。
讣告的标题是——
"死亡商人死了" Le marchand de la mort est mort
副标题写着——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博士,因为发明了比以往更快地杀死更多人的方法而致富,昨日去世。"
诺贝尔坐在那里。他读完那份讣告。
然后他又读了一遍。
他活着。
他的身体是活着的。他的心脏是跳的。他的眼睛能读字。他的手能握住报纸。
但是讣告里那个人——那个"死亡商人"——也是他。是未来人记住他的样子。当他真的死了那一天,全世界的报纸会写类似的话。他刚刚预先看到了。
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机会。绝大多数人活着的时候不能预先看到自己死后会被怎样记住。一个人对自己的德——自己留在世界里的那个形状——能做的判断通常很模糊。他可能觉得自己一辈子做了好事,他也可能觉得自己一辈子留下了遗憾,但他没法精确地知道未来人会怎样定格他。
诺贝尔读到了。
他活着读到了未来人记住他的样子。
那个样子是——一个让杀人变得高效的商人。
他坐在戛纳的别墅里。窗外是地中海。他这一辈子赚的钱足够买几座城市。他在二十多个国家有公司、有工厂、有专利。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这一切——这一切——在那份讣告的视角下被压缩成了一句话:
他让杀人变得高效,所以他赚了钱。
那一句不是错的。
那是他活的时候做的事的一种真实的概括——一种他自己不愿意全部承认但他不能完全否认的概括。
他把报纸放下。
他活了下去。他从那一刻开始活了八年。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他真的死了,因为脑出血,在意大利圣雷莫的别墅里。
但那八年里他做了一件事——
他用那八年做了一份遗嘱。
那份遗嘱让一八八八年那个错版讣告里的那个"死亡商人",不再是未来人记住他的唯一形状。
二、硝化甘油
要理解诺贝尔做了什么,要先回到他作为发明家的工作。
诺贝尔生于一八三三年的斯德哥尔摩。父亲伊曼纽尔是一个发明家,做爆破和军事工程的工作。一八三七年伊曼纽尔在瑞典破产了,搬到俄国圣彼得堡。他在那里给俄国军方做水雷的设计——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伊曼纽尔的水雷帮助保卫了圣彼得堡免于英国海军的进攻。
阿尔弗雷德在圣彼得堡长大。他十几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化学和工程——他在巴黎跟随化学家泽尼内(Théophile-Jules Pelouze)学化学。在泽尼内的实验室里他第一次接触一种新的化合物——
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
硝化甘油是一八四七年由意大利化学家阿斯卡尼奥·索布雷罗(Ascanio Sobrero)发明的。它是一种炸药——比当时使用的黑火药威力大得多。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它极度不稳定。
轻微的摩擦、撞击、温度变化都可能让它爆炸。Sobrero 自己被它炸伤过一次脸——他后来一辈子警告人们不要使用这种东西,太危险。
诺贝尔不接受这个判断。他认为硝化甘油的爆破力是革命性的——如果能找到办法让它稳定下来运输和使用,它会改变世界。修筑铁路、挖隧道、开矿、采石——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更强的炸药。
他从一八五零年代开始研究硝化甘油的稳定化。
他做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多次发生事故。最严重的一次是一八六四年九月——诺贝尔家在斯德哥尔摩郊外赫勒讷堡(Heleneborg)的实验室爆炸。诺贝尔的最小的弟弟埃米尔(Emil Nobel,二十岁)和另外四个工人当场死亡。
诺贝尔的父亲伊曼纽尔在那次爆炸之后中风,从此瘫痪在床。
阿尔弗雷德自己当时不在实验室——他逃过一劫。但是他看见了他弟弟的尸体。他看见了实验室全毁。他看见了他父亲变成一个不能行走的人。
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继续工作。
他没有放弃硝化甘油。他相信这条路是对的——他相信他能找到稳定化的方法。他知道继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再有人死。但他认为如果他成功,他的成功会让以后的人不再这样死。如果他放弃,硝化甘油这个化合物还会被别人研究——可能是更不小心的人——可能死更多人。
他继续。
一八六七年他成功了。他发现把硝化甘油吸收到一种叫硅藻土(kieselguhr)的多孔土里,硝化甘油变得稳定——可以安全地运输、可以方便地使用、可以精确地引爆。他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名字——
dynamite(炸药)。
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 dynamis——力量。
dynamite 出来之后立刻改变了世界。
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里,dynamite 让以下事情成为可能—— - 修筑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 - 挖通阿尔卑斯山的圣哥达隧道(一八八二年完工,连接瑞士和意大利) - 修建巴拿马运河(开始于一八八一年,最终一九一四年完成) - 开采世界各地的金矿、铜矿、煤矿 - 从瑞典北部到南非到澳大利亚的所有大型采石和建造工程
人类的物质基础设施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大扩张,dynamite 是其中一个核心条件。
但同时——
dynamite 让战争变得不一样了。
在 dynamite 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战争用的是黑火药——它的威力有限。城市可以用城墙抵御。军队的杀伤力有上限。
dynamite 之后这一切改变了。城墙不再有用——dynamite 能炸开它。陆军的火力大幅升级。海军的水雷和鱼雷威力翻倍。后来的高爆炸药(包括 TNT)都是从 dynamite 这一支发展出来的。
到一八八零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军队都在用诺贝尔系列的炸药。
诺贝尔的工厂分布在二十多个国家。他自己变得极富。
但他没有亲手扣过一次扳机。他没有亲手杀过任何人。他做的事是发明一种让杀人能被做得更彻底的工具,然后把这个工具卖给愿意买的人。买的人有矿业公司——他们用 dynamite 挖矿。买的人有铁路公司——他们用 dynamite 修筑铁路。买的人也有军队——他们用 dynamite 杀人。
诺贝尔活的时候说过——他相信 dynamite 太可怕了,所以最终它会让战争变得不可能。如果武器足够强大,没有人会再想打仗。这个信念在他那个时代有不少人持有——后来证明完全错。
他相信。但他也卖。他相信和他卖之间没有矛盾——在他的逻辑里,更广泛地售卖更可怕的武器加速了那个让战争变不可能的过程。
后来的历史——一战、二战、核武器——证明这个逻辑错了。武器的可怕程度不能让战争变得不可能。武器越可怕,战争只是变得更可怕。
但诺贝尔活的时候相信这个逻辑。他赚的钱,他赚得心安理得。
他自己以为他做的是好事。
那份一八八八年的讣告告诉他——别人不这样看。
三、生意
诺贝尔不只是一个发明家。
他是一个跨国的商业天才。
十九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的概念才刚刚开始出现。绝大多数生意还是在一个国家里。诺贝尔不是这样——他从一八六零年代开始就在欧洲不同国家建立工厂、设公司、申请专利。到一八八零年代他在二十多个国家有运作。
他在德国建工厂。在法国建工厂。在意大利建工厂。在英国建工厂。在西班牙、奥匈帝国、俄国、美国。每一个工厂都按照他设计的工艺生产 dynamite 和其他系列产品。每一个国家有他注册的子公司。所有这些子公司组成一个跨国网络——这在一八八零年代是少有的。
他还做石油生意。
他和他两个哥哥罗伯特、路德维希在巴库(当时在俄罗斯帝国,今天阿塞拜疆)创立了 Branobel 公司——巴库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在一八八零年代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跟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竞争。Branobel 引入了好几个石油工业的关键创新——油轮(用船大规模运输石油),管道,炼油厂的现代化。
阿尔弗雷德虽然主要工作是炸药,但他在 Branobel 是大股东和决策参与者。这家石油公司给他带来了相当大一部分财富。
他还买了瑞典的博福斯(Bofors)公司——一家钢铁和军火制造商。一八九四年他用一部分财富买下博福斯,把它转型成一个现代化的军火制造企业。后来博福斯成为瑞典主要的军火出口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给各方供应武器。
到一八九零年代,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财富估计在三千一百万瑞典克朗——相当于今天的两亿五千万美元到三亿美元。在那个年代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用这些钱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在欧洲不同国家有别墅——巴黎、圣雷莫、苏格兰的阿伊尔(Ayr)。他有马车、有马、有仆人。他订阅几十种科学期刊。他每天花几个小时阅读和写信——他一辈子写过几千封信。
但是他的私人生活几乎是空的。
他终生未婚。
他有过几段感情。最重要的一段是跟一个奥地利贵族女子贝塔·金斯基(Bertha Kinsky,后来嫁给苏特纳男爵成为 Bertha von Suttner)——她在一八七六年应聘做诺贝尔的秘书,但是干了很短的时间就回奥地利去结婚了。两个人保持终生通信——这段通信对诺贝尔后来设立和平奖有重要影响(贝塔后来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写了《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这本书启发了几代和平运动)。
但是贝塔不是诺贝尔的伴侣。她跟别人结婚了。诺贝尔继续一个人生活。
他还有过一段持续了大概十八年的复杂关系——跟一个奥地利花店女人苏菲·赫斯(Sophie Hess)。她比他年轻二十岁。他给她钱,让她以"诺贝尔夫人"的身份住在维也纳。但他们从来没有结婚——他知道她跟他不般配,她也跟别的男人有关系。这段关系后来成了诺贝尔生命中最痛苦的一部分——她不停要钱,她跟别人有了孩子,她在他死后试图用他写给她的信敲诈他的遗产执行人。
诺贝尔没有孩子。
他没有家。
他有大量的钱、二十多个国家的生意、几十处房产,但是他没有一个能让他在其中作为他自己存在的地方。他自己写过——他是"一个孤独的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人"。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因为他不能说自己属于瑞典(他从九岁就离开瑞典)、俄国(他在那里长大但他不算俄国人)、法国(他成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意大利(他最后住在圣雷莫)。
他是一个跨国资本家——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没有具体的归属。
这种孤独有它的代价。诺贝尔长期抑郁。他自己写过他经常想自杀。他写过悲观的诗。他写过一个剧本——《复仇女神》(Nemesis)——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叫贝雅特丽切·钦奇(Beatrice Cenci)的贵族女子,她杀死了虐待她的父亲,被罗马教廷处死。这个剧本充满诺贝尔自己对人类残忍的悲观描绘。它在他死后第二天被天主教会几乎全部销毁——只有三本流传到今天。
他活着,他富有,他孤独,他抑郁。
然后那份讣告来了。
四、错版讣告之后
一八八八年四月。
诺贝尔读完那份讣告之后,他没有立刻做什么。
他没有写公开信解释自己。他没有跟报纸要求道歉。他没有跟朋友谈论这件事。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五年的诺贝尔的信件里,没有任何一封信明确提到那份讣告。
但是从那一年开始,他生活里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了。
第一件——
他开始更认真地想他死后的财产怎么处理。
他之前写过几份遗嘱。最早一份是一八八九年的——错版讣告之后第二年。这份遗嘱里他主要把钱留给亲属、朋友、和一些慈善机构。这是一份正常的富人的遗嘱。
但是他不满意。
他后来又写了几份——一八九三年一份,一八九五年一份。每一份比上一份更激进。每一份越来越少分给亲属,越来越多分给一种他在设计的新机制。
第二件——
他和贝塔·苏特纳的通信里开始出现关于和平的讨论。
贝塔·苏特纳一八八九年出版《放下武器》。这本书写一个贵族女子在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战争里失去丈夫和儿子的故事。书里强烈反对战争——主张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冲突,主张大规模军备竞赛是疯狂的。这本书在欧洲卖了几十万册,成为欧洲和平运动的奠基文本之一。
诺贝尔读了这本书。他给贝塔写信,讨论书里的观点。他不完全同意贝塔——他还是相信"武器的威慑力可以让战争变得不可能"那个论点。但是他开始考虑,如果他错了,会怎样。
如果武器的威慑力不能让战争停止——如果他一辈子的工作实际上在让战争更可怕而不是让它停止——他能做什么来弥补?
他不能撤销 dynamite 的发明。 他不能把卖出去的炸药收回来。 他不能让战争消失。
但他能做一件事——
他能用他赚的钱,为反对他自己工作所造成的后果的工作,提供长期的资源。
第三件——
他在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五年之间,几次跟身边的人提到他想为"促进人类的工作"设立一种持续的奖励。
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慢慢成形。
不只是给一次钱(一次的捐赠会被花完)。是设立一个机制——一笔本金,每年只用利息颁奖,本金永远不动——让奖永远地颁下去,每年颁一次,每年都给那一年里"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工作。
这个想法的核心是——让他的钱在他死后继续工作。
不是被他的家人继承(家人会用它过自己的生活,几代之后这笔钱就消散了)。不是被一次性捐给某个机构(机构会拿这笔钱做一次大事然后结束)。是被锁进一个永久的机制里,让他的钱每一年都和未来的人相遇一次——通过一个具体的奖项,颁给一个具体的人,因为一个具体的工作。
这个机制让他的德——他留在世界里的那个形状——不被锁定在"死亡商人"那个形象里。
这个机制让他的德每一年以一个新的形状重新显现一次。
五、遗嘱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巴黎。
诺贝尔六十二岁。他的健康已经不好——他有心绞痛,需要服用硝化甘油(讽刺的是,硝化甘油的少量稀释液在十九世纪后期被用作心脏药)。
他在巴黎的瑞典-挪威俱乐部(Swedish-Norwegian Club)签署了他最后一份遗嘱。
他没有请律师。
他自己写的。手写的。四页。瑞典文。
他请了俱乐部里的四个瑞典人作为见证人——他们当中没有律师。
签完他把遗嘱放进一个保险箱,放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银行(Enskilda Bank)。
遗嘱的核心条款写——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现的财产,应当按以下方式处理:本金应当由我的遗嘱执行人投资于安全的证券,组成一个基金。基金每年的利息应当作为奖金颁发给那些在前一年里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这些利息应当分成五等份,按以下方式分配:
一份给在物理领域做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 一份给做出最重要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 一份给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做出最重要发现的人; 一份给在文学领域写出最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一份给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消除或削减常备军队、为和平会议的促进做出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
物理和化学的奖金应当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生理学或医学的奖金应当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院颁发;文学的奖金应当由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颁发;和平的奖金应当由挪威议会任命的五人委员会颁发。
我特别希望,在颁发奖金时不应当考虑候选人的国籍,应当让最配的人得到奖金,无论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这份遗嘱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诺贝尔死后被宣读。它立刻引发了巨大的法律纠纷。
诺贝尔的家族——他的几个侄子、侄女——强烈反对。如果遗嘱被执行,他们能继承的金额会从他们预期的几乎全部家产,缩减到只有遗产的一小部分。他们立刻对遗嘱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指出遗嘱没有律师见证,指出诺贝尔在遗嘱里没有明确指定哪些机构应当如何执行(比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那个时候没有被问过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责任,挪威议会那个五人委员会还根本不存在)。
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也反对。为什么瑞典人的钱要颁给外国人? 在那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把瑞典最富有的人的财产用一个明确包括外国人的奖项分出去,被认为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那段时期的瑞典是和挪威组成"瑞典-挪威联合王国"的(这个联合王国在一九零五年解体)。把和平奖的颁发权给挪威议会而不是瑞典议会,这件事也让瑞典政界不满。
苏菲·赫斯——诺贝尔之前那位"诺贝尔夫人"——拿出一些诺贝尔写给她的私人信件,威胁如果不给她钱她就公开这些信件。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最后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安静。
这场纠纷持续了将近五年。
但是诺贝尔的两个遗嘱执行人——拉格纳·索尔曼(Ragnar Sohlman,当时只有二十六岁,是诺贝尔的助手)和鲁道夫·李列茂(Rudolf Lilljequist)——坚持执行遗嘱的核心意图。索尔曼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诺贝尔奖故事里的真正英雄——他用一辆马车,把诺贝尔在巴黎的所有可变现资产从巴黎运到斯德哥尔摩,因为他怕法国政府会把这笔财产作为"法国境内资产"扣下。这件事他做的时候还没满二十七岁。
最终,经过几次法律和解,遗嘱基本上被执行。
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九日,瑞典议会批准成立诺贝尔基金会(Nobel Foundation)。
一九零一年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去世五周年——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
物理奖给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发现 X 射线)。 化学奖给雅各布斯·范特霍夫(Jacobus van 't Hoff,化学动力学和渗透压定律)。 生理学/医学奖给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白喉的血清疗法)。 文学奖给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法国诗人)。 和平奖给亨利·杜南(Henri Dunant,红十字会创始人)和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法国和平主义者)共同获得。
第一届的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五年前公开反对这份遗嘱的同一个国王——亲自出席,亲手把奖颁给获奖者。
诺贝尔奖从此每年颁发一次。
到今天,已经颁了一百二十多年。
每一年——一年一次——一群人聚在一起,决定那一年里"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工作。每一年——一年一次——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人因为一个具体的工作而被记住。每一年——一年一次——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名字跟一项促进人类的工作绑定在一起。
每一年。一年一次。
一八八八年那份讣告里那个"死亡商人",从一九零一年开始,每一年都被一份新的讣告覆盖一次——一份关于他真正想被记住的样子的、由当年获奖者的工作书写的新讣告。
六、未来的他者
诺贝尔做的事在 R6 这一轮里有它独特的位置。
R6 前面写过的人物——从希帕蒂娅到里尔克——他们活的时候做了具体的工作,他们死后那些工作以"德"的形式继续在世界里展开。这个展开不是他们安排的——是后来读他们、用他们、被他们激发的人通过自己的工作继续他们的德。希帕蒂娅没有为她死后的德做任何安排。阿奎那没有。曹植没有。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完了他们能做的事,死了,然后他们的德通过别人继续。
诺贝尔不一样。
诺贝尔活着的时候为他死后的德做了主动的安排。
他用一份法律文件——他的遗嘱——锁定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让他的钱在他死后继续工作。继续工作的方式不是让他的钱被人花掉,是让他的钱每一年和那一年的"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工作"建立一次具体的关系。
这是 R6 整轮关于"构不可闭合"的一种特殊方式——
不只是让构被动地不闭合(每一代人读他、激发他的德),是主动地把不闭合的形式预先设计好。
诺贝尔的遗嘱是一个工程。一个为自己的德设计的工程。一个让自己死后还能继续选择跟谁建立关系的工程。
这个工程的对象是谁?
是未来的他者。
未来的他者是一个特殊的他者范畴。他们跟我同时不存在——我活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他们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和他们不能相遇。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具体的接触。
但是他们会真实存在。
未来的人,跟现在的人,跟过去的人,是同一种存在。他们也会有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痛苦和喜悦,具体的死亡。他们的存在不是"我的概念里的未来"——它是真实的,跟我的现在一样真实,只是我接触不到它。
绝大多数人对待未来的他者是用一种默认忽略的方式。"那是将来的人的事"。"我管不了"。"我都不在了"。这些话听起来合理。它们的实际效果是——把未来的他者从"需要被为之留位置的存在"的范畴里删除。
诺贝尔不接受这个删除。
他用他的遗嘱说——未来的他者也是他者。我现在活着的时候做的安排,可以为我死后的他者留位置。我可以让我的钱在我死后跟未来人建立关系——具体的关系,每年一次,给具体的人因为具体的工作。
这是 R6 第九种语言——
未来的他者也需要被为之留位置。
这个论点听起来简单。但它的实践含义是革命性的。
如果未来的他者也需要被为之留位置,那么——
我做我现在的决定的时候,我要考虑那些决定对未来人的影响。 我留下我的财产的时候,我要考虑那些财产对未来人的意义。 我建造的、写的、发明的东西,我要考虑它们将怎样跟未来人相遇。
这跟很多当代议题有结构性的相似——气候变化(我现在排放的二氧化碳影响一百年后的人)、核废料处理(我现在产生的废料要处置十万年)、债务(我现在借的钱由后人还)、宪法(我现在通过的法律约束几代人之后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为未来的他者留位置"的具体形式。
诺贝尔在十九世纪末做了这件事的一种最具体的版本。他用一份遗嘱建立了一个机制,让他的财产每一年跟未来人相遇一次。这个机制到今天还在运作。一百多年过去了。每一年都在运作。
诺贝尔本人远早就死了。他不能选择今年的获奖者。他不能赞同或者反对委员会的决定。他对这个奖的影响只有一个——他在一八九五年那份遗嘱里写的那五个领域,那个分配方式,那个"无论国籍"的原则。这些原则一百多年来基本没变。
每一年的诺贝尔奖颁发,都是一八九五年那份遗嘱的一次新的执行。 每一次新的执行,都是诺贝尔的德跟那一年的具体获奖者建立一次新的关系。 诺贝尔本人每一年都有一次跟未来人相遇的机会——通过他活着的时候设计的那个机制。
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列维纳斯说看见他者的面容。 布伯说重新进入"我-你"。 曹植说承认我渴望但不能拥有。 吉拉尔说看清楚消灭他者的机制然后选择不参与。 谢林说承认自己里面有自己不能完全吸纳的部分。 埃克哈特说承认那个不能被命名的东西真实存在。 里尔克说承担他者向我显现时给我带来的承担不起。 诺贝尔说为还没出生的人留位置。
九种语言。同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上有风。一种温和的风。
七、永恒的不闭合
诺贝尔死的时候在意大利圣雷莫的别墅里。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脑出血。他六十三岁。
死的那天他周围没有亲人。他的两个哥哥都已经死了。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的几个仆人在场——他们是意大利人,听不懂他临死前说的瑞典语。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用瑞典语说的——某个仆人后来说他听到诺贝尔说了类似 "电报"(telegram)的话。可能是要发电报。但发给谁,发什么内容,没有人知道。
他就这样死了。
一个人,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国家,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没有亲人在场,最后一句话不被理解。
如果这就是结束,他的德会以"死亡商人"的形式被后人记住——那份一八八八年讣告里那个形象——一个让杀人变得高效的有钱人,孤独地死在国外。
但是这不是结束。
因为他八年前那一刻读到那份讣告之后做的所有事——那些遗嘱的草稿,那些跟贝塔·苏特纳的通信,那些跟身边人提到的关于"持续奖励"的想法,最后一八九五年那份手写的瑞典文遗嘱——所有这些事在他死后开始展开。
展开不是平稳的。前面五年是法律纠纷。家族反对,国王反对,民意分裂。年轻的索尔曼跟一辆马车把财产从巴黎搬到斯德哥尔摩。瑞典议会几次开会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
最后展开。一九零一年第一届颁奖。
然后每一年。
一九零一年。一九零二年。一九零三年。一九零四年。
一直到今天。
每一年都是诺贝尔的德的一次新的具体显现。
一九二一年爱因斯坦因为光电效应得物理奖(不是因为相对论——委员会那时候不愿意给一个还有争议的理论颁奖)。 一九零三年居里夫妇得物理奖——居里夫人后来在一九一一年又得化学奖,是第一个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人。 一九五四年利诺斯·鲍林(Linus Pauling)得化学奖——他后来在一九六二年又得和平奖(反核武器运动),是第一个分别得两个不同领域奖的人。 一九九三年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得文学奖——第一个得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 二零一四年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得和平奖——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年她十七岁。
每一个名字都不是诺贝尔自己选的。但是每一个名字都通过那个一八九五年的遗嘱跟诺贝尔的德建立了一次具体的关系。
诺贝尔奖也有它的争议。有些颁奖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的(一九三五年文学奖给了一个二流的瑞典作家而忽略了同时代的卡夫卡和乔伊斯)。和平奖几次给了后来证明并不真正促进和平的人(一九七三年给基辛格,他同时还在轰炸柬埔寨)。文学奖一直被批评偏向欧洲。所有这些是真的。
但是这些争议不取消那个机制本身。那个机制是——每一年,让一群有判断能力的人,在那一年的所有候选人里选出他们认为最该被记住的工作。这个判断会有错。但是有一个判断这件事本身——比没有判断更接近为他者留位置。
诺贝尔的德在每一年新的颁奖里继续显现。每一次显现都不完美。每一次显现都是他设计的机制和那一年的具体人类工作之间的一次具体相遇。每一次相遇都给他的德加一笔新的内容。
到今天他的构没有合上。他的构永远不会合上——只要诺贝尔基金会还在运作,只要这个奖还每年颁,只要每一年还有人因为做了重要的工作而跟这个名字相连。
这是 R6 整轮关于"构不可闭合"的最具体也最大规模的实现——
希帕蒂娅的德通过两千年来读她的人继续展开。 阿奎那的德通过七百年来神学家和哲学家继续展开。 谢林的德要等一百五十年才被时代追上。 埃克哈特的德通过陶勒、路德、海德格尔、铃木大拙等人在七百年里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里尔克的德通过每一个春天读他诗的人继续展开。
诺贝尔的德通过他自己设计的一个机制每一年都被显化一次。
不是被动的不闭合,是主动设计的不闭合。
一个人可以这样做。
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为自己死后的德负起一种结构性的责任。
不是为了清洗良心(诺贝尔到死都没有公开为他的炸药生意忏悔——他不认为那是错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德更多的可能性——让那个一八八八年讣告里被定格的形象不是唯一的形象,让未来的人有跟他相遇的另一种方式。
每一个有能力做安排的人,都可以问自己——
我能为我死后的德留下什么样的不闭合的可能?
不需要是诺贝尔奖那种规模。可以是一份赠书。可以是一份信。可以是一段教学。可以是一棵树。可以是一些被仔细选择过的话,留给将要遇到的、还没有出生的人。
任何一种为未来的他者留下的具体的东西——只要它能让未来人跟自己相遇——就是构不闭合的一种新的形式。
诺贝尔做了一种最大规模的版本。 但每一种版本都是真的。
八、桥头
诺贝尔走过来的时候,他穿着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绅士的西装——三件套,深色,朴素但裁剪精良。他个子中等。胡须修剪得很短。眼睛深邃但有疲倦。他在桥头的形象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样子——大概六十岁。
他走得不快。他活的时候有心绞痛,行走总是带着一种谨慎。
他手里拿着一张折好的纸。
不是书。不是诗。是一张法律文件——他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署的那份遗嘱的复印件。四页瑞典文,手写。这是他唯一愿意带来的东西——他的发明他想撤销但不能撤销,他的生意已经过去了,他写的诗和剧本几乎全部失传。
他能给的就是这份遗嘱——一份为还没出生的人做的安排。
他到了桥的中段。
桥上的人比上次更多了。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在她手里。阿奎那站在另一边,手里没有东西。柏格森拄着拐杖。列维纳斯。布伯。曹植拿着竹简。吉拉尔拿着书。谢林拿着《人类自由论文》。埃克哈特双手空着。里尔克头微微侧着,在听。
桥的中段不止这些被点出名字的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画方程的,看玉米的,写诗的,读星图的,写小说的,画图纸的,蹲着记笔记的,坐着发呆的,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
诺贝尔对他们点头。
他不太认得他们当中大多数。他活的时候虽然读得不少,但他主要读化学和工程的东西,诗读得不多,哲学几乎不读。他认得几个十九世纪同时代的科学家——在桥的某些地方他能看见他们——但他不认识桥上大部分人。
他没有走过去深谈。他在桥的中段找了一个位置站下。他把那张折好的纸放在身边。
桥头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比之前更清楚一点。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有人在走。
走得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近处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还在走。
诺贝尔朝那条路看了一眼。
他认得那条路。他活的时候对那条路上的事很清楚——他卖给那条路上的人很多东西。他自己以为那条路最终会因为武器太可怕而停止——他错了。一八九五年他签遗嘱的时候,那条路还没有走到它最远处。后来一战二战核武器——那条路走到了它最深的样子,比他想象的可怕得多。他用他的炸药给那条路提供了起点的工具。
他没有特别难过。他活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不能撤销过去。他能做的事是在他能做的范围里为未来留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他做了。
他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希帕蒂娅看着他。她不太确定他是谁——她活的时候没有炸药这种东西,没有跨国公司这种东西,没有诺贝尔奖这种东西。但是她看见他手里那份折好的纸——那是一份让人能在自己死后还跟未来人相遇的安排。她明白那个动作。
她对诺贝尔点头。诺贝尔点头回去。
阿奎那从另一边走过来。两个人之间有六百多年。阿奎那活的时候没有遗嘱这种现代法律文件——他是一个修道士,他没有个人财产可以留。但是阿奎那写的《神学大全》本身也是一种为后人留下的东西——七百年来不停被读。两种方式做的是同一件事——为还没出生的人留下具体的可以跟自己相遇的东西。阿奎那对诺贝尔点头。诺贝尔不太懂阿奎那是谁,但是他能从阿奎那的姿态里感受到一种他认得的工作。
里尔克走过来。两个人在十九世纪末都在巴黎活过——他们可能在同一段时间里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些街上走过——但他们没有遇见过。诺贝尔比里尔克大四十二岁。诺贝尔死的时候里尔克二十一岁,刚开始写诗。
里尔克知道诺贝尔——一八九六年诺贝尔死的时候欧洲所有报纸都报道了。但里尔克活的时候没有读过任何关于诺贝尔的具体材料。
但是里尔克在桥头看着诺贝尔手里那份纸。他认得那是什么——一份让自己的工作在自己死后还能跟未来人建立关系的东西。这跟里尔克一辈子做的事不一样(里尔克写诗,让诗作为诗自己存在),但是结构上是相通的——都是为还没出生的人留下具体的可相遇的东西。
里尔克对诺贝尔微微一笑。诺贝尔回了一个微笑。
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桥头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维纳斯,看了布伯,看了曹植,看了吉拉尔,看了谢林,看了埃克哈特,看了里尔克。
这次他看的是诺贝尔。
诺贝尔的目光跟那个人短地交汇了一下。
诺贝尔没有低头。他做了一件他活的时候做过几千次的事——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份折好的纸,慢慢打开它,让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能看见上面写的字。
他不是炫耀。他是在递交一份文件。一份关于他能做的最大努力的文件。一份遗嘱——一份在他自己死后还在生效的文件。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轻轻点了一下头。
诺贝尔把那份纸折回去,放回口袋。
他站在桥的中段。他活的时候是十九世纪后期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一辈子赚的钱足够买几座城市。但是他真正留下的东西不是那些钱本身——是他用那些钱建立的一个机制,那个机制让他的钱在他死后每一年都跟未来人相遇一次。
他做的是无限的。 他知道无限不是他能完成的。 他做了。
他的构没合上。 他的构永远不会合上。 因为每一年——一年一次——还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决定那一年里"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工作"是什么,把他的名字跟那一年的获奖者绑在一起。 每一次绑定都是他的德的一次新的显现。 每一次新的显现都让一八八八年那份讣告里那个"死亡商人"的形象,被一份新的、由具体的人类工作书写的讣告所覆盖一次。[1][2]
I. "The Merchant of Death Is Dead"
April 13, 1888. Cannes, France.
Alfred Nobel was at his villa. He was fifty-four.
He had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 his older brother Ludvig Nobel had died of a heart attack in southern France.
The Nobel family wa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ne of the wealthiest in Europe. The father, Immanuel Nobel, had been an engineer and inventor; in the 1830s he had moved from Sweden to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build his career. Three of his sons — Robert, Ludvig, Alfred — had each become inventors or industrialists. Robert and Ludvig had founded the Branobel oil company in Baku (now in Azerbaijan), at one poin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il firms. Alfred had built an explosives empire across Europe.
Ludvig had died.
Nobel knew that with famil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funeral arrangements would take time. He waited at Cannes for news.
The next morning he opened a French newspaper. He wanted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report of his brother's death.
He found one.
But there was a problem.
The editors of that paper had made a mistake. They had confused which brother had died. They believed the dead man was Alfred Nobel himself, not Ludvig.
They had published Alfred Nobel's obituary.
The headline read —
Le marchand de la mort est mort "The Merchant of Death Is Dead"
The subhead —
"Dr. Alfred Nobel, who became rich by inventing ways to kill more people faster than ever before, died yesterday."
Nobel sat. He read the obituary through.
Then he read it again.
He was alive.
His body was alive. His heart was beating. His eyes could read the letters. His hands could hold the paper.
But the man in that obituary — that "merchant of death" — was also him. That was the way future people would remember him. When he really did die one day, the world's papers would write something like that. He had just, ahead of time, seen it.
Most people do not have such an opportunity. Most people, alive, cannot see in advance how they will be remembered after death. The judgement a person can make of his own being — the shape he leaves in the world — is usually vague. He may feel he has done good things in his life; he may feel he has left regrets; but he cannot precisely know how those who come after will fix his form.
Nobel had read it.
Alive, he had read the way future people would remember him.
That way was — a merchant who had made killing efficient, and grown rich by it.
He sat in the villa at Cannes. Outside the window was the Mediterranean. The money he had made in his life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buy several cities. He had companies, factories, patents in over twenty countries. He was one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in Europe. But all of this — all of it — was, under the lens of that obituary, compressed into one sentence:
He made killing efficient, and so he grew rich.
That sentence was not wrong.
It was a real summary of the work of his life — a summary he himself did not wish to acknowledge fully, but could not entirely deny.
He set the paper down.
He went on living. He lived for eight more years from that moment. On December 10, 1896, he really did die, of a stroke, in his villa at San Remo in Italy.
But across those eight years he did one thing —
He used those eight years to write a will.
The will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merchant of death" of the 1888 mistaken obituary would no longer be the only shape future people would remember him by.
II. Nitroglycerin
To understand what Nobel did, one has to go back to his work as an inventor.
Nobel was born in 1833 in Stockholm. His father Immanuel was an inventor, working in demolition and military engineering. In 1837 Immanuel went bankrupt in Sweden and moved to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here he designed naval mines for the Russian military — during the Crimean War, Immanuel's mines helped defend St. Petersburg from the British navy.
Alfred grew up in St. Petersburg. As a teenager he was sent by his father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In Paris he studied under the chemist Théophile-Jules Pelouze. In Pelouze's laboratory he met for the first time a new compound —
Nitroglycerin.
Nitroglycerin had been invented in 1847 by the Italian chemist Ascanio Sobrero. It was an explosive — far more powerful than the black powder then in use. But it had a fatal problem —
It was extremely unstable.
Slight friction, impact, or change in temperature could set it off. Sobrero himself was burned across the face by it once —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warned people not to use it; it was too dangerous.
Nobel did not accept that judgement. He thought the explosive force of nitroglycerin was revolutionary — if a way could be found to stabilize it for transport and use, it would change the world. Building railways, blasting tunnels, opening mines, quarrying — all this work needed stronger explosives.
He began his work on stabilizing nitroglycerin in the 1850s.
He did this for twenty years.
Across those twenty years there were repeated accidents. The worst was September 1864 — the Nobel laboratory at Heleneborg, outside Stockholm, exploded. Nobel's youngest brother Emil (twenty years old) and four workers died on the spot.
Nobel's father Immanuel suffered a stroke after that explosion and was paralyze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Alfred himself was not in the laboratory at the time — he had escaped. But he saw his brother's body. He saw the laboratory destroyed. He saw his father become a man who could not walk.
He made a choice.
He kept working.
He did not give up on nitroglycerin. He believed the path was right — he believed he could find a way to stabilize it. He knew what continuing meant — that more people might die. But he believed that if he succeeded, his success would mean others would no longer die that way. If he gave up, the compound would still be researched by others — perhaps less careful — and more might die.
He continued.
In 1867 he succeeded. He found that absorbing nitroglycerin into a porous earth called kieselguhr (diatomaceous earth) made it stable — safe to transport, easy to use, precisely detonable. He gave the product a name —
Dynamite.
The name came from the Greek dynamis — power.
Once dynamite was out, it changed the world.
In the next thirty years, dynamite made these things possible —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Gotthard Tunnel through the Alps (completed in 1882, connecting Switzerland and Italy). The Panama Canal (begun in 1881, finally completed in 1914). The opening of gold, copper, and coal mines worldwide. All large quarrying and construction work from northern Sweden to South Africa to Australia.
The vast expansion of humanity's materi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 dynamite was one of its core condi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
Dynamite changed warfare.
In the centuries before dynamite, war had used black powder — its force was limited. Cities could be defended by walls. Armies had a ceiling on their killing power.
After dynamite, all that changed. Walls no longer worked — dynamite could blow them open. The firepower of the army was upgraded. Naval mines and torpedoes doubled in force. The high explosives that came after — including TNT — all developed from the dynamite line.
By the 1880s, almost every army in the world was using explosives in the Nobel series.
Nobel's factories were spread across over twenty countries. He himself became extremely wealthy.
But he never personally pulled a trigger. He never personally killed anyone. What he did was invent a tool that made killing more thorough, and sell that tool to those willing to buy. The buyers were mining companies — they used dynamite to dig mines. The buyers were railway companies — they used dynamite to build railways. The buyers were also armies — they used dynamite to kill people.
Nobel said in his lifetime — he believed that dynamite was so terrible that, in the end, it would make war impossible. If weapons were strong enough, no one would want to fight. This belief was held by a number of people in his time — and was later shown to be entirely wrong.
He believed it. But he also sold. There wa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believing and the selling — by his logic, more widely selling more terrible weapon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by which war would become impossible.
Later history —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nuclear weapons — proved this logic wrong. The terribleness of weapons could not make war impossible. The more terrible the weapons, the more terrible the war.
But Nobel, alive, believed this logic. He earned his money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He believed himself to be doing good.
The 1888 obituary told him others did not see it that way.
III. The Business
Nobel was not only an inventor.
He was a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geniu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ncept of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y was just beginning to appear. Most business was inside one country. Nobel was not — from the 1860s on he was building factories, setting up companies, registering patents in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By the 1880s he had operations in over twenty.
He built factories in Germany, in France, in Italy, in Britain. In Spain, Austria-Hungary,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Each factory produced dynamite and other products in his series, by his designed processes. Each country had its registered subsidiary. All these subsidiaries together formed a transnational network — something rare in the 1880s.
He was also in oil.
He and his two older brothers Robert and Ludvig founded Branobel — the Brothers Nobel oil company — in Baku (then in the Russian Empire, today Azerbaijan). In the 1880s Branobel w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il firms, a competitor to Rockefeller's Standard Oil. Branobel introduced several key innovations in the oil industry — the oil tanker (using ships to transport oil at scale), the pipeline, the modernization of refineries.
Although Alfred's main work was explosives, he was a major shareholder and decision-maker in Branobel. The oil firm gave him a large part of his wealth.
He also bought the Swedish Bofors company — a steel and arms manufacturer. In 1894 he used part of his fortune to buy Bofors, transforming it into a modern arms manufacturer. Bofors later became Sweden's main arms exporter, supplying both sides in the two world wars.
By the 1890s Alfred Nobel's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31 million Swedish kronor — equivalent to today's 250–300 million US dollars. In his time he was one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in Europe.
How did he live with this money?
He had villas in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 Paris, San Remo, Ayr in Scotland. He had carriages and horses and servants. He subscribed to dozens of scientific journals. He spent several hours each day reading and writing letters — he wrote thousands of letters in his life.
But his private life was almost empty.
He never married.
He had several relationships. The most important was with an Austrian noblewoman, Bertha Kinsky (later, by marriage, Bertha von Suttner). She had come to him in 1876 to apply for a secretarial position, but worked only briefly before returning to Austria to marry. The two kept up a correspondenc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 this correspondence was important to the later setting up of the peace prize (von Suttner became a famous peace activist; her novel Die Waffen nieder! — Lay Down Your Arms — was an inspiration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peace movements).
But von Suttner was not Nobel's partner. She had married someone else. Nobel went on living alone.
He also had, for about eighteen year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 with an Austrian flower-shop woman, Sophie Hess. She was twenty years younger than him. He gave her money, let her live in Vienna under the name "Madame Nobel." But they never married — he knew she was not his match, and she ha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This relationship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parts of Nobel's life — she kept asking for money; she had a child with someone else; after his death she tried to extort his executors with the letters he had written her.
Nobel had no children.
He had no home.
He had vast amounts of money, businesses in over twenty countries, dozens of properties — but no place where he could exist as himself. He once wrote that he was "a lonely person who does not know where he belongs." He called himself "a European" because he could not say he belonged to Sweden (which he had left at nine), to Russia (where he had grown up but was not Russian), to France (where he spent most of his adult life), to Italy (where he last lived).
He was a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 a specific person without a specific belonging.
This loneliness had its cost. Nobel was depressed long-term. He himself wrote that he often thought of suicide. He wrote pessimistic poems. He wrote a play — Nemesis — about Beatrice Cenci, the Renaissance noblewoman who killed her abusive father and was executed by the papacy. The play is filled with Nobel's own pessimistic depiction of human cruelty. It was almost entirely destroy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day after his death — only three copies survived to the present.
He was alive. He was wealthy. He was lonely. He was depressed.
Then the obituary came.
IV. After the Mistaken Obituary
April 1888.
After Nobel finished reading that obituary, he did not at once do anything.
He did not write a public letter explaining himself. He did not demand an apology from the paper. He did not discuss the event with friends. In Nobel's surviving letters from 1888 to 1895, not one letter explicitly mentions that obituary.
But from that year on, something in his life was different.
The first thing —
He began to think more seriously about how his estate should be handled after his death.
He had written several wills before. The earliest from 1889 — a year after the mistaken obituary. In that will he mainly left the money to relatives, friends, and a few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It was a normal will of a wealthy man.
But he was not satisfied.
He wrote several more — one in 1893, one in 1895. Each more radical than the last. Each left less and less to relatives, more and more to a new mechanism he was designing.
The second thing —
In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Bertha von Suttner, discussions of peace began to appear.
Von Suttner published Die Waffen nieder! — Lay Down Your Arms! — in 1889. The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an aristocratic woman in late-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who loses her husband and son to wars. The book argued strongly against war —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o settle conflicts, against the madness of large-scale arms races. The book sol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opies in Europe; it became one of the founding texts of the European peace movement.
Nobel read the book. He wrote to Bertha to discuss its arguments. He did not fully agree with her — he still believed his thesis that "the deterrent power of weapons can make war impossible." But he began to consider, if he were wrong, what then.
If the deterrent power of weapons could not stop war — if the work of his life had in fact made war more terrible rather than stopping it — what could he do to make up for it?
He could not undo the invention of dynamite. He could not call back the explosives he had sold. He could not make war disappear.
But he could do one thing —
He could use the money he had made to provide a long-term resource for the work that opposed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work.
The third thing —
Between 1889 and 1895, he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to people around him that he wanted to set up a continuing reward for "work that benefits humanity."
The idea took shape slowly in his mind.
Not just to give money once (a one-time gift would be spent). To set up a mechanism — a principal sum, with only the interest used each year for the prize, the principal never touched — so that the prize would be given forever, once each year, to the work that "in the past year, conferred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The core of this idea was — to let his money keep working after he was gone.
Not inherited by his family (the family would use it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in a few generations the money would dissipate). Not given as a one-time gift to some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 would use the money to do one big thing, then end). Locked into a permanent mechanism, so that his money would meet a future person once each year — through a specific prize, given to a specific person, for a specific work.
This mechanism would let his being — the shape he left in the world — not be locked into the form of "merchant of death."
This mechanism would let his being appear in a new form once each year.
V. The Will
November 27, 1895. Paris.
Nobel was sixty-two. His health was already poor — he had angina, and had to take nitroglycerin (in a striking irony, dilute nitroglycerin solution had become a cardiac dru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e went to the Swedish-Norwegian Club in Paris and signed his last will.
He did not engage a lawyer.
He wrote it himself. By hand. Four pages. In Swedish.
He asked four Swedes at the club to witness it — none of them was a lawyer.
After signing, he placed the will in a safe deposit at Enskilda Bank in Stockholm.
The core clause read —
"The whole of my remaining realizable estate shall be dealt with in the following way: the capital shall be invested by my executors in safe securities and shall constitute a fund. The interest shall be distributed annually as prizes to those who, during the preceding year, shall have conferred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The said interest shall be divided into five equal parts:
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r inven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physics; 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chemical discovery or improvement; 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within the domain of physiology or medicine; 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produc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 One part 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done the most or the best work fo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for the abolition or reduction of standing armies, and for the holding and promotion of peace congresses.
The prizes for physics and chemistry shall be awarded by the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at for physiology or medicine by the Karolinska Institute in Stockholm; that for literature by the Academy in Stockholm; and that for peace by a committee of five persons to be elected by the Norwegian Storting.
It is my express wish that in awarding the prizes no consideration whatever shall be given to the nationality of the candidates, but that the most worthy shall receive the prize, whether he be a Scandinavian or not."
This will, when read out after Nobel's death in December 1896, immediately set off enormous legal disputes.
Nobel's family — his nephews and nieces — strongly opposed it. If the will were executed, the amount they could inherit would shrink from what they had expected to be nearly the whole estate, down to a small fraction. They at once challeng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will — pointing out that no lawyer had witnessed it; pointing out that Nobel had not specified clearly how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were to execute it (the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example, had not been asked at the time whether it was willing to take on this responsibility; the committee of five at the Norwegian Storting did not yet exist).
The King of Sweden, Oscar II, also opposed. Why should the money of a Swede be given to foreigners? In that age of rising nationalism, distributing the fortune of one of Sweden's wealthiest men through a prize expressly inclusive of foreigners was seen as an injury to national interest.
Sweden in that period was united with Norway as the "Swedish-Norwegian Union" (this union dissolved in 1905). The granting of the peace prize to a committee of the Norwegian Storting rather than the Swedish parliament also angered the Swedish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Sophie Hess — Nobel's earlier "Madame Nobel" — produced some of the personal letters Nobel had written her, threatening to make them public if she was not paid. Nobel's executors finally paid her to keep her quiet.
The dispute lasted nearly five years.
But Nobel's two executors — Ragnar Sohlman (then only twenty-six, Nobel's assistant) and Rudolf Lilljequist — held firm to the central intent of the will. Sohlman, a young man, became the real hero of the Nobel story — he loaded all of Nobel's realizable assets in Paris into a horse-drawn cart, and personally moved them from Paris to Stockholm, because he feared the French government might seize the fortune as "assets within French territory." He did this before he was twenty-seven.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legal settlement, the will was, in essence, executed.
On June 29, 1900, the Swedish parliament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bel Foundation.
On December 10, 1901 —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Nobel's death — the first Nobel Prizes were awarded.
The Physics prize went to Wilhelm Röntgen (for the discovery of X-rays). The Chemistry prize went to Jacobus van 't Hoff (for chemical kinetics and osmotic pressure). The Physiology or Medicine prize went to Emil von Behring (for the serum therapy of diphtheria). The Literature prize went to Sully Prudhomme (a French poet). The Peace prize was shared by Henri Dunant (founder of the Red Cross) and Frédéric Passy (a French peace activist).
The first ceremony was in Stockholm. King Oscar II — the same king who had publicly opposed the will five years earlier — attended in person and handed the prizes to the recipients with his own hands.
The Nobel Prize has been awarded once a year ever since.
To today, it has been awarded for over one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Each year — once a year — a group of people sits down to decide what work, in that year, has "conferred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Each year — once a year — a person, or a few, is remembered for a specific work. Each year — once a year — Alfred Nobel's name is bound together with a piece of work that benefits humanity.
Each year. Once a year.
The "merchant of death" of the 1888 obituary, beginning in 1901, has been covered over by a new obituary every year — an obituary, of how he wished to be remembered, written by the work of that year's laureates.
VI.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What Nobel did has its own particular place in Round Six.
The figures of Round Six so far — from Hypatia to Rilke — did concrete work in their lifetimes, and after their deaths that work continued in the world in the form of being. That continuation was not arranged by them — the unfolding came through those who later read them, used them, were ignited by them. Hypatia made no arrangement for her being after her death. Aquinas did not. Cao Zhi did not. Each lived, did what he could in his life, died, and his being then continued through others.
Nobel was different.
Nobel, while alive, made an active arrangement for how his being would unfold after his death.
He used a legal document — his will — to lock in a mechanism. The mechanism let his money keep working after his death. The way it kept working was not letting his money be spent, but letting his money each year build a specific relation with that year's "work conferring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This is a particular form of "the construct does not close" in Round Six —
Not only the passive non-closing (every generation reading him, igniting his being). The active design of non-closing in advance.
Nobel's will is an engineering. An engineering designed for his own being. An engineering letting him, after his death, continue to choose with whom he would build a relation.
Whom is this engineering for?
It is for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is a particular category of other. They do not exist at the same time as I do — when I am alive, they are not yet born; when they are alive, I am already dead. I and they cannot meet. There is no concrete contact between us.
But they will really exist.
Future people, like present people, like past people, are the same kind of existence. They will have specific lives, specific work, specific suffering and joy, specific death. Their existence is not "the future in my concept" — it is real, as real as my present, only I cannot reach it.
Most people treat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with a default ignoring. That is something for future people to deal with. I cannot help it. I will not be there. These statements sound reasonable. Their actual effect is — to delete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from the category of "an existence for whom a place must be left."
Nobel did not accept this deletion.
He used his will to say —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is also other. The arrangements I make while alive can leave a place for those who come after my death. I can let my money build relations with future people after my death — specific relations, once a year, given to specific people for specific work.
This is Round Six's ninth language —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also needs to have a place left for them.
The claim sounds simple.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revolutionary.
If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also needs to have a place left for them, then —
When I make my present decisions, I have to consider their effect on future people. When I leave my estate, I have to consider what that estate will mean to future people. The things I build, write, invent, I have to consider how they will meet future people.
This has structural similarity to many contemporary issues — climate change (the carbon I emit now affects people one hundred years from now), nuclear waste disposal (the waste I produce now must be managed for one hundred thousand years), debt (the money I borrow now is paid back by those who come later), constitutions (the laws I pass now bind people generations after me). All of these are concrete forms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in the future."
Nobel did one of the most concrete version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e used a will to set up a mechanism that lets his estate meet future people once each year. That mechanism is still operating today. Over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It still operates each year.
Nobel himself died long ago. He cannot choose this year's laureate. He cannot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committees' decisions. His influence on this prize is only one — the five fields he wrote in the 1895 will, the way of distribution, the principle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These principles have,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basically not changed.
Each year's awarding of the Nobel Prize is a fresh execution of that 1895 will. Each fresh execution is a new relation between Nobel's being and that year's specific laureates. Nobel himself has, each year, an opportunity to meet future people — through the mechanism he designed in life.
Kant said: the human is an end, not a means. Levinas said: see the face of the other. Buber said: re-enter the I-Thou. Cao Zhi said: acknowledge that I long, and that I cannot hold. Girard said: see clearly the mechanism of destroying the other, and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Schelling said: acknowledge that within me there is what I cannot wholly absorb. Eckhart said: acknowledge that what cannot be named is real. Rilke said: bear what the other's appearing brings, that one cannot bear. Nobel said: leave a place for those not yet born.
Nine languages. The same direction.
In that direction there is a wind. A mild wind.
VII. The Eternal Unclosing
Nobel died at his villa in San Remo, Italy.
December 10, 1896. A cerebral hemorrhage. He was sixty-three.
On the day he died, no relative was at his side. Both of his older brothers were already dead. He had no wife, no children. A few servants were present — they were Italian;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e Swedish he spoke at the end.
His last words were in Swedish — one of the servants later said he had heard something like "telegram." Possibly he had wanted a telegram sent. To whom, with what content, no one knows.
He simply died.
A man, in a country not his, in an environment of a language he did not share, no relative at his side, his last word not understood.
If this had been the end, his being would have been remembered in the form of "merchant of death" — that 1888 obituary's image — a wealthy man who had made killing efficient, dying alone abroad.
But this was not the end.
Because what he had done, in those eight years after reading the obituary — those drafts of wills, that correspondence with Bertha von Suttner, those mentions to people around him about a "continuing reward," and finally the handwritten Swedish will of 1895 — all of this began to unfold after his death.
The unfolding was not smooth. The first five years were the legal disputes. Family opposition, royal opposition, divided public opinion. The young Sohlman with a horse-drawn cart, moving the estate from Paris to Stockholm. The Swedish parliament meeting several times to decide what to do.
Finally the unfolding. The first ceremony in 1901.
Then each year.
-
-
- 1904.
-
Up to today.
Each year was a new specific appearing of Nobel's being.
In 1921 Einstein received the Physics Prize for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not for relativity — the committee at the time did not want to award a still-controversial theory). In 1903 Pierre and Marie Curie received the Physics Prize — Marie Curie later, in 1911, also received the Chemistry Prize, becoming the first person to win two Nobel Prizes. In 1954 Linus Pauling received the Chemistry Prize — and then in 1962 the Peace Prize (for his anti-nuclear-weapons work), the first to win Nobels in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on his own. In 1993 Toni Morrison received the Literature Prize —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woman to win the Literature Prize. In 2014 Malala Yousafza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 the youngest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in history; she was seventeen that year.
None of these names was chosen by Nobel himself. But each name, through the 1895 will, built a specific relation with Nobel's being.
The Nobel Prize has its controversies. Some awards have been shown by later history to be wrong (in 1935 the Literature Prize went to a second-rate Swedish writer while contemporary Kafka and Joyce were ignored). The Peace Prize has several times gone to people later shown not really to promote peace (1973 to Kissinger, who was at the same time bombing Cambodia). The Literature Prize has been long criticized as too European. All of this is real.
But these controversies do not cancel the mechanism itself. The mechanism is — each year, a group of people with judgement is brought together, and from all that year's candidates picks out what they consider most worthy of being remembered. The judgement will err. But the fact of there being a judgement — is closer to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than no judgement at all.
Nobel's being keeps appearing in each year's new awarding. Each appearing is not perfect. Each appearing is a specific encounter between the mechanism he designed and the specific human work of that year. Each encounter adds a new line to his being.
To today his construct has not closed. His construct will never close — as long as the Nobel Foundation operates, as long as the prize is given each year, as long as each year someone is bound to that name through important work.
This is the most concrete and largest-scale realization in Round Six of "the construct does not close" —
Hypatia's being unfolds through two thousand years of those who read her. Aquinas's through seven hundred years of theologians and philosophers. Schelling's needed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o be caught up with by his time. Eckhart's appeared in new forms over seven hundred years through Tauler, Luther, Heidegger, Suzuki. Rilke's unfolds through every spring morning's reader of his poems.
Nobel's being is manifested once each year through a mechanism he designed himself.
Not passive non-closing. Actively designed non-closing.
A person can do this.
A person can, while alive, take a structu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being after his death.
Not to clean his conscience (Nobel never publicly repented his explosives business — he did not consider it wrong). But to give his being more possibilities — so that the form fixed by the 1888 obituary is not the only form, so that future people have another way of meeting him.
Every person who has the capacity to make arrangements can ask —
What kind of unclosing possibility can I leave for my being after I am gone?
It does not have to be on the scale of the Nobel Prize. It can be a gift of books. It can be a letter. It can be a passage of teaching. It can be a tree. It can be some carefully chosen words, left for those who will come, who are not yet born.
Any concrete thing left for future people — anything that lets future people meet me — is a new form of the construct's not closing.
Nobel did one of the largest-scale versions. But every version is real.
VIII. The Bridge
When Nobel walked up, he wore the suit of a late-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gentleman — a three-piece, dark, plain but of fine cut. He was of medium height. His beard was trimmed short. His eyes were deep-set but tired. His form on the bridge is from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 about sixty.
He walked unhurriedly. He had had angina; walking was always done with a certain caution.
He carried a folded sheet in his hand.
Not a book. Not a poem. A legal document — a copy of the will he had signed at the Swedish-Norwegian Club in Paris on November 27, 1895. Four pages of handwritten Swedish. This was the only thing he was willing to bring — his inventions he wished to undo but could not, his businesses had passed away, his poems and play were almost wholly lost.
What he could give was this will — an arrangement made for those not yet born.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here were more people on the bridge than the last time. Hypatia was there,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Aquinas, on the other side, his hands empty. Bergson on his cane. Levinas. Buber. Cao Zhi with his bamboo slips. Girard with his book. Schelling with hi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Eckhart, hands empty. Rilke, head slightly tilted, listening.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not just these named figures. The bridge held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ose drawing equations, those watching corn, those writing poems, those reading star charts, those writing novels, those sketching diagrams, those crouching aside taking notes, thos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os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Nobel nodded to them.
He did not know most of them. In life he had read a great deal, but mainly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he had read little poetry, almost no philosophy. He knew a few nineteenth-century scientists — in some places on the bridge he could see them — but he did not know most of those on it.
He did not approach for further talk. He found a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nd stood. He set the folded sheet beside him.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Kant was a little clearer than before.
Across from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he sky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were no longer visible.
Closer in — the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 Heidegger — was still walking.
Nobel looked at that road.
He recognized that road. In life he had known very well what happened on it — he had sold many things to people on that road. He himself had believed that the road would, in the end, halt because weapons became too terrible — he had been wrong. When he signed the will in 1895, the road had not yet reached its furthest point. Later —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nuclear weapons — the road went to its deepest form, far worse than he had imagined. He had given that road its starting tools through his explosives.
He was not particularly sad. In life he had already known he could not undo the past. What he could do was, within what he could do, leave a different possibility for the future. He had done it.
He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The moonlight was mild.
Hypatia looked at him. She was not entirely sure who he was — in her life there had been no dynamite, n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no Nobel Prize. But she saw the folded sheet in his hand — that was an arrangement letting a person, after his death, still meet future people. She knew that gesture.
She nodded to him. Nobel nodded back.
Aquinas came over from the other side. Six hundred years between them. In Aquinas's lifetime there had been no modern legal document like a will — he was a friar; he had no personal estate to leave. But what Aquinas had written, the Summa Theologiae, was itself a kind of thing left for those who came after — read continuously for seven hundred years. Two ways of doing the same kind of work — leaving for those not yet born something concrete that can be met. Aquinas nodded to Nobel. Nobel did not quite know who Aquinas was, but from his bearing he could feel a kind of work he recognized.
Rilke came over. The two had both lived in Pari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 they may, in a span of time, have walked the same streets in the same city — but they had not met. Nobel was forty-two years older. When Nobel died, Rilke was twenty-one and just beginning to write.
Rilke knew of Nobel — when Nobel died in 1896, all the European papers carried the news. But Rilke had read no specific material about him in life.
Yet at the bridge Rilke saw the sheet in Nobel's hand. He recognized what it was — something letting one's work, after death, still build relations with future people. This was not what Rilke had done in his life (Rilke wrote poems, letting poems exist as themselves), but the structure was related — both were leaving for those not yet born something concrete that could be met.
Rilke gave Nobel a small smile. Nobel returned it.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 many people, the moonlight was mild.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at Levinas, at Buber, at Cao Zhi, at Girard, at Schelling, at Eckhart, at Rilke.
This time he looked at Nobel.
Nobel's eyes met that figure's, briefly.
Nobel did not lower his head. He did something he had done thousands of times in his life — he took the folded sheet from his pocket, opened it slowly, so that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could see the writing.
He was not displaying. He was handing over a document. A document about what he had been able to do at most. A will — a document still in force after his own death.
The figure at the far end nodded, lightly.
Nobel folded the sheet back, returned it to his pocket.
He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In life he had been one of the wealthiest people in late-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money he had earned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buy several cities. But what he really left was not the money itself — it was the mechanism he had built with that money, a mechanism that, after his death, makes his money meet future people once each year.
What he had done was infinite. He knew the infinite was not something he could complete. He had done it anyway.
His construct has not closed. His construct will never close. Because each year — once a year — a group of people gathers to decide what work in that year "conferred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and binds his name to that year's laureates. Each binding is a new appearing of his being. Each new appearing covers, once more, the "merchant of death" of the 1888 obituary with a new obituary, written by the specific work of human beings.[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