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承认与无限的索偿被承認與無限的索償
《Assassins》:当“我也有权”变成“你必须偿还我”
《Assassins》:當「我也有權」變成「你必須償還我」
当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被偷换成必须得到,一个人的落空怎样变成对他人生命的索偿?
當每個人都有權追求被偷換成必須得到,一個人的落空怎樣變成對他人生命的索償?
Han Qin (秦汉) · 发布發佈 · 简体、繁体中文全文簡體、繁體中文全文
由Stephen Sondheim作词作曲、John Weidman编剧、以Charles Gilbert Jr.的构想为起点的《Assassins》,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问世,2004年登上百老汇。本文以包含“Something Just Broke”的百老汇授权版本为参照,会谈及刺杀、名望与受害者,不复述具体作案方法。剧中人物取自历史,跨时代相会与部分对话却是创作,不能当作历史动机已经得到证实的结论。
由Stephen Sondheim作詞作曲、John Weidman編劇、以Charles Gilbert Jr.的構想為起點的《Assassins》,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問世,2004年登上百老匯。本文以包含「Something Just Broke」的百老匯授權版本為參照,會談及刺殺、名望與受害者,不復述具體作案方法。劇中人物取自歷史,跨時代相會與部分對話卻是創作,不能當作歷史動機已經得到證實的結論。
游乐场的摊主仿佛很懂得安慰人。失业了,不受重视,爱情没有回音,觉得自己一生都不够成功,都可以来试一试。别的办法太慢,他兜售的办法很快:做一件使全国再也无法忽略你的事。
《Assassins》把这种推销放进一首听起来充满鼓励的开场歌。不同年代刺杀或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的人,陆续来到同一个射击摊前。它既不忠实复原某一天的现场,也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人曾经共同商量行动。相反,作品故意让时间失效,使历史上并不相识的人,能够听见彼此怎样为自己解释。
最让人不安的,不是台上出现了一群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而是他们有些话起初很容易听懂。一个人的生活不该只是被忽视的劳动,一个人也不该由于失败就失去价值。可从这里开始,怎样会走到“所以另一个人应当为我的失败付出生命”?这部剧就停在那一步的变化上,不让我们轻易绕开。
摊主卖的不是权利,是一个保证
“Everybody’s Got the Right”借用了我们熟悉的鼓励语气。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想象更好的生活。若只听热情的声音,它几乎与那些要人不要放弃梦想的歌没有区别。
但摊主悄悄替换了其中的意思。有资格追求,并不等于世界已经承诺交付某个结果;不因失败失去尊严,也不等于别人有义务承认自己非凡。到了这些人物那里,生活未如所愿,便成了有人偷走了原本应属自己的东西。接下来只需找出那个负责的人,索取就有了对象。这并不是说,遭遇不公的人都只能接受现实。劳动条件可以争取,制度可以改变,伤害也应追究。问题在于,具体的要求怎样被改写为一张无限的欠条:只要我还不幸福,就一定有人没有付清。在这张欠条上,别人原来有怎样的生活,渐渐不再重要。
摊主的生意,恰恰是免去这些麻烦。他不要求来客辨清哪里出了错、谁有何种责任,只许诺一种能够立刻改变地位的行动。于是,不同的挫折可以被交给同一个答案。看起来每个人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机会,实际上,他们都被收进同一套剧本:使一个比自己有名的人倒下,便能保证自己不再无名。
从这个角度听开场,最可怕的也许不是仇恨,而是一种与成功学十分相似的轻松。你不必再接受普通人生的缓慢和不确定,也不必耐心处理与别人的关系。只要抓住这一次,世界就欠你一个位置。
但这条线索并不是一把打开全部历史的钥匙。把总统刺杀一概归因于梦想落空,会使不同的政治信念、社会处境与个人经历重新被压平。作品把他们召到一起,是为了提出一种联系;联系不等于各人的差别从此不重要,更不能替代对具体历史的研究。
一个工人看见了什么,又遗漏了谁
莱昂·乔尔戈什是这群人中尤其容易使观众迟疑的一个。剧中,他看见被随手摔碎的玻璃瓶,想到制造它所耗费的劳动。对旁人,那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对做过工厂工作的人,物品里面还压着身体、时间与无法自由支配的日子。
这份观察不能因为他后来实施刺杀,就被宣布为没有价值。一个人做出了严重错误的事,不代表他此前对劳动与贫富的所有感受从来都是妄想。若只有无可指摘的人才能指出不公,我们反而会很容易不去听那些最缺少表达条件的人。
“Gun Song”把劳动的目光继续移向一件能够迅速夺去生命的制品。一件很小的东西,经过许多人的制造,最后集中为一个人手里的力量。歌曲使工业劳动与刺杀不再属于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却没有因此证明,握住这种力量就等于把劳动者失去的一切拿回来了。
乔尔戈什的危险,在于逐渐让一个活着的人只剩下他要反对的制度。总统有权力,当然必须接受追责和批评;但若身份已经足以替代对实际行为的判断,眼前这个人就成了可以被击倒的象征。他原先反感人被当成生产工具,后来却也可能把另一个生命当作改变历史的工具。
《Assassins》使我们难以用“他们只是疯子”结束观看,也不准我们用“他有真实的苦”停止判断。两种省事的读法,其实都免掉了同一份工作:具体地辨认,一个值得听的问题,怎样被交给一个伤害他人的答案。
情歌里,没有被爱的人说话
“Unworthy of Your Love”是一首很容易单独听作情歌的二重唱。约翰·欣克利向Jodie Foster倾诉,琳内特·弗罗姆则把感情献给Charles Manson。两个人的对象不同,却同样把自己写成一个愿意付出全部的人。
歌曲的动听会暂时把听众带进他们的感受。我们听见不配、渴望、希望终于被看见,甚至可能忘记,欣克利并没有与那个女演员建立彼此认可的恋爱关系。一个人在自己心里已经活过无数遍的爱情,并没有因此在另一个人那里发生过。这份不对称很重要。对方没有回信、没有回应,原本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幻想里,却可以被改写成自己的证明还不够强烈。于是,所谓为爱献身,最后变成让别人无法再不注意自己。被歌唱的人没有答应过这项交换,却要被迫承担它的后果。
弗罗姆的感情又让“忠于自己”露出更复杂的一面。一个人也可能真诚地把自己献给一个危险的领袖,把放弃判断当成爱得彻底。真诚只说明这份感受确实存在,不能单凭强烈,就替它确定值得走向哪里。
这也是音乐在整部剧里最锋利的用处之一。熟悉的情歌形式,并不保证里面是一段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关系。Sondheim让我们先感到它,才更难把它简单当成怪人的怪话;但那份感动不能代替一个缺席的回答。越是听起来深情,越要问,谁从未获得开口的机会。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群懂自己的人
这些人物并没有天然共同的目标。有的人想要职位,有的人想摆脱痛苦,有的人希望被爱,还有人把自己想象成拯救国家的人。若各自留在历史里,差异很大;来到同一个舞台上,他们却能够互相鼓励,把失败听成一种共同遭遇。
“Another National Anthem”让零散的抱怨获得合唱。独自说,可能显得无理;很多人一起唱,便仿佛说明,自己终于认出了一个一直被掩盖的真相。这里的团结并非虚假:他们确实能给彼此一种不再孤单的感受。问题是,这份归属要求他们把责任不断推向外面,而很少允许有人问,自己的欲望是否也需要改变。
布斯在其中尤其像一个能够替人安排意义的前辈。他不只是谈自己做过的事,还会告诉别人,怎样加入,怎样使原先失败的一生获得历史分量。临近结尾,来自不同年代的人一起去劝说奥斯瓦尔德,更明确地暴露了这种诱惑:你不必再忍受无人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会使你成为其中一员。必须再次说明,这场跨时代的劝说是戏剧虚构,不是对肯尼迪遇刺提出一套新的共同谋划说。它要呈现的,是历史声名怎样被拿来招募后来的人。行动尚未发生,未来已经被许诺;一个人的犹豫,则被解释成他能否终于配得上某个位置的考验。
若从这些人物自己的感受看,他们似乎摆脱了被别人规定的无名生活。可是,所得到的名字也附有严厉的条件:必须做出这件事,才会有人认出你。一套用功绩换价值的规矩,只是从成功者的世界搬到了行凶者的世界。依旧没有人告诉他,即使不成为历史人物,他也可以活着,重新安排往后的日子。
把叙述权交给他们,会不会已经太多
作品的难题在这里变得无法回避。音乐剧给了行凶者歌声、幽默、独唱与解释的时间,观众记住的很可能也首先是他们。若一个渴望出名的人最终因此拥有了一首动人的歌,作品是否恰好完成了他原先想要的事?
不能因为作者反对刺杀,就假装这种风险不存在。但完全不给他们说话,也可能让暴力看起来只是与社会无关的异常,仿佛我们的承诺、赞许和成功想象从未参与其中。《Assassins》选择承担这种危险,把人物如何为自己辩护的过程搬到台前,让辩护不再只凭最后一声枪响结束。
剧中的民谣歌者提供了另一个声音。他讲述人物,也带着一种普通人仍可继续生活的信念。可他的回答并不总能使台上那些人满意。主流故事若只是对失败者说,努力一点、想开一点,便可能漏掉真实的不公;而反过来,不公也不能替每一种自我说明取得最后发言权。这些声音需要彼此碰撞,不能简单选一个充当作者的完整答案。
“Something Just Broke”因此格外重要。歌曲让普通人回忆自己听到刺杀消息的时刻:那一天原本在做什么,消息怎样闯进来,生活里什么东西从此不再一样。注意力终于离开那些不断要求被认识的人,转向他们擅自改变了谁的世界。
这些旁人并非一群只为证明暴力错误而出现的抽象受害者。他们各自有工作、有家、有原本没有准备被这件事占据的一天。让他们开口,不是给行凶者的心理画像补充一段悲伤背景,而是恢复一项此前被抢走的次序:别人的生活,不是你用来向全国说明自己存在的材料。
不以无名作为一种惩罚
看完《Assassins》,很难只带走一个关于美国梦的讽刺。它提出的还有一种更贴近日常的危险:我们是否总把值得活着,与值得被很多人知道混在一起?当一个人觉得,只有使别人震惊,才能证明自己曾在这里,所谓自我实现就已经被外界的目光捏得很窄。
反对这种暴力,不意味着接受一个冷漠的社会,让受挫的人独自承受所有后果。相反,人需要能说出不满、争取改变、获得帮助,也需要在没有赢得名望时,仍有可以继续的生活。让求助与公共表达不必等到最后的灾难才被听见,是这部戏留给旁人的责任。
但有一条界线也不能被同情冲掉:我的人生不该被还原为失败,你的人生也不该被还原为偿还我的失败的办法。舞台把这些人从一个简单的恶名里带出来,不是为了再把其他人推回一个简单的靶子里。
遊樂場的攤主彷彿很懂得安慰人。失業了,不受重視,愛情沒有回音,覺得自己一生都不夠成功,都可以來試一試。別的辦法太慢,他兜售的辦法很快:做一件使全國再也無法忽略你的事。
《Assassins》把這種推銷放進一首聽起來充滿鼓勵的開場歌。不同年代刺殺或企圖刺殺美國總統的人,陸續來到同一個射擊攤前。它既不忠實復原某一天的現場,也不是要告訴我們,這些人曾經共同商量行動。相反,作品故意讓時間失效,使歷史上並不相識的人,能夠聽見彼此怎樣為自己解釋。
最讓人不安的,不是台上出現了一群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而是他們有些話起初很容易聽懂。一個人的生活不該只是被忽視的勞動,一個人也不該由於失敗就失去價值。可從這裡開始,怎樣會走到「所以另一個人應當為我的失敗付出生命」?這部劇就停在那一步的變化上,不讓我們輕易繞開。
攤主賣的不是權利,是一個保證
「Everybody’s Got the Right」借用了我們熟悉的鼓勵語氣。每個人都值得擁有機會,每個人都可以想象更好的生活。若只聽熱情的聲音,它幾乎與那些要人不要放棄夢想的歌沒有區別。
但攤主悄悄替換了其中的意思。有資格追求,並不等於世界已經承諾交付某個結果;不因失敗失去尊嚴,也不等於別人有義務承認自己非凡。到了這些人物那裡,生活未如所願,便成了有人偷走了原本應屬自己的東西。接下來只需找出那個負責的人,索取就有了對象。這並不是說,遭遇不公的人都只能接受現實。勞動條件可以爭取,制度可以改變,傷害也應追究。問題在於,具體的要求怎樣被改寫為一張無限的欠條:只要我還不幸福,就一定有人沒有付清。在這張欠條上,別人原來有怎樣的生活,漸漸不再重要。
攤主的生意,恰恰是免去這些麻煩。他不要求來客辨清哪裡出了錯、誰有何種責任,只許諾一種能夠立刻改變地位的行動。於是,不同的挫折可以被交給同一個答案。看起來每個人終於獲得了自己的機會,實際上,他們都被收進同一套劇本:使一個比自己有名的人倒下,便能保證自己不再無名。
從這個角度聽開場,最可怕的也許不是仇恨,而是一種與成功學十分相似的輕鬆。你不必再接受普通人生的緩慢和不確定,也不必耐心處理與別人的關係。只要抓住這一次,世界就欠你一個位置。
但這條線索並不是一把打開全部歷史的鑰匙。把總統刺殺一概歸因於夢想落空,會使不同的政治信念、社會處境與個人經歷重新被壓平。作品把他們召到一起,是為了提出一種聯繫;聯繫不等於各人的差別從此不重要,更不能替代對具體歷史的研究。
一個工人看見了什麼,又遺漏了誰
萊昂·喬爾戈什是這群人中尤其容易使觀眾遲疑的一個。劇中,他看見被隨手摔碎的玻璃瓶,想到製造它所耗費的勞動。對旁人,那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東西;對做過工廠工作的人,物品裡面還壓著身體、時間與無法自由支配的日子。
這份觀察不能因為他後來實施刺殺,就被宣佈為沒有價值。一個人做出了嚴重錯誤的事,不代表他此前對勞動與貧富的所有感受從來都是妄想。若只有無可指摘的人才能指出不公,我們反而會很容易不去聽那些最缺少表達條件的人。
「Gun Song」把勞動的目光繼續移向一件能夠迅速奪去生命的製品。一件很小的東西,經過許多人的製造,最後集中為一個人手裡的力量。歌曲使工業勞動與刺殺不再屬於兩個互不相干的世界,卻沒有因此證明,握住這種力量就等於把勞動者失去的一切拿回來了。
喬爾戈什的危險,在於逐漸讓一個活著的人只剩下他要反對的制度。總統有權力,當然必須接受追責和批評;但若身份已經足以替代對實際行為的判斷,眼前這個人就成了可以被擊倒的象徵。他原先反感人被當成生產工具,後來卻也可能把另一個生命當作改變歷史的工具。
《Assassins》使我們難以用「他們只是瘋子」結束觀看,也不准我們用「他有真實的苦」停止判斷。兩種省事的讀法,其實都免掉了同一份工作:具體地辨認,一個值得聽的問題,怎樣被交給一個傷害他人的答案。
情歌裡,沒有被愛的人說話
「Unworthy of Your Love」是一首很容易單獨聽作情歌的二重唱。約翰·欣克利向Jodie Foster傾訴,琳內特·弗羅姆則把感情獻給Charles Manson。兩個人的對象不同,卻同樣把自己寫成一個願意付出全部的人。
歌曲的動聽會暫時把聽眾帶進他們的感受。我們聽見不配、渴望、希望終於被看見,甚至可能忘記,欣克利並沒有與那個女演員建立彼此認可的戀愛關係。一個人在自己心裡已經活過無數遍的愛情,並沒有因此在另一個人那裡發生過。這份不對稱很重要。對方沒有回信、沒有回應,原本就是需要承認的事實;在幻想裡,卻可以被改寫成自己的證明還不夠強烈。於是,所謂為愛獻身,最後變成讓別人無法再不注意自己。被歌唱的人沒有答應過這項交換,卻要被迫承擔它的後果。
弗羅姆的感情又讓「忠於自己」露出更複雜的一面。一個人也可能真誠地把自己獻給一個危險的領袖,把放棄判斷當成愛得徹底。真誠只說明這份感受確實存在,不能單憑強烈,就替它確定值得走向哪裡。
這也是音樂在整部劇裡最鋒利的用處之一。熟悉的情歌形式,並不保證裡面是一段能夠容納兩個人的關係。Sondheim讓我們先感到它,才更難把它簡單當成怪人的怪話;但那份感動不能代替一個缺席的回答。越是聽起來深情,越要問,誰從未獲得開口的機會。
他們終於找到了一群懂自己的人
這些人物並沒有天然共同的目標。有的人想要職位,有的人想擺脫痛苦,有的人希望被愛,還有人把自己想象成拯救國家的人。若各自留在歷史裡,差異很大;來到同一個舞台上,他們卻能夠互相鼓勵,把失敗聽成一種共同遭遇。
「Another National Anthem」讓零散的抱怨獲得合唱。獨自說,可能顯得無理;很多人一起唱,便彷彿說明,自己終於認出了一個一直被掩蓋的真相。這裡的團結並非虛假:他們確實能給彼此一種不再孤單的感受。問題是,這份歸屬要求他們把責任不斷推向外面,而很少允許有人問,自己的慾望是否也需要改變。
布斯在其中尤其像一個能夠替人安排意義的前輩。他不只是談自己做過的事,還會告訴別人,怎樣加入,怎樣使原先失敗的一生獲得歷史分量。臨近結尾,來自不同年代的人一起去勸說奧斯瓦爾德,更明確地暴露了這種誘惑:你不必再忍受無人知道自己是誰,我們會使你成為其中一員。必須再次說明,這場跨時代的勸說是戲劇虛構,不是對肯尼迪遇刺提出一套新的共同謀劃說。它要呈現的,是歷史聲名怎樣被拿來招募後來的人。行動尚未發生,未來已經被許諾;一個人的猶豫,則被解釋成他能否終於配得上某個位置的考驗。
若從這些人物自己的感受看,他們似乎擺脫了被別人規定的無名生活。可是,所得到的名字也附有嚴厲的條件:必須做出這件事,才會有人認出你。一套用功績換價值的規矩,只是從成功者的世界搬到了行凶者的世界。依舊沒有人告訴他,即使不成為歷史人物,他也可以活著,重新安排往後的日子。
把敘述權交給他們,會不會已經太多
作品的難題在這裡變得無法回避。音樂劇給了行凶者歌聲、幽默、獨唱與解釋的時間,觀眾記住的很可能也首先是他們。若一個渴望出名的人最終因此擁有了一首動人的歌,作品是否恰好完成了他原先想要的事?
不能因為作者反對刺殺,就假裝這種風險不存在。但完全不給他們說話,也可能讓暴力看起來只是與社會無關的異常,彷彿我們的承諾、贊許和成功想象從未參與其中。《Assassins》選擇承擔這種危險,把人物如何為自己辯護的過程搬到台前,讓辯護不再只憑最後一聲槍響結束。
劇中的民謠歌者提供了另一個聲音。他講述人物,也帶著一種普通人仍可繼續生活的信念。可他的回答並不總能使台上那些人滿意。主流故事若只是對失敗者說,努力一點、想開一點,便可能漏掉真實的不公;而反過來,不公也不能替每一種自我說明取得最後發言權。這些聲音需要彼此碰撞,不能簡單選一個充當作者的完整答案。
「Something Just Broke」因此格外重要。歌曲讓普通人回憶自己聽到刺殺消息的時刻:那一天原本在做什麼,消息怎樣闖進來,生活裡什麼東西從此不再一樣。注意力終於離開那些不斷要求被認識的人,轉向他們擅自改變了誰的世界。
這些旁人並非一群只為證明暴力錯誤而出現的抽象受害者。他們各自有工作、有家、有原本沒有準備被這件事佔據的一天。讓他們開口,不是給行凶者的心理畫像補充一段悲傷背景,而是恢復一項此前被搶走的次序:別人的生活,不是你用來向全國說明自己存在的材料。
不以無名作為一種懲罰
看完《Assassins》,很難只帶走一個關於美國夢的諷刺。它提出的還有一種更貼近日常的危險:我們是否總把值得活著,與值得被很多人知道混在一起?當一個人覺得,只有使別人震驚,才能證明自己曾在這裡,所謂自我實現就已經被外界的目光捏得很窄。
反對這種暴力,不意味著接受一個冷漠的社會,讓受挫的人獨自承受所有後果。相反,人需要能說出不滿、爭取改變、獲得幫助,也需要在沒有贏得名望時,仍有可以繼續的生活。讓求助與公共表達不必等到最後的災難才被聽見,是這部戲留給旁人的責任。
但有一條界線也不能被同情衝掉:我的人生不該被還原為失敗,你的人生也不該被還原為償還我的失敗的辦法。舞台把這些人從一個簡單的惡名裡帶出來,不是為了再把其他人推回一個簡單的靶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