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ion note: An independent English rewriting for readers of Hao Jingfang's Vagabonds. It preserves the Chinese argument while reorganizing its sequence for an English-language essay. Full-book spoilers.
Mars and Earth send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divide for five years. The program is more ambitious than a diplomatic visit: students enter schools, homes, friendships, and ordinary rhythms. It may genuinely loosen inherited hostility.
It also makes their adolescence a public experiment.
When Luoying and her peers return to Mar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s recognizable while its pace and expectations no longer fit as they once did. On Earth they remained “Martians”; on Mars their habits mark them as altered by Earth.
Neither side easily permits an ordinary mixed identity. Officials and audiences want to know which system the experience proved better. A student who praises Earth confirms the Martian warning about cultural capture; one who praises Mars confirms the exchange’s successful patriotic education.
The group’s disagreements are important. Shared experience does not manufacture one political conclusion. Different temperaments, families, arts, and hopes make the same institutions feel different.
The students need time, travel rights, education choices, and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planets without being required to resolve the comparison at once. They should be able to criticize both systems without losing belonging in either.
Peace programs often celebrate participants as bridges. A bridge is useful because others cross it; a young person must be allowed a life not exhausted by that function.
Vagabonds treats disorientation as knowledge. The returnees see assumptions invisible to people who have lived entirely within one world. But insight does not obligate them to become perfect mediators.
Their wandering has direction when it keeps judgment open. They may build homes across institutions, invent practices neither side recognizes, or eventually choose one.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 choice not be collected as another victory for Earth or Mars before it has become their own.
版本说明：中文原作；简体与繁体同页切换。人物、译名与关键情节已按作品文本校订。全书剧透。
地球与火星经历战争和长期敌意后，没有先派军人，而让年轻人进入对方社会生活。这种安排能够形成具体友谊，使抽象敌人变成同学、老师和普通家庭。它比只由外交官交换声明更接近长期和平。
火星独立战争已经过去约一个世纪，两边仍用各自历史解释对方：火星把地球与竞争、扩张和旧殖民秩序相连，地球则容易把火星看成封闭、整齐而缺少个人活力的社会。交流团让尚未承担正式权力的少年在对方世界生活五年，期待他们通过学校、家庭和友谊打破继承来的敌意。这项设计比一次参访深入得多，也因此更会改变参与者。
五年足以改变语言习惯、身体节奏和对个人选择的期待。罗瀛等人记得火星童年，却在地球学会另一套理解自由、艺术和机会的方式。归来并不是恢复暂停的人生，因为家乡和自己都已变化。
罗瀛离开火星时仍是少年，回归时已接近独立选择职业和关系的年龄。地球的喧闹、创作机会和竞争进入了她的身体节奏，舞蹈训练也让她习惯另一种空间感；与此同时，火星同龄人在原有学校和制度中继续成长，形成她未参与的共同记忆。熟悉建筑仍在，熟悉关系却无法简单接回五年前的位置。
家乡常把归来想象成知识带回：学生吸收地球优点，再回到火星服务。可真正带回的也有口音、欲望、不适和无法立刻归类的友谊。若制度只欢迎可用知识，却要求参与者清除生活变化，它把交流理解成采集任务，而非人与环境真正相遇。五年之所以有价值，正因为结果不能完全由出发者预写。
在地球，交流生因来源获得注意，常被问火星制度如何运作；回到火星，他们又因见过地球而成为特殊群体。身份给他们平台，也使所有关系都带上研究和展示色彩。
特殊身份一开始也会带来机会。地球机构愿意让他们参观、创作者希望合作，回到火星后又能接近政策讨论；罗瀛因家族背景更被放在聚光灯里。但机会与被观看互相纠缠：别人究竟喜欢她的舞蹈，还是喜欢“来自火星的执政者外孙女”？她很难在每段关系里分开真实亲近、好奇和政治投资。
长期处在代表位置，还会让普通错误失去私人尺度。一个地球学生可以换专业、失恋或说一句未经考虑的话，交流生同样行动却可能被报道成两星文化冲突。为了避免连累家乡，他们容易自我审查；为了反抗期待，又可能故意表演叛逆。两种反应都说明身份已经进入选择，而不是单纯提供一张更大舞台。
两星都希望年轻人最终作出清楚归属，因为模糊身份难以进入行政、家庭和历史叙事。可罗瀛的迟疑保存了一个重要事实：制度比较不能只在短暂观察后结案，生活也不必先完成理论选择才能继续。
“流浪”在书中并不只是没有住所，而是已有住所都无法完全容纳后来形成的自己。罗瀛可以在火星获得安全和家族关系，却仍想念地球的创作节奏；回到地球，她又不会因此失去战争历史和火星责任。要求选择一边，能让行政更简洁，却会删掉她真实生活中已经同时存在的联系。
当然，长期往返需要资源，也可能让人一直不承担任何地方的公共责任。多重归属不应成为特权者只享两边好处的许可证；居留者可以按实际生活参与税费、照料和决策，也公开家族利益冲突。责任能够随关系分配，而不必先把整个人永久归到单一星球。
版本說明：中文原作；簡體與繁體同頁切換。人物、譯名與關鍵情節已按作品文本校訂。全書劇透。
地球與火星經歷戰爭和長期敵意後，沒有先派軍人，而讓年輕人進入對方社會生活。這種安排能夠形成具體友誼，使抽象敵人變成同學、老師和普通家庭。它比只由外交官交換聲明更接近長期和平。
火星獨立戰爭已經過去約一個世紀，兩邊仍用各自歷史解釋對方：火星把地球與競爭、擴張和舊殖民秩序相連，地球則容易把火星看成封閉、整齊而缺少個人活力的社會。交流團讓尚未承擔正式權力的少年在對方世界生活五年，期待他們透過學校、家庭和友誼打破繼承來的敵意。這項設計比一次參訪深入得多，也因此更會改變參與者。
五年足以改變語言習慣、身體節奏和對個人選擇的期待。羅瀛等人記得火星童年，卻在地球學會另一套理解自由、藝術和機會的方式。歸來並不是恢復暫停的人生，因為家鄉和自己都已變化。
羅瀛離開火星時仍是少年，回歸時已接近獨立選擇職業和關係的年齡。地球的喧鬧、創作機會和競爭進入了她的身體節奏，舞蹈訓練也讓她習慣另一種空間感；與此同時，火星同齡人在原有學校和制度中繼續成長，形成她未參與的共同記憶。熟悉建築仍在，熟悉關係卻無法簡單接回五年前的位置。
家鄉常把歸來想像成知識帶回：學生吸收地球優點，再回到火星服務。可真正帶回的也有口音、欲望、不適和無法立刻歸類的友誼。若制度只歡迎可用知識，卻要求參與者清除生活變化，它把交流理解成採集任務，而非人與環境真正相遇。五年之所以有價值，正因為結果不能完全由出發者預寫。
在地球，交流生因來源獲得注意，常被問火星制度如何運作；回到火星，他們又因見過地球而成為特殊群體。身份給他們平臺，也使所有關係都帶上研究和展示色彩。
特殊身份一開始也會帶來機會。地球機構願意讓他們參觀、創作者希望合作，回到火星後又能接近政策討論；羅瀛因家族背景更被放在聚光燈裡。但機會與被觀看互相糾纏：別人究竟喜歡她的舞蹈，還是喜歡「來自火星的執政者外孫女」？她很難在每段關係裡分開真實親近、好奇和政治投資。
長期處在代表位置，還會讓普通錯誤失去私人尺度。一個地球學生可以換專業、失戀或說一句未經考慮的話，交流生同樣行動卻可能被報道成兩星文化衝突。為了避免連累家鄉，他們容易自我審查；為了反抗期待，又可能故意表演叛逆。兩種反應都說明身份已經進入選擇，而不是單純提供一張更大舞臺。
兩星都希望年輕人最終作出清楚歸屬，因為模糊身份難以進入行政、家庭和歷史敘事。可羅瀛的遲疑保存了一個重要事實：制度比較不能只在短暫觀察後結案，生活也不必先完成理論選擇才能繼續。
「流浪」在書中並不只是沒有住所，而是已有住所都無法完全容納後來形成的自己。羅瀛可以在火星獲得安全和家族關係，卻仍想念地球的創作節奏；回到地球，她又不會因此失去戰爭歷史和火星責任。要求選擇一邊，能讓行政更簡潔，卻會刪掉她真實生活中已經同時存在的聯繫。
當然，長期往返需要資源，也可能讓人一直不承擔任何地方的公共責任。多重歸屬不應成為特權者只享兩邊好處的許可證；居留者可以按實際生活參與稅費、照料和決策，也公開家族利益衝突。責任能夠隨關係分配，而不必先把整個人永久歸到單一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