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尔:欲望从别处来
Girard: Desire Comes from Elsewhere
一、模仿
两个小孩在房间里。
地上有十个玩具,散落各处。其中一个小孩——小的那个——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一阵了。十个玩具他都看过。每一个他都没什么兴趣。
另一个小孩进来。大的那个。他扫了一眼地上的玩具,弯腰捡起其中一个——一辆木头小卡车——开始玩。
那个本来对所有玩具都没兴趣的小的那个,立刻站起来,冲过去抢。
"那是我的。"
不。不是他的。他刚才连看都没看那个玩具。其他九个玩具他也没兴趣。但是那个被另一个孩子拿起来玩的玩具,他必须拿到。
这是每个有孩子的家长都见过的场面。
这也是走近勒内·吉拉尔一辈子哲学工作的一个入口。
他说——
那个小孩不是想要那个玩具。他是想要另一个孩子想要的那个东西。
欲望不是从他自己内部生出来的。欲望是从看见另一个人欲望什么生出来的。如果没有另一个孩子拿起那个玩具,那个玩具对他来说不存在。是另一个孩子的手让那个玩具变成了一个值得拥有的东西。
吉拉尔说这件事不只是发生在小孩身上。这件事是人类欲望的基本结构。
你以为你想买那辆车,只是因为研究过性能。但同事买了那辆车,也许才是让你开始在意它的那一刻。你想去那个度假地,不只是因为风景,也因为别人的照片让那里显得值得去。你被一个人吸引,也可能夹杂着别人的赞赏,或小说、电影替你画出的理想形象。那个人仍然是有自己意愿的人,不是供别人争夺的奖品。
吉拉尔的论点听起来有点 cynical(愤世嫉俗)。但他不是在揭穿欲望,他不是在说"所以欲望都是假的"。他是在指出一件结构性的事——
欲望本质上是三角的,不是直线的。
直线模型是:我看见一个东西,我喜欢它,我想要它。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结构——我和对象。
三角模型是:我看见另一个人喜欢一个东西,我也开始想要它。这是一个三元结构——我,对象,模仿对象(另一个人)。
吉拉尔把这种三角关系放在人类欲望的中心。这是一种强有力、也有争议的解释,不是说饥饿、口渴或每个具体愿望都能用模仿说尽。它要我们看见的,是那些自以为完全出自内心的欲望,常常早已有别人的身影。
他在美国教授文学时,反复阅读普鲁斯特、塞万提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把这些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关系放到了一起——
堂吉诃德渴望成为一个骑士,因为他读了骑士小说。他想模仿小说里的阿马迪斯。 朱利安·索雷尔(司汤达《红与黑》的主角)渴望进入巴黎社交圈,因为他读了拿破仑的传记。他想模仿拿破仑。 普鲁斯特小说里的人物渴望某个上层社交圈,是因为他们看见别人渴望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复杂的爱恨纠缠,几乎全部建立在三角关系上——A 爱 B,是因为 C 也爱 B;C 不爱 D,是因为 D 不再爱 C 了。
这些小说家早已在人物的生活里写出了这种纠缠。吉拉尔把它集中到一个理论名字下面——
模仿欲望(désir mimétique,mimetic desire)。
这是他一辈子工作的第一块基石。
后面所有事都从这块基石上长出来。
二、欲望不是你的
模仿欲望这个论点有一个很多人不喜欢的含义——
你的欲望,从根本上说,不是你的。
我们活在一个高度强调"你做你自己"、"找到你真正想要的"、"听从你的内心"的文化里。这种文化假设每个人的内心里有一个真实的、原初的、独立的欲望系统,你的任务是找到它并跟随它。
吉拉尔说这个假设是错的。
你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内心欲望”,常常早已受到外部塑造。你想成为画家,也许从一篇画家传记的浪漫描述开始;你想拥有那种生活方式,因为看过某个 Instagram 帖子;你想跟某种人结婚,小说和电影可能早已替你安排过想象。你选择职业,父母的期待——或者对父母期待的反抗——也会留下痕迹。受到影响不等于失去自己的判断。
往“我想要”下面继续挖,常常会碰到某个“别人也想要”或“别人这样要求”的痕迹。
内心不只是一个无人来过的源泉,也像一面镜子。镜子里照进过谁,值得看一看。
这听起来很丧。但吉拉尔不是要让人丧。他是要让人看清楚。
看清楚之后会发生什么?
第一件事:你可以开始辨别你的欲望是从哪里来的。
每一次你强烈地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停一下问自己——这个欲望最早是从哪里看见的?它是从哪个具体的人或者图像或者故事里复制来的?复制源头的那个人,他自己又是从哪里复制来的?
这个询问不会消除欲望(欲望就是欲望,问也不会让它消失),但它会让欲望失去它的"自明性"——那种"这就是我,这是我真心想要的"的不容置疑的感觉。
一旦欲望失去自明性,你就有了一点空间。你可以继续追求那个欲望(知道它不是你原创的也可以追求),也可以放下那个欲望,也可以让它跟你保持一定距离。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事——
你开始能看见别人的欲望也是这样的。
同事跟你想要同一个职位,两个人都期待同一个人的爱,或一个国家里越来越多人恐惧、怨恨同一种对象——你会多问一句:这个愿望或情绪,是怎样被别人塑造的?谁让那件事显得非争不可,谁让那个人显得非恨不可?这不是宣布自己已经看穿所有人的动机,而是开始留意欲望与情绪的传递。
沿着吉拉尔的思路看,辨认出这个机制的人,多了一种自由。
不是说他可以不再有欲望——欲望是人的基本结构,不可能去掉。是说他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从哪里来的,他对欲望有一种不被欲望完全控制的距离。
这种距离很重要。因为没有这种距离的人,会被欲望带到一个具体的地方。
那个具体的地方,吉拉尔叫做冲突。
三、替罪羊
模仿欲望有一种危险的可能——
当人们彼此模仿着追逐,欲望可能越来越集中到同一些东西上。
一个人的追逐抬高另一个人的追逐,直到对象本身反而退到后面,非要压过对方才成为目标。吉拉尔把这种相互加码放在暴力问题的中心。
为什么?
有些东西确实有限,而有些东西因为比较才显得非争不可。
一个职位、一项财产、一份荣誉,或那个“最受父亲喜爱的孩子”的位置,都可能让人争抢。如果是两个人都爱上同一个人,他们争的是对方的回应;被爱的人有自己的意愿,不属于任何一方。实际的资源匮乏也不能只归结为模仿,分配规则和权力同样在场。
两个人可能成为对手。一群人可能互相刺激,把原来尚能商量的差异推成敌意。当这种敌意蔓延,社群就可能陷入危机。但模仿也能让人学习、合作,它不是通向暴力的一条单行线。
吉拉尔花了很多年阅读人类学与神话材料——古希腊神话、圣经、祭祀仪式、迫害记载,包括欧洲的猎巫。他从中提出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
陷入危机的社群,可能通过同一种方式重新聚拢。
社群会选定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把所有的暴力指向他。
这个被选定的人会被指控为"危机的原因"。"是他/她带来了瘟疫。" "是他/她让我们的庄稼歉收。" "是他/她让神生气了。" "是他/她让我们国家衰落了。" 具体的指控会随着文化而变,但结构是一样的——所有人共同的怒火被指向同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被消灭——杀死,驱逐,监禁,焚烧。
在吉拉尔描述的机制里,驱逐或杀死受害者之后,社群可能暂时感觉恢复了平静。
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危机的原因。对他的指控未必有事实依据;但共同攻击他,让原来彼此对立的人站到了同一边。暴力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冲突,汇成所有人对一个人的行动。模仿并没有停止,而是转成了对同一份敌意的模仿:别人指认,我也指认;别人动手,我也动手。团结的感觉正从这里产生。
吉拉尔进一步设想,社群可能把重新统一归功于受害者之死,把原来被认作灾难来源的人又认作平静的来源。这种既可怕又神圣的双重归因,成为他解释神话与祭祀的关键。
他据此提出一种雄心很大的宗教起源假说:祭祀把原初的集体暴力纳入仪式,试图通过受控的牺牲阻止无边界的报复。这是他的理论,不是已经证明所有宗教、所有仪式都来自同一次序的考古结论;也不能把动物祭祀一律说成人祭之后的阶段。
这个机制他叫做——
替罪羊机制(the scapegoat mechanism)。
这一乐章的第一篇,我们写过希帕蒂娅。
我们当时没有给那个事件一个理论名字。我们写了那群人,写了他们的盲点,写了他们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吉拉尔的理论给那个事件一个名字。
把这个视角带回希帕蒂娅,我们会看见一种相似的指认。亚历山大里亚有复杂的宗教和权力冲突,其中包括主教西里尔与总督奥瑞斯提斯的不和。希帕蒂娅与总督往来,被指为阻碍双方和解的人。
一个具体的人,被压成了“只要除掉她就能解决”的障碍。这个转变值得警惕;但不能据此断言,她死后城市就真的安定了,也不能用一个理论标签代替这场谋杀的具体历史。
希帕蒂娅就是被聚焦的对象。
她不是真正的"原因"。她是一个人——一个老师,一个数学家,一个跟她那座城市的某些政治力量友善的女人。但是她有几个标记可以让她被选中:她是女性,她是异教徒,她有学问,她跟政治权力有关系——这些标记加起来让那群人能够把她认定为"那个障碍"。
吉拉尔说替罪羊机制不要求被选中的人真的有罪。它只要求被选中的人有可以被认定的标记。
四、为什么是这一个
替罪羊机制的关键问题是——
为什么是这一个?
为什么这群暴民选定希帕蒂娅,不是别的人?为什么某些社会危机的怒火,会落在一个早已被辨认、被污名化的群体身上?纳粹迫害犹太人尤其不能解释成一次随机选择:长期反犹主义、种族意识形态、国家权力和组织化屠杀都有具体历史。吉拉尔的视角提醒我们追问替罪,却不能替代这些历史。
这里的“任意”,不是抽签,也不是没有原因。它是说:被归给受害者的罪,并不能正当化这种集体惩罚。
被选中的人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罪"。被选中的人是因为他有某种标记——某种让他可以从人群中被区分出来的东西。
标记可以是任何东西——
外貌不同(皮肤颜色、身材、长相)。 口音不同(外地人,移民)。 信仰不同(异教徒,无神论者,少数派)。 性别不同(女性在父权社会里)。 身份不同(贵族在革命时期,穷人在富裕社会里)。 能力不同(有学问的人在反智的时代里,残疾人在崇尚力量的时代里)。 任何一点反常(左撇子,双胞胎,孤独的人,不结婚的人)。
标记本身不会自动发动迫害。是流言、权力与群体关系,把某个差异变成了“不属于我们”的证据。
一旦"不属于我们"被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一旦"我们"被建立起来,"我们对他们"的冲突结构就完成了。然后消灭"他们"成为"我们"重新团结的方式。
这个结构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被任何标记触发。任何标记。这意味着任何人在某些情境下可以成为替罪羊。
你不能说"我没有那些标记,所以我安全"。在不同的情境下,你的某个标记会成为关键。在一个反智的时代你读过书是标记。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你的口音是标记。在一个性别冲突激化的时代你的性别是标记。在一个突然变化的政治环境里你过去的某个发言是标记。
吉拉尔把这种危险看作跨文化反复出现的机制,而不只是某一群坏人的发明。我们不必先接受它能够解释全部历史,才有理由警惕它:当社群开始把复杂问题压到某个可辨认的人身上,辨认与阻止就已经很要紧。
阻止它需要什么?
需要先看见它。
五、福音的揭露
这是吉拉尔晚期工作的核心论点——
在他的阅读里,宗教文本内部发生过一种重要的视角转变。
吉拉尔把许多神话读作迫害者一边留下的故事:社群受怪物威胁,英雄消灭怪物,大家因此得救。“我们”识别威胁,“我们”除去威胁。这样的叙述,可能把受害者的声音完全盖住。
希伯来圣经里有一些故事是反过来的。
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圣经的视角不是在兄弟们那一边——讲述他们如何摆脱了一个家庭里的麻烦。圣经的视角在约瑟那一边——讲述一个被他自己家人陷害的人。
约伯被他的朋友们指控("你一定犯了罪,所以神这样惩罚你")。圣经的视角不在朋友们那一边。圣经的视角在约伯那一边——一个无辜受难的人,反复申诉自己没有犯罪。
以赛亚书里"受苦的仆人"——一个被族人误解、被认为是受神惩罚的人,最后被证明承担了别人的罪。圣经的视角在这个仆人那一边。
吉拉尔看重这些叙述,因为它们让无辜受难的人能够反过来质问指控者。它们不是古代世界仅有的受害者声音,却在他的论证里构成一条关键线索。
这条线索,在他对公元一世纪福音叙事的阅读里进一步集中。
新约里耶稣被钉十字架。
在吉拉尔看来,受难叙事暴露了一种合力:宗教权威中的指控者、罗马总督与受煽动的群众,把一个人推向处刑。耶稣是在罗马统治下由罗马权力钉上十字架的。这不是给任何民族定罪的故事,更不能把当时的指控归给全部犹太人或后世犹太人。
吉拉尔强调,福音叙事没有把这次处死当成群体正确的证明。
它把受害者的无辜放在中心,让那些自信的指控显出问题。群众的赞同、权威的裁断,都不能因为人多势大就成为真理。
吉拉尔说,这件事在人类历史上是革命性的。
这不是说福音书之前从来没有人同情受害者。吉拉尔要凸显的是两种讲法的差别:“大家一起做了,所以是对的”,与“大家一起做了,也仍可能对一个无辜的人犯下错误”。
这个视角的翻转,揭穿了替罪羊机制。
一旦你从受害者的视角看一次替罪羊事件,你就再也不能假装那个机制是"正义"了。你看见它本来的样子——任意选定一个人,把所有人的暴力指向他,然后用这件事重新统一社群。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正义可言。它只是一个机制。
吉拉尔认为,这条文本传统给识别替罪羊机制提供了一种持久的资源。
它并没有让迫害逐世纪自动减少。基督教社会也曾进行反犹迫害、猎巫与其他暴力,受害者的声音常常继续被压下去。恰恰因此,读到这样的文本与实际站到受害者一边,是两回事。吉拉尔的论点有力量,也必须面对这段历史。
这是吉拉尔最有争议的论点。
争议不只是人们喜不喜欢基督教,也在于:他有没有把其他传统讲得太齐整,把基督教历史讲得太单向?
吉拉尔在一九五九年前后回归天主教信仰,他的思想与信仰不能截然分开。他也希望读者检验文本、历史与论证,而不只是凭信仰接受。一个非基督徒仍可以认真读他,但不必把他的宗教史解释当作已经结案的事实。
我们这一篇不站基督教队。
我们也不站非基督教队。
我们只把这个论证放到读者面前:一种反复出现的集体暴力,能否因为受害者一边的故事被听见,而变得不再理所当然?犹太—基督教的一些核心叙事,是吉拉尔寻找这种可能的地方。
不管这个论证你接不接受,吉拉尔做了。
他做的这件事本身——指着一个机制说"看这里,这是机制,你以为是正义其实是机制"——也是一种为他者留位置的方式。
那个被聚焦消灭的人是他者。把他从"罪魁祸首"重新认作他者,承认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不可被化简为"危机原因"的人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为他者留位置。
吉拉尔做的事是揭穿"消灭他者"的机制。这是反向的为他者留位置——通过看清楚消灭机制是怎么运作的,让消灭变得困难。
六、和阿伦特之间
二十世纪有两种影响很深的思考,都在追问普通人为什么参与暴力。
一个是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阿伦特一九六一年到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的审判。他是组织驱逐犹太人、参与灭绝机器的纳粹官僚。她特别注意到他的套话、服从与不能从他人立场判断的状态,由此提出“平庸之恶”。这不是说他的罪轻,也不是说他没有反犹信念或个人责任;把他的自我辩护直接当成事实,同样危险。
她逼我们承认,可怕的罪行不必总有戏剧性的恶魔面孔。不愿判断的人,也能成为罪行的参与者。
另一个是吉拉尔的替罪羊机制。
吉拉尔让我们看见,参与者可以一边伤害别人,一边以为自己在维护正义。他们得到归属、团结和共同目标;他们还有理由,而这些理由恰好替迫害服务。看见这种机制,不是在宣布参与者无罪。
两种思考着力处不同:阿伦特追问判断怎样停摆,吉拉尔追问群体的认同怎样借由牺牲一个人形成。有理由,不等于已经认真思考。
但他们在一个深层是一致的——
两个理论都拒绝把恶简化为"恶人的工作"。
大规模暴力可以同时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主动的组织者和看起来平常的参与者。官僚程序与群体归属,能让人把伤害说成职责;这不取消施害者的意图、选择与责任。普通的外表不是无辜的证明。
我们在这一乐章的前面几篇,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的不同形态——
希帕蒂娅篇里,施害者可能自认正确。列维纳斯篇里,他者的要求不能被我的解释收尽。曹植篇里,一个人也可能已经知道对方的处境,却仍然压制他。看不见、借理由遮住、看见了还继续做,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把阿伦特与吉拉尔并读,可以为这些观察提供不同的透镜。不是一句“不思考就是恶”,也不是所有罪行只有同一种起因;是不要让惯例和集体确信,替自己完成本该自己承担的判断。
两个理论加起来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
普通人参与消灭他者,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停下来思考(阿伦特),部分是因为他们陷在一个让消灭他者显得"必要"的机制里(吉拉尔)。两个原因常常一起作用。
这里把他们的工作放在一起读。阿伦特一九七五年去世;那时吉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九六一年)与《暴力与神圣》(一九七二年)已经出版。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能够在这个问题前相互照亮。
阿伦特的回答是:学会思考。哪怕在一个让你不思考的体系里,你也要保持思考。 吉拉尔的回答是:学会识别机制。当你看见模仿欲望开始让你和别人都聚焦在同一个对象上、当你看见社群开始把愤怒指向某个特定的人——你要识别这是机制在运作,不要参与它。
两种回答都需要一种距离——一种不被裹挟到群体反应里的距离。
这种距离不容易。它需要看见自己的欲望从哪里来(吉拉尔),需要愿意在所有人都不思考的时候继续思考(阿伦特)。
它需要一些代价。被裹挟的人在群体里有归属感。保持距离的人是孤独的。
但孤独不是放弃。
孤独是为他者留位置的一种形式——为那些没有被你的群体看见的他者留位置。
七、第五种语言
这一乐章里,我们已经写了几种关于他者的语言。
康德提醒我们,人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列维纳斯让我们面对他者的要求,布伯让我们重新听见“你”;读曹植,我们又碰到渴望与不能占有之间的距离。
这不是四个人说过的同一句话,也不是把诗人变成同一学派的哲学家。它们是本系列放在一起的四种声音,都使我们重新想一想:该怎样跟另一个人相处。
吉拉尔给了我们第五种语言。
这种语言是从机制的角度讲——什么机制让主体反复地不为他者留位置;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要打破这个机制需要识别它的运作。
这是反向的他者哲学。前四种讲怎么为他者留位置;吉拉尔讲为什么人类社会反复地不为他者留位置,并指出这个反复可以被识别和打破。
两种方向加起来——正面的为他者留位置(康德、列维纳斯、布伯、曹植),反面的揭穿不为他者留位置的机制(吉拉尔)——给我们一个比较立体的图像。
只讲正面,会让人以为为他者留位置只是个人选择问题。"你为他者留位置就好了。" 但是当整个社会的机制把人推向不为他者留位置的时候,一个人单独的选择是非常难维持的。你需要看见那个推力。
只讲反面,会让人以为揭穿了机制就够了。"看,这是替罪羊机制。" 但是看见机制不会自动改变行为。看见之后还需要选择——选择不参与那个机制。这个选择是康德、列维纳斯、布伯、曹植讲的内容。
两种讲法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吉拉尔本人意识到这一点。他晚期的工作越来越靠近"看见机制之后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他写道:揭穿替罪羊机制不会让暴力消失,它只是让我们不能再用旧的合理化方式遮蔽暴力了。我们现在看见了。看见之后我们要选。
吉拉尔一九八一年到斯坦福任教,一九九五年退休,晚年仍与思想界保持联系。他影响过不少学生。
其中一个学生叫彼得·蒂尔(Peter Thiel)。
蒂尔在斯坦福读哲学。他后来成了硅谷最有影响力的投资人之一——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第一个投资 Facebook 的外部投资者。他公开说过吉拉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
把他的思想带进商业,会出现一个值得停下来想的问题:离开模仿性竞争,是为了不再互相伤害,还是为了取得别人难以进入的位置?两者可能相交,却不是同一个目标。
吉拉尔追问竞争性的模仿如何走向暴力。蒂尔在商业论述里则批评无休止的同质竞争,主张企业做出真正不同的东西,取得持久优势。相近的诊断,可能走向不同的目标。
蒂尔与布莱克·马斯特斯合著《从零到一》。书中的“创造性垄断”强调独特技术与新价值:不要只在别人已经挤满的地方拼命争抢。这个主张把讨论带到了创新、优势与别人还能拥有多少空间之间。
一个诊断相似,并不意味着它随后要服务的目标也相同。
读者可以用模仿理论反省自己对胜出的执著,也可以把它用来辨认市场中的从众,建立自己的优势。后一个用途是否伤害他人,要看具体做法,不能光凭读过哪位哲学家就下判决。
师生之间也不只存在差异:吉拉尔与蒂尔、罗伯特·哈默顿—凯利共同创办了 Imitatio,二零零七年成立,二零零八年启动。思想的关系,比一条赞成或反对的直线更复杂。
这一篇不替一个人的整个生命结案,但具体的选择当然可以接受批评。
我们只指出一件事——
当你揭穿一个机制的时候,有人会用这个揭穿来更高效地操作那个机制。
这是涵育路线的真实尺度。我们不假装吉拉尔的理论只能用来摆脱替罪羊机制。它也可以用来更熟练地利用模仿欲望。两种使用都是真实的。两种使用的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蒂尔的工作还在继续。他还在做选择。
蒂尔还在用行动写下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评价那些行动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却不必把一个活人说成已经彻底写完的人。给人留下余地,不等于给权力免除审视。
这里能确认的是,模仿理论已经走进商业思考;这里要问的则是,洞见最终用来扩大谁的空间,又把什么代价留给别人。这个问题,比猜测一个人的内心更具体。
吉拉尔在二零一五年去世,九十一岁。一种理论写出来之后,作者便不可能控制它的全部用途。
他做了他能做的——把替罪羊机制写出来,让人能看见。 看见之后怎么用,是看见的人的事。
人不能仅仅成为手段。他者不由我的理解收尽。“你”不是一个供我使用的“它”。我可以渴望,而不能把另一个人据为己有。再加上吉拉尔的提醒:看清楚消灭他者的机制,选择不参与。
五种声音,不是相同的学说。在本系列的阅读里,它们朝一个方向相互照亮。
那个方向上有风。一种温和的风。
八、桥头
吉拉尔走过来的时候,他穿着普通的西装。
他个子不高,瘦,戴眼镜。他的表情有一种法国知识分子的克制——不冷漠,但保持距离。他八十多岁的样子。他活到九十一岁,所以这是他生命后期的形象。
他走得不快。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某一本——但是他没有特别强调它,只是顺手拿着。
他到了桥的中段。
桥上的人比上次更多了。希帕蒂娅在那里,星盘在她手里。阿奎那站在另一边。柏格森拄着拐杖。列维纳斯。布伯。曹植——拿着他的卷轴的那个人。
桥的中段不止这些被点出名字的人。桥上是几代几代累积下来的人——画方程的,看玉米的,写诗的,读星图的,写小说的,画图纸的,蹲着记笔记的,坐着发呆的,跟旁边人小声谈话的。
吉拉尔点头跟几个人打招呼。
阿伦特站在桥的另一段。在这场想象的相遇里,她对他点头,他也点头回应。他们没有立刻走近深谈;两种不同的追问,先在彼此的目光里留了一会儿。
他又看见列维纳斯。他们属于同一世纪的法国思想世界;此刻,在桥上,他微微一笑,列维纳斯也回以微笑。
他在桥的中段找了个位置站下。
桥头远处那一头,康德站着。今晚的康德能看见他的面孔的轮廓——比之前几次都更清晰一点。
桥外那条路上——能看见暗的天空,雷光。
那条路上有人在走。
走得最远的那些已经看不见了。 近处那个穿教授袍子的人——海德格尔——比上次又走远了。他不再回头。
吉拉尔看那条路看了一会儿。
那条路让他想到自己长年追问的东西:希帕蒂娅式的指认,猎巫和清洗,纳粹大屠杀,不同时代的集体暴力。一个机制不能包办这些事件的全部解释,但他一直追着其中那个可怕的转折:为什么人会一起把另一个人变成必须除去的东西?
他认得那条路的天气。暴风骤雨。他研究过为什么那场雨在那条路上下,为什么那条路上的人觉得是合理的,为什么人类社会反复地走那条路。
他知道走那条路的人也曾经站在桥头。
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站在桥头。每个人在桥头都做了一个选择。有的人看见了他者,跟着这个看见走上桥。有的人没看见他者,或者看见了但选择转身,往那条路去。
桥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本系列想象的一种相处状态。站在这里,不是获得了比别人更高的人的资格;是此刻愿意给他者留位置。离开这种状态的人仍然是人,他做过的事仍须承担责任,也仍可能改变方向。
他知道他写的那些书没有让那条路消失。
他知道他写的那些书让一些人能看见那条路是什么。
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他没有特别难过——也没有特别欣慰。他做了他能做的工作——让那条路被识别。识别之后怎么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他转回身。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在风里反着月光。月光是温和的。
桥头的远处——他知道有些人读了他的书。读完之后这些人有不同的去向。有些人因为读了他的书而看见了机制,从而获得了不被裹挟的距离——他们走上桥。有些人因为读了他的书而学会了更熟练地在机制里操作——他们的去向不一定是桥上,也不一定是那条路上,是某个第三个地方。
他活的时候不知道每个具体的读者会走向哪里。他死了之后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活着,还在做选择,构还没合上。
吉拉尔不去看那些还活着的读者。不是因为他不在乎——他在乎。是因为他活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相信看见的力量,他相信揭穿的价值,他不去监督每个读者怎么用他写的东西。
他没有过去说什么。一个理论一旦写出来,它的用法就不在作者手里了。他知道这一点。
他转回身,跟桥的中段那群人站在一起。
希帕蒂娅看了他一眼。她不知道他的语言(他说法语,她说希腊语),但她从他手里那本书的样子知道他做的是写字的工作。她的星盘和他的书是不同时代的工具,但工具的使用者是相似的——都是把看见的东西变成可被传递的东西的人。
阿奎那从另一边走过来。他用拉丁语说了一句什么。吉拉尔法语母语,但他读过拉丁文,他听懂了——阿奎那说的是关于辨别的某种话,关于在所有人都看见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保持自己的看见。吉拉尔点了点头。
曹植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卷轴。两个人不能交谈——法语与古汉语之间隔着一千八百年。但这里仍有一种相互的认出:曹植经历过被猜忌、被限制的生活,吉拉尔追问人怎样被群体的指认压住。两段不同的生命,此刻从不同方向看见同一种压力。
桥的中段——很多人,月光温和。
桥头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看了阿奎那,看了柏格森,看了列维纳斯,看了布伯,看了曹植。
这次他看的是吉拉尔。
吉拉尔的目光跟那个人短地交汇了一下。
吉拉尔没有低头,也没有抬头。他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动作——他举起手里那本书,让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能看见。
不是炫耀。是确认——我知道你在那里,这是我能给的。
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轻轻点头。
吉拉尔放下书。
他站在桥的中段,跟其他人一起。
他做的工作是揭穿。他用一辈子揭穿了一个机制。揭穿之后这个机制还在运作——但每一次它运作的时候,有人会能看见。
他做的是无限的。 他知道无限不是他能完成的。 他做了。[1][2][3]
[1] 模仿欲望、祭祀起源与福音揭露,是吉拉尔提出的理论与读法,不等于所有欲望、宗教和历史事件已有统一解释。希帕蒂娅的具体指控参照苏格拉底《教会史》卷七第十五章;此处不推断谋杀后城市恢复稳定。
[2] 生平与著作年表参照斯坦福讣告。阿伦特的对读不免除艾希曼的意识形态与个人责任。蒂尔的企业论据其与马斯特斯的《从零到一》;Imitatio的共同创办与启动时间据该机构自身记录,区分具体用途而不猜测私人意图。
[3] 桥、道路、天气与跨时代会面是本系列的文学想象,不是传记记录。人物间的比较不表示学说相同;保留一个人的开放性,不等于免除其具体行为的责任。
Stanford — René Girard obituary and chronology · Imitatio — mimetic theory keywords · René Girard — interview · Socrates Scholasticus —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II.15 · USHMM — Eichmann Trial · Peter Thiel and Blake Masters — Zero to One, publisher · Imitatio — Advisory Board and founding · Imitatio — launch in 2008 · 法政大学出版局 — 欲望の現象学
I. Imitation
Two small children in a room.
Ten toys are scattered on the floor. One of the children — the smaller one — has been in the room for a while. He has looked at every toy. None of them interests him.
The other child comes in. The bigger one. He glances at the toys, bends down, picks up one of them — a small wooden truck — and starts to play with it.
The child who had been bored with all ten toys instantly stands up, runs over, and snatches it.
"That's mine."
No. It is not his. A moment ago he had not looked at that toy. He had no interest in any of the other nine toys either. But the toy now being played with by another child — he must have it.
This is a scene every parent has witnessed.
It is also a way into René Girard’s lifelong work.
He says —
That child does not want the toy. He wants the thing the other child wants.
The desire did not arise from inside him. The desire arose from seeing what another person desires. If the other child had not picked up that toy, the toy would not have existed for him. It was the other child's hand that turned the toy into something worth having.
Girard says this does not happen only with children. This i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human desire.
You think you want that car simply because you studied its specifications. Perhaps your colleague buying it was what first made you look. The resort has beautiful scenery, but someone’s photographs may have taught you to want to be there. Even attraction to another person can carry the impress of other people’s admiration, or an ideal assembled from books and films. That person nevertheless has wishes of their own; they are not a prize for rival claimants.
The claim sounds slightly cynical. But Girard is not exposing desire. He is not saying "all desires are fake." He is pointing to a structural fact —
Desire is, at its base, triangular, not linear.
The linear model is: I see something, I like it, I want it. This is a simple two-term structure — me, and the object.
The triangular model is: I see another person wanting something, and I begin to want it too. This is a three-term structure — me, the object, and the model (the other person).
Girard places this triangle at the center of human desire. It is a powerful and disputed account, not proof that hunger, thirst, or every particular wish is imitation. His challenge is to notice how often another person is already present in a desire we take to be entirely our own.
Teaching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kept returning to Proust, Cervantes, Stendhal, and Dostoevsky.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61, brought together a relationship he saw recurring in their work—
Don Quixote desired to be a knight because he had read tales of chivalry. He wanted to imitate Amadís of Gaul. Julien Sorel (the protagonist of Stendhal's The Red and the Black) desired to enter Parisian society because he had read biographies of Napoleon. He wanted to imitate Napoleon. The characters in Proust's novel desire a certain elite social circle because they see others desiring it. The intricate loves and hatreds of Dostoevsky's characters are almost all built on triangular structures — A loves B because C also loves B; C does not love D because D no longer loves C.
These novelists had already written that entanglement into the lives of their characters. Girard brought it into focus under a theoretical name—
Mimetic desire — désir mimétique.
This is the first cornerstone of his life's work.
Everything else he wrote grew on top of this stone.
II. Your Desire Is Not Yours
The claim of mimetic desire has an implication many people do not like —
Your desire, at its base, is not yours.
We live in a culture that strongly emphasizes "be yourself," "find what you really want," "follow your heart." This culture assumes that inside each person there is a true, original, independent system of desires, and that one's task is to find it and follow it.
Girard says this assumption is false.
What feels like an entirely private wish often bears an outside influence. A romantic biography may have helped you want to become a painter; an Instagram post may have shaped your picture of a desirable life. Novels and films may have rehearsed your imagined marriage. A career can carry your parents’ hopes—or your determination to choose their opposite. Being influenced does not mean losing the capacity to judge for yourself.
Dig beneath “I want,” and you will often find traces of “someone else wants” or “someone else expects.”
The interior is not only an untouched spring. It can also be a mirror. It matters who has stood before it.
This sounds bleak. But Girard is not trying to depress you. He is trying to make you see clearly.
What happens after you see clearly?
The first thing: you can begin to discriminate where your desires come from.
Each time you find yourself strongly wanting something, you can stop and ask — where did this desire first come from in my life? From which specific person, image, or story did I copy it? And the source of that copy — where did they get it from?
This questioning will not eliminate the desire (desire is desire, asking does not make it disappear), but it will strip the desire of its self-evidence — that "this is just me,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feeling that brooks no doubt.
Once a desire loses its self-evidence, you have a little space. You can continue to pursue the desire (knowing it is not original, you can still pursue it). You can let it go. You can keep some distance from it.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second thing —
You begin to be able to see other people's desires the same way.
A colleague wants the same promotion; two people hope for the love of the same person;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a country fear or hate the same target. You can ask another question: how has this wish or feeling been shaped by others? Who made the prize seem indispensable, or the person seem hateful? This does not mean you have penetrated everyone’s motives. It means beginning to notice how desire and emotion travel.
Following Girard’s line of thought, recognizing the mechanism gives us another kind of freedom.
Not freedom from desire. Rather, we can begin to recognize where our desires come from and gain enough distance not to let them control us entirely.
This distance matters. Because the person without this distance is taken by desire to a specific place.
That specific place, Girard called conflict.
III. The Scapegoat
Mimetic desire carries a dangerous possibility—
As people imitate one another’s pursuit, their desires can converge on the same things.
One person’s pursuit raises the stakes for the other, until the original object recedes and beating the rival becomes the point. Girard places that reciprocal escalation at the center of his account of violence.
Why?
Some things really are scarce. Others become indispensable because comparison makes them so.
A position, a property, an honor, the place of being a father’s favorite: each can become a focus of rivalry. If two people love the same person, what they seek is that person’s response, not ownership; the beloved has a will of their own. Material shortages cannot simply be explained away as imitation either. Distribution and power matter.
Two people can become rivals; a group can amplify hostility until differences that could once be negotiated look intolerable. A community can enter crisis. Yet imitation also makes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possible. It is not a one-way road to violence.
Girard spent years reading anthropology, myth, and accounts of persecution: Greek stories, the Bible, sacrificial rites, European witch-hunts. From these materials he proposed a recurring pattern—
A community in crisis may draw itself together through a common target.
The community would select one person — or a small group — and direct all violence at that person.
The selected person would be accused of being "the cause of the crisis." He brought the plague. She made the harvest fail. He made the gods angry. She is the reason our nation is declining. The specific accusation varied with the culture, but the structure was the same — the collective rage of all was directed at the same person.
Then that person was destroyed — killed, expelled, imprisoned, burned.
In the mechanism Girard describes, expelling or killing the victim may give the community a temporary sense of calm.
Why?
Not because the victim really caused the crisis. The accusation need not be supported by facts. Attacking together places former enemies on the same side. Violence shifts from all against all to all against one. Imitation has not stopped: it has become imitation of the same hostility. Someone accuses, and I accuse; someone strikes, and I strike. The feeling of unity grows there.
Girard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e group may credit the victim’s death with its renewed unity. The person blamed for the disaster is then also credited with the peace. This double attribution—terrifying and sacred—is central to his explanation of myth and sacrifice.
He develops an ambitious hypothesis of religious origins: sacrifice contains founding collective violence in ritual, attempting to prevent unbounded retaliation through a controlled offering. This is his theory, not an archaeological demonstration that every religion and ritual shares one sequence of origins. Nor can animal sacrifice simply be assigned to a universal later stage after human sacrifice.
This mechanism he called —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In the first essay of this round we wrote about Hypatia.
We did not at the time give that event a theoretical name. We wrote about the people in the crowd; we wrote about their blind spot; we wrote about how they thought they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Girard's theory gives that event a name.
Returning to Hypatia through this lens, we notice a similar act of accusation. Alexandria contained complicated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including the struggle between Bishop Cyril and the prefect Orestes. Hypatia’s association with the prefect helped make her a target of the claim that she was obstructing reconciliation.
A particular person was reduced to an obstacle whose removal would supposed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reduction matters. It does not establish that Alexandria actually became peaceful after her murder, and a theoretical label cannot replace the specific history of that killing.
Hypatia was the focused object.
She was not really the "cause." She was a person — a teacher, a mathematician, a woman who was friendly to certain political forces in her city. But she had several markers that allowed her to be selected: she was female, she was pagan, she had learning, she was connected to political power — these markers added up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crowd to identify her as "the obstacle."
Girard says: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does not require the chosen person actually to be guilty. It only requires the chosen person to have marker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IV. Why This One
The key question of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is —
Why this one?
Why did the crowd select Hypatia rather than somebody else? Why does a social crisis focus anger on a group already marked and stigmatized? Nazi persecution of Jews, especially, was not a random selection: longstanding antisemitism, racial ideology, state power, and organized extermination have specific histories. Girard’s lens can prompt a question about scapegoating; it cannot replace those histories.
“Arbitrary” here does not mean a lottery or an absence of causes. It means that the guilt assigned to victims cannot justify their collective punishment.
The selected one is not selected because he really has some "special guilt." The selected one has some marker — something t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the crowd.
The marker can be anything —
A different appearance (skin color, build, features). A different accent (foreigner, immigrant). A different faith (heretic, atheist, minority believer). A different sex (women in patriarchal societies). A different status (aristocrats during a revolution, the poor in an affluent society). A different ability (the learned in an anti-intellectual age, the disabled in an age that worships strength). Any anomaly (left-handers, twins, the solitary, the unmarried).
A marker does not persecute anyone by itself. Rumor, power, and group relations turn a difference into supposed evidence that someone does not belong to “us.”
Once "not belonging to us" has been established, "us" can be established. Once "u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structure of "us against them" is complete. The destruction of "them" then becomes the way "us" is reunited.
The terrifying feature of this structure is — it can be triggered by any marker. Any marker. This means any person, in some context, can become the scapegoat.
You cannot say "I have none of those markers, so I am safe." In different contexts, some marker of yours becomes the key. In an anti-intellectual age, having read books is a marker. In an age of rising nationalism, your accent is a marker. In an age of intensified gender conflict, your sex is a marker. In a sudden political shift, some thing you said in the past is a marker.
Girard sees a danger recurring across cultures, not an invention belonging to one unusually bad group. We need not first accept that it explains all history to remain alert to it. When a community begins loading complicated problems onto an identifiable person, recognizing and resisting that reduction already matters.
What does stopping it require?
It requires first seeing it.
V. The Gospel's Exposure
This is the central argument of Girard's later work —
In his reading, religious texts undergo an important shift of viewpoint.
Girard reads many myths as stories left by the persecuting side: a community is threatened by a monster; a hero destroys the monster; everyone is saved. “We” identify the threat and remove it. Such a story can leave the victim’s voice entirely unheard.
Some stories in the Hebrew Bible run the other way.
Joseph was sold into Egypt by his brothers. The Bible's viewpoint is not on the brothers' side — telling how they got rid of a family nuisance. The Bible's viewpoint is on Joseph's side — telling of a person framed by his own family.
Job was accused by his friends ("you must have sinned, since God is punishing you in this way"). The Bible's viewpoint is not on the friends' side. The Bible's viewpoint is on Job's side — an innocent sufferer who insists, again and again, that he has not sinned.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Isaiah — a person misunderstood by his people, taken to be punished by God, ultimately shown to have borne the sins of others. The Bible's viewpoint is on the side of this servant.
Girard values these narratives because the innocent sufferer can question the accusers. They are not antiquity’s only voices for victims, but they form a crucial thread in his argument.
In his reading of the first-century gospel narratives, that thread becomes more concentrated.
In the New Testament, Jesus was crucified.
For Girard, the Passion narratives expose a convergence: accusers among religious authorities, the Roman governor, and an inflamed crowd drive a person toward execution. Jesus was crucified under Roman rule by Roman authority. This is not grounds for assigning guilt to a people, either all Jews at the time or Jews in later generations.
Girard stresses that the gospel narrative does not treat the execution as proof that the group was right.
It places the victim’s innocence at the center and makes the confident accusations questionable. A crowd’s assent and an authority’s judgment do not become truth simply through numbers and power.
Girard says this was revolutionary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nobody before the gospels sympathized with victims. Girard brings out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ways of telling: “We did it together, so it was right,” and “We did it together, and may still have wronged an innocent person.”
This reversal of viewpoint exposed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Once you have looked at a scapegoat event from the victim's viewpoint, you can no longer pretend that the mechanism is "justice." You see it for what it is — the arbitrary selection of a person, the directing of all violence at him, and the reunion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is act. There is nothing of justice in the process. It is only a mechanism.
Girard argues that this textual tradition provides an enduring resource for recognizing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It did not make persecution decline automatically, century by century. Christian societies also practiced antisemitic persecution, witch-hunts, and other violence; victims continued to be silenced. Reading such texts and actually standing with the victim are different things. The force of Girard’s argument must be considered alongside that history.
This is Girard's most controversial argument.
The dispute is not simply whether one likes Christianity. It concerns whether he makes other traditions too uniform and Christian history too one-directional.
Girard returned to Catholic faith around 1959, and his thought cannot be neatly detached from that faith. He also asked readers to examine texts, history, and arguments rather than accept everything on religious authority. A non-Christian can take him seriously without treating his religious history as a settled case.
This essay does not take the Christian side.
It does not take the non-Christian side either.
We place the argument before the reader: can recurring collective violence become less self-evidently justified when the story from the victim’s side is heard? Certain central Jewish and Christian narratives are where Girard seeks that possibility.
Whether or not you accept the argument, Girard made it.
The act itself — pointing at a mechanism and saying "look here, this is a mechanism; you take it for justice but it is mechanism" — is also a way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The one focused upon and destroyed is the other. To re-recognize him as the other rather than as "the cause of crisis" — to acknowledge his existence as an independent being who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reason for crisis" — is itself to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What Girard did was expose the mechanism of "destroying the other." This is the inverse direction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 through seeing clearly how the destructive mechanism operates, destruction becomes harder.
VI. Between Him and Arendt
Two influential twentieth-century lines of thought ask why ordinary people participate in violence.
One was Hannah Arendt's "banality of evil."
Arendt went to Jerusalem in 1961 to report on Eichmann’s trial. He was a Nazi official who organized Jewish deportations and helped operate the machinery of extermination. She concentrated on his clichés, obedience, and failure to judge from another’s standpoint, developing her accoun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This did not make his crimes slight, prove that he lacked antisemitic convictions, or remov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cepting his defense a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ould itself be dangerous.
She forced a recognition: terrible crimes need not wear a theatrical devil’s face. Refusal to judge can make a person a participant.
The other theory was Girard's scapegoat mechanism.
Girard helps us see how people can harm others while believing they defend justice. They gain belonging, unity, a common purpose. They have reasons, and those reasons serve persecution. Recognizing that mechanism does not pronounce the participants innocent.
The emphasis differs: Arendt asks how judgment fails; Girard asks how a group’s unity can form through a victim. Having reasons is not the same as thinking carefully.
But on a deeper level, they are aligned —
Both theories refuse to reduce evil to "the work of evil people."
Large-scale violence can combine explicit ideology, purposeful organizers, and outwardly ordinary participants. Bureaucratic procedure and group belonging can turn harm into a supposed duty without erasing intention, choice, or responsibility. An ordinary appearance is no certificate of innocence.
In the earlier essays of this movement, we have already encountered different forms of this question—
In the Hypatia essay, perpetrators can regard themselves as right. In the Levinas essay, the other’s claim exceeds my account of it. In the Cao Zhi essay, a person may know another’s predicament and continue suppressing them. Not seeing, hiding behind reasons, and seeing while acting anyway are not quite the same.
Reading Arendt and Girard together supplies different lenses, not a slogan that “not thinking is evil” or a single origin of every crime. Habit and collective certainty must not take over the judgment for which one remains responsible.
Together, the two theories give u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
Ordinary people participate in destroying the other in part because they do not stop to think (Arendt), and in part because they are trapped in a mechanism that makes destroying the other appear "necessary" (Girard). The two reasons usually operate together.
Here we read their different bodies of work alongside one another. Arendt died in 1975, by which time Girard’s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1961) an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1972) had appeared. Different paths of work can illuminate one another around this question.
Arendt's answer: learn to think. Even inside a system that wants you not to think, keep thinking. Girard's answer: learn to recognize the mechanism. When you see mimetic desire beginning to focus you and others on the same object, when you see a community beginning to direct its anger at a specific person — recognize that the mechanism is at work, and do not participate.
Both answers require a distance — a distance that prevents being swept into the group reaction.
This distance is not easy. It requires seeing where one's own desires come from (Girard); it requires being willing to keep thinking when everyone else has stopped (Arendt).
It costs something. The one swept up has belonging in the group. The one keeping distance is alone.
But aloneness is not abandonment.
Aloneness is itself a form of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 leaving a place for those whom your group has not seen.
VII. The Fifth Language
In this movement, we have already heard several languages of the other.
Kant reminds us that a person must never be treated merely as a means. Levinas confronts us with the other’s claim; Buber makes “Thou” audible again. Reading Cao Zhi, we encoun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longing and possession.
These are not four people repeating one doctrine, nor a poet recruited into a philosophical school. They are four voices this series places together, each prompting us to reconsider how to live with another person.
Girard gives us a fifth language.
This language speaks from the side of the mechanism — what mechanism makes the subject repeatedly fail to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how this mechanism operates; what is needed to break this mechanism, by recognizing how it operates.
This is the inverse dire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The first four speak of how to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Girard speaks of why human society repeatedly fails to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and points out that this failure can be recognized and broken.
The two directions added together —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Kant, Levinas, Buber, Cao Zhi), and exposing the mechanism that fails to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Girard) — give us a more three-dimensional picture.
Speaking only from the first direction lets people imagine that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is only a matter of personal choice. Just leave a place for the other and you're done. But when the entire society's mechanism is pushing people away from leaving a place for the other, a single person's solitary choice is very hard to maintain. You need to see that pressure.
Speaking only from the second direction lets people imagine that exposing the mechanism is enough. Look, this is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But seeing the mechanism does not automatically change behavior. After seeing, one still has to choose —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chanism. That choice is what Kant, Levinas, Buber, Cao Zhi were speaking of.
The two ways of speaking are two sides of one thing.
Girard himself was aware of this. His later work moved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question "what should we do after seeing the mechanism." He wrote: exposing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does not make violence disappear; it only takes away the old means of legitimation by which violence had been concealed. We can see now. After seeing, we must choose.
Girard joined Stanford in 1981 and retired in 1995, remaining intellectually active in later life. He influenced a number of students.
One of them was named Peter Thiel.
Thiel studied philosophy at Stanford. He later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investors in Silicon Valley — co-founder of PayPal, the first outside investor in Facebook. He has publicly said that Girard deeply influenced his thinking.
Bringing his thought into business raises a question worth pausing over. Does one leave imitative rivalry in order to stop harming one another, or to obtain a position others cannot easily enter? Those aims can overlap without being identical.
Girard asks how rivalrous imitation can turn into violence. Thiel’s business writing criticizes endless competition between similar enterprises and urges companies to make something genuinely different, acquiring a durable advantage. A related diagnosis can lead toward different ends.
Thiel coauthored Zero to One with Blake Masters. Its “creative monopoly” emphasizes distinctive technology and new value: do not merely fight harder in an already crowded field. The argument brings innovation, advantage, and the room available to others into the same discussion.
A similar diagnosis need not serve the same subsequent purpose.
A reader can use mimetic theory to question an obsession with winning, or to identify conformity in a market and build an advantage. Whether the latter harms others depends on what is actually done. Reading a particular philosopher is not enough to decide the case.
Their relationship also included collaboration: Girard cofounded Imitatio with Thiel and Robert Hamerton-Kelly in 2007; it launched in 2008. An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can be more complicated than a line dividing assent from opposition.
This essay does not close the case on an entire life. Particular choices remain open to criticism.
It only points out one thing —
When you expose a mechanism, some will use the exposure to operate the mechanism more effectively.
This is the real measure of the cultivative path. We do not pretend that Girard's theory can only be used to escape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It can also be used to operate mimetic desire more skillfully. Both uses are real. The people in both uses have made their own choices.
Thiel's work is ongoing. He is still making choices.
Thiel continues to write his story through his actions. Their effects on other people can be judged without declaring a living person a finished story. Leaving someone room does not exempt power from scrutiny.
What can be established here is that mimetic theory has entered business thinking. The question is whose room an insight ultimately enlarges, and what costs it leaves to others. That is more concrete than guessing at someone’s private mind.
Girard died in 2015, aged ninety-one. Once a theory is published, its author cannot control all its uses.
He did what he could — he wrote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out, so that people could see. What is done with seeing, after that, is the work of the one who sees.
A person must not become merely a means. The other exceeds my understanding. “Thou” is not an “it” available for use. I can long without possessing another person. Add Girard’s reminder: recognize the mechanism that destroys the other, and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Five voices, not one doctrine. In this series’ reading, they illuminate a shared direction.
In that direction there is a wind. A mild wind.
VIII. The Bridge
When Girard walked up, he was wearing an ordinary suit.
He was not tall, was thin, wore glasses. His expression had the restraint of a French intellectual — not cold, but holding distance. He looked to be in his eighties. He lived to ninety-one, so this was the form of his later life.
He walked unhurriedly. He carried a book in his hand — one of his own — but he did not emphasize it; he simply held it, in a casual way.
He reached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There were more people on the bridge than the last time. Hypatia was there,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Aquinas stood on the other side. Bergson leaning on his cane. Levinas. Buber. Cao Zhi — the one carrying a scroll.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not just these named figures. The bridge held people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ose drawing equations, those watching corn, those writing poems, those reading star charts, those writing novels, those sketching diagrams, those crouching aside taking notes, those sitting and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ose speaking quie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Girard nodded a greeting to several.
Arendt stood on another stretch of the bridge. In this imagined meeting, she nodded and he returned the greeting. They did not immediately approach for a long conversation.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rested for a moment in the exchanged glance.
He saw Levinas too. They belonged to the same century of French thought; here, on the bridge, he smiled and Levinas smiled back.
He found a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nd stood.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Kant was standing. Tonight you could see the outline of Kant's face — clearer than in any of the previous nights.
Across from the bridge, on that road, the sky had darkened. Lightning.
There were people on that road, walking.
The ones farthest along were no longer visible. That man in the professor's robe — Heidegger — had walked further than last time. He no longer turned to look back.
Girard looked at that road for a moment.
The road recalled questions he had pursued for years: accusations of the kind that targeted Hypatia, witch-hunts and purges, the Holocaust, collective violence in different ages. One mechanism cannot supply the whole explanation of each event. He kept pursuing a terrible turn within them: why do people together turn another person into something that must be removed?
He recognized the weather of that road. The storm. He had studied why this rain falls on that road, why those on it find it justified, why human society repeatedly walks that road.
He knew that those walking that road had also once stood at the bridge.
Everyone, at some moment, stood before a choice. Some saw the other and moved toward the bridge. Others failed to see—or saw and still turned away.
The bridge is not a geographical place but an imagined way of being with others. Standing here gives no one a higher grade of humanity. It means leaving room for the other at this moment. Those who leave remain human,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s and still capable of changing direction.
He knew his books had not made the road disappear. He knew his books had let some people see what that road is.
Both of these are true.
He was not particularly sad — and not particularly relieved. H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do — he had let that road be recognized. What people do with the recognition, after that, is their own affair.
He turned back.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caught the moonlight. The moonlight was mild.
In the distance — he knew that some people had read his books. After reading, those people had different directions. Some, because of reading him, had come to see the mechanism, and gained the distance of not being swept up — they walked onto the bridge. Some, because of reading him, had come to operate the mechanism more skillfully — their direction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bridge,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road, but somewhere of a third kind.
He did not know, in his lifetime, which way each particular reader would go. He did not know after his death either — because some of them are still alive, still making choices, the construct has not closed.
Girard does not look at those still-living readers. Not because he does not care — he cares. Because in his lifetime he had made his decision: he believed in the power of seeing, he believed in the value of exposing, he did not supervise how each reader used what he had written.
He did not go over to say anything. Once a theory is out, its use is no longer in the author's hand. He knew this.
He turned back to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nd stood with the rest.
Hypatia looked at him. She did not know his language (he French, she Greek), but she could tell from the look of the book in his hand that what he did was the work of writing. Her astrolabe and his book were tools from different eras, but the users of the tools were similar — both were people who turned what had been seen into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passed on.
Aquinas walked over from the other side. He said something in Latin. Girard's mother tongue was French, but he had read Latin; he understood — Aquinas was saying something about discernment, about keeping one's own seeing when everyone is seeing the same thing. Girard nodded.
Cao Zhi stood nearby, holding a scroll. They could not converse: French and ancient Chinese stood eighteen centuries apart. Yet a recognition was possible. Cao Zhi had lived under suspicion and restriction; Girard studied how collective accusation bears down on a person. Two different lives recognize a pressure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 many people, the moonlight was mild.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the o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looked at Hypatia, at Aquinas, at Bergson, at Levinas, at Buber, at Cao Zhi.
This time he looked at Girard.
Girard's eyes met that figure's, briefly.
Girard did not lower his head, and did not lift it. He made a very small gesture — he raised the book in his hand, so that the figure who had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could see it.
Not display. Confirmation — I know you are there; this is what I can give.
The figure at the far end nodded, lightly.
Girard lowered the book.
He st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ith the rest.
His work was exposure. He had spent a lifetime exposing a mechanism. After the exposure the mechanism was still operating — but every time it operated, someone could see.
What he had done was infinite. He knew the infinite was not something he could complete. He had done it anyway.[1][2][3]
[1] Mimetic desire, sacrificial origins, and the gospel’s exposure of persecution are Girard’s theories and readings, not a settled universal explanation. Hypatia’s accusation follows Socrat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II.15; no restored civic peace after her murder is inferred.
[2] Chronology follows Stanford’s obituary. Reading Arendt alongside Girard does not remove Eichmann’s ideology o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hiel’s business argument follows Zero to One with Blake Masters; Imitatio’s own records distinguish founding in 2007 from launch in 2008. Uses are examined without assigning private motives.
[3] The bridge, roads, weather, and encounters across centuries are literary inventions, not biography. Comparisons do not establish identical doctrines; leaving a life open does not exempt particular actions from accountability.
Stanford — René Girard obituary and chronology · Imitatio — mimetic theory keywords · René Girard — interview · Socrates Scholasticus —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II.15 · USHMM — Eichmann Trial · Peter Thiel and Blake Masters — Zero to One, publisher · Imitatio — Advisory Board and founding · Imitatio — launch in 2008 · 法政大学出版局 — 欲望の現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