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自我中的他者
Schelling: The Other Within the Self
一、图宾根的三个朋友
一七九零年代初。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图宾根。
图宾根神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路德派牧师的学校。它有几百年历史。它的学生大多数毕业之后会成为乡村牧师或者神学教授。
那一届学生里有三个人,住在同一间宿舍。
一个比其他人大一点——黑格尔。来自斯图加特的中产家庭。话不多。专心。读书慢但记得牢。
另一个最年轻——谢林。十五岁就被神学院破格录取,因为他从小被认为是神童。他来自一个路德派牧师家庭,他父亲是希伯来语和东方语言学者。
第三个——荷尔德林。诗人的气质从二十岁就显现出来。他后来发疯,三十多岁开始进入一种慢性精神错乱的状态,一直活到七十三岁,最后三十多年都住在图宾根河边一个木匠家的塔楼里。
三个朋友在图宾根的某一年——大概一七九三年——做了一件事。
他们在一张纸上一起写了一个东西。后来叫《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的体系纲领》(Älteste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这张纸的真实作者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争论——有人说主要是黑格尔写的,有人说是谢林,有人说是荷尔德林。但是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是三个朋友共同思考的产物。
他们写在那张纸上的东西,简单说,是一个发誓——
他们要完成康德开始的事业。
康德——他们读过他全部的著作——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证明了纯粹理性的限度,他指出了道德律的位置,他打开了"目的王国"的方向。但是康德没有把全部的事做完。他在很多地方停下来。他停下来的原因是他保持了严格——他不让自己说他不能严格证明的事。
三个二十岁的人觉得他们能继续。
他们要把康德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往前推。他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能把自然、自由、上帝、艺术、历史全部包含进去的哲学体系。他们要让哲学完成。
这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诞生时刻。
二十年后,三个人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同。
黑格尔从耶拿到班贝格到纽伦堡到海德堡,最后到柏林。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他的体系号称把一切都包含进去。从一八一八年开始他在柏林大学做哲学教授,他的影响力席卷了整个德国知识界。他在一八三一年死于霍乱,五十九岁。
荷尔德林写出了他最伟大的诗。然后他疯了。一八零六年,三十六岁,他被送进图宾根的精神病院。住院一年后,他被一个叫齐默尔(Zimmer)的木匠领回家——齐默尔在内卡河边有一座房子,他在二楼给荷尔德林留了一个小塔楼。荷尔德林在那个塔楼里住了三十六年,直到一八四三年死,七十三岁。他后期写的诗有一种孩子气的简单——他签名"Scardanelli",他认不出来访的客人,他向陌生人鞠躬过度地有礼貌。
谢林——
谢林是三个人里最早出名的。二十四岁他就在耶拿当上了哲学教授(黑格尔那时候还是他的助教)。他二十多岁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把自然界——岩石、植物、动物、电、磁——纳入哲学的视野。他二十几岁就被认为是康德、费希特之后德国哲学的最有希望的人。
然后黑格尔超过了他。
一八零七年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那本书的序言里黑格尔暗讽了谢林——说"把一切都说成同一个绝对,就像在黑暗中所有的牛都是黑的"。这一句话让两个老朋友的关系破裂。从那以后他们终生不再说话。
谢林活了下来。他活到一八五四年,七十九岁。比黑格尔多活了二十三年。但是这二十三年里,他长期被忽略。德国知识界已经不再听他讲。他自己也不愿意发表——他的晚期工作在他活着的时候大部分没有出版,是死后才整理出来的。
三个图宾根的朋友。
一个建立了一座大厦,被推举为哲学的顶峰,然后被后人逐步拆解。 一个写出了最美的诗,然后从世界里退出来,在一座塔楼里活了一辈子余下的时间。 一个比其他两个都活得久,但他活的方式是慢慢从台前消失。
谢林这一篇要讲的,是这三个人里最难讲的那一个。
二、自然哲学
谢林二十出头的时候做了一件别的德国唯心主义者没怎么做的事——
他认真去想自然。
康德、费希特讲的哲学是从主体出发的。"我思","我","自我意识"——这些是哲学的基础。自然在他们的体系里是被主体认识的对象,是为主体提供经验材料的领域。自然没有自己的尊严。
谢林不接受这个安排。
他认为如果哲学要完整,它必须能解释自然——不是把自然当作主体的认识对象,是把自然作为一个有自己内部展开的东西。岩石不只是被我看见的东西。植物不只是植物学的对象。动物不只是动物学的研究主题。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有自己的展开过程,有自己的内在结构。
他从二十二岁开始一系列的自然哲学著作——《自然哲学的观念》(一七九七),《世界灵魂》(一七九八),《自然哲学体系初稿》(一七九九)。
他要做的事是这样——
他要把康德留下的"自由"和"自然"两个领域重新连起来。
康德认为这两个领域是分开的。自然是因果律统治的领域——一切事件都被前面的事件决定。自由是自由意志的领域——一个理性存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行动。两个领域用两套不同的范畴。康德承认这个区分让一些事变得费解(比如,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怎么能有自由?),但他保持这个区分,因为他严格。
谢林想要打通这两个领域。
他的策略是——把自然本身解释成一个朝向自由展开的过程。
岩石是死的。但岩石里有矿物结构,矿物结构可以变成晶体,晶体有规则。这是自然朝向更复杂结构的第一步。 植物是活的,但它的"活"还是被环境决定。它有结构,有节奏,有生命周期,但它不能选择。这是第二步。 动物有意识。它能感知,能反应,能记忆。它比植物有更多的内在性——它的内部不再被外部完全决定。这是第三步。 人类有自我意识。人类能反思自己,能想自己的将来,能根据想象的可能性行动。人类是自然朝向自由展开的最高点。
但这不是说人类是自然的目的。这是说人类的自由意识是自然内部的"暗"逐步变成"光"的过程的最后一步。自然里面一直有那个"暗"——那个不被外部决定的部分——它在岩石那里几乎不可见,在植物那里开始显现,在动物那里更明显,在人那里成为完全的自我意识。
这个论点在当时是革命性的。
它把自然从"哲学的边缘"挪到了"哲学的中心"。它给了自然一种自己的展开。它说自然不是被主体观察的死物,而是有自己内在生命的过程。
这个论点对今天的我们听起来有点神秘。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几条主要思想线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进化论的某些直觉来自这里。 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崇拜来自这里。 深层生态学某些版本来自这里。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某些前提来自这里。
谢林二十几岁就把这些种子撒下去了。他自己后来转向其他方向,但这些种子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一直发芽。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对谢林后期工作的指向。
如果自然里面一直有"暗"——那个不被外部决定的内在性——那么人的自我里面也必须一直有"暗"。这不是缺陷。这是存在的基础结构。
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里面都有它自己不能完全控制的一部分。
那一部分就是它内部的他者。
三、卡洛琳娜
让我们暂时离开哲学。
一八零三年六月,慕尼黑。一对夫妇结婚。
新郎是谢林,二十八岁,已经是德国哲学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 新娘叫卡洛琳娜(Caroline),四十岁。
这是她第三次结婚。
她出生在哥廷根一个学者家庭,她父亲是哥廷根大学的东方学教授。她从小读书,会几种语言,能自己写散文和评论。她第一次结婚是十九岁——嫁给一个哥廷根的医生。那个医生四年后死了,她带着一个女儿守寡。她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一七九三年她在美因茨被普鲁士军队逮捕,因为她跟一些法国革命的同情者有联系。她在监狱里住了几个月。她出狱的时候孤身一人,已经怀孕(不是丈夫的孩子),她的社会名声完全毁了。
那时候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救了她。她跟他后来结婚——他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跟他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起翻译莎士比亚到德文。卡洛琳娜参加了那个翻译——很多研究者认为最好的几出莎士比亚的德译实际上是她做的,但是出版的时候只用奥古斯特一个人的名字。
她在耶拿——施莱格尔兄弟住的地方——成了所谓"耶拿浪漫派"的核心。这个圈子里有歌德,席勒,蒂克,诺瓦利斯,费希特,还有年轻的谢林。她跟所有这些人通信,跟他们辩论,给他们建议,编辑他们的作品。
她遇到了谢林。她比他大十二岁。两人之间的感情慢慢生长。她的第二段婚姻——跟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已经名存实亡。一八零三年她和奥古斯特正式离婚,几个月后她和谢林结婚。
她带着她和第一任丈夫的女儿奥古斯特(Auguste,跟前夫名字一样巧合)到慕尼黑。她那时候健康已经不好。
一八零零年——结婚之前——奥古斯特女儿在十五岁的时候死于痢疾。卡洛琳娜从来没有从这件事完全恢复。
她和谢林婚后住在维尔茨堡,然后是慕尼黑。她继续做她一直做的事——给丈夫的工作做编辑,提建议,跟他讨论,塑造他思想的方向。
谢林这一时期的工作里有她的影子。他研究宗教史时她跟他一起读资料。他写关于艺术的著作时她讨论希腊雕塑和意大利绘画。他的《大学研究方法演讲》和《人类自由论文》的早期酝酿,都有她在场。
但是她的名字几乎不在那些著作里出现。
她不是合著者。她不是被引用的对象。她在哲学史上的位置是"谢林的妻子"——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早逝的妻子,一个让谢林痛苦的对象。
我们今天读卡洛琳娜的信件——她留下了上千封信——能看见她思想的力度和广度。她讨论康德。她评论拿破仑。她分析戏剧。她描述风景。她写女儿的死。她跟丈夫讨论上帝是什么。每一封信都是那个时代欧洲最有学问的女性之一在跟另一些有学问的人交谈。
她不是谢林思想的助手。她是平等的对话者——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更聪明的对话者。
但是十九世纪的哲学史没有这个位置。一个女人不能是哲学家。一个女人最高能成为某个哲学家的"灵感"或者"缪斯"。所以她被压缩到这个位置。
她一八零九年九月在慕尼黑死。她那年四十六岁。死因是痢疾——同一种病杀了她的女儿,也杀了她。
谢林那时候三十四岁。
他在她死后四个月里写完了一本书——后来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人类自由论文》。
这本书是从她死的痛苦里写出来的。
哲学史没有承认这一点。哲学史承认这本书在德国唯心主义的位置,分析它的论证,比较它跟黑格尔的差别。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一个失去了平等智识伴侣的男人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世界里有这种失去——长期被忽略。
我们今天回头看,要做的事是把卡洛琳娜放回去。不是作为谢林思想的脚注,是作为他思想的一个核心条件。
没有她,没有她的死,没有他试图理解她的死,《人类自由论文》不会以那个形式存在。
她是他生命里的他者——一个他爱、他依靠、他不能完全理解、他不能挽留的人。
她的离开让他面对一个问题——一个他之前没有真正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篇下一节的内容。
四、自由
为什么人会做错事?
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一个人去伤害另一个人,去毁掉一些好的东西,去选择一条所有人都告诉他不要走的路——为什么?
很多哲学回答过这个问题。
一种回答说:人之所以做错事,是因为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他不会选错。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回答。它的含义是:恶是无知。如果有充分的教育和反思,恶会消失。
另一种回答说:人之所以做错事,是因为有罪性。人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让人即便知道好也选不到。这是奥古斯丁-基督教传统的回答。它的含义是:人靠自己解决不了恶,需要恩典。
第三种回答说:人之所以做错事,是因为环境、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环境,恶会减少。这是卢梭、马克思、二十世纪很多社会理论的回答。它的含义是:恶是结构性的。
谢林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
他认为它们都没有抓住一个核心的事——
人有真实的自由。
人不是因为不知道才做错事,他知道还做。他不是因为继承的罪性才做错事,他是真的在那一刻选择做错事。他不是被环境完全决定的,他在环境里仍然有选择空间。
但是这个"自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如果人有自由,那么人的自由从哪里来?
康德的回答是:自由是理性主体的属性。但是这个回答有一个问题——它把自由放在"理性"那一边。如果自由是纯粹理性的,那么一个人按理性选择就是自由。可是按理性选择必然导向善(因为理性能识别善)。那么恶要么不是自由的(恶是不理性的,所以恶是不自由的,所以做恶的人不真正是在选择),要么自由不只是理性的。
谢林说:自由不只是理性的。
自由必须能选择善,也必须能选择恶。一个只能选善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是被善决定的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必须有能选择恶的可能性。
如果自由有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从哪里来?
这是谢林的关键问题。
他的回答是:
自由的可能性来自存在自身的内部结构。
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里面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光的"层次——清晰的、可以被理性把握的、可以被概念化的。另一个是"暗的"层次——不能被完全理性化的、有自己生长的、抵抗概念化的。
人之所以能选择,是因为人里面有这两个层次。如果人只有"光的"层次,人会按理性必然行动,没有选择空间。如果人只有"暗的"层次,人会按本能必然行动,也没有选择空间。人能选择,是因为人在"光"和"暗"之间有自己的位置可以站。
人可以让"光"主导——选择按理性、按善、按对他人的承认行动。 人也可以让"暗"主导——选择按自我中心、按对他人的拒绝、按毁坏的冲动行动。 两种选择都是真的可能。两种选择都是从同一个内部结构里出来的。
这是谢林一八零九年《人类自由论文》的核心论点。
它解决了一个困扰所有自由意志理论的问题——如何让恶是真实可能的,同时不让恶是必然的。
谢林的解法是:恶是可能的,因为人的内部有"暗"。但恶不是必然的,因为人的内部也有"光"。人在两者之间选择。
这个结构他认为不只是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所有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结构。
包括上帝。
五、上帝里面的暗
到这里我们走到了谢林整个体系最难也最深的地方。
他在《人类自由论文》里说:上帝里面有"暗"。
这一句话在一八零九年的德国——一个仍然以路德派为主流的德国——是异端的。传统神学讲上帝是绝对的光,绝对的善,没有任何暗的部分。一个有"暗"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谢林知道这一点。他不是在攻击基督教。他是在做一件别的事——他在用基督教的语言重新思考存在的内部结构。他认为如果他对了,传统神学需要被修正。
他的论证是这样——
如果上帝是绝对的光,没有任何暗,那么世界为什么会有暗?为什么有恶?为什么有人会做出毁坏他人的事?
传统神学的回答是:人的自由意志带来了恶。但这个回答把问题推回去——人的自由意志从哪里来?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是上帝创造了一个能做恶的存在物,那么恶的可能性最终还是在上帝那里。
谢林不回避这个推论。他承认:恶的可能性必须在上帝里面有某种根。那个根就是上帝里面的"暗"。
但他立刻补充:上帝里面的"暗"不是恶本身。"暗"是"基础"(Grund)——是上帝自身存在的根基。它是上帝里面的"他者"——是上帝自己里面的、不能被上帝的"光"完全吸纳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让上帝是有自己内部展开的存在,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完美。这一部分让上帝不只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活的存在。
恶的可能性来自这个"暗"——但只有当一个存在物(人)让"暗"主导自己的时候,恶才实现。"暗"本身不是恶。恶是"暗"和"光"颠倒位置。
这一段哲学非常难懂。一八零九年的读者大多没读懂。今天的读者大多还是没读懂。
但是它的核心论点是简单的——
承认存在里面有"非"。
不是为了让"非"主导——那会变成虚无主义、变成混乱、变成毁坏。 是为了承认"非"作为存在的基础——只有在"非"和"是"之间,真实的展开才可能。
这跟我们这个系列的几个核心概念在结构上是一样的事——
康德的目的王国是远处的非——它永远在朝向,永远不能完全到达。 列维纳斯的他者是面前的非——他向我提出我永远不能完全完成的责任。 布伯的"永恒的你"是关系深处的非——它永远不能变成"它"。 曹植的"不能拥有"是欲望深处的非——他渴望但永远不能完全持有。 吉拉尔揭穿的机制是社会的非——那是被压抑的、不能进入意识的他者。
谢林的"上帝里面的暗"是存在论深处的非——是构成所有真实存在的内部结构。
每一个真实的他者,外面对你显现的之前,他自己里面就已经有了非。他不是一个完全自己透明给自己的存在。他里面有他自己不能完全看见的部分。承认他作为他者,部分意义上就是承认他里面有那个"暗"——那个部分连他自己都不能完全控制。
这是为他者留位置的最深层。
更进一步——
承认外在他者的能力,建立在承认内在他者的能力上。
如果你不能承认你自己里面有你不能完全控制的部分,你不可能承认外面有跟你一样的存在物——一个跟你一样有内部"暗"的存在。你会把外面的他者要么吸纳为你的对象(消除他的内部"暗"),要么消灭(拒绝他的内部"暗"的存在)。
只有承认了自己里面有"暗"的人,才能承认别人里面也有"暗"。
只有承认了自己里面有他者的人,才能承认别人作为他者。
这是谢林对 R6 主题的核心贡献。
六、柏林的教室
时间跳到一八四一年。谢林六十六岁。
他在他生命的大部分后期里,都在巴伐利亚——慕尼黑、埃尔朗根。他一八二零年代末再婚(娶了卡洛琳娜的好友 Pauline Gotter),重建了私人生活。但他的哲学工作越来越少公开发表。他写——他的笔记和未完成的著作堆积起来——但他不愿意出版。他知道德国哲学界的注意力都在黑格尔身上,而他和黑格尔的方向不再相同。他不愿意出来跟黑格尔系的人辩论。
一八三一年黑格尔死。
黑格尔派分裂。"老黑格尔派"试图保守地继承黑格尔的体系。"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激进方向上去——批判宗教,批判国家,批判社会。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一八四零年继位。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倾向非常不安。他想找一个人去柏林,从哲学层面对抗黑格尔派。
他找到了谢林。
一八四一年,谢林到柏林。他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授,住进一个皇家提供的住宅。他要做的事是——讲课,让他的"积极哲学"取代黑格尔的"消极哲学",把柏林大学变成黑格尔派之外的哲学中心。
他在柏林讲的第一门课是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开始的《启示哲学》。
那一天的教室坐满了。
听众里有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一个二十八岁的丹麦人,叫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他从哥本哈根来柏林,专门为了听谢林。 一个二十一岁的德国人,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在柏林服兵役,业余听课。 一个二十七岁的俄国人,叫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还有一个叫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瑞士年轻历史学家。
这些名字在一八四一年还没有意义。
四十年后,每一个名字都成了一条思想线索的发源——
克尔凯郭尔成了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从谢林那里听到的"积极哲学"对"消极哲学"的反对,深刻影响了他后来对黑格尔的批判。 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发明者。他对谢林的反应是负面的——他觉得谢林是反动派,他写了一本反谢林的小册子。但是这次听课让他熟悉了德国哲学的最深层问题。 巴枯宁成了无政府主义之父。 布克哈特成了文化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四个人在同一个教室里听同一个老人讲课。
老人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积极哲学"——一种试图超越纯概念思维、把"实存"作为哲学起点的方向。他论证黑格尔的体系虽然伟大,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黑格尔的体系处理的是概念,不是实存。一个完整的哲学不能只解释概念之间的关系,它必须能解释为什么有一个世界存在——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黑格尔回答不了,因为他从概念开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实存开始。
这个论点——后来在二十世纪被海德格尔重新提出("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又被萨特、列维纳斯各自以不同方式回应——在一八四一年的柏林教室里第一次系统地被讲出来。
但是听众的反应是混合的。
克尔凯郭尔最初非常激动。他听了几堂课之后写信回哥本哈根说:"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谢林身上。" 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失望了。他觉得谢林没有把他自己讲的东西做透。他离开柏林。但他从谢林那里带走的东西——对"实存"先于"概念"的重视——成了他自己后期工作的核心。
恩格斯写了那本反谢林的小册子。他从谢林那里学到了德国哲学的复杂性,但是他选择了相反的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把哲学转向社会批判。
巴枯宁继续他自己的反叛思想,谢林对他的影响是间接的。
布克哈特从谢林那里学到了一种历史感——把历史不是看作概念的展开,而是看作具体的人类创造。
谢林自己在柏林讲了几年。他的课逐渐失去关注。他没有完成他来柏林要做的事——他没能让他的"积极哲学"取代黑格尔。一八四六年他基本上停止了讲课。他在柏林又住了几年,写他的笔记,不发表。一八五四年他在瑞士的一个温泉镇死,七十九岁。
但是那一八四一年的教室——那个老人和那四个年轻人——是哲学史上一个奇怪的节点。
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哲学家,在他的最后几年,在一个为了反对黑格尔而被招来的位置上,对一群将要成为对立方向的年轻人讲话。
这群年轻人各自从他那里拿走了不同的东西,然后走向各自的方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史。
谢林本人不属于这些方向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他们都听过他。
他做的事——讲他能讲的,让那些来听的人各自带走他们能带走的——本身就是一种为他者留位置的方式。他不要求他们继承他的体系。他不要求他们完成他的工作。他讲,他们各自带走,他们各自走向他们自己的方向。
这是一种最克制的传授。
七、自我中的他者
R6 这一轮我们已经讲了几种他者。
希帕蒂娅那一篇里讲了被消灭的他者——那群人没有看见她的面容。 阿奎那那一篇里讲了边界之外的他者——他用八百万字写到边界然后停下。 柏格森那一篇里讲了被吸纳的他者——爱因斯坦用物理时间宣布意识时间不存在。 列维纳斯那一篇里讲了向我提出无限要求的他者——面容自己说"你不可杀害我"。 布伯那一篇里讲了相遇瞬间的他者——"我-你"瞬间。 曹植那一篇里讲了不能拥有的他者——洛神,兄长,自由。 吉拉尔那一篇里讲了被替罪羊机制焦点的他者——任意被选中的人。
每一种他者都是从外部来的——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民族,另一种存在。
谢林讲的是另一种他者——
自我里面的他者。
不是某个外部的人或物。是你自己里面那一部分——你不能完全看见的,不能完全控制的,不能完全概念化的——那一部分。
每一个真实存在的存在物,里面都有这种"暗"——这个谢林说过了。但是他还说了另一件事——
承认自己里面的他者是一种能力。 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也不能真正承认外面的他者。
这是 R6 整轮一个新的论点。
我们前面六篇讲的都是"外在他者"。我们讲了为他者留位置的不同方式——伦理的留位置(康德、列维纳斯),关系的留位置(布伯),承认距离的留位置(曹植),揭穿机制的留位置(吉拉尔)。每一种都是一个主体面对外部他者的姿态。
但是谢林指出来:那个主体本身需要先做一件事——承认自己里面有他者。
如果一个人不能承认自己里面有他不能完全控制的部分,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他会觉得自己是完全自己透明给自己的——他知道自己的所有动机,他可以解释自己的所有行动,他可以预测自己的所有反应。他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身一致的、没有内部裂缝的主体。
这种主体面对外部他者的时候,会做什么?
他会试图把外部他者吸纳为自己的对象——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不能被吸纳的东西存在(包括他自己里面的"暗",他都不允许,他更不允许外面有不能被吸纳的)。如果外部他者抵抗吸纳,他会把它消灭——因为不能被吸纳的存在威胁他对自己的全透明性。
这是手段王国的内部逻辑。
手段王国不是一群恶人组成的。手段王国是一群拒绝承认自己里面有他者的人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人对自己保持高度的控制叙事——"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有正当理由","我的动机是清楚的"。这种控制叙事让他对外部的他者也保持高度的控制——因为他对自己都不允许失控,他对外面更不允许。
而桥上的人——那些为外部他者留位置的人——都做过同一件事:他们承认自己里面有"暗"。
希帕蒂娅每天上讲台,知道自己讲的不是绝对真理,知道还有她不知道的东西。 阿奎那写八百万字然后停下,承认那是"稻草"——他写的全部不能穿透他面前的非。 柏格森承认意识时间是真的,但他知道他的论证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他自己里面也有他不能完全把握的。 列维纳斯一辈子在写"无限责任",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在欠——这个欠不能被完成。 布伯一辈子讲"我-你"瞬间不能持续——他承认自己不能维持那种瞬间。 曹植一辈子在写不能拥有——包括不能拥有他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吉拉尔揭穿机制,但他知道揭穿不能消除机制——他自己活在机制还在运行的世界里。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里面承认了"暗"。他们因此能在外面承认他者。
谢林给了 R6 这一轮一个新的语言——
他者首先是我自己里面那个我不能完全吸纳的部分。
承认这个内部的他者,是承认一切外部他者的前提。
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列维纳斯说看见他者的面容。 布伯说重新进入"我-你"。 曹植说承认我渴望但不能拥有。 吉拉尔说看清楚消灭他者的机制,然后选择不参与。 谢林说承认自己里面有自己不能完全吸纳的部分。
六种语言。同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上有风。一种温和的风。
八、桥头
谢林走过来的时候,他穿着深色的西装。
他个子中等。头发已经全白,往后梳。眼睛深陷,但是清醒。他七十九岁的时候在瑞士死,但是他的形象比这更年轻一点——大概是六十多岁的样子,也就是他在柏林讲课的时候。
他走得不快但稳。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本薄的、装帧朴素的书。是他一八零九年的《人类自由论文》。这是他自己的书里他最想保留的那一本。
他到了桥的中段。
桥上的人比上次更多了。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在她手里。阿奎那。柏格森拄着拐杖。列维纳斯。布伯。曹植——拿着他的竹简的那个人。吉拉尔。
桥的中段不止这些被点出名字的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画方程的,看玉米的,写诗的,读星图的,写小说的,画图纸的,蹲着记笔记的,坐着发呆的,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
谢林对他们点头。
他认得几个人。他认得康德的弟子那一辈——费希特,他们见过;后来他们关系破裂。他认得几个 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不认得 20 世纪的人——列维纳斯、布伯——他活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但他从他们的姿态里看出来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没有走过去深谈。他在桥的中段找了一个位置站下。
桥头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能看见衣服的褶皱了——比之前都更清楚。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有人在走。
走得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近处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比上次又走远了。
谢林看了那条路一会儿。
他活的时候没看到那条路上后来发生的事。但是他活的时候看到过它的预兆。他看到柏林大学讲台上那些试图把哲学变成意识形态工具的人。他看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萌芽的时候那种狂热。他没活到看见那条路完全展开是什么样子。
他没有特别难过。
他做了他能做的——他试图说明一个存在物里面有它自己不能完全控制的部分。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一点,他更难走那条路。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这一点,他更容易走那条路。
谢林写完了他能写的。他放下了。
他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他对希帕蒂娅微微一笑。希帕蒂娅笑了一下。她讲过希腊哲学——她可能比这一桥上几乎任何人都更了解谢林青年时代沉迷的那种"自然朝向自由展开"的希腊式思维。两个人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但是有一种相互的认出。
阿奎那从另一边走过来。两个人之间有一千多年。但是他们都试图说同一类东西——存在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存在和"非"的关系是怎样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用的语言完全不同(拉丁经院哲学 vs 德国唯心主义),但是问的问题相似。阿奎那对谢林点头。谢林点头回去。
布伯走过来。布伯讲过"我-你",但是布伯讲的是关系。谢林讲的是关系背后的存在论结构——为什么"我"和"你"作为不同的真实存在能彼此面对。两个人的工作是同一个事的两个层次。布伯对谢林微微一笑。
曹植站在不远处,拿着他的竹简。两个人之间有一千五百年,他们的语言完全不通。但是曹植写了《洛神赋》——一个关于"存在的距离"的最深的文本。谢林没读过《洛神赋》。但是如果他读过,他会认出那里面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想的那个问题——一个真实的他者怎么向你显现,你怎么知道它是真实的他者而不是你的对象。
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桥头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维纳斯,看了布伯,看了曹植,看了吉拉尔。
这次他看的是谢林。
谢林的目光跟那个人短地交汇了一下。
谢林低了一下头——很轻。不是答谢的低头。是确认——一种"我承认你站在那里,你也承认我站在这里"的相互确认。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也轻轻点了点头。
谢林举起手里的书——很短地举了一下,让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能看见。
不是炫耀。是这个动作——我写了这个,它是我能给的。
那个人也轻轻点了一下头。
谢林放下书。
他站在桥的中段,跟其他人一起。
他活的时候被他的同时代人忽略。他死后又被忽略了一百多年。他真正被认真读懂是二十世纪后半才开始的事——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田立克、二十一世纪的几个哲学家——他们重新发现他做的事不是失败,是太早。他比他的时代早一点。他的时代追上他需要一百五十年。
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这件事没有让他做的事白费。做的事是无限的,被听见不被听见是另一回事。
他做的是无限的。 他知道无限不是他能完成的。 他做了。[1][2]
I. The Three Friends at Tübingen
The early 1790s. Southern Germany, the Duchy of Württemberg, Tübingen.
The Tübingen Stift was a seminary that trained Lutheran ministers. It had been there for centuries. Most of its graduates would become village pastors or theology professors.
In one of those classes, three young men shared a room.
One slightly older than the others — Hegel. From a middle-class family in Stuttgart. Quiet. Focused. A slow but retentive reader.
Another the youngest — Schelling. Admitted to the seminary at fifteen, ahead of the normal age, because he had been considered a prodigy from childhood. Born into a family of Lutheran ministers; his father was a scholar of Hebrew and Oriental languages.
The third — Hölderlin. The temperament of a poet was visible in him from twenty. Later he went mad. From his thirties on he entered a slow, chronic mental disorder, lived to seventy-three, and spent the last thirty-six years of his life in a tower above a carpenter's house on the river Neckar in Tübingen.
In some year at Tübingen — probably around 1793 — the three friends did one thing.
They wrote something together on a single sheet of paper. It later came to be called The Earliest System Programme of German Idealism — Älteste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Who actually wrote that sheet is still disputed in scholarship — some say Hegel, some say Schelling, some say Hölderlin. But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i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three friends thinking together.
What they wrote on that sheet, in essence, was a vow —
They would complete the work that Kant had begun.
Kant — they had read him entire — had don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He had proved the limits of pure reason. He had named the place of the moral law. He had opened the direction toward the kingdom of ends. But Kant had not finished. He had stopped, in many places. He stopped because he was strict — he would not let himself say what he could not strictly prove.
The three twenty-year-olds thought they could go on.
They would push further from where Kant had stopped. They would build a complete system — a philosophical system that included nature, freedom, God, art, history. They would let philosophy complete.
This was the moment of birth of German Idealism.
Twenty years later, the fates of the three were entirely different.
Hegel — from Jena to Bamberg to Nuremberg to Heidelberg to, finally, Berlin. He built a vast philosophical system — logic, philosophy of nature, philosophy of spirit. The system claimed to include everything. From 1818 he wa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his influence sweeping across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world. He died of cholera in 1831, fifty-nine years old.
Hölderlin wrote his greatest poems. Then he went mad. In 1806, at thirty-six, he was committed to the Tübingen mental hospital. After a year there, a carpenter named Zimmer took him into his home — Zimmer had a house on the Neckar, and on the upper floor he gave Hölderlin a small tower room. Hölderlin lived in that tower for thirty-six years, until his death in 1843, at seventy-three. The poems he wrote in his late years had a childlike simplicity — he signed himself "Scardanelli"; he did not recognize visitors who came; he bowed too deeply, in courtesy, to strangers.
Schelling —
Schelling was the one of the three to become famous earliest. At twenty-four he was already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Jena (Hegel was his assistant at the time). In his twenties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wo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bringing the natural world — rocks, plants, animals, electricity, magnetism — into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In his twenties he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promising figure of German philosophy after Kant and Fichte.
Then Hegel surpassed him.
In 1807 Hegel published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 its preface Hegel made an oblique reference to Schelling — "calling everything one absolute is like the night in which all cows are black." That single line brok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old friends. They never spoke to each other again.
Schelling lived on. He lived to 1854, seventy-nine years old. Twenty-three years longer than Hegel. But across those twenty-three years he w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German intellectual world had stopped listening to him. He himself stopped wanting to publish — most of his late work was never released in his lifetime, and was edited and printed only posthumously.
Three friends from Tübingen.
One built a great edifice, was raised up as the summit of philosophy, and was then, by later thinkers, slowly dismantled. One wrote the most beautiful poems, and then withdrew from the world, and lived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a tower. One outlived the other two, but lived in such a way that he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the foreground.
This essay is about the third — the hardest of the three to write.
II. Naturphilosophie
In his early twenties Schelling did something the other German Idealists had not done —
He took nature seriously.
The philosophy of Kant and Fichte was built from the subject. I think. The I. Self-consciousness — these were the foundations of philosophy. Nature, in their systems, was the object known by the subject, the field that supplied experience to the subject. Nature had no dignity of its own.
Schelling did not accept this arrangement.
He held that if philosophy was to be complete, it had to be able to explain nature — not nature as the object of the subject's knowledge, but nature as something with its own internal unfolding. A rock was not only what I see. A plant was not only the object of botany. An animal was not only the topic of zoology. Each had its own way of being, its own process of unfolding, its own internal structure.
From the age of twenty-two he produced a series of wo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1797), On the World-Soul (1798),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1799).
What he wanted to do was this —
He wanted to reconnect the two domains Kant had left apart: freedom and nature.
Kant held the two were separate. Nature was the realm of causal law — every event determined by previous events. Freedom was the realm of free will — a rational being could act according to his own purpose. The two realms used different categories. Kant admitted the distinction made certain things hard to grasp (how can a person, as a natural being, also have freedom?), but he held to the distinction because he was strict.
Schelling wanted to open the boundary.
His strategy was to interpret nature itself as a process unfolding toward freedom.
A rock is dead. But within the rock there are mineral structures, mineral structures can become crystals, crystals have rules. This is the first step of nature toward more complex structure.
A plant is alive, but its "alive" is still determined by its environment. It has structure, rhythm, a life cycle, but it cannot choose. The second step.
An animal has consciousness. It can perceive, react, remember. It has more interiority than a plant — its inside is no longer wholly determined by its outside. The third step.
The human has self-consciousness. The human can reflect on itself, can imagine its own future, can act according to imagined possibilities. The human is the highest point of nature unfolding toward freedom.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e human is the purpose of nature. It means the human's free consciousness is the last step in a process by which nature's interior "darkness" gradually becomes "light." That darkness was always within nature — that part not determined by the outside — almost invisible in the rock, beginning to show in the plant, more evident in the animal, becoming full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human.
In its time, this argument was revolutionary.
It moved nature from "the margin of philosophy" to "the center of philosophy." It gave nature its own unfolding. It said nature was not a dead object observed by a subject; nature had its own inner life as a process.
To us today, this can sound a little mystical. But several major intellectual lines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race back here —
Some intuitions of evolution come from here. The Romantic worship of nature comes from here. Some versions of deep ecology come from here. Some premises of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come from here.
In his twenties Schelling sowed these seeds. He himself later turned to other directions, but the seeds kept sprouting through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But more important is what this argument pointed toward in his own later work.
If nature has within it always a "darkness" — that internal part not determined from outside — then the human self must also have within it always a "darkness." This is not a defect. It is a basic structure of being.
Within everything that really exists, there is some part it cannot wholly control.
That part is its internal other.
III. Caroline
Let us leave philosophy for a moment.
June 1803, Munich. A couple was married.
The groom was Schelling, twenty-eight, already one of the most watched figures in German philosophy. The bride was Caroline, forty.
It was her third marriage.
She had been born in Göttingen, in a family of scholars; her father was professor of Oriental studies at Göttingen. She had read since childhood, knew several languages, wrote her own essays and reviews. Her first marriage had been at nineteen — to a doctor in Göttingen. He died four years later. She was widowed with a daughter. She had lived through the aftershock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in 1793 she was arrested by the Prussian army in Mainz, because she had connections with sympathiz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he spent several months in prison. When she came out, she was alone and pregnant (not by her husband); her social standing was utterly destroyed.
It was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who saved her then. They later married — he was one of the central figures of German Romanticism, who, with his brother Friedrich Schlegel, translated Shakespeare into German. Caroline took part in that translation — many scholars now think the best of those German Shakespeares were actually her work, but in publication only August's name appeared.
In Jena — where the Schlegel brothers lived — she became the center of what is now called the Jena Romantic circle. Goethe, Schiller, Tieck, Novalis, Fichte, and the young Schelling were in it. She corresponded with all of them, debated with them, gave them suggestions, edited their work.
She met Schelling. She was twelve years his senior. The feeling between them grew slowly. Her second marriage — to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 had become a marriage in name only. In 1803 she and August formally divorced; a few months later she married Schelling.
She brought to Munich the daughter from her first marriage, Auguste. Her health by then was not strong.
In 1800 — before Caroline and Schelling married — Auguste, her daughter, died of dysentery at fifteen. Caroline never fully recovered from that.
After the marriage, she and Schelling lived in Würzburg, then in Munich. She kept doing what she had always done — editing her husband's work, suggesting things, discussing with him,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his thought.
There is her presence in Schelling's work of this period. When he studied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she read sources with him. When he wrote on art, they discussed Greek sculpture and Italian painting together. The early gathering of his Lectures on the Method of Academic Study and hi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both took place with her present.
But her name does not appear in those works.
She is not the co-author. She is not a cited interlocutor. He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Schelling's wife" — a romantic story, a wife who died young, an object of Schelling's grief.
When we read Caroline's letters today — she left over a thousand letters — we can see the force and the breadth of her thought. She discusses Kant. She comments on Napoleon. She analyzes drama. She describes landscape. She writes about the death of her daughter. She debates with her husband over what God is. Each letter is one of the most learned women of her era in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learned people.
She is not Schelling's assistant. She is an equal interlocutor — possibly, in some respects, the more intelligent one.
Bu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no place for this. A woman could not be a philosopher. A woman could at most be the "inspiration" or "muse" of a philosopher. She was compressed into that place.
She died in Munich in September 1809. She was forty-six. The cause was dysentery — the same disease that had killed her daughter killed her.
Schelling was thirty-four.
In the four months after her death he completed a book — what came to be considered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works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That book was written out of the pain of her death.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as not acknowledged this. It acknowledges the place of the book in German Idealism, analyzes its arguments, compares it with Hegel. But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the book — a man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 world holds this kind of loss, having lost an equal intellectual companion — has been long overlooked.
When we look back today, what we have to do is to put Caroline back in. Not as a footnote to Schelling's thought, but as one of its central conditions.
Without her, without her death, without his trying to understand her death, th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would not exist in the form it does.
She was the other in his life — someone he loved, depended on, could not fully understand, and could not keep.
Her leaving made him face a question — a question he had not really faced before.
That question is the content of the next section.
IV. Freedom
Why does a person do wrong?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looks simple. A person hurts another person, destroys something good, takes a road that everyone has told him not to take — why?
Many philosophies hav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One answer: a person does wrong because he does not know. If he knew what was really good, he would not choose wrongly. This is the Socratic-Platonic answer. Its implication is: evil is ignorance. With sufficient education and reflection, evil disappears.
Another answer: a person does wrong because of original sin. Through Adam and Eve a tendency was inherited that makes us, even when we know the good, fail to choose it. This is the Augustinian-Christian answer. Its implication is: a person cannot, by himself, solve evil; grace is needed.
A third answer: a person does wrong because of environment, society,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 the environment, and evil decreases. This is the answer of Rousseau, Marx, and many social theo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s implication is: evil is structural.
Schelling was satisfied with none of these.
He held that none of them caught the central thing —
A person has real freedom.
A person does wrong not because he does not know — he knows and still does. He does wrong not because of an inherited sinfulness — he is, in that moment, really choosing to do wrong. He is not entirely determined by environment — within environment, he still has space to choose.
But this "freedom" is not a simple thing.
If a person has freedom, where does that freedom come from?
Kant's answer was: freedom is a property of the rational subject. But this answer has a difficulty — it places freedom on the side of reason. If freedom is purely rational, then a person who chooses according to reason is free. But choosing according to reason necessarily leads to the good (because reason can identify the good). Then evil is either not free (evil is irrational, so evil is unfree, so the one who does evil is not really choosing), or freedom is more than rational.
Schelling said: freedom is more than rational.
Freedom must be able to choose the good, and must be able to choose evil. A "freedom" that can only choose the good is not real freedom — it is necessity determined by the good. Real freedom must contain the possibility of choosing evil.
If freedom contains this possibility, where does the possibility come from?
This is Schelling's central question.
His answer was —
The possibility of freedom comes from the inner structure of being itself.
Within everything that really exists, there are two layers. One is the light layer — clear, graspable by reason, conceptualizable. The other is the dark layer — not fully rationalizable, having its own growth, resisting conceptualization.
A person can choose because a person has these two layers within him. If a person had only the light layer, he would act with rational necessity, no choice. If a person had only the dark layer, he would act with instinctive necessity, no choice either. A person can choose because the person has, between light and dark, a place of his own to stand.
A person can let the light dominate — choose to act according to reason, the good,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 A person can let the dark dominate — choose to act according to self-centeredness, the rejection of others, the impulse of destruction. Both choices are really possible. Both come from the same internal structure.
This is the central argument of Schelling'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of 1809.
It solved a problem that had long troubled all theories of free will — how to make evil really possible without making evil necessary.
Schelling's solution: evil is possible because the human inside has the dark. But evil is not necessary, because the human inside also has the light. The human chooses between the two.
This structure, he held, is not only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This structure is the structure of everything that really exists.
Including God.
V. The Darkness in God
Here we come to the deepest and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Schelling's whole system.
He says, in th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there is darkness in God.
This sentence, in 1809 Germany — a Germany still mostly Lutheran — was heretical. The traditional theology says God is absolute light, absolute good, with no dark part. A God who has darkness is not the Christian God.
Schelling knew this. He was not attacking Christianity. He was doing something else — using the language of Christianity to think anew about the inner structure of being. He held that if he was right, traditional theology had to be revised.
His argument runs like this —
If God is absolute light, with no darkness whatever, why is there darkness in the world? Why is there evil? Why do people do things that destroy other people?
The traditional theology answers: human free will brings evil. But this answer pushes the question back — where does human free will come from? If God created it, then God created a being capable of evil; the possibility of evil is, in the end, with God.
Schelling does not avoid this conclusion. He admits: the possibility of evil must have some root in God. That root is the darkness in God.
But he immediately adds: the darkness in God is not evil itself. The darkness is the ground — Grund — the root of God's own being. It is the other within God — that part of God that is not, by God's own light, fully absorbed. This part lets God be a being with internal unfolding rather than a static perfection. This part lets God not only be a concept, but a living existence.
The possibility of evil comes from this darkness — but only when an existent (a human) lets the darkness dominate his self does evil become actual. The darkness in itself is not evil. Evil is darkness and light reversed in their positions.
This passage of philosophy is very hard. Most readers in 1809 did not follow it. Most readers today still do not.
But its central claim is simple —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the negativa within being.
Not in order to let the negativa dominate — that becomes nihilism, becomes chaos, become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acknowledge the negativa as the ground of being — only between the negativa and the affirmation can real unfolding occur.
In its structure this is the same thing as several core concepts of this series —
Kant's kingdom of ends is the negativa in the distance — always in approach, never fully reached. Levinas's other is the negativa before me — placing on me a responsibility I can never fully complete. Buber's eternal Thou is the negativa at the depth of relation — never able to become It. Cao Zhi's what cannot be held is the negativa at the depth of desire — he longs but can never fully possess. The mechanism Girard exposed is the negativa of the social — the suppressed other that cannot enter consciousness.
Schelling's darkness in God is the negativa at the depth of ontology — the inner structure of all real being.
Every real other, before it shows itself to you from outside, already has the negativa within itself. It is not a being fully transparent to itself. There is, within it, a part it cannot itself fully see. To acknowledge it as other is, in part, to acknowledge that it has within it that darkness — that part not even it itself can fully control.
This is the deepest layer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Further —
The capacity to acknowledge the external other is built on the capacity to acknowledge the internal other.
If you cannot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within yourself, some part you do not wholly control, you cannot acknowledge that, outside, there is another being like you — another being with internal darkness. You will either absorb the external other as your object (eliminating his internal darkness) or destroy him (refusing the existence of his internal darkness).
Only one who has acknowledged the darkness within himself can acknowledge the darkness within another.
Only one who has acknowledged the other within himself can acknowledge another as other.
This is Schelling's central contribution to the theme of Round Six.
VI. The Berlin Classroom
The time jumps to 1841. Schelling was sixty-six.
For most of his later life he had been in Bavaria — Munich, Erlangen. In the late 1820s he remarried (Pauline Gotter, a close friend of Caroline's), rebuilt a private life. But his philosophical work appeared in public less and less. He wrote — his notebooks and unfinished works piled up — but he did not want to publish. He knew the attention of German philosophy was all on Hegel, and his and Hegel's directions were no longer the same. He did not want to step out and debate the Hegelian school.
In 1831 Hegel died.
The Hegelian school split. The "Old Hegelians" tried conservatively to inherit the system. The "Young Hegelians" — Strauss, Feuerbach, Bauer, Marx — applied the dialectic in radical directions, criticizing religion, the state, society.
Friedrich Wilhelm IV came to the Prussian throne in 1840. He was deeply uneasy about the Young Hegelians' radicalism. He wanted someone to go to Berlin to oppose the Hegelian school at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He found Schelling.
In 1841, Schelling came to Berlin. He was mad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given a residence by the royal house. What he was to do was — lecture, let his "positive philosophy" displace Hegel's "negative philosophy," make Berlin the center of a non-Hegelian philosophy.
The first course he gave in Berlin began in November 1841 —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The hall was full that day.
In the audience were several young men in their twenties.
A twenty-eight-year-old Dane, Søren Kierkegaard. He had come to Berlin from Copenhagen specifically to hear Schelling. A twenty-one-year-old German, Friedrich Engels. He was doing military service in Berlin, attending lectures in his off-hours. A twenty-seven-year-old Russian, Mikhail Bakunin. And a twenty-three-year-old Swiss historian, Jacob Burckhardt.
These names had no meaning yet in 1841.
Forty years later, each was the source of a major intellectual line —
Kierkegaard became a precursor of existentialism. What he heard from Schelling —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against the "negative philosophy" — deeply shaped his own later critique of Hegel. Engels became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Marxism. His response to Schelling was negative — he thought Schelling a reactionary, and wrote a small pamphlet against him. But the lectures gave him familiarity with the deepest problems of German philosophy. Bakunin became the father of anarchism. Burckhardt became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ultural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Four people in the same classroom, listening to the same old man.
What was the old man saying?
He was saying his "positive philosophy" — a direction that tried to go beyond pure conceptual thinking and to take exist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hilosophy. He argued that Hegel's system, however great, had a fatal lack — Hegel's system handled concepts, not existence. A complete philosophy could not only explain the relations among concepts; it had to be able to explain why there is a world at all — why is there not nothing. This question Hegel could not answer because he began from concepts. To answer it, one had to begin from existence.
That argument — taken up la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Heidegger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and answered in different ways by Sartre and Levinas — was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at 1841 Berlin classroom.
But the audience's response was mixed.
Kierkegaard at first was very excited. After a few lectures he wrote home to Copenhagen: "I have placed all my hope in Schelling." But after a few months he was disappointed. He felt Schelling had not driven through what he himself was saying. He left Berlin. But what he took from Schelling — the priority of existence over concept — became core to his own later work.
Engels wrote that pamphlet against Schelling. He learned from Schelling the complexity of German philosophy, but chose the opposite direction — using Marxism to turn philosophy toward social critique.
Bakunin continued his own rebellious thought; Schelling's influence on him was indirect.
Burckhardt took from Schelling a sense of history — history not as the unfolding of concepts, but as the concrete creation of human beings.
Schelling himself lectured for several years in Berlin. The course gradually lost attention. He did not accomplish what he had been brought there to do — he did not displace Hegel. By 1846 he had largely stopped public lecturing. He stayed in Berlin a few more years, wrote in his notebooks, did not publish. He died in 1854 at a Swiss spa town, seventy-nine years old.
But the 1841 classroom — the old man and the four young listeners — is a strange nod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 philosopher forgotten by his time, in his last years, in a position he had been called to in order to oppose Hegel, speaking to a group of young men who would each become representatives of opposing directions.
Each of those young listeners took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him, and walked off in his own direction — existentialism, Marxism, anarchism, cultural history.
Schelling himself belongs to none of these directions.
But all of them had heard him.
What he did — speak what he could speak, let those who came hear what they could each take — was itself a form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He did not require them to inherit his system. He did not require them to complete his work. He spoke; they each took what they could; they each walked off in their own directions.
This is the most restrained form of teaching.
VII. The Other Within the Self
In Round Six we have already described several kinds of other.
In the Hypatia essay, the destroyed other — the crowd had not seen her face. In the Aquinas essay, the other beyond the boundary — he wrote eight million words to the boundary and stopped. In the Bergson essay, the absorbed other — Einstein declared, with physical time, that consciousness time did not exist. In the Levinas essay, the other who places infinite demand on me — the face says, of itself, Thou shalt not kill me. In the Buber essay, the other in the meeting moment — I-Thou. In the Cao Zhi essay, the other one cannot hold — the Luo Goddess, the elder brother, freedom. In the Girard essay, the other focused upon by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 the arbitrarily chosen one.
Each kind of other comes from outside — another person, another people, another mode of existence.
What Schelling speaks of is another kind of other —
The other within the self.
Not some external person or thing. The part within yourself — the part you cannot fully see, cannot fully control, cannot fully conceptualize.
Within everything that really exists, there is this darkness — Schelling has said this. But he says one more thing —
To acknowledge the other within oneself is a capacity. One who lacks this capacity cannot truly acknowledge the other outside.
This is a new claim of Round Six.
The previous seven essays have all spoken of the external other. We have written different ways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 ethical (Kant, Levinas), relational (Buber), distance-acknowledging (Cao Zhi), mechanism-exposing (Girard). Each is a posture of a subject toward the external other.
But Schelling points out: the subject itself first has to do something — has to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within itself, an other.
If a person cannot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within himself, a part he does not wholly control, what state will he end up in?
He will feel that he is fully transparent to himself — he knows all of his own motives, he can explain all of his own actions, he can predict all of his own reactions. He is a self-sufficient, self-consistent, internally seamless subject.
How will such a subject act toward an external other?
He will try to absorb the external other as his own object — because he cannot tolerate any unabsorbable existence (he does not even tolerate the darkness within himself; he certainly does not tolerate it outside). If the external other resists absorption, he will destroy it — because an unabsorbable existence threatens his self-transparency.
This is the inner logic of the kingdom of means.
The kingdom of means is not made of evil people. The kingdom of means is made of people who refus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within them, an other. Each such person keeps a high control-narrative over himself — I know what I am doing; I have justified reasons; my motives are clear. This control-narrative makes him keep equally high control over the external other — because he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lose control, he certainly will not allow loss of control outside.
And the people on the bridge — those who leave a place for the external other — have all done one thing: they have acknowledged the darkness within themselves.
Hypatia stepped onto her lectern each day knowing that what she taught was not absolute truth, that there were things she did not know. Aquinas wrote eight million words and then stopped, conceding that what he had written was straw — none of his words could pierce the negativa standing before him. Bergson held that consciousness time was real, but knew his arguments could not convince everyone — there was, within himself, what he could not fully grasp. Levinas wrote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his whole life because he knew he was always in debt — that debt could not be completed. Buber held that the I-Thou moment cannot be sustained — he conceded he could not maintain that moment. Cao Zhi wrote his whole life of what cannot be held — including not being able to hold the person he himself wanted to become. Girard exposed the mechanism but knew exposure could not erase the mechanism — he himself lived in a world where the mechanism was still operating.
Each of them, within himself, acknowledged the darkness. They could therefore acknowledge the other outside.
Schelling gives Round Six a new language —
The other is, first of all, the part within me that I cannot wholly absorb.
To acknowledge this internal other is the precondition of acknowledging any external other.
Kant said: the human is an end, not a means. Levinas said: see the face of the other. Buber said: re-enter the I-Thou. Cao Zhi said: acknowledge that I long, and that I cannot hold. Girard said: see clearly the mechanism of destroying the other, and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Schelling said: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within me, what I cannot wholly absorb.
Six languages. The same direction.
In that direction there is a wind. A mild wind.
VIII. The Bridge
When Schelling walked up, he was wearing a dark suit.
He was of medium height. His hair was entirely white, combed back. His eyes were deep-set, but clear. He had died at seventy-nine in Switzerland, but his form on the bridge was a little younger — perhaps in his sixties, around the time of his Berlin lectures.
He walked unhurriedly, but steadily.
He carried a book in his hand — a thin book, plainly bound. The 180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Of all the books he had written, this was the one he most wanted to keep.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here were more people on the bridge than the last time. Hypatia was there,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Aquinas. Bergson, leaning on his cane. Levinas. Buber. Cao Zhi — the one carrying the bamboo slips. Girar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not just these named figures. The bridge held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ose drawing equations, those watching corn, those writing poems, those reading star charts, those writing novels, those sketching diagrams, those crouching aside taking notes, thos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os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Schelling nodded to them.
He recognized a few. He recognized Fichte, of Kant's first generation of disciples — they had met in life; later their relationship had broken. He recognized several early-nineteenth-century Romantic poets. He did not recognize the twentieth-century figures — Levinas, Buber — they had not yet been born when he was alive. But from their bearing he could see what kind of work they did.
He did not approach for further talk. He found a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nd stood.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you could see the folds of Kant's clothes — clearer than ever before.
Across from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he sky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were no longer visible. That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 Heidegger — had walked further than last time.
Schelling looked at that road for a moment.
In his lifetime he had not seen what would later happen on that road. But he had seen its omens. He had seen, on the lecterns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those who tried to turn philosophy into ideological tool. He had seen the German nationalism just beginning to take fire. He had not lived to see the road fully unfold.
He was not particularly sad.
H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 he had tried to make clear that within an existent there is some part it cannot wholly control. If a person accepts this, he will find it harder to walk that road. If a person does not accept this, he will find it easier.
Schelling had finished what he could write. He had set it down.
He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The moonlight was mild.
He gave Hypatia a small smile. Hypatia smiled back. She had taught Greek philosophy — she might have understood, more deeply than almost anyone else on this bridge, the kind of "nature unfolding toward freedom" that Schelling in his youth had been drawn to. Their languages were different, their times were different, but there was a mutual recognition.
Aquinas walked over from the other side. There were a thousand years between them. But each had tried to articulate the same kind of thing — what is the inner structure of being,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being and the negativa,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necessity. The languages they used were entirely different (Latin scholasticism versus German Idealism), but the questions were similar. Aquinas nodded to Schelling. Schelling nodded back.
Buber walked over. Buber had spoken of I-Thou, but Buber's subject was the relation. Schelling's was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beneath the relation — why "I" and "Thou," as different real existents, can stand to each other. The two thinkers' work is two layers of the same matter. Buber gave Schelling a small smile.
Cao Zhi stood not far off, holding his bamboo slips. There were fifteen hundred years between them; their languages did not meet. But Cao Zhi had written the Rhapsody on the Luo Goddess — one of the deepest texts on the distance of being. Schelling had not read it. But if he had, he would have recognized that the question inside that rhapsody was the same as the question inside himself — how does a real other appear to you, how do you know it is a real other and not your own object.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 many people, the moonlight was mild.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at Levinas, at Buber, at Cao Zhi, at Girard.
This time he looked at Schelling.
Schelling's eyes met that figure's, briefly.
Schelling lowered his head — slightly. Not in thanks. In confirmation — a kind of "I acknowledge you stand there, and you acknowledge I stand here," a mutual confirmation.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nodded, lightly.
Schelling raised the book in his hand — held it up briefly, so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could see.
Not display. The act itself: I wrote this; this is what I can give.
The figure nodded, lightly.
Schelling lowered the book.
He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ith the rest.
In his lifetime he had been overlook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After his death he was overlooked again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He was first really read seriously on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Heidegger, Jaspers, Tillich, several philosoph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hey rediscovered that what he had done was not failure but too early. He was a little ahead of his time. His time needed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o catch up.
He knew this only after he was dead. But that did not waste what he had done. What is done is infinite. Whether or not it was heard is another matter.
What he had done was infinite. He knew the infinite was not something he could complete. He had done it anyway.[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