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美只是恐怖的开始
Rilke: Beauty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一、布拉格的一个童年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布拉格。一个奥匈帝国境内的德语家庭。
一个男孩出生。父母给他起名叫赖纳·马利亚(Rainer Maria)——一个男女通用的名字。
这个细节有它的来历。
母亲苏菲(Sophie)在他出生前一年生过一个女婴。女婴只活了一周就死了。苏菲一直不能从那个失去里恢复。她想要一个女儿。
赖纳·马利亚出生的时候是男孩。
但是苏菲在他童年的几年里把他当成那个失去的女儿来养。她让他穿女孩的衣服。她让他留长发。她给他买洋娃娃。她在他面前称呼他为"她"。她希望他是一个女孩——她希望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这件事持续到他大概五六岁。
之后她渐渐放弃了这种期待。她和丈夫分居。她搬走了。这个男孩被送到学校——一所军事学校。
军事学校是另一种把他变成不是他自己的地方。男孩需要硬。男孩需要服从纪律。男孩需要按军队的标准被塑造。这个穿过女孩衣服、被叫做"她"的孩子,现在每天早晨被吹起床号叫醒,被要求做体能训练,被要求在班里的等级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在军事学校待了五年。
这五年几乎让他崩溃。他后来在信里说,那是他一辈子最难熬的时间——比他后来任何困难都难。他不能适应。他生病。他被嘲笑。他终于在十五岁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被允许离开。
他从军事学校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十五岁的瘦弱的男孩。他有了一种他一辈子都带着的东西——
对所有"被另一个人决定自己应该是谁"这件事的极端敏感。
他的母亲想他是个女孩——他承担过那个期待。 他的学校想他是个军人——他承担过那个期待。 他知道一个人可以在自己里面被另一个人的期待占据到他自己几乎不在的程度。
他后来用一辈子做的事,部分是从这个童年开始的——
腾出位置。
为自己腾出位置——把别人加在他身上的期待一层一层放下,让他自己能够在那些期待之下显现出来。 为他者腾出位置——他遇到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棵树、任何一个雕像、任何一首音乐,他不让自己的期待覆盖它们,他让它们作为它们自己显现。
这两件事在他这里是同一件事。
一个被强加身份的人最知道不要给别人强加身份意味着什么。
他活了五十一年。他的一辈子大部分时间住在借别人的房子里——贵族赞助人的城堡,朋友家里的房间,欧洲不同城市里短租的公寓。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写过几本诗集,写过一本小说,翻译过一些诗,写过一万多封信。
他叫赖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他保留了他母亲给他起的那个女性名字"马利亚"。一辈子。他可以改名——他可以在成年之后只用"赖纳"。但他没有。
他保留它,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经历的一部分。他承认那个童年发生过。他不撤销它。一个对自己的过去都不撤销的人,对他者的存在也不会撤销。
二、罗丹
一九零二年。巴黎。里尔克二十六岁。
他刚结了婚——跟一个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Clara Westhoff),一年前在德国沃尔普斯韦德艺术家村认识的。他们有一个女儿,露丝(Ruth)。
里尔克和克拉拉住在巴黎是因为里尔克拿到了一个写作任务——他要为一个德国出版社写一本关于罗丹(Auguste Rodin)的书。
罗丹那时候是欧洲最有名的雕塑家之一。六十二岁。在巴黎郊外的莫顿(Meudon)有一个大工作室,里面堆满了大理石和青铜的作品和未完成的草稿。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他周围有一群学生和模特和助手。他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物理工作的节奏里——凿石头,塑黏土,看模特,画素描——他一辈子在做物质性的工作。
里尔克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自己是一个完全反过来的人。他靠语言生活。他写诗。他在脑子里思考。他的世界是抽象的、漂浮的、被概念塑造的。
罗丹收他做秘书——主要是处理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信件。但实际上里尔克跟罗丹相处的方式是另一种——他看罗丹工作。他每天去莫顿。他在工作室里坐着,看罗丹凿石头、塑黏土、跟模特说话、修改一个手指的角度、推翻一整天的工作然后从头开始。
他从罗丹那里学到了一件事——
看物。
罗丹教他,一个雕塑家的工作不是"表达自己"。雕塑家的工作是让物自己显现。一块石头里有一个形状。雕塑家的任务是把不必要的部分凿掉,让那个形状从石头里出来。雕塑家不是在创造,他是在让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被看见。
这听起来神秘。但罗丹做得非常具体。他对里尔克说——你看一只手。不是你想象的手。是这只具体的手——它的关节、它的皱纹、它的弯曲、它的疲劳。每一只手都不一样。如果你真的看它,你会看见它这一只手的特定。如果你没有真的看,你只是在看你脑子里的"手"这个概念,那是另一回事。
罗丹的工作室里有几百只手——大理石的、青铜的、石膏的——每一只都是从一个具体的模特那里看来的,每一只都有它自己的存在。
里尔克在巴黎那几年看罗丹工作。他自己开始尝试这件事——看物。
不是看人。看物。看一只豹子。看一棵树。看一个秋天的喷泉。看一颗教堂里的玫瑰花窗。
他写了一组诗——后来叫"事物诗"(Dinggedichte)——每一首是关于一个具体的物。最有名的一首是《豹》——
它的目光在铁栏前来回走动 已经疲倦得什么都不再握住。 它的目光仿佛只剩 上千根铁栏,铁栏后面没有世界。
它柔软强壮的步子轻盈地转着 在最小的圆里旋转, 像围绕一个中心的力之舞, 一个伟大的意志在那里被麻醉。
这只豹子是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里的一只豹子。里尔克看了它许多次。他不是在写"豹子"这个概念。他在写那只具体的豹子——它的特定的目光,它的特定的步子,它的特定的被囚禁的存在状态。
诗的最后那个意象——"一个伟大的意志在那里被麻醉"——不是里尔克的解释。是那只豹子自己向里尔克显现的某种东西。里尔克的工作是把那种显现用语言记下来,不让自己的解释覆盖它。
这是罗丹教他的——
为物留位置。
不只是为人。物也是他者——它有它自己的存在,它不是你的对象,你能做的事是看它,让它显现,把它显现的样子用你的工具(在罗丹是石头,在里尔克是词)让别人也能看见。
里尔克这一辈子接下来的工作都是从这一点开始展开的。
罗丹和他的关系后来破裂了——一九零六年,里尔克因为一些不明确的原因被罗丹解雇。两个人没有正式和解。但是里尔克承认,罗丹是他一辈子的两个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另一个是后面要讲的那个声音)。
三、事物
里尔克"事物诗"时期的核心姿态是这样的——
世界是由具体的事物组成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它自己。
我们一般不这样看世界。我们一般看的是"东西的种类"——那是一棵树(树这个种类),那是一个杯子(杯子这个种类),那是一只猫(猫这个种类)。我们用种类把世界组织起来。这种组织非常有用——它让我们能够预测、能够计划、能够交流。
但是这种组织有一个代价——
它让具体的事物消失。
那棵特定的树——它的特定的弯曲,它的特定的疤痕,它的特定的某一片叶子在某一个早晨被某一种光照到的样子——这些东西在"树"这个种类里消失了。我们看见种类。我们看不见具体。
里尔克说,诗的工作是让具体回来。
不是反对种类——种类是必要的,没有种类我们不能思考。是不让种类完全替代具体。在种类的功能用完之后,让那个具体的事物作为它自己有一个位置。
这个论点在二十世纪初是新的。
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文化的趋势是抽象化、概念化、范畴化。科学在做这件事——把具体的现象归入一般规律。哲学在做这件事——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所有具体存在归入一个总体系。社会在做这件事——工业生产把具体的工人和具体的物品都按可替换的标准重新组织。
里尔克——和他周围的一些艺术家、诗人、现象学家(胡塞尔几乎同时在德国开始他的现象学,论点结构上跟里尔克的"事物诗"惊人地相似)——开始往反方向工作。
他们说:在所有抽象之下,还有具体。具体不能被抽象完全吸纳。每一个具体的存在都有它自己的位置——一个不能被它的种类完全代表的位置。
里尔克用诗做这件事。
他写一只豹子。 他写罗丹工作室里一只手。 他写一个秋天的喷泉。 他写一颗玫瑰花窗。 他写一只翻倒的水罐。 他写一个西班牙风景里的橄榄树。
每一首都是为一个具体的事物留一个位置。在世界已经被抽象覆盖的地方,让一个具体的存在有它自己显现的空间。
这是他的"为他者留位置"在事物层面的实践。
人是他者——他的诗里也有写人的,特别是写老人、孤独的人、生病的人、死了的人。 但是人不是唯一的他者。任何真实存在的具体都是他者。一棵树是他者。一只豹子是他者。一只翻倒的水罐是他者。它们都有它们自己的存在,它们都需要被为之留位置。
这一层是 R6 这一轮里别的人物没有正面讲过的——
他者不只是别人。他者是任何一个不能被你的概念完全吸纳的真实存在。一棵树不是你的概念里的"树"——那棵具体的树有它自己的存在。一只猫不是你的概念里的"猫"——那只具体的猫有它自己的内在性。
里尔克用诗承认这件事。
这是 R6 这一轮关于他者的视野的扩展——不只是人对人。是所有真实存在之间的那种互相为对方留位置的关系。
四、杜伊诺
一九一一年。亚得里亚海岸。意大利北部。
杜伊诺城堡(Schloss Duino)。
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建在亚得里亚海的悬崖边。它的主人是玛丽·冯·图尔恩-塔克西斯亲王夫人(Marie von Thurn und Taxis-Hohenlohe)——一个出身贵族的、聪明的、有文学修养的女人。她是里尔克的赞助人之一。她在不同的城堡里给里尔克留了房间——他可以在那里安静地写。
里尔克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的冬天住在杜伊诺。
他那时候三十六岁。他的"事物诗"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出版过《新诗集》(一九零七)和《新诗集续》(一九零八)——他的事物诗的高峰。他写过他唯一的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一九一零)——一本关于一个住在巴黎的丹麦诗人的内心崩溃的书。
但是他自己感觉自己在某种沉默里。
他的事物诗已经写完了——那种姿态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极致。但是他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在等什么——但他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一九一二年一月的一个早晨,他在杜伊诺城堡的悬崖上散步。
那一天是冬天。亚得里亚海上风很大。他穿着大衣。他在悬崖边走——海在下面几百米。
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
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一种内部的声音——一句话,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到了他脑子里。
那一句是——
"如果我哭喊,谁,从天使的等级里,会听见我?"
德文原文:Wer, wenn ich schriee, hörte mich denn aus der Engel Ordnungen?
里尔克立刻知道这一句是一首长诗的第一句。他立刻往回走,回到城堡,找到纸笔,写下这一句,然后在那一天和接下来的几天里写了一首长诗——后来叫《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的第一首。
他在杜伊诺那个冬天写了一首半哀歌(第一首完整的,第二首大部分)。
他自己后来描述这件事的方式是——
那个声音不是他想出来的。那个声音是到他这里来的。他做的事是接收它、记录它、不挡它。
他开始相信这一组诗会很重要。他不知道会有多少首——他觉得可能十首左右。他要继续写。
但是他写不下去了。
杜伊诺那个冬天之后,他试着继续写哀歌——他写了几首的开头,几首的片段。他到处旅行——西班牙,巴黎,慕尼黑——他换不同的地方希望能继续写。但是哀歌没有再来。它来了一次,给了他一首半,然后停了。
他等。
然后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里尔克作为奥匈帝国公民被征召入伍。他被分到维也纳的一个文档处理岗位——他的身体太差不能上前线,所以他做办公室工作。他在那里几个月。这件事对他精神上是巨大的伤害——他看见整个欧洲的文化体系在一夜之间变成战争机器,他认识的诗人和艺术家和学者全部被动员,整个欧洲在毁坏自己。
他被释放回平民。但战争继续打了四年。这四年他基本上写不出任何东西——他的笔记里有一些片段,但没有完成的长诗。
战后他出来——他的生活破碎了。他不能回奥匈帝国(帝国已经解体)。他妻子和他基本分居。他没有钱。他没有家。他四十多岁了。
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他需要等那个声音再来。
五、十年的沉默
里尔克在战后流浪了几年。他在德国、瑞士不同的地方住过。他靠朋友和赞助人的接济生活。他的健康不好——他后来死于白血病,那个病在他生命最后五年里慢慢恶化。
他在等。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那一组诗能继续写下去。
他自己知道那一组诗是他一辈子工作的核心——杜伊诺的那个声音让他知道有什么是他要承担的。但是他不能强迫它来。他试过——他写过几首的片段,他试着在完成的方向上工作——但是那些片段都没有真正的力。他知道它们不是哀歌真正的延续。
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等待。
不是抽象的"等灵感"。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在一个具体的早晨从床上起来,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知道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工作还没完成,知道自己已经开始了那个工作,知道自己不能用意志力推它,知道自己只能等。
每一天他都做这件事——起床,准备好,等。
每一天大部分时候那个东西不来。
他做别的事——他翻译。他翻译瓦雷里(Paul Valéry)的诗从法语到德语。他翻译米开朗琪罗的十四行诗从意大利语到德语。他翻译路易丝·拉贝(Louise Labé)的诗。翻译这件事让他保持工作的肌肉——他每天用语言工作,让那个工作的能力不退化。即便他自己的诗不来,他的语言能力还在。
他写信。他一辈子写了一万多封信。这些信很多今天被认为是德语散文里最美的一些。他不只是在跟收信人交流——他在用信练习他的语言,他在用信跟自己的状态保持对话。他给一个年轻诗人写过十封信,后来出版叫《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这本书现在还有人读。
他读。他读古希腊诗人。他读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他读阿拉伯神秘主义。他读《古兰经》。他读印度的奥义书。他在让自己的脑子在不同的传统里浸泡——他知道哀歌如果回来了,它会需要很大的资源。
每一天他做这些事——翻译、写信、读、等。
他活到一九二一年。他四十六岁。
那一年他到瑞士的瓦莱州(Valais)。他在一个叫穆佐(Muzot)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小石塔楼——一座十三世纪的小城堡,已经破旧。一个瑞士赞助人买下来给他住。
他搬进穆佐。他独自在那里。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德国,他基本上和她们分开生活。他在穆佐没有人。他自己做饭,自己处理生活。
一九二一年的秋天和冬天他在穆佐。他还在等。
一九二二年二月。
那个声音回来了。
六、穆佐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一个星期四。
里尔克起床。他在穆佐的小书房里坐下。他开始写。
他写到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一天里。
在这二十一天里他写完了——
《杜伊诺哀歌》全部十首。九年前杜伊诺的那个冬天他写过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一半,他保留。其他八首——以及第二首的另一半——他在这二十一天里全部写完。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写哀歌的同一段时间里,他开始接收另一组诗——一组他完全没有预期、完全没有计划、不属于哀歌系列的诗。
这一组叫《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Sonette an Orpheus)。
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里那个能用音乐让动物、植物、石头都听他的诗人。俄耳甫斯到地下世界去找他死去的妻子欧律狄刻。他用音乐打动了冥王,冥王同意让欧律狄刻跟他回到地上——条件是他在路上不许回头看她。俄耳甫斯几乎成功了,但在快出地下世界的最后一刻他回头了——欧律狄刻消失。
这个故事关于失去——关于一个人有了又失去,关于看和不能看。
里尔克的这组十四行诗不是关于俄耳甫斯故事本身。是用俄耳甫斯作为出发点,写他想到的所有关于失去、关于音乐、关于事物、关于生死的东西。
二十一天里他写了五十五首十四行诗。
加上十首哀歌,二十一天里他写了六十五首诗——其中很多是德语诗史上最重要的。
这件事在二十世纪诗史上是著名的。里尔克自己说,那二十一天像一种风暴穿过他。他不觉得自己是作者。他觉得自己是接收器——那些诗在通过他来到世界,他做的事是不挡它们。
二月二十三日哀歌写完之后,他给玛丽·冯·图尔恩-塔克西斯亲王夫人——杜伊诺城堡的主人,他的赞助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存在。他在信里说:
"终于,亲王夫人,终于,那个被祝福的,无比被祝福的日子来了——我可以告诉您,事情做完了——多到,我都不能完全相信它。十首!"
"在最后这几天里——风暴席卷我——是无名的风暴——一种神性的风暴——一切在我里面织布料、绷紧——食物的事情想都没想过;天知道是谁喂了我。但现在它在那里。在那里。"
那个"在那里"——Es ist——是他能用的最简单的词。他不解释它是什么。他只说它在那里。
后来他把这十首哀歌和五十五首十四行诗都修改、整理、出版。一九二三年两本书都出版。
里尔克四十七岁。
他知道这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工作。他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能完成这两组诗。在杜伊诺那个早晨开始的事,在穆佐这二十一天里完成。十年的等待没有白费——那个声音它回来了。
他在穆佐又住了几年。他开始有越来越严重的健康问题。一九二五年他的健康急剧下降。一九二六年他被诊断为白血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里尔克在瑞士的一家诊所死。
他五十一岁。
他临死前给自己写了墓志铭——
"玫瑰啊,纯粹的矛盾,渴望 在这许多眼睑下 谁的睡眠也不是。"
德文:Rose, oh reiner Widerspruch, Lust, / Niemandes Schlaf zu sein unter soviel / Lidern.
这是关于一朵玫瑰的——一朵作为玫瑰自己的玫瑰,不是任何人的对象,不是任何人的"睡眠"(一种古老的隐喻,把美丽的女子比作"睡眠"或"梦境")。这朵玫瑰是它自己。它在它许多花瓣下作为它自己存在。
他的最后一首诗,写一个具体的事物,让那个事物作为它自己显现,不让任何人的概念覆盖它。
他一辈子做的事,最后一刻还在做。
七、美只是恐怖的开始
杜伊诺那个早晨听到的那一句——
"如果我哭喊,谁,从天使的等级里,会听见我?"
这一句是《杜伊诺哀歌》第一首的开头。继续往下两行是——
"即使有一个突然 把我搂在心上:我会消失在他 更强的存在里。因为美只是 我们刚好还能承受的恐怖的开始, 我们如此惊叹,因为它平静地 不屑毁灭我们。每一个天使都是恐怖。"
德文最有名的那一句:Denn das Schöne ist nichts / als des Schrecklichen Anfang, den wir noch grade ertragen.
美只是恐怖的开始,那种我们刚好还能承受的恐怖。
这一句里尔克写了之后被无数读者引用、解释、误解。它的含义是什么?
里尔克说的不是"美让人害怕"那种简单的浪漫主义。他不是在说一种心理感受。他在说一种结构性的事实——
美是他者向我显现的方式。
一棵树在春天开花——你看见它,你感觉到那是美。 一个陌生人在阳光下经过——你看见她,你感觉到那是美。 一首音乐展开——你听见它,你感觉到那是美。
每一次美的发生,都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向我显现。它显现的方式是让我意识到——它在那里。它是它自己。它不能被我吸纳。我不能拥有它。我能做的事只是在那一刻被它碰到。
如果美再多一点,我承担不了。
如果美完全显现——如果一棵开花的树在它最完全的春天的样子向我显现,没有任何遮蔽,让我直接看见它的全部存在——我会承受不了。
为什么承受不了?
因为完全的他者性意味着我作为我的边界变得模糊。我看见对面的存在不是我,意味着我同时看见我的边界。我的边界本来是稳定的——我习惯了"我在这里,我之外是世界"。当一个完全的他者向我显现,我习惯的那个边界变得不那么稳定——我意识到对面的存在跟我是不可通约的,但是它也是真实的,它的真实跟我的真实是同等的。
这种意识是难以承受的。
我们日常处理这个难度的方式是——我们不让美完全显现。我们让美轻轻地显现一点点——足够让我们感觉到"美",但不至于让我们的边界真的被冲击。我们用概念把美包起来——"那是樱花","那是莫扎特","那是一个漂亮的人"——概念让美变成可处理的、可分类的、可拥有的。
如果概念失效,美完全显现,那就是恐怖的开始。
里尔克的天使——他说的不是宗教里的天使(那些有翅膀的、可爱的形象)。他的天使是完全的他者性。一个天使是一种存在状态,那种状态里他者性达到极致。没有任何遮蔽。没有任何概念可以包它。在天使面前,人作为人不能维持自己——人会被那种完全的他者性溶解。
所以他说"如果有一个突然把我搂在心上:我会消失在他更强的存在里"。
不是天使想毁灭他。是天使的完全的他者性,对他这种有边界的存在物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天使没有恶意。天使平静地不屑毁灭我们——意思是天使不是为了毁灭来的,但天使的存在本身让我们的边界无法维持。这是结构性的,不是情感性的。
里尔克说"每一个天使都是恐怖"是这个意思。
那么人怎么活?
如果他者完全显现是不可承受的,但他者又是真实的,人怎么活?
里尔克的回答在《哀歌》和《十四行诗》里展开。
人活的方式是学习承担——慢慢扩大自己能承担的他者性的程度。一个孩子能承担的他者性很小——一个陌生人靠近就吓哭。一个成熟的人能承担的他者性多一些——能跟陌生人对话,能爱另一个人,能让另一个人作为自己存在。一个真正成熟的人能承担更多——能面对死亡,能为陌生人留位置,能为完全不像自己的人留位置。
承担的能力是可以生长的。
但有一个限度。完全的他者性——天使——人不能完全承担。人能做的事是在自己能承担的范围里为他者留位置,承认完全的他者性是真的存在的(即便我承担不了它的完全显现),并继续生长承担的能力。
这是一辈子的工作。
里尔克用《杜伊诺哀歌》十首慢慢展开这个工作。每一首讲不同的层面——爱、童年、死亡、英雄、动物、孩子、年轻人、被预先放弃的命运、玛丽亚、一个赞颂的姿态。每一首是承担的一种方式。
最后一首,第十首哀歌的结尾——
"我们,谁认为幸福 是上升的,会感觉到那种感动 几乎让我们困惑 当幸福的事下降。"
幸福不只是上升。在最深的承担里,幸福也包括下降——包括接受失去、接受不能拥有、接受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
里尔克跟列维纳斯没有对话过——里尔克一九二六年死,列维纳斯那时候二十岁。但是他们指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列维纳斯:他者向我提出无限的责任。 里尔克:他者向我显现是恐怖的开始。
两个人都讲——他者向我显现的时候,给我带来一种我承担不起的东西。那个承担不起不是缺陷——是他者作为他者真实显现的标志。
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列维纳斯说看见他者的面容。 布伯说重新进入"我-你"。 曹植说承认我渴望但不能拥有。 吉拉尔说看清楚消灭他者的机制然后选择不参与。 谢林说承认自己里面有自己不能完全吸纳的部分。 埃克哈特说承认那个不能被命名的东西真实存在。 里尔克说承担他者向我显现时给我带来的承担不起。
八种语言。同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上有风。一种温和的风。
八、桥头
里尔克走过来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
他个子不高。瘦——非常瘦。他在一九二六年死的时候因为白血病已经很瘦了。他在桥头的形象是他最后几年的样子——大概五十岁——头发稀疏,胡子细短,眼睛很大很深。
他走得不快。他的身体最后几年一直不太好。
他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
他活的时候没有学者那种带着书的形象。他的诗已经在世界里——出版了,被人读了,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他自己手里不需要拿什么。
但是他在听。
他走的时候头微微侧着——像一个在听某个什么的人。他不是在听桥上别人在说什么。他在听那种在杜伊诺早晨听到的声音。他活的时候一辈子在听那个声音。他在桥头继续在听。
他到了桥的中段。
桥上的人比上次更多了。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在她手里。阿奎那站在另一边,手里没有东西。柏格森拄着拐杖。列维纳斯。布伯。曹植拿着他的竹简。吉拉尔拿着书。谢林拿着《人类自由论文》。埃克哈特双手空着。
桥的中段不止这些被点出名字的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画方程的,看玉米的,写诗的,读星图的,写小说的,画图纸的,蹲着记笔记的,坐着发呆的,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
里尔克对他们点头。
他认得几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人。他读过他们的书。但他不熟。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在群体里的人。他活的时候一辈子主要是一个人——他一辈子在不同的房间里独自工作。
他在桥的中段找了一个位置站下。
他没有走过去跟谁深谈。他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听。
列维纳斯走过来。
两个人没有在物理上见过面——里尔克一九二六年死,那一年列维纳斯二十岁还在斯特拉斯堡。但是列维纳斯读过里尔克。列维纳斯认得里尔克写的"恐怖的开始"——那是他自己一辈子讲的"无限责任"在美学层面的表达。
列维纳斯对里尔克鞠躬——很轻的一下。
里尔克回了一个鞠躬。两个人都不擅长仪式——他们俩都活在自己很深的内部——但是这一刻的鞠躬不是仪式,是相互认出。
布伯也走过来。布伯的"我-你"和里尔克的"事物作为他者"在结构上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布伯讲人和人,里尔克讲人和物。两个人都讲不让概念覆盖对面那个真实的存在。布伯对里尔克微微一笑。里尔克回了一个微笑。
埃克哈特走过来。两个人之间有六百年。但是他们都做过同一件事——通过让概念失效让那个不能被命名的东西显现。埃克哈特在中世纪用神学语言。里尔克在现代用诗的语言。两种工具不同,做的事相似。埃克哈特双手合十,向里尔克轻轻一礼。里尔克回了同样的姿势——他不属于任何具体宗教,但是他承认这个动作里的承认。
桥头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比之前更清楚一点——能看见他的眉骨。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有人在走。
走得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近处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还在走。海德格尔活的时候大量读里尔克。他在《诗人何为?》(Wozu Dichter?)那篇文章里专门讨论里尔克。海德格尔从里尔克那里学到了"事物"的诗性思考——但是海德格尔用这个工具走的方向是里尔克永远不会走的方向。
里尔克看了海德格尔的方向一眼。
他没有特别难过。他活的时候已经知道一首诗一旦写出来,谁来读它、谁来用它、用它去做什么——都不在作者手里。他知道这件事。
他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他对希帕蒂娅微微一笑。希帕蒂娅笑了一下。两个人语言不通——里尔克的德语,希帕蒂娅的希腊语——但是他们都做过同一件事,用具体的工作让一些不能被概念吸纳的东西在世界里有位置。星盘和诗。两件不同时代的工具。
阿奎那从另一边走过来。两个人之间有六百多年。阿奎那写到边界处停下。里尔克在边界处用一辈子工作——每一首诗都是一次试着接近边界。两个人都知道边界另一边有非。两个人都没有声称自己跨过了边界。阿奎那对里尔克点头。里尔克点头回去。
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桥头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维纳斯,看了布伯,看了曹植,看了吉拉尔,看了谢林,看了埃克哈特。
这次他看的是里尔克。
里尔克的目光跟那个人短地交汇了一下。
里尔克没有低头。他没有举什么——他手里没有东西可以举。他做了他一辈子做的那件事——他听。他把头微微侧向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像在听他可能要说的什么。
那个人没有说话。但里尔克听到了什么——某种没有声音的东西,一种承认,一种"我在这里你也在那里"的相互的存在。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轻轻点了一下头。
里尔克也轻轻点了一下头。
他站在桥的中段。他活的时候一辈子在听那个不能被命名的东西。他写下来的是他听到的最深的东西的一部分。他知道他听到的不是全部——他知道还有他没听到的。他做的事是把他听到的部分写下来,让别人也能听到一点。
他做的是无限的。 他知道无限不是他能完成的。 他做了。
他的构没合上。 他的构永远不会合上。 因为每一次有人读他的诗,每一次有人在春天的早晨被一棵开花的树震动到承担不起,每一次有人看见美的恐怖,他的德就再次显现一次。[1][2]
I. A Childhood in Prague
December 1875. Prague. A German-speaking family within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A boy was born. His parents named him Rainer Maria — a name that could be either male or female.
The detail had its origin.
His mother Sophie had given birth to a baby girl the year before. The girl had lived only a week. Sophie had never recovered from that loss. She wanted a daughter.
Rainer Maria was born a boy.
But for several years of his childhood Sophie raised him as the lost daughter. She dressed him in girls' clothes. She let his hair grow long. She gave him dolls. In front of him she called him "she." She wanted him to be a girl — she wanted him to be a person who did not exist.
This continued until he was about five or six.
After that she gradually let go of the wish. She and her husband separated. She moved away. The boy was sent to a school — a military school.
The military school was another place that wanted to make him into someone other than himself. A boy needed to be hard. A boy needed to obey discipline. A boy needed to be shaped by the standards of an army. This child, who had worn girls' clothes and been called "she," was now woken each morning by a bugle, required to do physical training, required to find his place in the rank order of his class.
He spent five years in the military school.
Those five years almost broke him. He wrote later that they were the hardest time of his life — harder than any difficulty that came after. He could not adjust. He fell ill. He was mocked. He was finally allowed to leave at fifteen, on grounds of his health.
He came out of the military school as a thin fifteen-year-old boy. He had with him something he would carry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
An extreme sensitivity to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decided, by another, into who he should be.
His mother had wanted him to be a girl — he had borne that wish. His school had wanted him to be a soldier — he had borne that wish. He knew that a person could be occupied, inside himself, by another's expectation to the point that he himself was almost not there.
What he would do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was, in part, born from that childhood —
Making room.
Making room for himself — laying down, layer by layer, the expectations others had placed on him, so that he himself could appear beneath those expectations. Making room for others — meeting any person, any tree, any statue, any piece of music, he would not let his own expectations cover them; he would let them appear as themselves.
In him these two were one work.
The person who has had identity imposed on him is the one who most knows what not imposing identity on others means.
He lived fifty-one years. Most of his life he lived in houses borrowed from others — castles of aristocratic patrons, rooms in the homes of friends, short-let apartments in different European cities. He never had a house of his own. He wrote a number of poetry collections, one novel, translated some poems, wrote over ten thousand letters.
His name was Rainer Maria Rilke.
He kept the female name "Maria" his mother had given him. All his life. He could have changed it — as an adult he could have used only "Rainer." He did not.
He kept it because it was part of what he himself had lived through. He acknowledged that childhood had happened. He did not undo it. A person who does not undo his own past will not undo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either.
II. Rodin
- Paris. Rilke was twenty-six.
He had recently married — to a sculptor, Clara Westhoff, whom he had met a year earlier at the artists' colony in Worpswede in Germany. They had a daughter, Ruth.
Rilke and Clara were in Paris because Rilke had taken on a writing assignment — he was to write a book on Rodin (Auguste Rodin) for a German publisher.
Rodin was at that ti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ulptors in Europe. Sixty-two years old. He had a large studio at Meudon, outside Paris, full of marble and bronze finished works and unfinished sketches. He worked twelve hours a day. He was surrounded by a group of students, models, and assistants. He lived in a sustained rhythm of physical work — chiselling stone, shaping clay, looking at models, drawing — his life was material work.
When Rilke entered this world, he himself was the opposite kind of person. He lived through language. He wrote poems. He thought in his head. His world was abstract, floating, shaped by concept.
Rodin took him on as a secretary — mainly to handle correspondence from Germany and Austria. Bu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between Rodin and Rilke was something else — Rilke watched Rodin work. He went to Meudon every day. He sat in the studio and watched Rodin chisel stone, shape clay, speak with models, alter the angle of a finger, throw out a whole day's work and begin again.
He learned one thing from Rodin —
To look at a thing.
Rodin taught him that the work of a sculptor is not to "express oneself." The sculptor's work is to let the thing appear of itself. There is a shape inside a stone. The sculptor's task is to chisel away the unnecessary parts so that the shape can come out of the stone. The sculptor is not creating; he is letting be seen what is already there.
This sounds mystical. But Rodin made it very concrete. He said to Rilke — look at a hand. Not the hand of your imagination. This particular hand — its joints, its lines, its bend, its weariness. Every hand is different. If you really look at it, you will see this one hand in its specificity. If you do not really look, you only look at the concept of "hand" in your head, which is something else.
In Rodin's studio there were hundreds of hands — in marble, in bronze, in plaster — each looked at from a specific model, each with its own existence.
In his Paris years Rilke watched Rodin work. He himself began trying — to look at a thing.
Not at people. At things. At a panther. At a tree. At an autumn fountain. At a rose window in a cathedral.
He wrote a series of poems — later called the thing-poems (Dinggedichte) — each about a specific thing. The most famous is The Panther —
His vision, from the constantly passing bars, has grown so weary that it cannot hold anything else. It seems to him there are a thousand bars; and behind the bars, no world.
As he paces in cramped circles, over and over, the movement of his powerful soft strides is like a ritual dance around a center in which a mighty will stands paralyzed.
This panther was a panther in the Jardin des Plantes in Paris. Rilke watched it many times. He was not writing the concept of "panther." He was writing that specific panther — its specific gaze, its specific stride, its specific state of being captive.
The image at the end of the poem — "a mighty will stands paralyzed" — is not Rilke's interpretation. It is something the panther showed of itself to him. Rilke's work was to put what showed itself into words, without letting his own interpretation cover it.
This was what Rodin taught him —
Make room for the thing.
Not only for people. The thing is also other — it has its own existence, it is not your object; what you can do is look at it, let it appear, and use your tool (in Rodin, stone; in Rilke, words) to let others see how it has appeared.
Rilke's work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unfolded from this point.
His relationship with Rodin later broke — in 1906 Rilke was dismissed by Rodin for unclear reasons. The two never formally reconciled. But Rilke acknowledged that Rodin wa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teachers of his life (the other was the voice we will come to).
III. Things
The central posture of Rilke's thing-poem period was this —
The world is made of specific things, each of which has itself.
This is not how the world is usually seen. It is usually seen as "kinds of things" — that is a tree (the kind tree), that is a cup (the kind cup), that is a cat (the kind cat). The world is organized through kinds. This organization is very useful — it lets us predict, plan, communicate.
But this organization has a cost —
It lets the specific disappear.
That particular tree — its particular bend, its particular scar, its particular leaf at a particular morning lit by a particular light — disappears inside the kind "tree." The kind is seen. The specific is not.
Rilke said: the work of the poem is to let the specific come back.
Not against kinds — kinds are necessary; without them we cannot think. But not letting kinds entirely replace the specific. Once the function of kind is done, letting the specific thing have its own place as itself.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is was a new claim.
The whole trend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culture had been toward abstraction, conceptualization, categorization. Science was doing this — bringing specific phenomena under general laws. Philosophy was doing this — Hegel's dialectic placed all specific existence in one total system. Society was doing this — industrial production reorganized the specific worker and the specific object as interchangeable units.
Rilke — and some artists, poets, and phenomenologists around him (Husserl was beginning his phenomenology in Germany at almost the same moment, with a structurally striking parallel to Rilke's thing-poems) — began to work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y said: beneath all abstraction, the specific is still there. The specific cannot be wholly absorbed by the abstract. Every specific existence has its own place — a place its kind cannot fully represent.
Rilke did this through poems.
He wrote a panther. He wrote a hand in Rodin's studio. He wrote an autumn fountain. He wrote a rose window. He wrote an overturned water-jug. He wrote olive trees in a Spanish landscape.
Each was a making room for one specific thing. Where the world had been covered by abstraction, letting one specific existence have its own space of appearing.
This was his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practiced at the level of the thing.
People are other — his poems also include people, particularly old people, lonely people, sick people, the dead. But people are not the only other. Any specific existence that is real is other. A tree is other. A panther is other. An overturned water-jug is other. They each have their own existence; they each need to be left a place.
This is something the previous figures of Round Six have not directly spoken of —
The other is not only another person. The other is any real existence that cannot be wholly absorbed by your concept. A tree is not the "tree" in your concept — that specific tree has its own existence. A cat is not the "cat" in your concept — that specific cat has its own interiority.
Rilke acknowledged this through poems.
This is an extension of Round Six's vision of the other — not only person to person, but the kind of making-room-for-each-other relation between any real existences.
IV. Duino
- The Adriatic coast. Northern Italy.
Schloss Duino — Duino Castle.
A medieval castle, built on the cliffs above the Adriatic. Its owner was Princess Marie von Thurn und Taxis-Hohenlohe — a woman of aristocratic birth, intelligent, with literary cultivation. She was one of Rilke's patrons. She kept rooms for him in her various castles — places where he could write in peace.
Rilke spent the winter of 1911–1912 at Duino.
He was thirty-six. The period of the thing-poems was past. He had published New Poems (1907) and New Poems II (1908) — the height of his thing-poems. He had written his only novel, 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1910) — a book about the inner collapse of a Danish poet living in Paris.
But he himself felt he was in some kind of silence.
The thing-poems were finished — that posture he had brought to the limit of what he could do. But he did not know what came next. He felt he was waiting for something — but he did not know what he was waiting for.
One morning in January 1912, he was walking on the cliffs at Duino.
It was winter. The wind was strong off the Adriatic. He wore a heavy coat. He walked along the edge — the sea hundreds of meters below.
Then he heard a voice.
Not a voice the ears hear. An interior voice — a sentence, as a complete sentence, came into his head.
The sentence was —
"Who, if I cried out, would hear me among the angels' hierarchies?"
In German: Wer, wenn ich schriee, hörte mich denn aus der Engel Ordnungen?
Rilke knew at once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line of a long poem. He went back to the castle, found paper and pen, wrote the line down, and over that day and the days that followed wrote a long poem — what came to be called the First Elegy of the Duineser Elegien (Duino Elegies).
In that winter at Duino he wrote one and a half elegies (the First complete, most of the Second).
He came to believe this group of poems would be important. He did not know how many there would be — he thought perhaps about ten. He had to keep writing.
But he could not.
After that winter he tried to continue the elegies — he wrote beginnings of several, fragments of several. He travelled — Spain, Paris, Munich — changing places hoping to be able to continue. But the elegies did not come back. They had come once, given him a one and a half, and then stopped.
He waited.
Then in August 1914, the First World War broke out.
Rilke, as a citize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was called up. He was assigned to a clerical post in Vienna — his health was too poor for the front, so he did office work. He was there for several months. The experience was a vast injury to his spirit — he saw the entire cultural system of Europe overnight become a war machine; the poets and artists and scholars he knew were all mobilized; Europe was destroying itself.
He was released as a civilian. But the war went on for four years. In those four years he wrote almost nothing — there were fragments in his notebooks, but no completed long poem.
After the war he came out — his life broken. He could not return to Austria-Hungary (the Empire had dissolved). He and his wife were essentially separated. He had no money. He had no home. He was in his forties.
He needed a quiet place. He needed to wait for that voice to come again.
V. Ten Years of Silence
After the war Rilke wandered for several years. He stayed in different place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e lived on the help of friends and patrons. His health was poor — he later died of leukemia, the disease worsening slowly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of his life.
He was waiting.
Waiting for what?
Waiting for that group of poems to be able to keep coming.
He himself knew that group of poems was the central work of his life — the voice at Duino had let him know there was something he was to bear. But he could not force it to come. He had tried — he had written fragments of several, he had tried to work in the direction of completion — but those fragments did not have the real force. He knew they were not the true continuation of the elegies.
This was a very specific kind of waiting.
Not abstract "waiting for inspiration." A specific person — a person in his thirties, then in his forties, getting up in a specific morning, sitting at a specific desk, knowing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his life was not yet completed, knowing that he had begun it, knowing that he could not push it by will, knowing that he could only wait.
Each day he did this — got up, prepared, waited.
Most days the thing did not come.
He did other things — he translated. He translated Valéry from French into German. He translated Michelangelo's sonnets from Italian into German. He translated Louise Labé. Translation kept the muscle of his work alive — every day he worked with language, so that the capacity for that work would not atrophy. Even when his own poems did not come, his ability with language was still there.
He wrote letters. He wrote over ten thousand letters in his life. Many of them are now considered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rose in German. He was not on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recipients — he was using the letters to practice his language, to keep a dialogue with his own state. He wrote ten letters to a young poet that were later published as Letters to a Young Poet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 a book still read.
He read. He read ancient Greek poets. He read Italian Renaissance poets. He read Arabic mysticism. He read the Quran. He read the Indian Upanishads. He let his mind soak in different traditions — he knew that if the elegies came back, they would need vast resources.
Each day he did these things — translate, write letters, read, wait.
He lived to 1921. He was forty-six.
In that year he went to the Valais in Switzerland. He found, in a place called Muzot, a small stone tower — a thirteenth-century minor castle, fallen into disrepair. A Swiss patron bought it for him to live in.
He moved into Muzot. He was alone there. His wife and daughter were in Germany; he and they lived essentially apart. At Muzot there was no one. He cooked for himself, took care of his own life.
In the autumn and winter of 1921 he was at Muzot. He was still waiting.
In February 1922.
The voice came back.
VI. Muzot
February 2, 1922. A Thursday.
Rilke got up. He sat down in the small study at Muzot. He began to write.
He wrote until February 23 — twenty-one days.
In those twenty-one days he completed —
All ten of the Duino Elegies. The First Elegy and most of the Second, written nine years before in the Duino winter, he kept. The other eight — and the rest of the Second — he wrote in these twenty-one days.
But this was not all.
In the same span of time as he was writing the elegies, he began to receive another group of poems — a group he had not at all foreseen, had not at all planned, did not belong to the elegy series.
This was the Sonette an Orpheus — Sonnets to Orpheus.
Orpheus is the figure in Greek myth, the poet whose music could move animals, plants, and stones. Orpheus went to the underworld to find his dead wife Eurydice. He moved the king of the dead with his music; the king agreed to let Eurydice come back with him to the upper world —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not look back at her on the way out. Orpheus almost succeeded, but at the last moment of leaving the underworld he looked back — and Eurydice vanished.
The story is about loss — about a person having and losing, about looking and not being allowed to look.
Rilke's sonnets are not about the Orpheus story itself. Rather, they take Orpheus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write everything that came to him about loss, music, things, life and death.
In twenty-one days he wrote fifty-five sonnets.
Together with the ten elegies — in twenty-one days he wrote sixty-five poems, many of them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poetry.
This event is famous in twentieth-century poetic history. Rilke himself said that those twenty-one days were like a storm passing through him. He did not feel he was the author. He felt he was a receiver — those poems were coming through him into the world; what he did was not block them.
When the elegies were finished on February 23, Rilke wrote a letter to Princess Marie von Thurn und Taxis — the owner of Duino, his patron. The letter survives. He wrote:
"At last, Princess, at last, the blessed, how blessed day has come —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thing is done — done in such fullness that I can hardly believe it. Ten!"
"In these last days — a hurricane, like back then on Duino: everything that was fiber and tissue in me cracked — eating, never thinking of it; God knows who fed me. But now it is. Is."
That "is" — Es ist — is the simplest word he could use. He does not explain what it is. He only says it is.
Later he revised, ordered, and published both the ten elegies and the fifty-five sonnets. In 1923 both books appeared.
Rilke was forty-seven.
He knew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his life. He knew the purpose of his being alive had been to be able to complete these two groups of poems. The thing that had begun on that morning at Duino was completed in those twenty-one days at Muzot. The ten years of waiting had not been in vain — the voice had come back.
He stayed at Muzot for several more years. His health problems began to be more serious. In 1925 his health declined sharply. In 1926 he was diagnosed with leukemia.
On December 29, 1926, Rilke died in a clinic in Switzerland.
He was fifty-one.
Before his death he wrote his own epitaph —
Rose, oh pure contradiction, desire to be no one's sleep beneath so many lids.
In German: Rose, oh reiner Widerspruch, Lust, / Niemandes Schlaf zu sein unter soviel / Lidern.
This is about a rose — a rose as itself, not the object of anyone, not the "sleep" of anyone (an old metaphor, comparing a beautiful woman to "sleep" or "dream"). This rose is itself. Beneath its many petals it exists as itself.
His last poem, of one specific thing, lets that thing appear as itself, and lets no one's concept cover it.
What he had done all his life he was still doing in his last moment.
VII. Beauty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That sentence heard on the morning at Duino —
"Who, if I cried out, would hear me among the angels' hierarchies?"
This is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Elegy. The lines that follow are —
"And even if one of them pressed me suddenly to his heart: I would perish in the embrace of his stronger existence. For beauty is nothing but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which we are still just able to bear, and we are so awed because it serenely disdains to annihilate us. Every angel is terror."
The most famous line in German is: Denn das Schöne ist nichts / als des Schrecklichen Anfang, den wir noch grade ertragen.
Beauty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that terror we are just able to bear.
This sentence, after Rilke wrote it, has been quoted, interpreted, and misread by countless readers. What does it mean?
What Rilke is saying is not the simple Romanticism of "beauty makes one afraid." He is not describing a psychological feeling. He is describing a structural fact —
Beauty is the way the other appears to me.
A tree blossoms in spring — you see it; you feel that is beauty. A stranger passes in sunlight — you see her; you feel that is beauty. A piece of music unfolds — you hear it; you feel that is beauty.
Each occurrence of beauty is a thing-not-mine appearing to me. The way it appears makes me realize — it is there. It is itself. It cannot be absorbed by me. I cannot have it. What I can do is, in that moment, be touched by it.
If beauty were a little more, I could not bear it.
If beauty fully appeared — if a tree at the height of its spring blooming appeared to me without any veil, letting me see it in its full existence directly — I would not survive it.
Why could I not survive?
Because the full otherness means that the boundary by which I am I becomes unstable. Seeing that what stands before me is not me means seeing, at the same time, my own boundary. My boundary is usually stable — I am used to "I am here, what is outside me is the world." When a fully other appears to me, the boundary I am used to becomes less stable — I become aware that what stands across is incommensurable with me, but it is also real, and its reality is equal to mine.
This awareness is hard to bear.
The way we usually handle this difficulty is — we do not let beauty fully appear. We let beauty appear a little — enough to feel "beauty," but not so much that our boundary is really shaken. We use concepts to wrap beauty up — that is cherry blossom, that is Mozart, that is a beautiful person — concepts let beauty become processable, classifiable, possessable.
If concepts fail and beauty fully appears, that is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Rilke's angel — he means not the angel of religion (those winged, charming figures). His angel is full otherness. An angel is a state of being in which otherness reaches its limit. No veiling. No concept able to wrap it. Before the angel, the human cannot maintain himself as human — the human would be dissolved by that full otherness.
So he says "even if one of them pressed me suddenly to his heart: I would perish in the embrace of his stronger existence."
The angel does not wish to destroy him. The full otherness of the angel, for an existence with boundary like his, cannot be borne. The angel has no ill will. The angel serenely disdains to annihilate us — meaning, the angel did not come in order to destroy, but the existence of the angel itself makes our boundaries impossible to maintain. This is structural, not emotional.
When Rilke says "every angel is terror," this is what he means.
Then how does the human live?
If full otherness cannot be borne, but the other is real, how does the human live?
Rilke's answer unfolds across the Elegies and the Sonnets.
The way the human lives is to learn to bear — slowly enlarging the degree of otherness one can bear. A child can bear very little otherness — a stranger near him makes him cry. A mature person can bear more — can converse with strangers, can love another person, can let another person exist as himself. A truly mature person can bear more still — can face death, can leave a place for strangers, can leave a place for those wholly unlike himself.
The capacity to bear can grow.
But there is a limit. Full otherness — the angel — the human cannot wholly bear. What the human can do is, within the range he can bear,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acknowledge that full otherness is real (even if he cannot bear its full appearing); and keep growing the capacity to bear.
This is a lifelong work.
Rilke unfolds this work, slowly, across the ten Duino Elegies. Each elegy speaks of a different layer — love, childhood, death, the hero, the animal, the child, the youth, the prematurely abandoned destiny, Mary, an attitude of praise. Each is a way of bearing.
The closing of the last elegy, the Tenth —
"We, who think of happiness as ascending, would feel the emotion that almost overwhelms us when a happy thing falls."
Happiness is not only ascent. In the deepest bearing, happiness includes descent — includes accepting loss, accepting that one cannot have, accepting death as part of life.
Rilke and Levinas never spoke to each other — Rilke died in 1926; Levinas was twenty then. But what they were pointing at was two faces of the same thing —
Levinas: the other places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on me. Rilke: the appearing of the other to me is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Both said — when the other appears to me, it brings something I cannot bear. That cannot-bear is not a defect — it is the mark of the other really appearing as other.
Kant said: the human is an end, not a means. Levinas said: see the face of the other. Buber said: re-enter the I-Thou. Cao Zhi said: acknowledge that I long, and that I cannot hold. Girard said: see clearly the mechanism of destroying the other, and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Schelling said: acknowledge that within me there is what I cannot wholly absorb. Eckhart said: acknowledge that what cannot be named is real. Rilke said: bear what the other's appearing brings, that one cannot bear.
Eight languages. The same direction.
In that direction there is a wind. A mild wind.
VIII. The Bridge
When Rilke walked up, he was wearing a dark suit.
He was not tall. Thin — very thin. By the time he died in 1926, the leukemia had made him very thin. His form on the bridge is from his last years — about fifty — sparse hair, a thin short beard, large deep eyes.
He walked unhurriedly. His body in the last years had not been well.
He carried nothing in his hand.
In life he had not been the kind of figure who carried books like a scholar. His poems were already in the world — published, read, translated into dozens of languages. He himself did not need to carry anything.
But he was listening.
He walked with his head slightly tilted — like someone listening for something. He was not listening to what others on the bridge were saying. He was listening for that voice he had heard on the Duino morning. He had spent his life listening for that voice. He kept listening on the bridge.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here were more people on the bridge than the last time. Hypatia was there,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Aquinas, on the other side, his hands empty. Bergson on his cane. Levinas. Buber. Cao Zhi with his bamboo slips. Girard with his book. Schelling with hi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Eckhart, hands empty.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not just these named figures. The bridge held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ose drawing equations, those watching corn, those writing poems, those reading star charts, those writing novels, those sketching diagrams, those crouching aside taking notes, thos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os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Rilke nodded to them.
He recognized a few — figure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He had read their books. But he did not know them well. He had never been a person at ease in groups. His life had been mostly alone — he had spent it in different rooms, working by himself.
He found a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nd stood.
He did not approach anyone for talk. He stood in his place, listening.
Levinas came over.
The two had not met in body — Rilke died in 1926, when Levinas was twenty and still studying philosophy in Strasbourg. But Levinas had read Rilke. Levinas recognized what Rilke had written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 that was, at the level of aesthetics, what he himself spent a lifetime saying as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Levinas bowed to Rilke — slightly.
Rilke returned the bow. Neither was good at ritual — both lived deep inside themselves — but in this moment the bow was not ritual; it was mutual recognition.
Buber came over too. Buber's I-Thou and Rilke's thing as other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matter — Buber speaking of person and person, Rilke of person and thing. Both spoke of not letting concept cover the real existence facing one. Buber gave Rilke a small smile. Rilke returned it.
Eckhart came over. Six hundred years between them. But both had done the same work — letting that which cannot be named appear by letting concepts fail. Eckhart in medieval theological language. Rilke in modern poetic language. Different tools, similar work. Eckhart placed his palms together and gave Rilke a slight bow. Rilke returned the same gesture — he belonged to no specific religion, but he acknowledged what was in that gestur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Kant was a little clearer than before — you could see the brow.
Across from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he sky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were no longer visible.
Closer in — the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 Heidegger — was still walking. Heidegger had read Rilke extensively in his life. He had a piece called What Are Poets For? (Wozu Dichter?) discussing Rilke at length. Heidegger took from Rilke the poetic thinking about things — but the direction Heidegger walked with that tool was a direction Rilke would never have walked.
Rilke looked toward Heidegger's direction.
He was not particularly sad. In life he had already known that once a poem is written, who reads it, who uses it, what it is used for — none of it is in the author's hand. He knew this.
He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The moonlight was mild.
He gave Hypatia a small smile. Hypatia smiled back. They had no shared language — Rilke's German, Hypatia's Greek — but both had done the same work, with concrete tools letting some things that cannot be absorbed by concept have a place in the world. Astrolabe and poems. Two tools from different ages.
Aquinas came over from the other side. Six hundred years between them. Aquinas wrote to the boundary and stopped. Rilke worked at the boundary all his life — every poem an attempt to come close to the boundary. Both knew tha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undary there was the negativa. Neither claimed to have crossed the boundary. Aquinas nodded to Rilke. Rilke nodded back.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 many people, the moonlight was mild.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at Levinas, at Buber, at Cao Zhi, at Girard, at Schelling, at Eckhart.
This time he looked at Rilke.
Rilke's eyes met that figure's, briefly.
Rilke did not lower his head. He did not raise anything — he had nothing in his hand to raise. He did what he had done all his life — he listened. He tilted his head slightly toward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like someone listening for what that figure might say.
The figure did not speak. But Rilke heard something — some soundless thing, a recognition, a "I am here, you are there too" mutual presence.
The figure nodded, lightly.
Rilke nodded too, lightly.
He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In life he had spent a lifetime listening for that which cannot be named. What he had written down was part of the deepest thing he had heard. He knew that what he had heard was not all — he knew there was what he had not heard. What he could do was put down the part he had heard, so that others could hear a little of it too.
What he had done was infinite. He knew the infinite was not something he could complete. He had done it anyway.
His construct has not closed. His construct will never close. Because every time someone reads his poems, every time someone in the spring morning is shaken to the limit of what one can bear by a flowering tree, every time someone sees the terror of beauty, his being appears once mor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