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for readers of Lin Haiyin's Old Tales South of the City. It preserves the Chinese argument while reorganizing its sequence and examples for an English-language essay. Full-book spoilers.
The man hiding near the deserted garden tells Yingzi about hardship and his hope that his younger brother can continue at school. He is also a thief. The adult world knows what to call him; Yingzi says she cannot tell good people from bad people.
Her uncertainty is not ignorance of theft. It is refusal to make one fact perform more work than it can. The man’s crime is real, as are care for his brother, shame, fear, and conversation with a child. A classification useful to police does not exhaust the person being classified.
The plainclothes officer processes clues and makes an arrest.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the private story and public category collide. Adults must act: stolen goods cannot be converted into innocence by a sympathetic motive. Yet their action creates an account with no place for the part Yingzi heard.
Children can be endangered by such openness, and the story does not give Yingzi a method for criminal justice. It gives her a capacity prior to method: the ability to leave a human description unfinished.
To grow up is usually to learn how to sort quickly. Yingzi’s “I cannot tell” preserves a pause inside that competence. The moral achievement is not refusing all judgment. It is remembering that a necessary judgment about an act can become false when expanded into a total definition of the actor.
Yingzi’s openness is not a ready-made public ethic. A child who withholds classification may trust someone dangerous or obstruct action needed to protect others. The story gains force by not hiding this vulnerability. Moral perception and practical safety can pull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dult judgment becomes more responsible when it preserves what the child noticed while adding what the child could not manage. The man stole; victims exist beyond the conversation; his brother’s future does not authorize the theft. But punishment should not require the fiction that care, shame, and aspiration were absent. “I cannot tell” is the beginning of a fuller judgment, not a substitute for every judgment.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人物、版本与关键情节表述已按作品文本校订。全书剧透。
新家后面有一片荒草地。
草长得比英子还高，中间有一间没有屋顶的破房子。孩子们不敢去，说那里闹鬼。
英子去了，因为她的球滚了进去。
她在草丛里看见一个人蹲着。
那是个年轻人，厚嘴唇，看上去老实。
他见了英子，没有凶她，也没有赶她走。他跟她聊天。
后来英子又去了几次，两个人越聊越多。
他说他有个弟弟。
弟弟念书念得极好，是学校里的第一名。他说家里穷，父亲死了，母亲身体不好，他自己不成器，念不进书。他说他要供弟弟念下去，将来弟弟出息了，就好了。
英子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说的意思大概是：他不是个好人，可是他也没办法。他说人被逼到那个份上，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还跟英子说了一句话，是这一篇的题目：
他说，等他弟弟毕了业，他就带他到外国去念书；到时候要坐大轮船，要看海。
他问英子：你分得清海跟天吗？
英子说分不清。蓝汪汪的一片，看不出哪儿是海哪儿是天。
他说：我也分不清。
然后两个人说：我们看海去。
后来草地上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英子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她跟他说过话——具体说了什么，书里写得很含糊。
而结果是清楚的：那个年轻人被抓走了。
英子那天在胡同口，看见一群人围着，中间是他，被反绑着手。她挤在人堆里看，看见他的脸。
他也看见了她。
书里没有写他的表情。他也没有说话。
而英子知道，那件事跟她有关系。
在他被抓之前，英子去过一场小学的毕业典礼。
她在台下坐着，看见一个学生上台，是全校第一名，代表毕业生说话。那个学生长得很精神，说得很好。
英子的妈妈坐在旁边，说这孩子真有出息。
而英子后来才知道，那是那个年轻人的弟弟。
这一段的安排非常狠。
因为在那场典礼上，台上是一个体面的、有前途的、被所有人夸奖的少年。
而供他念到这一天的钱，是台下没有出现的那个人偷来的。
这两件事在那个礼堂里同时成立，而没有一个人知道。
事情过去之后，英子的妈妈跟她提起这件事，说抓住了一个贼，是个坏人。
英子说了一句话，是这本书最要紧的一句。
她说她分不清海跟天，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而这句话通常被读成一个孩子的天真——她还小，不懂事，所以分不清。
我认为这个读法是反的。
先看这个分类本身。
"好人"和"坏人"，是一套非常好用的东西。
它把一个人整个装进一个格子里。装进去之后，你就不必再了解他了——他的行为不需要被解释，他的处境不需要被考虑，他说的话不需要被听。
这跟上一篇的"疯子"是同一件事。一个分类的作用，是让你可以停止了解一个人。
而英子面对的是什么？
她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人。
那个人跟她说过很多话。他有一个弟弟，弟弟念书是第一名。他有一个想要去看海的打算。他自己说过他不是好人，说他没有办法。
这些东西，一样也塞不进"坏人"那个格子里。
而它们也塞不进"好人"那个格子。
他确实在偷东西。他偷的是别人家的东西，那些人家里也不见得富裕。这件事没有任何余地。
所以英子说她分不清，说的是实情。
不是因为她不懂，是因为她手上的那个人，比那两个格子都要大。
对照一下大人的处理方式。
妈妈的处理是：抓住了一个贼，是个坏人。说完这句，这件事就结束了。
这个处理是省力的，而且是正确的。在法律上，在道理上，在所有可以讲的层面上，妈妈说的都没有错。
而这句话说完之后，那个弟弟就不见了。
那个"我们看海去"的打算不见了。那句"我不是个好人可是我没办法"不见了。那场毕业典礼上的第一名，跟这件事的关系不见了。
分类的功能就在这里：它一次性地把一个人身上所有跟结论无关的东西，全部清出去。
清完之后，剩下一个字：贼。
不过这一篇不能停在这里，因为英子在这件事里不是清白的。
那个人是因为她被抓的。
书里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含糊——英子当时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干什么的，她说的话也不是有意告发。她还是个孩子，她不明白。
而结果是那个人被抓走了。
这本书没有替她开脱。
它没有写"她当时并不知情所以她没有责任"这样的话。它只是写了她挤在人堆里看，看见他的脸，然后回家。
那句"我分不清好人跟坏人"，是她在这件事之后说的。
所以那句话里有一样东西，通常被读漏了：她把自己也放进去了。
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她也不知道她自己那天做的那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她告诉了那个人他的下落——如果他确实偷了很多人家的东西，那么让他被抓住，是对的。
而他被抓走之后，他弟弟怎么办？
这两件事她都想不明白。
这才是那句话真正的分量：不是"这个人我说不清"，是"这整件事我说不清"。
现在说这一篇的落点。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他能够作出判断。看清是非，分清好坏，不含糊，不和稀泥。
这是对的。一个什么都说"不好说"的人，是没有立场的。
而这本书要指出的是另一件事：有些判断作得太快，是因为它太省力了。
"坏人"这个结论，一秒钟就可以作出，作完就不必再想了。而"这个人在偷东西，同时他在供弟弟念书，而他被抓是因为我说了话，而如果他不被抓那些被偷的人怎么办"——这一整串东西，没有办法在一秒钟里处理完。
它甚至可能永远处理不完。
而英子做的事，是没有把它处理完。
她把那件事就那么留着，留了一辈子——这本书是她三十多年以后写的，而她还是那句话。
一个成年人回过头去写这件事，完全可以补上一个结论。她可以写"我后来明白了那个人虽然可怜但偷窃是不对的"，也可以写"我后来明白了那个社会逼得人没有活路"。
这两句话都很好写，而且都成立。
林海音一句也没有写。
回过头看这两篇。
上一篇里，胡同里的人把一个女人叫做疯子，于是她说的话不必再听。
这一篇里，那个年轻人被叫做贼，于是他的弟弟不必再被想起。
两次都是同一个动作：一个词落下来，一个人被收走了。
而英子两次都没有收。
她跟秀贞说话，因为她还不知道"疯子"该引起什么反应。
她说她分不清好人坏人，因为那两个格子装不下她认识的那个人。
这不是天真。天真是不知道有坏事。而英子知道——她知道那个人在偷东西，她知道秀贞的孩子被扔了，她知道妞儿天天挨打。
她知道的事情不比大人少。
她少的是那套用来把这些事情归档的办法。
英子家里后来住进来一个女人。
她叫兰姨娘，是从别人家出来的。她长得好看，会说笑，会打扮，抽水烟，走起路来一扭一扭。
她三岁的时候被卖过一次。十六岁的时候进了那种地方。二十岁被一个大人物娶去做姨太太。后来被赶了出来。
她这一生，没有一个位置是她自己选的。
而英子做了一件事，让她第一次自己走了一趟。
那件事同时也是英子这本书里做过的最不干净的一件事。
下一篇讲她，也讲家里另一个女人——宋妈。
宋妈的奶是被买来的。
《城南旧事》，林海音著，一九六〇年出版。本文所据篇目为《我们看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