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奥罗特重新亮起了灯火。
格伦德尔已经逃回沼泽，带着被贝奥武甫扯下的手臂死去。
丹麦人终于相信，长达多年的恐惧结束了。
他们把那只巨大的手臂悬在大厅高处，作为胜利的证据。
人们饮酒、赠礼、听诗人歌唱。
大厅又一次成为共同生活的中心。
当夜，战士们重新在里面睡下。
然后，格伦德尔的母亲来了。
古英语诗没有把她的到来写成毫无来由的第二次邪恶。
它说，她记得自己的悲苦。
她因为儿子之死，踏上复仇的道路。
这一点很容易被“又一只怪物袭击大厅”的情节遮住。
格伦德尔的母亲确实危险。
她闯入赫奥罗特，杀死赫罗斯加最亲近的顾问埃斯赫勒，并把尸体带走。
她还带走了悬在大厅中的格伦德尔手臂。
后来，人们在沼泽边发现埃斯赫勒被斩下的头。
赫罗斯加因此悲痛，请求贝奥武甫继续追击。
最终，贝奥武甫潜入水下大厅，与她搏斗，用一把巨人铸造的剑杀死她，又斩下格伦德尔的头，带回地面。
共同体重新获得安全。
从这些事实看，阻止她完全有理由。
但“必须阻止”与“她没有任何可理解的理由”，仍然不是同一句话。
诗自己反复说：
她是在为儿子报仇。
在《贝奥武甫》的人类世界里，为亲属和领主复仇并不是陌生语言。
一个战士死去，家族会要求赔偿。
赔偿无法建立，血仇便可能继续。
领主赠予战士财物，战士也以忠诚和战斗回报。
赫罗斯加失去埃斯赫勒以后，并没有被要求只理解对方悲伤。
他把埃斯赫勒称为最亲近的顾问和战友，请求贝奥武甫追踪凶手。
人类一方的失去自然会生成行动理由。
格伦德尔的母亲失去儿子时，诗也给了她类似的结构：
亲属死去。
悲伤出现。
复仇开始。
这并不表示她与赫罗斯加完全相同。
却使一个问题无法轻易回避：
为什么同一种“我所爱的人被杀，所以我要回应”的理由，出现在敌人一方时，常常会被我们理解成没有理由的本能？
看见敌人也有理由，是一件危险的事。
因为人很容易把“我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误听成：
“所以她这样做是对的。”
可理解与正当必须分开。
格伦德尔的母亲有理由悲痛。
她也有理由把儿子的死与赫奥罗特中的人类胜利连接起来。
但她杀死的埃斯赫勒，并不是直接杀死格伦德尔的人。
真正扯下格伦德尔手臂的是贝奥武甫。
母亲却把失去转移到赫罗斯加身边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
她让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生命，替另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行动偿付。
亲属复仇正是在这里开始扩张：
被杀者属于某一方。
那么，另一方中的任何重要人物，都可能成为可替代的回报。
赫罗斯加因此承受了一种与她相似、又不相同的失去。
她失去儿子。
他失去最亲密的顾问。
她带走尸体，使丹麦人不能立刻安葬。
人类此前又把格伦德尔的手臂悬在大厅，作为公共胜利的标志。
死者身体在双方之间不断改变用途。
对丹麦人，手臂证明怪物终于被击败。
对母亲，它属于自己的儿子，也可能是被敌人占有和展示的残骸。
对赫罗斯加，埃斯赫勒的头和缺失的身体使哀悼也成为新的羞辱与复仇要求。
死者不再只属于自己的死亡。
他们的身体继续替活人说：
我们赢了。
我们受辱了。
我们必须再做什么。
这与赫克托耳遗体的故事有某种相似，却不能被写成同一个故事。
阿喀琉斯最终可以归还赫克托耳，因为遗体仍在自己掌握中，也有神命、赎礼和普里阿摩斯的请求共同打开边界。
格伦德尔母亲的场景没有这样的中介。
双方没有共同法则。
没有可信谈判。
没有一个能让悲伤停止转化成杀戮的第三位置。
格伦德尔长期吃人，丹麦人也不会只因为他的母亲正在哀悼，就停止保护大厅。
当对方仍然构成现实威胁时，理解不能替防卫。
但防卫也不能要求我们先把对方所有行动来源说成空白。
格伦德尔与母亲还被放在该隐后裔、巨人和被神排斥的谱系中。
这不是可以从诗中随意剥掉的装饰。
在作品的世界里，他们确实属于超自然敌对秩序。
格伦德尔憎恶赫奥罗特的欢乐，长期闯入大厅杀食战士。
母亲也居于水下的异样空间，拥有足以威胁贝奥武甫的力量。
若为了让她“更像人”，就把所有怪物性都说成人类偏见，文章反而会强迫文本接受我们希望的答案。
真正值得保留的恰恰是双重事实：
她是需要被阻止的危险者。
她也是一位因儿子死亡而行动的母亲。
任何一项都不能把另一项抹掉。
敌人拥有悲痛，并不会使共同体失去自卫资格。
一个人可以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我也知道你的痛苦不是假的。
但你正在杀害并未直接造成你失去的人，我必须阻止你。
这种回答比“你没有理由，所以我可以杀你”更困难。
因为它不再让防卫者占据完全纯净的位置。
人类杀死格伦德尔有充分理由。
他们随后又把手臂悬挂、歌唱胜利。
这些行动会怎样进入母亲的世界，也成为冲突继续升级的条件。
承认这一点，不会使格伦德尔的杀戮反过来正当。
它只是让每一轮行动都不能只从自己一侧看见全部因果。
复仇最强的地方，是它总能从上一位死者那里取得新的理由。
格伦德尔杀死许多丹麦人。
贝奥武甫杀死格伦德尔。
母亲为格伦德尔杀死埃斯赫勒。
贝奥武甫再为共同体杀死母亲。
若每一次亲属死亡都足以让整个对方共同体交出另一个人，链条便不需要额外理由继续。
只要有人死，下一步就已准备好。
这也是为什么“双方都有理由”不是冲突的解决。
有时，它恰恰说明冲突为何会自我延长。
每一方都能指出真实损失。
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下一击只是回应上一击。
而对方看见的，永远是新的第一击。
那么，复仇与防卫怎样区别？
故事没有提供一套完整规则。
贝奥武甫潜入水下大厅时，他既在追击一个已经杀人的危险者，也在为埃斯赫勒复仇。
两种目的可以同时存在。
若母亲逃回水下、永远不再出来，丹麦人是否仍有相同理由追杀？
若可以建立一项可靠约束，杀死是否仍是唯一办法？
史诗没有给出这些条件。
它让贝奥武甫进入敌人居所，在一场生死战中获胜。
我们不能替作品凭空增加一个和平谈判。
但也不能因此把“复仇”和“阻止下一次攻击”说成完全相同的行动。
目的不同，会改变力量何时应当停止。
格伦德尔的母亲在水下战斗中几乎杀死贝奥武甫。
他的剑赫伦廷不能伤她。
她把他压倒，拔刀刺向他，甲胄救了他的生命。
贝奥武甫最终发现那把只有巨人才能使用的巨剑，才把她杀死。
这一场战斗使她不是一个只会哀哭的母亲，而是强大、主动、具有致命能力的敌人。
正因为她的危险真实，文章才不需要用否认事实来为她取得可理解的位置。
承认敌人有理由，不是把武器放下。
而是在使用武器时仍然知道：
面前不是一块只由“邪恶”推动、没有任何关系与失去的障碍。
贝奥武甫杀死她以后，看见格伦德尔的尸体。
他又斩下格伦德尔的头。
巨剑的剑刃在怪物热血中融化，只剩剑柄。
战士们把格伦德尔的头带回赫奥罗特，需要四个人共同抬动。
胜利再次以身体残片进入大厅。
人们惊叹、庆祝，也把剑柄呈给赫罗斯加。
这完成了人类一方的故事：
威胁被消除。
埃斯赫勒得到报复。
英雄再次证明力量。
但如果我们已经听见母亲为何而来，这个结尾便不再只是封闭的胜利。
它也显示：
双方都在用敌人的身体完成自己的哀悼与名声。
这不使双方等价。
却使循环的形状变得可见。
敌人的理由为什么常常“不算理由”？
有时，因为我们担心承认它，会削弱自己的行动。
仿佛只有把对方写成完全无理由，才能坚定保护自己。
可真正稳定的判断不需要这份简化。
一个行动可以有来源、有痛苦、有自己世界中的正当语言，仍然越过不应越过的边界。
格伦德尔的母亲为儿复仇，使她的行动可理解。
她杀死埃斯赫勒、继续威胁共同体，使阻止她有理由。
两者同时成立。
这比“怪物没有理由”更难，却也更能防止防卫逐渐变成：
只要对方是敌人，我们便不必再区分它做了什么、为什么做、现在是否仍构成威胁。
同样，人类的理由也不能因为是“我们这一方”就自然完整。
赫罗斯加哀悼埃斯赫勒，是真实的。
贝奥武甫保护大厅，也是真实的。
但格伦德尔手臂被悬挂、尸体被再次斩首和带回，同样是人类行动。
这些行动是否必要，是否只是胜利仪式，是否又扩大敌方亲属的羞辱，需要分别判断。
承认自己的死者值得哀悼，不应以对方死者只配成为战利品为前提。
否则，所谓共同体保护就会悄悄取得更大的资格：
不仅阻止危险，也占有敌人的死亡。
《贝奥武甫》仍然让英雄杀死格伦德尔的母亲。
它没有给她一次长篇辩护，也没有让双方达成和解。
我们不必替史诗改写结局。
真正可以增加的，只是一项阅读上的限制：
当为亲人复仇的是我们的人，我们会看见忠诚、悲痛与义务。
当同一种理由出现在敌人一方时，不要因为最后仍必须阻止她，就假装理由从未存在。
理解不是赦免。
它也不是投降。
它只是拒绝让世界只剩下我们的死者是真正的死者，我们的悲痛是真正的悲痛，我们的反击才拥有历史。
格伦德尔的母亲来时，赫奥罗特刚刚恢复欢宴。
她让人类知道，自己的胜利在另一个地方也被经历为失子。
贝奥武甫杀死她以后，人类再次欢庆。
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水下大厅是否还有别的存在继续哀悼。
这份沉默不能被随意填满。
但它可以留下一个问题：
如果每一方都只在自己的大厅里讲述复仇，那么冲突中的每一次回应，都会在另一方故事里变成新的无端攻击。
真正困难的不是看见敌人也有理由以后就不再战斗。
而是在仍然需要战斗时，不让“敌人”这个名字把对方所有理由、关系和死者一起抹掉。
文本依据：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约第 1250–1650 行，并回看格伦德尔之死与手臂悬挂的前文。诗明确将格伦德尔之母的行动写成因儿子死亡而来的悲伤与复仇；她袭击赫奥罗特，杀死并带走赫罗斯加最亲近的顾问埃斯赫勒，也取回悬挂的格伦德尔手臂；追击者后来在沼泽边看见埃斯赫勒的头。贝奥武甫在水下大厅与她搏斗，以巨人之剑将其杀死，并斩下格伦德尔头颅带回。本文不把她改写成无辜者，也不把可理解的复仇动机等同于杀死埃斯赫勒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