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全片剧透。

一九五〇年，边境车站的盥洗室

影片第一场戏是一列火车停在中苏边境的站台上。车上是被苏联移交回来的战犯，站台上有人在点名。溥仪走进盥洗室，把门插上，坐下来，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管理所的所长撞开了门。他被拖出来，包扎，重新押上路，队伍继续往前走。整场戏没有配乐上的煽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开口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全片的第一个动作，也是他这一生里少有的一次自己决定关于自己的事，而且决定的内容是最后一件事。这个决定被人从外面撞开门制止了，前后不到一分钟。

镜头从他的脸上化开，回到一九〇八年的雪夜。整部影片是从这间盥洗室里往回看的，看的人是他自己，而他这时候的身份是一个编号，写在囚服的胸前。

影片一上来就把这个人的位置定好了：一个正在被别人处理的人，回头去看自己是怎么被处理成这样的。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是这个回头看的过程，中间来回切换十几次。

三岁那年夜里

一九〇八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一队人马打着灯笼来到醇亲王府，把院子照亮了。带头的太监当众宣了旨。孩子的父亲跪下接旨，磕了头，然后把孩子从屋里抱出来交了出去。

这个孩子两岁十个月，话还说不完整。他被裹在被子里抱出门，抬上轿子，穿过雪地和一道道宫门，抬进紫禁城。没有人向他解释这是去哪里，也没有人问过他。

跟着一起进去的只有奶妈阿嬷。这是他被抱走那天唯一没有被换掉的东西，也是后来很多年里唯一让他有过依恋的人。别的一切——房子、称呼、见到的人——全部换了。

要留意这一夜的形状。一个人被指认为皇帝，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完整的：有旨意，有仪仗，有跪接，有交割。程序里的每一步都有人负责，唯独没有一步是需要这个孩子做的。

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在他还不会说完整句子的时候安上去的。这之后的六十年里，他大多数正式身份的更换都沿用同一种办法：有人来，宣布，办手续。他在场，却很少是那个命名的人。

慈禧那间屋子，和那只蟋蟀

他被抱进一间巨大的屋子，里面点满了蜡烛，纱幔一层一层垂下来，人影在幔子后面晃。床上躺着一个快要死的老太太，周围跪了一圈人。屋角有一只乌龟在爬，孩子的眼睛一直跟着那只乌龟。

老太太说话了。她说自己就要走了，说这个孩子从今天起是天子。孩子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现出害怕，他伸手去够那只乌龟。然后老太太死了，屋里的人跪了一地。

登基那天，太和殿前的广场上跪满了官员，一直跪到看不见的地方。孩子坐不住，跑下台阶，扑向一道被风吹起的黄色帷幔。他掀开幔子，看见的是那一片人海。

台阶上有一个老臣看着他。这个人弯下腰，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很小的笼子，递给这个孩子。笼子里是一只蟋蟀。孩子接过去，问，它是活的吗。老臣说，是活的。

他登基那天到手的东西有两样：一个四年后就在法律上结束的帝国，和一只蟋蟀。这只蟋蟀在影片最后一场戏里还会出现，中间隔着五十九年。

一个意大利人拍的紫禁城

这里要把一条指控放进来，因为它跟这部影片怎么看这个人直接有关，绕过去这一组就少了一块。这条指控在中文世界里出现得尤其多。

这是第一部获准进入故宫拍摄的西方长片。贝托鲁奇拿到了整座城，也把它拍成了一件奇观：空旷到不真实的广场，成片的红和黄，成千上万跪着的人，风、烟、纱幔、逆光。前九十分钟都是这个调子。

对它的批评是：一个意大利人用西方观众看得懂的方式，把中国近代史拍成了一场华丽的东方大戏。人被淹在色彩和场面里，历史退成了背景板。这条批评有画面上的依据，不能一句话带过去。

也要看清楚这个拍法在讲什么。整部影片里，紫禁城从来没有被拍成一个家。它太大，太空，太整齐，人在里面永远只占画面的一小块。孩子在广场上跑的时候，画面说的是这地方装不下一个具体的人。

这个奇观感是不是过头了，观众自己判断，这一组不替谁下结论。要记住的是它的方向：这座城被拍得越壮丽，住在里面的那个人越小。这两样在同一个镜头里是反比。

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一九一二年，清朝没有了，外面成立了民国，皇帝这个位置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宫里照常上朝，照常请安，照常叫万岁。

他弟弟溥杰进宫来玩，两个人吵起来。溥杰的衣服里子是黄的，他说黄色只有皇帝能用。溥杰回了一句，你已经不是皇帝了，外面有个大总统。他不信，追问，然后爬上城墙往外看。

墙外是另一个国家。他还在里面，还有太监，还有早朝的规矩，还有人管他叫万岁。这些东西全部照常运转，只是不再对应外面的任何东西。

这套东西为什么还在运转，影片交代得很清楚。城里住着一千多个太监、宫女、师傅、内务府的人，他们的饭碗、住处、身份、一辈子学过的那点本事，全部系在这个孩子还是皇帝这件事上。

一千多个人的生活，都系在“他仍然是皇帝”这场内部演出上。他后来知道了外面有民国，旧机器却仍能继续运转；它靠的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无知，更是每个人都只照常做完自己那一份差事。

庄士敦

一九一九年，英国人庄士敦进宫做他的老师。宫里从前的师傅教的是经史，教法是跪着讲、跪着听。这个人带进来的东西跟以前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给他配了眼镜，因为发现他近视。他教他骑自行车，教他打网球，让他看外面的报纸，跟他讲外面在发生什么。他跟这个少年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对一个人说话的口气，不是对着一个位置。

这几年是他一生里被当成一个人对待得最多的一段。他后来做的一些决定，剪辫子、装电话、清查内务府的账、把太监赶出去，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而且都是他自己拿的主意。

他也开始用 Henry 这个英文名字。这是全片少有的反例：在一堆由外部授予的称号中，他至少试过换一种方式称呼自己。它并没有让他走出宫门，却使“所有名字都是别人给的”这句话不能再说得那么整齐。

而庄士敦能做的到此为止。他可以把外面讲给他听，可以给他看照片和报纸，他不能把他带出那道门。他教会这个少年知道外面有什么，然后这个少年接着待在里面。

要看清楚这里的分界。给一个人打开一扇窗，和给他一扇门，是两件事。庄士敦只有窗，而这在当时已经是全城最好的东西了。

后来那些身份

一九二四年，军队进城，限他几小时之内离开。他成了一个住在天津租界的普通市民，同时还在自称皇帝，身边还有一批人管他叫皇上，按老规矩伺候他。

一九三四年，他在长春又当了一次皇帝，国号满洲国。有登基大典，有龙袍，有朝臣。而朝臣里管事的是日本人，文件由别人拟好推到他面前，他签字。他曾经想改一个字，被告知不必。

可这一次也不能只写成“日本人又给了他一个身份”。影片里的溥仪想要重新做皇帝，他把满洲国称为“我的国家”，并不只是一个被动摆上台的人。日本利用了他身上那个一直没有退场的愿望。承认这一点，才能同时看见他受到的操纵和他自己的责任。

一九五〇年，他有了新的名字：九八一号。这个名字写在他的囚服上，管理所的人这样叫他，别的犯人也这样叫他，久了他自己应答的时候也用这个。

一九五九年他被释放，进了北京植物园做园丁。这一次没有仪式，没有跪着的人，也没有人宣读什么，只有一张纸和一个签字的动作。

这几个正式身份，大多都是由外部机器定义的。旨意、军队、日本人、判决书、释放证，形式不同，都在告诉他从今天起是什么。但 Henry 和满洲国这两处反例也必须留在账上：他不只被定义，也曾试图命名自己，甚至为了重回旧名而走进别人布置的结构。

导游那三句话

影片最后跳到一九八七年。一个女导游举着小旗，领着一队游客走进太和殿。人群在龙椅前停下来，有人在拍照，有人在小声说话。

她开口讲解，用的是导游的语速，一句接一句，不停顿。大意是：爱新觉罗·溥仪，中国的末代皇帝，一九〇六年生，三岁登基做了天子，一九六七年去世。

三句话讲完，她举起小旗，队伍跟着往下一处走，没有人多问一句。整段解说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后来做过什么、想过什么、追过谁的车、为谁挤进过一支队伍。

这三句话是准确的。每一件都对得上：生年、登基、卒年。这也是所有档案加起来的总和——他被登记过那么多次，能被说出来的就是这三句。

游客走光了，殿里空下来，工作人员开始关灯。一间一间灭下去，声音在空殿里有回音，最后剩下龙椅在暗处。

本文依据 1987 年 163 分钟公映版，不涉及 218 分钟电视加长版。影片改编自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与史实出入很大；全文只讨论影片中的人物，不涉及历史上的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