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全片剧透。

抚顺，写交代

一九五〇年之后，他在抚顺的管理所里住了九年。这九年影片拍得很平，没有酷刑，没有铁窗里的呐喊，也没有一场审判的高潮。它拍的是日程：起床，出操，劳动，写字，睡觉。

主要的动作是写。所长发给他纸笔，让他把自己这一生做过的事写下来，一件一件写，写完交上去。写得不合格就退回来，重写；重写还不行，再退。这个循环持续了很久。

这件事在他身上是新的。做皇帝的时候有人替他记档，做满洲国皇帝的时候有人替他拟文件，打官司的时候有人替他出面。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要求用第一人称把自己做过的事讲一遍。

他一开始写不好。他把责任推给日本人，说自己是被胁迫的，说很多文件他签的时候并不清楚内容。这些话单看有一部分是真的，而它们合起来是一份不肯站进去的交代：里面没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动作。

所长把稿子退回来，让他再写，没有骂他，也没有告诉他该写什么。这个动作重复了很多次，影片没有交代中间的每一次，只用几个镜头带过了几年。

他学会的第一件事

进管理所的时候，他不会系鞋带。同一个囚室的人替他系了几天，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后来管教发了话，不许再帮，让他自己弄。

他也不会扣扣子，不会自己端饭盆，不会叠被子。影片把这些拍得很直，没有配一段可怜的音乐，也没有让别的犯人围着嘲笑他。就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蹲在床沿上，学着把两根带子打成结。

这一段最要紧的地方在于：他学会的这些东西，全部是从来没有人让他自己做过的事。不是他笨，也不是他学不会——他后来学得很快。是六十年里一直有人抢在他前面把这些做掉了。

有一场戏他终于把鞋带系上了。他抬头看了一眼，没有笑，也没有对谁说。影片没有让任何人夸他，镜头就切走了，好像这是一件不值得停留的小事。

一个人被伺候了一辈子，代价是他连自己的手都没有用过。这句话是这九年里最实在的一条账。

那份交代是谁的

这一节要慢一点走，因为它最容易滑到两边去，而两边各自都有一套现成的说法在等着，用哪一套都很省事。这一组不打算加入其中任何一边。

一边的读法是：这是一次真正的自我认识。一个人在这里第一次被要求把自己做过的事说出来，也第一次看清了那些事是自己做的，不是别人替他做的。

另一边的读法是：这是一套程序。交上去的东西必须符合这里想要的样子，写不对就退回来重写，退到合格为止；那么最后那一份当然合格。

两边都有画面上的依据。他确实说过一句"我要为一切负责"，说的时候没有人逼他站起来；而那份稿子确实是被退回过很多次，直到合格为止。

影片没有在这两者之间做裁决。它拍了所长的耐心，也拍了纸一次次被退回来的动作；拍了他学会自己穿衣服，也拍了他在东京法庭上作证时的支吾和躲闪。这些镜头并排放着，谁也没有压倒谁。

一份交代到底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还是这个地方要的那一份，影片给不出一个干净的答案，也没有假装能给。这个悬而不决本身是这一段的形状。

一九五九年，园丁

他被释放，在办公室里拿到一张纸，签了字，走出大门。门外是一条普通的马路，有卡车开过去。没有人来接他，也没有人站在门口送他。

他在北京植物园找到一份工作，浇花，剪枝，推车。他学会了坐公共汽车，会自己去买报纸，会在小摊上吃饭，会跟同事说几句闲话。有一场戏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混在一片自行车里，跟所有人一样。

这是他一生里第一段没有人告诉他他是谁的日子。三岁到五十三岁，每一天都有一个名分挂在他身上，天子、逊帝、康德皇帝、战犯、九八一号；从这一年起，这些全部作废了。

答案是：他谁也不是，一个在植物园干活的老头。影片没有把这件事拍成悲剧，也没有拍成解脱，它拍得很平常——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平常。

要留意这里有一个空缺。没有人来告诉他现在该做什么样的人，也就没有人替他决定。这是全片第一次，那个一直有人占着的位置空了出来，而他并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文革那一天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迎面来了一支队伍。锣鼓，口号，红旗。队伍中间有几个人被推着走，脖子上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低着头。

他认出其中一个是抚顺的所长。这个人当年教他写交代，一次次给他退稿子，也是一九五〇年在边境车站撞开盥洗室的门、把他从地上拖出来的那一个。

他往前挤，想去拦。他一边挤一边说，这个人是好人，他是个好老师，你们弄错了。他抓住旁边人的胳膊，想让人停下来听他把话说完，声音不大，也不利索。

没有人听。有人回头看了他一眼，随手把他推开，他坐倒在地上。队伍从他旁边过去，鼓声和口号一下也没有停。他坐在那里，看着那支队伍走远，然后自己站起来。

这是全片唯一一次，他自己决定为另一个人做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对他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也是唯一一次没有人给他安排、没有人递文件、没有人告诉他该说什么。他做了，然后彻底失败了。

他买了一张票

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他走到故宫的售票窗口前，排在几个人后面，买了一张票。窗口里的人没有多看他一眼，因为没有理由多看。

这个动作平常到几乎没有分量。他排队，掏钱，接过票，跟着人流走进午门。他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一个网兜，跟当天进来的任何一个人没有分别。

影片在这里没有用一个仰拍，也没有让他在门口停下来。他就在队伍里，前面有人，后面有人，检票的人撕了他的票根，还给他一半。

要看清这一步是什么。这不是被赶出去之后偷偷回来看一眼，也不是遗老凭吊。买票是公众做的动作，他这是一生中第一次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进这座城。

三岁那年他是被抬进来的，裹在被子里。一九二四年他是被赶出去的，限时几小时。这一次他是自己走进来的，而且付了钱，跟他前面那个人、后面那个人一样的钱。

影片没有给他一个感慨的表情，没有配一段回忆的音乐，也没有回放任何一个童年的镜头。他就是走进去，跟别的游客一样，穿过几道门，慢慢往里走。

龙椅后面

太和殿里有个小男孩，是看门人的儿子，戴着红领巾，坐在门槛上玩。殿里这时候没有别人。溥仪走进来，在离龙椅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儿。

他跟男孩说，我以前住在这里。男孩不信，看了他一眼。他又说，我是中国的皇帝。男孩说，你证明给我看。这是全片最后一次有人要求他证明自己是谁。

这个男孩要紧的地方在于：他对这个答案没有任何利害。前面六十年里，问他是谁的人，每一个都靠这个答案吃饭——太监，师傅，日本人，管教。这个孩子不靠。他只是不信，想看个究竟。

他抬腿跨过了那道拦着游客的绳子。这一次没有人拦他，也没有人喊他下来，因为殿里只有他们两个。前面六十年里，每一道线都有人替他把着。

他走上台阶，在龙椅前站定，回头看了男孩一眼，然后弯下腰，把手伸到椅子后面去摸。摸出来的是一个很小的笼子，竹子编的，上面落满了灰。

他走下来，把笼子递给男孩，什么也没有说。男孩接过去，打开盖子，一只蟋蟀慢慢爬到他手上。男孩抬起头，龙椅前面已经没有人了。

这只蟋蟀是谁的

这个结尾有两种流行的读法。一种说这是与历史的和解：他把过去交给了下一代，自己安静地退场。另一种说这是彻底的虚无：他什么也没有留下，连这座城都只剩一个景点。

两种都讲得通，因为影片同时给了两种的材料。那只蟋蟀活了五十九年，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影片明知道不可能，还是让它爬了出来。它要的不是可信，是别的东西。

看这只蟋蟀的来路。它是登基那天一个老臣塞给他的，那一年他三岁，还没有被派上任何一个用场。他从来没有向谁提起过它，也没有人替他登记过它。

他一生被登记了那么多次：玉牒上有他，条约上有他，满洲国的诏书上有他，判决书上有他，释放证上有他，最后导游那三句话里也有他。这些档案加起来那么厚，没有一行提到过这只蟋蟀。

所以它既不是帝国的象征，也不是他的遗产。它是这部影片里唯一一件他在被安上名字以前就有、又在不再被安名字以后自己送出去的东西。

男孩摊开手，那只蟋蟀爬了出来，在阳光里动了动触须，又停住。他抬起头，殿里很空，几道光从高处的窗子里斜下来，龙椅前面没有人。

本文依据 1987 年 163 分钟公映版，不涉及 218 分钟电视加长版。影片改编自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与史实出入很大；全文只讨论影片中的人物，不涉及历史上的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