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第 108 个位置
King: The 108th Seat
一、缅因州的一个夜班
1972年的某个晚上。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班戈(Bangor)附近的一个小镇。
一个叫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二十五岁男人才下了夜班。他还穿着工作服,一条蓝色的工装裤,都被洗得褪了色。他刚值完在一家工业洗衣房的轮班,那个轮班要求八小时连续不停地洗医院的床单和餐厅的桌布。
他终于开车回到了家。他的家是一辆拖车(trailer),这在美国算是一种可以搬动的、便宜的、矩形的房子。拖车停在一个拖车场里,旁边有几十辆类似的拖车。他和他的妻子塔比莎(Tabitha),还有他们的两个小孩都住在这辆拖车里面。
而且他妻子也在工作,白天在一家甜甜圈连锁店。这样两个人可以轮班照顾孩子,他们可没钱请人看孩子。因为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挣的钱刚够付房租、买食物、付电费。甚至每个月有几天他们要决定不接电话,因为那几天是电话公司打电话要追款的日子。
他们没钱带孩子们去看医生。他们的女儿有耳朵感染,所以只能试着靠买非处方药暂时压住病情。
为了多赚点,斯蒂芬·金白天还教高中英语。他刚教了一年,那年的工资是六千四百美元。一整年的工资。所以他还坚持在洗衣房做夜班,多补贴一点家里。
他到家了。但他也不睡觉,他坐到拖车厨房的桌子前面——那张桌子是塑料的,桌面上还有几道刀痕。他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张纸,那种廉价手稿纸,开始写东西。
他在写一本小说,是关于一个高中女生的故事。那个女生被妈妈虐待,又被同学羞辱。后来那个女生发现自己有念力,那种能用想的就让东西移动的超能力。
他寥寥得写了几页。他有点不喜欢自己写的这个东西,他甚至觉得这个故事不行——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方向,不会没有市场。于是他把那几页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他去睡觉了。
第二天他妻子塔比莎在收拾厨房的时候打开了那个垃圾桶。她看到那几张被揉成一团的纸。她把它们捡出来,把它们抚平,读了一下。
她读完之后等斯蒂芬·金醒来。她对他说——
"你应该继续写。"
斯蒂芬·金一开始都有点不太相信。因为他写了几年小说和短篇了,但他也就卖出过几个短篇,还是给那种放在男士理发店里的低俗杂志,每篇得到几十美元的稿费,却没有一本长篇被接受。他有好几个手稿就堆在拖车的角落里。他要再被拒绝几次应该就准备放弃写作了。
但塔比莎说——继续写。
于是他继续写。
他用那几张被她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纸,作为那本小说的开头。他每天只能写一点,因为他每天还在洗衣房上夜班,他每天还要教完高中英语才回家。塔比莎也每天工作和带孩子,然后两个人保持轮流照顾两个小孩。
就这样写了几个月之后他写完了。
今天很多读者都那本叫《嘉莉》(Carrie)的小说。
他寄给纽约的几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叫双日(Doubleday)的出版社接受了。一九七四年初他们寄给金一份合同——给他一个两千五百美元的预付。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一笔钱(他一年教书的工资是六千四百美元,预付差不多是他几个月的工资)。
他签了合同。
几个月后双日卖了平装本版权——给一家叫新美国图书馆(New American Library)的公司——卖了四十万美元。按合同金额作者拿一半——二十万美元。
那是1974年的二十万美元。换算到现在大约是一百三十万美元。
终于斯蒂芬·金不用再去洗衣房了,也不用再教高中英语了。他可以一直坐在拖车里写他想写的人们了。那个他笔下被同学羞辱的高中女生,给了他和塔比莎和两个孩子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那一年斯蒂芬·金二十六岁。
他从那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写作。
到今天他七十八岁了。他已经写了六十多本长篇小说,几百个短篇。他的书在世界各地卖了几亿本。他是过去五十年里美国最被读的小说家。
他现在每天还在写。他还住在缅因州,还住在一栋他后来买的房子里。虽然那个房子不再是那辆拖车,但是斯蒂芬·金依然是那个斯蒂芬·金,每天起床的方式跟一九七二年的方式一样。他还是一样的坐到一张桌子前面,他还是一样的写。
他还活着。他的工作还在继续。他还在做选择。
二、嘉莉
《嘉莉》到底特别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小说呢。
它的表面是一个超自然恐怖故事。一个高中女生,叫嘉莉·怀特(Carrie White),她妈妈是一个极端宗教信徒——她妈妈认为月经是上帝对女人的诅咒,她妈妈关嘉莉到柜子里让她做祈祷,她妈妈不让嘉莉知道月经是什么,她妈妈还打嘉莉。
嘉莉到了高中。她在体育课的淋浴室里第一次来月经。她以为她要死了。她的同学们,一群女生,却围着她笑。她们扔卫生棉条到她身上,她们拍她的录像,她们还在过道上喊她"猪"。
嘉莉没有朋友。
但她发现自己有一种能力——她能用想让东西动。一开始这个能力很小,只能让一本书自己翻页,一面镜子自己碎。后来大了,大到让一台车自己开动。
然后学校的舞会到了。一个想为嘉莉做一件好事的女生苏·史耐尔 (Sue Snell)说服她男朋友汤米·罗斯 (Tommy Ross)带嘉莉去。嘉莉去了。她那一晚穿了一件她妈妈不让她穿的礼服。她跟一个高中里最好看的男生跳舞。她那一晚有一个不被嘲笑的几个小时,几个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小时。
然后舞会上有人,一群同学,开了一个"玩笑",他们在嘉莉头顶上倒了一桶猪血。装满血的铁桶也随之掉落,正好砸中了汤米的头部,铁桶的边缘击碎了他的头骨。
嘉莉站在舞会中央。她浑身是血。但所有人在笑。
嘉莉在失去理智前最后一点清醒的念头,是发现那个唯一对她温柔,真心待她的汤米头骨碎了,死掉了。
她用念力把舞会大厅锁上。她用念力把电线扯断让漏的电跟洒的水接触。她杀光了所有在那个舞会上的人——几百个高中生,老师,她妈妈后来也被她杀了。她自己也死了。只有苏活了下来,因为她当晚并没有参加舞会,也从来没有欺负过嘉莉。
故事就到这里。
这在今天听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恐怖故事而已,只是一个被欺负的女生用超能力复仇。
但是斯蒂芬·金做的事其实比这更复杂。
整本书里嘉莉作为一个有具体内心的人显现。她并不是怪物,她也不是邪恶的。她是一个被她妈妈虐待了一辈子、被同学羞辱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过朋友、那一晚生平第一次穿着自己的礼服跳舞、那一晚生平第一次相信自己可能有未来——然后被同学开了一个"玩笑"而彻底摧毁了的女生。
读者读完之后同情的是嘉莉。不是被她杀的人。
这件事在美国通俗小说里是革命性的——
斯蒂芬·金把一个社会忽略的人作为主角。
不是英雄。不是名人。不是有钱人。不是漂亮的人。是一个被自己周围所有人当作工具、当作笑话、当作不存在的人。
金给她讲述的位置。整本书是从她的视角讲的——她的痛苦,她的渴望,她的那一晚跳舞时的心情,她在被泼猪血那一刻的感受,她在看到汤米破碎的头颅那一刻的不可名状。
通俗恐怖小说之前没有这样做过。恐怖小说的传统是从受害者之外讲——读者跟着一个正常人遇到不正常的东西,跟着那个正常人害怕。金把视角倒过来——读者从一个被定义为"不正常"的人的内部讲她的故事。
读者读完之后做不到把嘉莉推开。读者读完之后嘉莉的内心是真的——读者承认那个被同学嘲笑的女生有具体的、跟自己一样真实的内心。
这是斯蒂芬·金一辈子工作的核心模式——
把社会忽略的人作为主角,让读者从他们内部承认他们的具体性。
后面五十年所有金的小说基本上都在做这件事。
三、写作这回事
二零零零,千禧年。斯蒂芬·金五十三岁。
他出版了一本部分回忆录、部分写作教程的书,叫《写作这回事》(On Writing)。
这本书在美国流传度极广。很多人,甚至包括很多不写恐怖小说的人,都把它当作关于写作的最好的书之一。
斯蒂芬·金在这本书里说的核心是这样——
写作不是艺术。写作是手艺。
他不喜欢"艺术家"这个词。他认为那个词太自我中心,太自我抬举了。他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手艺人,就像水管工、木匠、修理工那样的人。
一个水管工不需要等灵感。一个水管工每天起床去工作,按他的训练修水管。他修得好不好取决于他的技能、他的经验、他的工具。他不会神化自己——他只是修水管。
金说写作也是这样。
他每天起床。他坐到桌子前。他写,写两千个词,然后他就去做别的事——读,散步,跟家人吃饭,处理生意。第二天他又起床。又坐到桌子前。又写两千个词。
他不等灵感。他不等情绪。他不等"对的时刻"。他每天写——好的时候写,糟的时候也写。糟的时候的两千个词大部分是垃圾——到了第二天他会改。但他不会因为是糟的时候就不写。
他在这本书里写——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有两件事你必须做:大量地读,大量地写。我知道没有别的方法。"
"写作的本质是允许自己。你最深的允许是允许自己写出糟的东西。"
他还写了关于写作的具体技术——动词、副词、对话、节奏。他给所有想写作的人具体的建议——避免被动语态,避免副词,让对话推动情节。
但是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不是技术。是姿态——
别神化你做的事。每天做就好。
这个姿态在第六轮整轮里有它特殊的位置——
本轮前面写过的人物——希帕蒂娅在讲台上、阿奎那在写《神学大全》、谢林在德国唯心主义、里尔克在听那个声音——他们做的事在他们的时代或者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被认为是伟大的事。他们自己怎么对待自己做的事,不一样。阿奎那觉得自己写的是"稻草"。里尔克觉得诗是通过他来到世界。但是历史把他们的工作定位为伟大。
斯蒂芬·金不一样。
斯蒂芬·金的工作在很多文学评论里不被认为是伟大的。他是恐怖小说作家,一个被认为是"通俗小说"领域的人。他赚的钱很多,但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一直到2019年去世都不把斯蒂芬·金当真,和其他他高端文学评论家们一样。
金活的时候经历过这种被忽视。他2003年被全国图书基金会授予一个杰出贡献奖——这是美国文学界一个重要的奖。一些高端评论家公开抗议——他们觉得给一个通俗小说家这个奖是对文学的污辱。
金在颁奖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他说他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想他得这个奖——他知道他写的不是被高端评论家欣赏的那种文学。但是他说——他写的是真实的东西,他写的是普通美国人能读的东西,他写的人物是被高端文学经常忽略的人。
他在那次演讲后面没有反击那些抗议的人。他继续写。
到了今天,2026年——金已经七十八岁了——他每年还在出书。
他每天起床,每天写两千个词。
他没有变。
四、缅因州的乡间路
1999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半左右。缅因州西部一条乡间路。
斯蒂芬·金那时候五十一岁。他在散步——他每天下午散步。他穿着 T 恤和短裤。他在路边一个划定的步行区走。
一辆白色的道奇厢式货车(Dodge minivan)从北边过来。司机是一个叫布莱恩·史密斯(Bryan Smith)的本地人。
布莱恩·史密斯那一刻没有看路。他后座上有一只罗威纳犬(rottweiler)——那只狗在抢一个冷藏箱里的东西。布莱恩·史密斯转头去看他的狗。他没看见前面。
他的车冲出路面。直接冲到金正在走的步行区。
金被撞飞了大概十四英尺。他落在路边的灌木里。
他活下来了。但是他严重受伤——
右腿在好几处骨折。 右髋部骨折。 锁骨断了。 四根肋骨断了。 脊柱有几处骨折。 右肺穿孔。 头皮裂开。
他躺在路边等救护车。他清醒。他知道自己受了重伤但他没疯。后来他在《写作这回事》(这本书几个月后出版)里描述那一刻——他躺着的时候想——我是一个作家。我想继续写。
救护车到了。他被送到最近的医院——大概一个小时车程。那个医院初步处理了他的腿。然后他被空运到刘易斯顿(Lewiston)一家更大的医院。
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他做了好几次手术——他的右腿被装了金属杆和螺丝,他到现在走路还是有点不一样。
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不能走,需要轮椅。他做了一年多的康复才能再次走路(带拐杖)。
康复期间他在做什么?
他在写。
康复一开始他不能坐起来——他不能去他的桌子。塔比莎给他在床边设了一张小桌子——他能坐着写,每天大概一个小时(一开始连这一个小时都很疼)。他写了《写作这回事》——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车祸之后写的。他在书里写到了那场车祸——他用一种几乎冷淡的语气描述他差点死了。
他写——
"当我在路边躺着的时候,我想这件事可能让我不能再写了。也许我会死,也许我会不能用手。但是我没死。我能用手。所以我接着写。"
那一年金的产出比平时少(一年只出了《写作这回事》和一本中篇集)——但他没有停。
2000年开始他重新进入正常的写作节奏——照旧每天两千个词。
车祸到现在二十六年了。金继续写了二十六年。他的写作在车祸之后没有停过。
布莱恩·史密斯——撞他的那个司机——一年半之后死于过量服药,单独在自己家里。他的死被认为是意外,但是一些报道暗示可能是自杀。布莱恩·史密斯死的时候四十三岁。
金活的时候花钱买下了那辆撞他的厢式货车。他买它是为了把它砸成废铁——他不要它在世界上继续存在。他的助手把那辆车开到一家废铁场,砸成了一堆铁。
这是金少有的报复式的动作——但是他没有报复布莱恩·史密斯本人。布莱恩·史密斯是一个贫穷的、有麻烦的、不专心开车的人。金没有对他说过狠话。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事故。
继续。
五、普通人
要理解金做的事,要看他写的人物是谁。
他不写英雄。他不写名人。他不写有特殊才能的特殊人物。
他写——
汽车修理工。超市收银员。小镇医生。酒鬼父亲。有阅读困难的小孩。家庭主妇。退休警察。学校清洁工。保姆。卡车司机。酒店看门人。邮递员。修理炉子的人。
这些人是被绝大多数文学不看的。文学一般写的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有钱人的家庭悲剧,城市精英的疏离。绝大多数文学的视角是从受过教育的人看世界。
金的视角不一样。他从他自己出身的那种美国小镇生活的中下层看世界。他写的人是他在缅因州小镇上能见到的真实的人——他在洗衣房工作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他在加油站买油时跟他说话的人,他在小镇杂货店里见到的人。
他的小说里有几个例子——
《肖申克的救赎》(1982年中篇):
主角安迪·杜弗雷因(Andy Dufresne)被错误地判了终身监禁。他在肖申克监狱里待了几十年。但是他不放弃。他每天用一把小锤子——只有一把雨伞那么宽的锤子——在他牢房的墙后面挖。他挖了将近二十年。他最后从那个洞里钻出去,逃了出来。
故事是从另一个犯人——红(Red)——的视角讲的。红是一个老犯人,对体制非常熟悉,对希望非常怀疑。红讲安迪的故事,因为红被安迪改变了——红从一个相信自己只会在监狱里死的人,变成了一个有希望的人。
这本中篇没有超自然元素。它是一个关于两个普通的、被社会丢掉的人之间的友谊的故事。它在金的所有作品里被认为是最好的之一。
《绿里》(1995年长篇):
主角是一个1930年代美国南方的死刑监狱看守,叫保罗·埃奇科姆(Paul Edgecombe)。他的工作是看着死刑犯走最后一段路——从牢房到电椅。他看着这个工作做了几十年。
故事的核心是一个叫约翰·科菲(John Coffey)的死刑犯——一个巨大的、智力发育迟缓的、被错误地判了奸杀两个小女孩的非裔美国人。约翰·科菲是无辜的——他实际上有治愈能力,他试图救那两个女孩但失败了。保罗·埃奇科姆发现他是无辜的。但是体制无法被改变——约翰·科菲会被处决。
故事是关于一个被社会用毕生工作的看守,在自己快要退休的时候,必须执行一次他知道是错的处决。他执行了约翰的死刑。他执行完之后,他变了。他后来活到一百多岁,每一天都带着他做过那件事的重量。
这本书没有让保罗·埃奇科姆变成英雄。他没有反抗体制。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做了他被要求做的事,但他也承担了那件事一辈子的重量。金让读者承认这种普通的、有限的、做了应该做的事但是没有做出更多事的人也是有具体内心的。
《它》(1986年长篇):
七个孩子在一九五零年代美国小镇上跟一个超自然的怪物战斗。每一个孩子都有具体的家庭背景——一个有口吃的孩子,一个肥胖的孩子,一个被父亲虐待的女孩,一个犹太裔的孩子(在一九五零年代美国小镇上是少数派),一个非裔美国孩子,一个被社会期待困住的孩子,一个有哮喘的孩子。
这七个孩子打败了那个怪物。然后他们长大了。他们各自过自己的生活——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然后那个怪物三十年后又回来了。他们必须再回到那个小镇,再一次面对它。
这本书表面是恐怖。核心是童年的友谊在成年生活里的重量——一群普通的、有缺陷的、被社会忽略的孩子之间的相互承认。
——
金所有的小说都做这件事。
一个酒鬼父亲在金笔下不只是一个酗酒的人。他是一个有具体内心、具体痛苦、具体爱的人。一个超市收银员不只是一个低工资的工人。她是一个有具体命运、具体梦想、具体疲倦的人。
金给这些人讲述的位置——通常这些人在文学里只有作为背景出现的位置。
这是金一辈子做的事——
为社会忽略的他者留位置。
不是哲学层面。不是抽象层面。是具体的、可读的、几亿人能读到的小说层面。一个开卡车的男人在田纳西州能读到金的小说——他读到的人是他能认出来的人,是他认识的,是他自己。一个超市收银员在俄亥俄州能读到金的小说——她读到的女主角是她能认出来的女人。
金把"为他者留位置"这件事做到了最大规模的可读性层面。他不是在哲学讨论里做。他是在通俗文化里做。他是在被几亿人读的书里做。
这个工作的尺度——让通俗文化承认普通人作为他者的尊严——是第六轮整轮独特的一种实践。
六、活着,写着
2026年。斯蒂芬·金七十八岁。
他还住在缅因州。他和塔比莎结婚了五十四年——从1971年到现在。他们三个孩子都成年了。两个儿子也都是作家——乔·希尔(Joe Hill,他用这个笔名是为了不靠父亲的名字)和欧文·金(Owen King)。
金每天还在写。
他每年还出新书。2023年出版了《荷利》(Holly)——一本侦探小说。2024年出版了《你喜欢黑暗吗》(You Like It Darker)——一本短篇集。
他还在用 X 上发推——经常是关于政治的,关于美国当下的处境的。他是一个直率的人,他说他认为对的事,他不太顾虑会让谁不高兴。
他做的事还在继续。
他还在做选择——每一天的选择。他是一个有几亿读者的人——他说的话有人听。他怎么用这个位置,他还在选。他可以用它做什么,他还在选。
他还活着。他的德还没合上——不是因为他特别。是因为任何还活着的人的德都还没合上。
本系列全系列迄今写过的107个人物,每一个都是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活的时候做了具体的工作。他们死了。他们的德通过后来的人继续展开。
金不一样。
金还活着。
他活着这件事让我们收尾的时候面对一个特殊的状况——
对一个还活着的人,我们不能讲他一辈子做了什么。
我们能讲他一辈子前面这一段做了什么。但是他的一辈子还没完——他还在写。下一年的他可能写出他迄今最好的一本书,也可能写出一本平庸的。下一年的他可能在 X 上说一句让所有人改变对他看法的话,也可能不说。下一年他可能做出一个改变他形象的决定,也可能不做。
我们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每天起床做选择——一些选择是关于他下一本书的具体内容,一些选择是关于他怎么对待来要他签名的读者,一些选择是关于他怎么对待他的家人,一些选择是关于他在 X 上怎么回应一个挑衅的人。
这些选择加起来构成他的德。他的德每一天都在被他的选择继续塑造。
到他死的那一天他的德才开始进入下一种存在状态——通过后来的人继续展开。
但是即便那时候,他的德还没闭合,也不会闭合。
本系列一直在讨论的,也是本思想框架一直在讨论的——
构不可闭合。
所有人的构都不闭合。已死的人的构通过后人继续展开。还活着的人的构通过他们自己的具体动作每天继续被塑造。两种不闭合都是真的。
七、不上桥
斯蒂芬·金不上桥。
不是因为他不够好,他足够好。
不是因为他做的工作不够重要,他的工作远超重要。
不是因为他不在本系列的论点里面,他一直都在。
而是因为——
他还活着。
目的王国的桥头是已故之人会去的地方。每一个走向桥,走上桥的人,他们活的时候做的选择已经做完了。他们的形象已经被时间过滤过——本系列过去107篇我们写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过滤过的他们的形象。
希帕蒂娅在桥头手里的星盘——她在四一五年被消灭的时候手里没有星盘。星盘是后来两千年里有人识别出她做的工作的工具的代表。 阿奎那手里没有东西——是因为他写完八百万字然后停下、说"是稻草"那个姿态被七百年的读者识别为他的核心姿态。 柏格森拄着拐杖——是因为他一九四一年一月那天去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登记的画面。
这些形象都是被时间过滤过的。死了的人不再添加新的内容到自己的形象里。形象的展开还在(通过后人)但是形象的核心已经定型。
金不一样。
金每天还在添加新的内容到他自己的形象里。他今天的写作给他的德加一笔。他明天的某个推特给他的德加另一笔。他下个月做的某个采访给他的德加又一笔。这些每天加进来的内容还没有被时间过滤。
我们写他的时候不能像写已死之人那样确定。我们能讲他七十八岁之前做的事——那是事实。但是他七十八岁之后的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资格预先把那一部分写下来。
桥头不是关于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桥头是关于一个人活完之后他的德的形状被时间显化出来的画面。
金还在影响着世界。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在桥头一个具体的位置。
这跟金做的工作好不好没有关系。
这是本系列对所有还发挥影响力的人的标准处理。
这一系列在吉拉尔那一篇里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彼得·蒂尔。蒂尔活着,他还在做选择,他的构没合上,旁人没有资格替他合上。
到金这里我们再重复——任何还有持续影响力的人都还不上桥。
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是因为我们不替还活着的人做总结。
这个原则不只对金。对蒂尔。对所有本系列没有写到,但是在做相似工作的还活着的人。对读这篇文章的所有未来读者。
读者也还可以决定每天影响谁,如何影响。
读者的构也没合上。
读者也每天在做选择——每一个选择都给他的德加一笔。
读者也不该被任何人替做总结。
读者的位置是开放的——读者还可以选择走哪条路。读者可以选择在自己里面做"为他者留位置"的事。读者可以选择不做。读者的选择不在我们手里。读者的选择也不在自己今天这一天手里——每个人一辈子都有很多天,每一天都有很多机会做选择。
金和读者在这一点上是同等的——
都是还持续有影响力的、还在做选择的、构还没合上的、不能被人替他们做总结的人。
本系列把金作为收笔不是因为他特别(他很特别)。而是因为他是最好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让"还活着的人"这个范畴的真实性显现出来。我们读到金的时候,会认识到——金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活着,他每天还在做选择。我们会自然地把这个认识扩展到所有还活着的人——包括我们自己。
所以这一篇收笔。
但是收笔的方式不是合上一个圆。
收笔的方式是承认圆永远不能合上——因为有人还活着、还在做选择、构还没合上。
包括金。包括每一个未来的读者。包括其他不会读到这篇文章的几十亿人。
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可以去目的王国,都可以站在那个的桥头。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还可以选。
八、桥头:第 108 个位置
最后一次走到桥头。
桥的中段,今晚比之前任何一晚都密集。
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在她手里反着月光。 阿奎那站在另一边,手里没有东西。 柏格森拄着拐杖,对每一个新来的人点头。 列维纳斯站着——他认得几乎每一个人,他对每一个人都用一种轻微但是确定的姿态承认。 布伯站在不远处,长袍在风里轻轻动。 曹植拿着竹简——竹简上有他写的字,那些字过了一千八百年还在被人读。 吉拉尔拿着一本书——他自己写的关于替罪羊机制的书。 谢林拿着《人类自由论文》。 埃克哈特双手空着——他给世界的不是物。 里尔克头微微侧着,听。 诺贝尔站着,口袋里装着那份遗嘱的复印件。
十一个被点出名字的人。
桥的中段不止这十一个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
画方程的,看玉米的,写诗的,读星图的,写小说的,画图纸的,蹲着记笔记的,坐着发呆的,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看天看了一会儿又低头继续工作的,在月光下用一种很小的工具修一件很小的东西的,给一个孩子讲故事的,把一杯茶递给身边人的,停下来等一只走过去的猫的,把自己穿的袍子的褶皱整理一下的,跟几百年前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人用一种没有人翻译过的方式相互认出的。
这些人。一片人。一片不能被数完的人。
每一个都做过同一件事——
把自己当目的。 也把别人当目的。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有人在走。 走得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已经走得很远,几乎看不见。
桥头的远处那一头。
那一头之前每一篇我们都说"那里站着康德","康德一直看着远方","康德比上次更清楚一点"。
到现在看清楚了——
康德不是独自一人。
他周围有人。
那是一群历史上活出过"把自己当目的也把别人当目的"这件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有的不是本系列写过的(我们写了 107 个具体的、具体地做这件事的方式的人)。但他们都是活出这件事的人。
康德旁边站着一个老头。秃头。鼻子塌——不是好看的脸。穿一件粗糙的希腊长袍,腰带是麻绳。他光着脚。这是苏格拉底。他七十岁的时候在雅典喝下毒药——他可以逃走,朋友们劝他逃走,他没有逃。他说如果他逃走他就把他一辈子讲过的话推翻了。
苏格拉底旁边——再过一点——是一个戴着深色冠的人。他坐着,不是站着。他穿周代的深色礼服,袖子很长。他的脸有一种被忽略很久的人的疲倦但是没有怨。这是孔子。他周游列国十四年,每一个国君都拒绝了他。他六十八岁回到鲁国教书。他的几十个学生记下了他说的话——过了两千五百年那些话还在被人读。
不远处有一个人坐在地上——不是椅子,地上。他结跏趺坐。穿一件土黄色的袈裟,左肩露出来。眼睛半闭。这是释迦牟尼。他出身王子,离开了宫殿。他坐在一棵树下想了几年,想清楚了——一切众生都有跟自己一样的存在。他用四十多年走在印度的路上跟人讲他想清楚的东西。
再过一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穿一件未染色的羊毛长袍,光着脚。他的手——能看见上面的伤疤,钉子留下的位置。这是耶稣。他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他把这一句作为律法的核心。他活的时候为这一句被钉死。
再过一点是一个修士。他穿粗麻布袍——一种灰褐色的没有染过的粗麻布,腰间一根白色的绳带。袍子上有补丁。他赤脚。脸瘦,但是眼睛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光。这是方济各。他是十三世纪意大利人,出身富商家庭,年轻时候放弃所有财产去过赤贫生活。他说鸟也是兄弟,狼也是兄弟——他把"他者"扩展到非人。
康德的另一边是一个瘦小的印度老人。他只穿一块手织的白布,缠在腰间。光着上身。胸前有一个简单的眼镜。他手里拿一根木棍——他著名的拐杖。这是甘地。他用非暴力作为为他者留位置的政治形式。他被自己的同胞印度教极端分子杀死——因为他主张对穆斯林人也要当人看。
甘地旁边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非裔美国人——三十多岁的样子。打着领带。脸饱满,眼睛深邃。这是马丁·路德·金——是金博士不是金作家。他用非暴力在二十世纪美国民权运动里把对手也当人看。他被种族主义者杀死。
再过一点是一个穿白色镶蓝边纱丽的瘦小老妇人。她的脸有几十年照顾垂死人留下的皱纹。她的手很小。这是特蕾莎修女。她活的时候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照顾垂死的穷人——她说每一个垂死的人都有一个可以被尊重地死的权利。
——
还有别的人。许多许多别的人。
很多人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两千年里照顾自己孩子并且把孩子当人来对待的母亲。几千年里教书并且把学生当人来对待的老师。历史上所有那些在自己的具体处境里把别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的——农民,工匠,商人,仆人,士兵,工人,护士,修女,僧侣,渔民。
他们都站在康德周围。
每一个穿他自己时代的衣服。每一个用他自己时代的工具。每一个说他自己时代的语言。但是他们之间不需要语言——他们彼此知道对方做了同一件事。
康德1804年去世的时候没有看见他们。他活的时候自己孤独。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不出柯尼斯堡的怪人"。他以为自己在写一个抽象的论点。
他不知道他写的论点早就被人活出来过——很多次,很多代,在他写之前几千年到他写之后两百年里都有人活过——
很多人。
康德周围现在有他们。
他从来也不是独自一人,在目的王国更不会独自一人。
他周围那群人之间没有等级——没有"更接近康德"或者"更远离康德"。他们都在同一个圈里。每一个人都做了那件事。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目的,也把别人当目的。
桥的中段——我们写过的107个人加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桥头远处——康德和每一位历史上的实践者。
两个区域之间是同一片月光照亮的两个层面。
但是——
康德周围有一个空位。
那个空位不在桥的中段。不是金的位置。
那个空位在最深处那一头。在康德周围那一圈人里面。
那个空位的形状是一个没有具体身份的位置——不预先决定那个位置上的人是谁、做什么工作、属于哪个时代、说什么语言。
那个位置是为任何愿意做那件事的人留的。
它不要求一个人做大事。它不要求一个人被记住。它不要求一个人写出书。它要求的事就两件——
第一件其实不容易,把自己当目的——不让自己被还原为别人的工具,承认自己作为存在的具体价值。 第二件更难但更重要,也把别人当目的——不把别人还原为自己的工具,承认每一个面前的他者作为他者的具体价值。
任何愿意做这两件事的人,都可以站到那个位置上。
不需要被宣告。不需要被加冕。不需要被人允许。
需要做的事就是——做这两件事。
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每一次他选择把自己当目的——他没有让别人随意支配他的时间,他没有让别人定义他的价值,他没有把自己降为某个体系的零件——他就在做这件事。 每一次他选择把别人当目的——他承认他面前那个具体的人是一个有自己尊严的存在,他没有把他还原为他对自己有用或没用的工具,他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里为那个人留位置——他就在做这件事。
这两件事大多数时候做起来不是大事。是小事。是一秒钟的事。是停下来看一个具体的人的脸的那一秒钟。是不打断对方说话的那一秒钟。是承认对方的痛苦是真的、不试图修复它、只是承认它的那一秒钟。
每一次的这样的小事都是在做那两件事。
每一次都让那个空位多一个候选人。
斯蒂芬·金现在没有上桥。他还发挥着影响力。他还住在缅因州。他还在写。他还每天起床做两千个词。他还在选。
但是金做的事不在这一刻终结。金的工作是过去半个世纪让美国通俗文化承认普通人作为他者的尊严——这个工作通过他的几亿读者继续展开。每一个读者读他的书认出书里那个酒鬼父亲不只是一个工具——那是金的德的一次显现。金还活着的时候这种显现继续发生。金死了之后还会继续。
但是金不能预先得到他的位置。他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里继续争取那个位置。任何一天他都可以选择走偏——他可以在 X 上说一句残忍的话,他可以拒绝看见自己周围一个具体的人,他可以变成一个把自己当目的但不把别人当目的的人。他做不做这些事不在我们手里。
这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写到这里,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每天起床。我们每一个具体的小时里都在做选择。我们今天可能做那两件事。我们明天可能不做。我们一辈子还有很多日子,每个日子都还可以做很多选择。
那个空位永远空着——因为它不是给某一个具体的人留的。它是给那个动作留的——做那两件事的动作本身留的。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做了那个动作,他在那一秒钟就在那个位置上。下一秒钟他可能不在了。再下一秒钟他可能又在了。
那个位置是流动的。 但是那个位置永远在。
那个位置一直在等。
康德周围那一群人——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耶稣、方济各、甘地、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加上所有不被记住的人——他们站在那里,不催促,不审判,不要求。
他们只是在那里。
他们的存在让那个空位是真实的——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被站上去的、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位置。
桥外那条通往手段王国之路上的暴风骤雨没有停,也不会停。
通往目的王国之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康德那一头——人很多,风很温和。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康德——这次他没有看我们写过的和没写过的任何一人。
他看的是远处。
他在等。
他在等下一个决定走过来的人。
那个人可能是金。那个人可能是任何一个还活着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明天才出生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一个一秒钟之内做了那两件事的人——那个人那一秒钟内就在桥上。
那一秒钟之后那个人可能离开。 那一秒钟之后那个人可能留下。
康德不催促。
康德的目光是温和的。风也是温和的。
第 108 个位置永远空着。[1][2]
——(人类总构 · 108 篇 · 收束)——
I. A Night Shift in Maine
A night in 1972. The Northe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e, a small town near Bangor.
A twenty-five-year-old man named Stephen King had just finished his shift. He was wearing work clothes — blue overalls, washed out by the laundry. He had just done eight hours of work — at an industrial laundry, washing hospital sheets and restaurant tablecloths.
He drove home. Home was a trailer — the kind of cheap, movable, rectangular house common in working-class America. The trailer was in a trailer park, dozens of similar trailers around it. His wife Tabitha and their two small children were inside.
His wife also worked — day shift at a doughnut chain. The two of them rotated shifts because they could not afford childcare. What they earned together barely covered rent, food, and electricity. There were several days a month when they decided not to answer the phone — the phone company was calling about overdue bills.
They had no money to take their two kids to a doctor — when their daughter had an ear infection, they bought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and tried to suppress it.
Stephen King was teaching high school English by day — he had just finished his first year, salary $6,400 for the year. His night shift at the laundry was supplemental.
He came home. He did not go to sleep. He sat at the kitchen table inside the trailer — a plastic table, a few knife marks on its surface. He took out a few pages from a box — cheap manuscript paper he used. He sat down. He began to write.
He was writing a novel. The story was about a high school girl. The girl was abused by her mother and humiliated by her classmates. The girl discovered she had telekinesis — she could move things by thinking.
He wrote a few pages. He did not like what he had written. He thought the story would not work — no point, no direction, no market. He balled up the pages and threw them in the trash.
He went to sleep.
The next morning his wife Tabitha, cleaning the kitchen, opened the trash. She saw the balled-up pages. She took them out, smoothed them flat, read them.
After reading, she waited until Stephen King woke up. She said to him —
"You should keep writing this."
Stephen King did not believe her at the time. He had been writing stories for several years — he had sold a few short stories to the kind of low-end men's magazine left in barbershops, getting a few dozen dollars apiece — but no novel had been accepted. Several manuscripts piled up in the corner of the trailer. A few more rejections and he might give up writing.
But Tabitha said: keep writing.
He kept writing.
He used the few pages she had pulled from the trash as the beginning of that novel. He wrote a little each day. He still worked the night shift at the laundry. He still came home from teaching English. Tabitha still worked and looked after the children. The two of them rotated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Months later he finished.
Today many readers know that novel. It is called Carrie.
He sent it to several publishers in New York. Doubleday accepted. In early 1974 they sent King a contract — an advance of $2,500. This was more money than he had ever seen at one time (his teaching salary was $6,400 a year; the advance was several months' pay).
He signed the contract.
A few months later Doubleday sold the paperback rights — to a company called New American Library — for four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By contract the author received half — two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This was 1974. Adjusted for today, about $1.3 million.
Stephen King no longer went to the laundry. He no longer taught high school English. The girl he had written, sitting in the trailer — that high school girl humiliated by her classmates — gave him and Tabitha and their two children a different kind of life.
That year he was twenty-six.
From then on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Today he is seventy-eight. 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sixty novels and several hundred short stories. His books have sol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opies worldwide. He is the most-read American novelist of the past fifty years.
He still writes every day. He is still in Maine — though now in a house, not a trailer, that he later bought. But the way he gets up each morning is no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1972 — he sits at a desk, he writes.
He is still alive. His work is ongoing. He is still making choices.
II. Carrie
What is special about Carrie. What kind of novel it is.
On its surface it is a supernatural horror story. A high school girl named Carrie White, whose mother is a religious extremist — her mother believes menstruation is God's curse on women, her mother shuts Carrie in a closet to make her pray, her mother does not let Carrie know what menstruation is, her mother beats Carrie.
Carrie reaches high school. In the showers after gym class she has her first period. She thinks she is dying. Her classmates, a group of girls, instead surround her laughing. They throw tampons at her, they film her, they shout "pig" at her in the hallways.
Carrie has no friends.
But she discovers she has an ability — she can move things with her thinking. At first the ability is small, only able to make a book turn its own pages, a mirror crack on its own. Later it grows large, large enough to make a car start by itself.
Then the school prom comes. A girl named Sue Snell, who wants to do something good for Carrie, persuades her boyfriend Tommy Ross to take Carrie. Carrie goes. That night she wears a dress her mother forbade her to wear. She dances with one of the most handsome boys in the high school. That night she has a few hours not being mocked, a few hours that are finally her own.
Then on the prom floor someone — a group of classmates — plays a "joke." They pour a bucket of pig blood over Carrie's head. The metal bucket, which had been holding the blood, falls — and strikes Tommy on the head. The edge of the bucket fractures his skull.
Carrie stands at the center of the prom. She is covered in blood. But everyone is laughing.
Carrie's last clear thought, before losing her mind, is that Tommy — the only one who was kind to her, who treated her with real warmth — has had his skull broken open and is dead.
She uses her telekinesis to lock the prom hall. She uses it to tear the wires open and let the leaking electricity meet the spilled water. She kills everyone at the prom — hundred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eachers; her mother is also killed by her later. She herself dies too. Only Sue survives, because Sue had not been at the prom and had never bullied Carrie.
The story ends here.
Today this sounds like a simple horror story — a girl who was bullied takes telekinetic revenge.
But what Stephen King did i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Throughout the book Carrie appears as a person with a specific interior. She is not a monster, she is not evil. She is a girl whose mother abused her all her life, whose classmates humiliated her all her life, who never had a friend, who that night for the first time wore her own dress and danced, who that night for the first time believed she might have a future — and was then completely destroyed by a "joke" her classmates played.
After reading, the reader sympathizes with Carrie. Not with those she killed.
This was revolutionary in American popular fiction —
Stephen King made a person society overlooks the protagonist.
Not a hero. Not a famous person. Not a wealthy person. Not a beautiful person. A person treated by everyone around her as a tool, as a joke, as not existing.
King gave her the position of being told. The whole book is told from her viewpoint — her pain, her longing, the feeling on that night while dancing, the sensation in the moment of being soaked in pig blood, the unnamable in the moment of seeing Tommy's broken skull.
Popular horror fiction had not done this before. The tradition of horror was to tell from outside the victim — the reader following a normal person who meets something not normal, fearing along with that normal person. King turned the viewpoint around — the reader, from inside a person defined as "not normal," tells her story.
After reading, the reader cannot push Carrie away. After reading, Carrie's interior is real — the reader acknowledges that the girl mocked by her classmates has a specific interior as real as their own.
This is the central pattern of Stephen King's lifetime work —
Make a person society overlooks the protagonist; let the reader, from inside them, acknowledge their specificity.
Almost every novel King wrote in the next fifty years does this.
III. On Writing
The year 2000, the millennium. Stephen King was fifty-three.
He published a part-memoir, part-writing-guide called On Writing.
This book has been very widely read in America. Many people, including many who do not write horror, take it as one of the best books on writing.
What King says in this book at the core is this —
Writing is not art. Writing is craft.
He does not like the word "artist." He thinks the word is too self-centered, too self-aggrandizing. He says he prefers to think of himself as a craftsman, like a plumber, a carpenter, a repairman.
A plumber does not need to wait for inspiration. A plumber gets up each morning and goes to work, fixing pipes by his training. Whether he fixes well depends on his skill, his experience, his tools. He does not deify himself — he just fixes the pipes.
King says writing is the same.
He gets up each morning. He sits at the desk. He writes — two thousand words — and then he goes to do other things: read, walk, eat with his family, handle business. The next day he gets up again. Sits at the desk again. Writes another two thousand words.
He does not wait for inspiration. He does not wait for mood. He does not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He writes every day — on good days, also on bad days. Most of the two thousand words on a bad day are garbage — he will revise the next day. But he does not skip writing because the day is bad.
In the book he writes —
"If you want to be a writer, you must do two things above all others: read a lot and write a lot. There's no way around these two things that I'm aware of."
"The essence of writing is permission. Your deepest permission is permitting yourself to write bad things."
He also writes about the specific techniques of writing — verbs, adverbs, dialogue, rhythm. He gives every aspiring writer concrete advice — avoid the passive voice, avoid adverbs, let dialogue drive the plot.
But the core argument of the book is not technique. It is posture —
Don't deify what you do. Just do it every day.
This posture has its particular place in Round Six of this series —
The figures written in earlier essays — Hypatia at her lectern, Aquinas writing the Summa Theologiae, Schelling in German Idealism, Rilke listening for that voice — what they did was, in their own time or in the centuries afterwards, taken to be something great. How they themselves treated their own work was different. Aquinas said what he had written was "straw." Rilke felt the poems came through him into the world. But history situated their work as great.
Stephen King is different.
Stephen King's work, in much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taken as great. He is a horror writer, in what is considered the field of "popular fiction." He has earned a great deal of money, but Harold Bloom, until his death in 2019, never took Stephen King seriously, like other high-end literary critics.
In life King experienced this dismissal. In 2003 he received the Medal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 from the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 an important award in American letters. Some high-end critics publicly protested — they felt giving this award to a popular novelist was an insult to literature.
King made a speech at the ceremony. He said he understood why some did not want him to receive this award — he knew that what he wrote was not the kind of literature high-end critics admired. But he said — what he wrote was real, what he wrote was something ordinary Americans could read, the people he wrote about were the people high-end literature usually overlooked.
In that speech he did not strike back at those who had protested. He kept writing.
To today, in 2026 — King is now seventy-eight — he still publishes a book each year.
He still gets up each morning, still writes two thousand words.
He has not changed.
IV. A Country Road in Maine
June 19, 1999. About 3:30 in the afternoon. A country road in western Maine.
Stephen King was fifty-one. He was walking — he walked every afternoon. He wore a T-shirt and shorts. He was on a marked walking lane along the road.
A white Dodge minivan came from the north. The driver was a local man named Bryan Smith.
Bryan Smith was not looking at the road in that moment. There was a Rottweiler on his back seat — the dog was trying to get into a cooler. Bryan Smith turned his head to look at the dog. He did not see what was ahead.
His van went off the road. Straight into the walking lane where King was walking.
King was thrown about fourteen feet. He landed in the brush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He survived. But he was severely injured —
His right leg fractured in several places. Right hip fractured. Collarbone broken. Four ribs broken. Several places in the spine fractured. Right lung punctured. Scalp split.
He lay by the road waiting for the ambulance. He was conscious. He knew he was severely injured but he did not panic. Later, in On Writing (the book was published a few months later), he described that moment — lying there, he thought — I am a writer. I want to keep writing.
The ambulance came. He was taken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 about an hour by car. That hospital did initial work on his leg. He was then airlifted to a larger hospital in Lewiston.
He stayed in hospital for several weeks. He had several surgeries — his right leg was fitted with metal rods and screws; he still walks a little differently today.
When he came out of hospital he could not walk; he needed a wheelchair. He spent more than a year in rehabilitation before he could walk again (with a cane).
What was he doing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He was writing.
At the start of rehabilitation he could not sit up — he could not get to his desk. Tabitha set up a small table for him beside the bed — he could write sitting up, about an hour a day (at first even that hour hurt). He wrote On Writing — the second half of that book was written after the accident. He wrote about the accident in the book — describing, almost coolly, that he had nearly died.
He wrote —
"When I was lying by the road, I thought this might be the end of writing for me. Maybe I would die, maybe I would not be able to use my hands. But I did not die. I can use my hands. So I keep writing."
That year King's output was less than usual (he published only On Writing and a novella collection that year) — but he did not stop.
From 2000 he returned to his normal writing rhythm — two thousand words a day, as before.
Twenty-six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accident. King kept writing for twenty-six years. His writing did not stop after the accident.
Bryan Smith — the driver who hit him — died of a drug overdose a year and a half later, alone in his own home. The death was ruled accidental, but some reports hint at possible suicide. Bryan Smith was forty-three when he died.
In life King paid to buy the van that had hit him. He bought it in order to have it crushed into scrap — he did not want it to keep existing in the world. His assistant drove the van to a scrap yard, where it was crushed into a pile of metal.
This was one of King's rare retaliatory gestures — but he did not retaliate against Bryan Smith himself. Bryan Smith was a poor, troubled, inattentive driver. King never spoke harshly of him. King said to himself — this was an accident.
Continue.
V. Ordinary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King did, one has to look at who his characters are.
He does not write heroes. He does not write famous people. He does not write specially gifted, special people.
He writes —
Auto mechanics. Supermarket cashiers. Small-town doctors. Drunk fathers.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fficulties. Housewives. Retired police officers. School janitors. Babysitters. Truck drivers. Hotel doormen. Postal workers. Furnace repairmen.
These are people most literature does not look at. Literature usually writes about intellectuals, artists, the family tragedies of the wealthy, the alienation of urban elites. Most literature's viewpoint is from those educated to look at the world.
King's viewpoint is different. He looks at the world from the lower-middle of the kind of American small-town life he himself came from. The people he writes are the real people he could meet in a Maine small town — the people he worked with at the laundry, the people he spoke with at the gas station, the people he saw at the small-town grocery.
A few examples in his novels —
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 (1982 novella):
The protagonist Andy Dufresne is wrongly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He spends decades in Shawshank prison. But he does not give up. Each day, with a small hammer — only as wide as an umbrella — he digs into the wall behind his cell. He digs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In the end he climbs out through that hole and escapes.
The story is told from the viewpoint of another prisoner, Red. Red is an old prisoner, very familiar with the system, very skeptical of hope. Red tells Andy's story because Red was changed by Andy — Red went from someone who believed he would only die in prison to someone with hope.
This novella has no supernatural element. It is a story abou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wo ordinary people the world had thrown away. I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best of all King's works.
The Green Mile (1995 novel):
The protagonist is a death-row guard in 1930s American South, named Paul Edgecombe. His work is to walk the condemned the last walk — from the cell to the electric chair. He does this work for decades.
The center of the story is a death-row prisoner named John Coffey — a hug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African American man wrongly sentenced for the rape and murder of two little girls. John Coffey is innocent — he actually has the power to heal; he tried to save those two girls but failed. Paul Edgecombe discovers he is innocent. But the system cannot be changed — John Coffey will be executed.
The story is about a guard who has spent his working life used by society, who, near retirement, must carry out an execution he knows is wrong. He carried out John's execution. After he carried it out, he changed. He went on to live to over a hundred, carrying every day the weight of having done that thing.
This book does not make Paul Edgecombe a hero. He did not resist the system. He is an ordinary person; he did what he was required to do; but he also bore the weight of that thing his whole life. King lets the reader acknowledge that this kind of ordinary, limited person — who did what he was supposed to do but did not do more — also has a specific interior.
It (1986 novel):
Seven children in a 1950s American small town battle a supernatural monster. Each child has a specific family background — a child who stutters, an overweight child, a girl whose father abuses her, a Jewish child (a minority in 1950s American small towns), an African American child, a child trapped by social expectation, a child with asthma.
The seven children defeat the monster. Then they grow up. They each live their own lives — some succeeding, some not. Then the monster returns thirty years later. They must return to the small town and face it again.
This book is on the surface horror. At its center is the weight of childhood friendship in adult life —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mong a group of ordinary, flawed, socially overlooked children.
—
All of King's novels do this.
A drunk father in King's pages is not only a man who drinks too much. He is a person with a specific interior, specific pain, specific love. A supermarket cashier is not only a low-wage worker. She is a person with a specific fate, specific dreams, specific tiredness.
King gives these people the position of being told — usually these people, in literature, only have the position of appearing as background.
This is what King has done all his life —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s society overlooks.
Not at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Not at the abstract level. At the concrete, readable, hundreds-of-millions-of-readers level of fiction. A truck driver in Tennessee can read a King novel — what he reads are people he can recognize, people he knows, himself. A supermarket cashier in Ohio can read a King novel — the heroine she reads is a woman she can recognize.
King has done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at the largest scale of readability. He does it not i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He does it in popular culture. He does it in books read by hundreds of millions.
The scale of this work — letting popular culture acknowledge the dignity of ordinary people as other — is a particular practice unique in Round Six.
VI. Alive, Writing
- Stephen King is seventy-eight.
He still lives in Maine. He and Tabitha have been married for fifty-four years — from 1971 to today. Their three children are grown. Both sons are also writers — Joe Hill (he uses this pen name so as not to rely on his father's) and Owen King.
King still writes every day.
He still publishes new books each year. In 2023 Holly was published — a detective novel. In 2024 You Like It Darker — a short-story collection.
He is also still on X — often about politics, about America's current condition. He is a direct person; he says what he thinks is right; he does not mind much who he upsets.
What he does is ongoing.
He is still making choices — the choices of each day. He is a person wi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eaders — what he says, people hear. How he uses this position, he is still choosing. What he can do with it, he is still choosing.
He is still alive. His being has not closed — not because he is special. Because the being of any person still alive has not closed.
The 107 figures this series has written about so far are each already dead. They did concrete work in their lives. They died. Their being unfolds through those who came after.
King is different.
King is still alive.
His being alive places this series, at its closing,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
For a person still alive, we cannot tell what he did with his life.
We can tell what he did in this earlier part of his life. But his life is not over — he is still writing. Next year he might write the best book of his life so far, or he might write a mediocre one. Next year he might say something on X that changes everyone's view of him, or he might not. Next year he might make a decision that changes his form, or he might not.
We do not know.
He himself does not know.
Each day he gets up and makes choices — some choices about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his next book, some about how he treats a reader who comes to him for an autograph, some about how he treats his family, some about how he answers a hostile person on X.
These choices, added together, form his being. His being is shaped each day by his choices.
Only on the day he dies does his being begin to enter the next state — unfolding through those who come after.
But even then, his being has not closed, and will not close.
What this series has been discussing, and what this thought-framework has been discussing —
The construct does not close.
The construct of every person does not close. The construct of the dead unfolds through those who come after. The construct of the still-living is shaped each day by their own concrete actions. Both kinds of non-closing are real.
VII. Not on the Bridge
Stephen King is not on the bridge.
Not because he is not good enough. He is good enough.
Not because his work is not important enough. His work is far beyond important.
Not because he is not in the argument of this series. He has been in it all along.
Rather it is because —
He is still alive.
The bridge to the kingdom of ends is the place those already gone go. Each one who walks toward it, walks onto it — the choices they made in life are already made. Their forms have been filtered by time — when this series, in its previous 107 essays, wrote about them, we were using forms filtered by hundreds, even thousands of years.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on the bridge — when she was destroyed in 415 there was no astrolabe in her hand. The astrolab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ools by which her work was identified by people across two thousand years. Aquinas with empty hands — because his stopping after eight million words and saying it was "straw" was identified by seven hundred years of readers as his core posture. Bergson on his cane — because of the picture of the day in January 1941 when he went to register in German-occupied Paris.
These forms have all been filtered by time. The dead no longer add new content to their own forms. The unfolding of the form continues (through those who come after) but the form's core has set.
King is different.
King each day is still adding new content to his own form. His writing today adds a stroke to his being. Some tweet of his tomorrow adds another. Some interview he gives next month adds yet another. This content added each day has not been filtered by time.
We cannot write him with the certainty with which we wrote the dead. We can tell what he did before he was seventy-eight — those are facts. But what he does after seventy-eight, we do not know. We do not have the standing to write that part in advance.
The bridge is not about our judgement of a person. The bridge is the picture in which the shape of a person's being is, after he has lived completely, brought into appearance by time.
King is still influencing the world. So we cannot give him a specific position on the bridge.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King's work is good.
This i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of this series for everyone still exerting influence.
This series faced this ques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Girard essay — Peter Thiel. Thiel is alive; he is still making choices; his construct has not closed; outsiders have no standing to close it for him.
Here, with King, we say it again — anyone still exerting ongoing influence is also not yet on the bridge.
Not because they are not important. Because we do not make summaries on behalf of the still-living.
This principle is not only for King. It is for Thiel. For everyone this series has not written about but who is doing similar work and still alive. For every future reader of this essay.
The reader is also still able to decide each day whom to influence, and how.
The reader's construct also has not closed.
The reader is also each day making choices — each choice adds a stroke to his being.
The reader should also not be summed up by anyone on his behalf.
The reader's position is open — he can still choose which road to walk. He can choose to do, in himself, the work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He can choose not to. The reader's choice is not in our hands. The reader's choice is not even in his hands today — every person's life has many days, and in each there are many chances to choose.
King and the reader are equal in this respect —
both are persons still exerting ongoing influence, still making choices, with a construct not yet closed, who must not be summed up by anyone on their behalf.
This series takes King as the closing essay not because he is special (though he is special). It is because he is the best concrete example by which the reality of the category "those still alive" can come into appearance. When we read about King, we recognize that — King is a specific person, he is alive, he is making choices each day. We naturally extend this recognition to all those still alive — including ourselves.
So this essay is the closing.
But the way of closing is not to seal a circle.
The way of closing is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circle can never be sealed —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still alive, still making choices, with constructs not yet closed.
Including King. Including every future reader. Including the billions of others who will never read this essay.
Every person still alive can go to the kingdom of ends; can stand at that bridgehead. Every person still alive can still choose.
VIII. The Bridge: The 108th Seat
For the last time, walking up to the bridge.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onight, is denser than on any night before.
Hypatia is there.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catches the moonlight. Aquinas stands on the other side, his hands empty. Bergson, on his cane, nods to each newcomer. Levinas stands — he recognizes nearly everyone; to each he gives a slight but certain gesture of recognition. Buber stands not far off, his robe stirring lightly in the wind. Cao Zhi holds his bamboo slips — the words he wrote on them are still being read after eighteen hundred years. Girard holds a book — the one he wrote on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Schelling holds th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Eckhart, hands empty — what he gave the world was not a thing. Rilke, his head slightly tilted, listening. Nobel stands, the folded copy of his will in his pocket.
Eleven figures nam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is not only these eleven. The bridge holds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ose drawing equations, those watching corn, those writing poems, those reading star charts, those writing novels, those sketching diagrams, those crouching aside taking notes, thos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os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those looking at the sky a while and then bending back down to their work, those in the moonlight using a small tool to mend a small thing, those telling a child a story, those handing a cup of tea to someone beside them, those stopping to wait for a cat to walk past, those smoothing the folds of their own robe, those — across centuries, across times — recognizing one another in a way no one has translated.
These people. A field of people. A field that cannot be counted.
Each of them did the same thing —
Took oneself as an end. And took others as ends.
Outside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 one can see darkened sky, lightning.
There a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can no longer be seen. The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 Heidegger — has walked far, almost out of sigh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That end, in every previous essay, was where "Kant stands"; "Kant ha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Kant is a little clearer than before."
To this essay, it is now seen clearly —
Kant is not alone.
There are others around him.
They are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 history, have lived out the thing of "taking oneself as an end and taking others as ends." Some of them this series wrote about, some it did not (we wrote 107 specific people, in their specific ways of doing this thing). But all of them are people who have lived this thing out.
Beside Kant stands an old man. Bald. A flat nose — not a handsome face. He wears a coarse Greek cloak, with a rope of hemp as belt. He is barefoot. This is Socrates. At seventy he drank hemlock in Athens — he could have escaped, his friends urged him to escape, he did not. He said that if he escaped, he would have overturned everything he had said his life through.
Beside Socrates — a little further — is a man wearing a dark crown. He is sitting, not standing. He wears the dark Zhou-dynasty ceremonial robe, with long sleeves. His face has the tiredness of one long ignored, but no resentment. This is Confucius. He traveled among the states of his time for fourteen years; every ruler refused him. At sixty-eight he returned to his homeland of Lu and taught. His several dozen students wrote down what he said — those words are still read after twenty-five hundred years.
Not far off, a man sits on the ground — not in a chair, on the ground. He sits in lotus posture. He wears an ochre robe, the left shoulder bare. His eyes are half closed. This is the Buddha. Born a prince, he left the palace. He sat under a tree thinking for several years and saw it through —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an existence like one's own. He spent forty-some years walking the roads of India telling people what he had seen.
A little further is a man in his thirties. He wears an undyed wool robe, barefoot. His hands — one can see scars on them, where nails had been. This is Jesus. In his life he said one sentence: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He made that sentence the core of the law. In his life he was nailed to death for it.
A little further is a friar. He wears a coarse hempen robe — a kind of grey-brown undyed coarse hemp, a white cord tied at the waist. The robe has patches. He is barefoot. His face is thin, but his eyes hold a child-like light. This is Francis of Assisi. A thirteenth-century Italian, born to a wealthy merchant family, he renounced all property in his youth to live in deep poverty. He said the birds are also brothers, the wolf is also a brother — extending "the other" to the non-human.
On the other side of Kant is a small Indian old man. He wears only a single piece of hand-spun white cloth, wrapped at the waist. Bare-chested. A simple pair of glasses on his chest. In his hand he holds a wooden staff — his famous walking stick. This is Gandhi. He took non-violence as the political form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He was killed by a Hindu extremist among his own people — because he insisted that Muslims also be seen as people.
Beside Gandhi is an African American man in a black suit — about thirty-some years old. Wearing a tie. A full face, deep-set eyes. This is Martin Luther King Jr. — Dr. King, not King the writer. He used non-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to see even his opponents as people. He was killed by a racist.
A little further is a small old woman in a white sari with a blue border. Her face has the lines left by decades of caring for the dying. Her hands are small. This is Mother Teresa. In her life she cared for the dying poor in the slums of Calcutta — she said every dying person has a right to die with dignity.
—
And there are others. Many, many others.
Many of whom we cannot name. Most have no name preserved by history. The mothers, across two thousand years, who cared for their own children and treated them as people. The teachers, across thousands of years, who taught and treated their students as people. All those, across history, in their own concrete situations, who took others as ends rather than as tools — farmers, craftsmen, merchants, servants, soldiers, workers, nurses, nuns, monks, fishermen.
They all stand around Kant.
Each in the clothes of his own time. Each with the tools of his own time. Each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his own time. But between them no language is needed — they each know what the other has done.
Kant when he died in 1804 did not see them. In life he was alone. He himself said he was "an odd person who never leaves Königsberg." He thought he was writing an abstract argument.
He did not know that what he wrote had been lived out long before — many times, many generations,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he wrote, and in the two hundred years after —
By many people.
Now around him are them.
He was never alone, and in the kingdom of ends he is even more not alone.
There is no rank among the group around him — no "closer to Kant" or "further from Kant." They are all in the same circle. Each has done the thing. Each has taken oneself as an end and taken others as ends.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 the 107 we have written and many many others. The far end — Kant and every historical practitioner.
Between the two areas is one moonlight illuminating two layers.
But —
Around Kant, there is one empty seat.
That seat is not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It is not King's place.
That seat is at the deepest end. Within the circle around Kant.
The shape of that seat is a position without specific identity — not predetermining who, doing what work, of what age, in what language.
That seat is for anyone willing to do that thing.
It does not require a person to do something great. It does not require a person to be remembered. It does not require a person to write a book. The thing it requires is two —
The first is not easy: to take oneself as an end — not letting oneself be reduced to another's tool, acknowledging one's own concrete value as an existence. The second is harder but more important: and to take others as ends — not reducing another to one's own tool, acknowledging the concrete value of every other facing one as other.
Anyone willing to do these two things may stand in that seat.
No declaration is needed. No coronation. No one's permission.
What is needed is — to do these two things.
An ordinary person, in his own life, every time he chooses to take himself as an end — he does not let others arbitrarily dispose of his time, he does not let others define his value, he does not lower himself to a part in some system — he is doing this thing. Every time he chooses to take another as an end — he acknowledges that the specific person facing him is an existence with his own dignity, he does not reduce him to a tool useful or useless, he leaves a place for that person within his own limited capacity — he is doing this thing.
These two things, most of the time, are not great matters. They are small matters. Matters of one second. The one second of stopping to look at the face of a specific person. The one second of not interrupting the other speaking. The one second of acknowledging that the other's pain is real, not trying to fix it, only acknowledging it.
Each such small matter is the doing of those two things.
Each adds one more candidate to that empty seat.
Stephen King is not on the bridge now. He is still exerting influence. He is still in Maine. He is still writing. He still gets up each morning to do two thousand words. He is still choosing.
But King's work does not end at this moment. King's work is,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letting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cknowledge the dignity of ordinary people as other — that work continues to unfold through hi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eaders. Every reader who reads his books and recognizes that the drunk father in them is not only a tool — that is one appearing of King's being. While King is alive these appearings continue. After King dies they will continue.
But King cannot receive his place in advance. Each day he is alive, he keeps working for that place. Any day he could choose to walk astray — he could say something cruel on X, he could refuse to see a specific person around him, he could become a person who takes himself as an end but does not take others as ends. Whether he does these things is not in our hands.
This is the same for each of us.
We have written to here, we have read to here. We get up each morning. In each specific hour we are making choices. Today we may do those two things. Tomorrow we may not. Our lives have many days yet, and on each many choices may yet be made.
That seat is always empty — because it is not for some specific person. It is for that act — the act of doing those two things itself. At any moment, any specific person doing that act is, in that one second, in that seat. The next second he may not be. The second after that he may be again.
That seat is fluid. But that seat is always there.
That seat is always waiting.
The group around Kant — Socrates, Confucius, the Buddha, Jesus, Francis of Assisi, Gandhi, Martin Luther King Jr., Mother Teresa, together with all those not remembered — they stand there, not urging, not judging, not demanding.
They are simply there.
Their presence makes that seat real — it is not an abstract concept; it is a specific, stand-on-able position, in their company.
Outside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oward the kingdom of means, the storm has not stopped, and will not stop.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oward the kingdom of ends — many people, the moonlight is mild.
At Kant's end — many people, the wind is mild.
The figure who has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 Kant — this time is not looking at any one of those we have written about, or those we have not.
He is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He is waiting.
He is waiting for the next person who decides to walk over.
That person could be King. That person could be any one still alive. That person could be one not yet born until tomorrow. That person could be one who, in one second, has done those two things — that person, in that one second, is on the bridge.
The second after, that person may leave. The second after, that person may stay.
Kant does not urge.
Kant's gaze is mild. The wind too is mild.
The 108th Seat is always empty.[1][2]
— (Human Total Construct · 108 Essays · Conclu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