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罗马、安息、贵霜、汉——四帝并存的欧亚
Essay 5: Four Empires in Parallel — Rome, Parthia, Kushan, Han
第四篇收束在屋大维去世(公元14年)和元首制的延续。从前27年屋大维"恢复共和"到公元二世纪初的图拉真,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稳定期,史学家通常称之为"罗马和平"(pax Romana)。这段时间里,罗马的疆域达到最大规模,从不列颠到红海,从大西洋到幼发拉底河,地中海完全成为罗马的内海。罗马的元首制成为一种可工作的政治构型,皇帝继承在朱里·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中相对稳定地传递。
但罗马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公元一到三世纪的两百年里,欧亚大陆上同时存在四个大帝国。除了罗马,还有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安息(帕提亚),中亚和印度西北的贵霜,以及东亚的汉。这四个帝国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人口和经济中心。它们之间隔着山脉,沙漠,海洋,但它们之间也有持续的接触。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通过红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贸易,通过商人,使节,僧侣,士兵的反复往来。
这一篇要看的是欧亚大陆同一时段内同时存在的四种帝国构型。每一种都是对同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怎么管理一个跨越几千公里,覆盖几千万人口,包含多种文化和语言的大规模政治实体?四种回答各不相同。罗马靠"少量官员加地方城市网络"。汉靠"领土性的郡县文书治理"。安息靠"王中之王和贵族家族联盟"。贵霜靠"多宗教整合和商路控制"。每一种都是对自身环境的合理调适。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成就和限度。
把这四种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几个深层的发现。第一,"帝国"不是一个单一构型,是一系列对类似问题的不同回答。第二,每一种构型的有效性都依赖具体的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第三,到三世纪,四个帝国几乎同时进入危机,这不是巧合,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互动系统在某些深层因素(气候,传染病,贸易,游牧民族压力)的同步影响下的整体反应。
这一篇的视野是欧亚的,时段是公元一到三世纪。
一、欧亚作为一个互动系统
要理解四帝并存这个现象,先要理解欧亚大陆在公元初期是怎么运作的。
传统的世界史叙事经常把这四个帝国分别处理。罗马在西方文明史中讲,汉在中国史中讲,安息和贵霜在中亚史或丝绸之路史中讲。这种切分让四个帝国看起来像四个独立的世界。但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强调,这不是四个彼此隔绝的文明板块,是一个由陆上丝路和印度洋航线共同维系的欧亚互动体系。
Christopher Beckwith的《丝绸之路上的帝国》(2009)把"中央欧亚"重新置于历史中心。他的论点是,欧亚大陆的核心不在大西洋两岸,也不在东亚,而在中亚草原和绿洲地带。这个核心区域连接着地中海世界,伊朗世界,印度世界,东亚世界。任何东西都通过这里交换。商品,技术,宗教,艺术,疾病,人口。中央欧亚不是历史的边缘,是历史的中心节点。
Craig Benjamin的《古代欧亚的帝国》(2018)进一步把安息和贵霜视为"最初丝绸之路时代"的组织者,而不是被动的中间商。安息和贵霜不只是罗马和汉之间的"过道",它们是这个互动系统的主动塑造者。它们决定了贸易路线的走向,决定了商品在不同帝国之间的流通方式,决定了罗马和汉对彼此的认识有多准确(往往不准确,因为安息和贵霜有意控制信息流)。
把这个视野放在心里再看四帝国,每一个的位置就清楚了。
罗马在西端,控制地中海和西欧,北非,巴尔干,近东西部。它的核心利益区在地中海,但它持续向东扩张,征服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是为了控制地中海到印度洋的通道。罗马的精英对东方商品(丝绸,香料,宝石)有持续的渴求,这给罗马的外交和军事都施加了向东的压力。
汉在东端,控制中国本部加上扩展到中亚的西域诸国。汉对西边的兴趣主要是两个:第一,控制丝绸之路东段以保证贸易和外交联系;第二,对付匈奴这个北方威胁。匈奴控制着草原通道,可以威胁汉的西北边境。汉的西征(张骞,班超,班勇)建立了对西域的间接控制,但这种控制始终是脆弱的,依赖具体的将领和具体的同盟关系。
安息在中央偏西,控制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它的位置让它直接面对罗马(西边)和贵霜(东边),同时控制陆上丝路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关键段。安息的财富主要来自三个来源:内部的农业(特别是两河流域),对边疆王国的朝贡,过境商业的关税。最后一项让它对罗马和远东之间的贸易有直接利益。它从中转贸易中收取大量收益。
贵霜在中央偏东,控制中亚南部,阿富汗,印度西北。它的位置让它同时连接草原(从北方),伊朗(从西方),印度(从南方),中国西部(通过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贵霜的财富也来自过境贸易,但它和安息不同的是,它直接连接到印度的港口,给罗马提供了一条绕过安息的海上路线。
把这四个帝国的位置和利益放在一起,欧亚大陆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结构。罗马和汉是两端的"消费帝国",需要彼此的产品但缺乏直接的政治接触。安息和贵霜是中间的"枢纽帝国",从中转贸易中获取大量收益,因此对维持东西方贸易有强烈的兴趣,但同时也对让罗马和汉建立直接接触有抵触(因为直接接触会让它们失去中间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的故事会在《后汉书》里被这样记录。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到达条支(可能是波斯湾或东地中海某地)的"大海"边。安息的水手告诉甘英,渡海需要数月时间,途中可能要花几年,旅行者会想念家乡和死去。甘英放弃了渡海,返回汉。《后汉书》明确指出,安息的水手这样劝阻甘英,是因为安息想要继续把持中转贸易,不希望汉和罗马建立直接接触。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欧亚互动系统的具体运作。罗马和汉之间的"距离"不只是地理距离,是被中间帝国主动维持的政治距离。汉的使节本可以到达罗马,但安息阻止了这件事。罗马的使节本可以到达汉,但同样的阻止机制反向运作。所谓的"罗马—远东接触"在大多数时候是间接的,被中转的,被安息和贵霜过滤的。
这种过滤的后果是罗马和汉对彼此的认识都很模糊。罗马的史料把汉称为"赛里斯"(Seres,意为"丝绸之地"),但具体的政治结构,皇帝名字,人口,地理都不清楚。汉的史料把罗马称为"大秦"或"犁靬",但同样是模糊的。两个帝国知道彼此存在,但不知道彼此的具体面貌。
166年的"大秦王安敦遣使"事件是这种模糊的最好例证。《后汉书》记载,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日南郡(今越南中部)境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如果这是真的官方使节,"安敦"应该对应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到180年在位)。但《后汉书》自己就说,这批使者的贡物"并不珍异",已经引起怀疑。现代研究多认为,这批"使者"很可能是经印度洋来到中国南海的罗马商人,他们冒充使者来获得朝贡贸易的待遇,不是从罗马首都正式派出的国家外交团。
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在四帝并存的两个世纪里,罗马和汉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真正的国家级直接接触。两个最大的帝国,相距约一万公里,知道彼此存在,有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但从来没有派出过真正的政府代表团互相见面。这种"近在咫尺又永远远隔"的状态由中间的安息和贵霜永久维持。
二、罗马——少量官员加地方城市网络
罗马帝国在二世纪鼎盛期的疆域包含约五千万人口(不同估计在四千五百万到七千万之间),覆盖从苏格兰到撒哈拉,从大西洋到幼发拉底河的广阔地域。管理这样一个帝国,罗马用的官员数量远比通常想象的少。
整个帝国的最高层级官员(包括元老院级别的总督,骑士级别的procurator和prefectus,以及他们的核心助手)总共大约几百人。即使加上各种辅助人员(财务,法律,行政等),整个帝国的"中央和高级地方"官员系统也只有几千人规模。比较一下,二世纪罗马城本身的人口估计在一百万左右,整个帝国五千万人口,几千人的高层官员系统对这个规模来说极其稀疏。
罗马是怎么用这么少的官员管理这么大的帝国的?
答案是依赖地方城市精英和市政共同体。罗马的省级统治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上:每个城市基本上自己管理自己。罗马总督(在他的省里)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跨城市的事务(道路,安全,上诉案件,税收的最终汇总),但每个城市内部的具体行政(税收的本地征收,法庭的初级审判,公共建设,宗教仪式)由当地的城市议会和官员处理。
罗马的城市政治模式是希腊化城邦政治的延续。每个罗马城市(colonia, municipium, civitas)都有自己的议会(curia, ordo decurionum),自己的官员(duumviri或quattuorviri作为最高官员,类似执政官;aediles负责市场和公共事务;quaestores负责财政),自己的法律框架。这套结构在罗马帝国的西部(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是被罗马引入的,在东部(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是延续了希腊化时代已有的城市自治传统。
地方城市精英在这个系统里承担着关键功能。他们是罗马在地方的"代理人"。他们负责具体的税收,维护治安,组织公共活动,监督公共建设。作为回报,他们获得社会地位(curiales,城市贵族),经济利益(土地,商业,税收承包的份额),政治荣誉(在自己的城市里被尊敬,有机会被提升到帝国级别的官职)。
这套系统给罗马带来了几个重要好处。第一,它的成本低。罗马不需要派遣大量官员到每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的自治成本由当地精英承担(他们用自己的钱维持当地的公共建设和治安)。第二,它的合法性高。每个地方的具体决定是由当地人做出的,所以本地居民对这些决定的接受度比由远方的中央派来的官员做的决定高得多。第三,它的弹性强。每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调整自治的具体形式,罗马只要求最终结果(按时缴税,保持秩序,提供必要的兵员)。
这套系统的一个关键创新是公民权扩展。罗马公民身份在共和早期只属于罗马城和拉丁同盟的成员。前1世纪同盟者战争之后,罗马公民身份被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在帝国时代,公民权进一步扩展到各行省的精英和退伍军人。最后在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把罗马公民身份扩展到帝国所有自由男性(女性获得与罗马女性对应的法律地位)。法学家乌尔比安后来概括这一敕令的效果:在罗马世界中的人都成了罗马公民。
这个公民权扩展的过程,是雅典式公民构在帝国规模上的极限版本。雅典的公民权严格限制在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的成年男性身上,比例不到雅典总人口的15%。罗马在共和时代也有类似的限制,但通过几个世纪的逐步扩展,到212年公民权变成了帝国所有自由人的普遍身份。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扩展。它把"公民"这个法律概念从城邦的狭窄成员资格转化为帝国的普遍身份。
但要小心评估这个扩展的实际意义。212年的卡拉卡拉敕令更多是一个法律统一动作,不是政治权利的根本扩展。元首制下的罗马公民已经不像共和时代那样有真正的政治参与(因为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都已经被驯化或边缘化)。把罗马公民身份扩展到所有自由人,主要的实际效果是统一法律体系(罗马法适用于所有人),扩大税基(罗马公民缴纳的税种和非公民不同),规范军队招募(公民和非公民在军团和辅助军中的比例)。它不是让所有自由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扩展。
但它仍然是一个深刻的转变。它把"罗马人"从一个特定民族(拉丁语使用者,意大利出身)扩展为一个法律身份(任何符合条件的自由人)。一个高卢人,一个叙利亚人,一个埃及人,一个北非人,都可以是"罗马公民"。这种法律身份的去民族化让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跨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不只是一个征服关系的合集。
公民权扩展是罗马城市网络模式的延伸。每一个城市精英获得罗马公民身份后,他们对帝国的归属感增强。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罗马接受教育,可以在帝国内部任何地方拥有财产和商业,可以争取进入帝国级别的政治职位。这种身份的统一让地方精英从"被罗马征服的地方贵族"逐步变成"罗马帝国的精英成员"。
到二世纪,罗马帝国的高级精英(包括元老院,皇帝顾问团,高级官僚)已经不再是意大利出身的罗马人主导,而是来自帝国各地的精英组成。图拉真(98到117年在位)出生在西班牙的伊塔利卡,是第一位非意大利出身的皇帝。哈德良(117到138年在位)也来自西班牙。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到211年在位)出生在北非的Leptis Magna,他的母亲是叙利亚血统。到三世纪,皇帝可以来自帝国任何地方,"罗马"作为一个政治身份和"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身份完全分离了。
这是城市网络模式的最大成就。它把一个最初是城邦征服关系的政治结构,转化为了一个跨民族的精英共同体。第一篇里说过,雅典斯巴达开始的"人是目的"相变是一个把公民共同体作为最高政治权威的相变。罗马的元首制部分否定了这个相变(公民共同体在元首制下不再是最高政治权威,皇帝是),但罗马的公民权扩展又把"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个概念扩展到了帝国规模。这是相变在新条件下的另一种表达。
但这个模式有它的限度。城市网络依赖城市的存在和城市精英的合作。罗马帝国的西部(高卢,不列颠,莱茵河流域)的城市化程度始终较低,城市网络在这些地区比较薄弱。罗马帝国的东部(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城市化程度高,城市网络运作得更好。这种地区差异在三世纪危机时显示出来。西部因为城市基础薄弱更容易受到边境压力的冲击,东部因为城市网络坚韧而相对稳定。
更深的限度是城市精英本身的疲劳。维持地方自治需要城市精英持续投入资源(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政治资本)。在一段时间里,做这件事的回报(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晋升机会)超过成本,所以精英愿意做。但当回报开始下降(因为帝国整体经济压力增大,税负转嫁到地方精英身上,政治晋升变得更困难),精英就开始逃避自己的职责。三世纪的史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城市精英试图避免担任市政官员的记录。这是城市网络模式开始失效的信号。
但这是后面的故事。在一到二世纪的鼎盛期,罗马的城市网络模式工作得非常好。它让罗马用很少的中央官员管理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让地方精英主动维持秩序,让公民权扩展把征服关系转化为政治共同体。这是欧亚史上城邦构在帝国规模上最成功的延伸。
三、汉——领土性的郡县文书治理
汉的政治构和罗马完全不同。
中华系列里详细写过汉,这一篇里只是把汉作为参照系来说明它和欧亚其他帝国的对比。但有几个核心特征要点出来,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欧亚的整体格局。
汉是一个领土性的郡县文书帝国。所谓领土性,意思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领土,不通过城市自治网络作为中介。汉的全部领土被划分为郡(约一百多个),郡下分县(约一千多个)。每个郡有一位郡守(也叫太守),由中央任命;每个县有一位县令(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也由中央任命。郡守和县令不是当地人,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官员,任期通常几年,然后调到别的地方。
这种安排的核心是防止地方化。不让任何官员在自己的家乡当官(避嫌制度),不让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太久(任期制度),让所有任命都从中央发出。这套制度让汉的地方治理保持了一种持续的中央性。每个地方的具体决定都是由中央派来的官员做出的,每个地方的精英都不是在自己的地方做官。
这和罗马的城市自治模式形成强烈对比。罗马的地方治理依赖当地精英,汉的地方治理排斥当地精英(通过避嫌制度)。罗马的官员相对少,依赖城市自治填补;汉的官员相对多,要直接管理每一个郡每一个县。
汉的官员数量是巨大的。整个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系统估计有十万到二十万人(不同时期不同估计差异大)。这是一个文书化的官僚机器,每一项决定都要经过文书程序,每一项支出都要登记,每一次税收都要核对。汉的简牍考古发现(特别是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显示了这种文书化的极度细致,一个边境哨所每天的物资发放,士兵考勤,报告呈送都有详细记录。
这种文书化程度比罗马高得多。罗马也有文书,但罗马的文书化主要集中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地方城市的具体行政文书化程度有限(依赖当地传统)。汉的文书化是全帝国统一的,从郡到县到乡到亭都有文书,统一的格式,统一的术语,统一的归档程序。
为什么汉发展出比罗马更密集的官员系统和文书系统?这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第一,地理。中国本部是一个相对均质的农业地带(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人口高度集中在这些可耕地上。罗马帝国的领土是地中海周围的环形地带,气候,地形,文化,语言都极其多样。一种统一的,密集的官员系统在汉的地理上更容易运作(因为各地条件差不多),在罗马的地理上更困难(因为各地条件差别太大)。
第二,文化。中国从西周开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皇帝是天下唯一的合法权威,没有"地方有自治传统"这种文化预设。罗马的政治文化承认地方自治(特别是希腊化城邦传统),所以罗马帝国的地方治理可以建立在这种已有的自治传统上。汉的政治文化不允许这种自治预设,所以汉必须用直接的官员系统覆盖全部领土。
第三,社会结构。汉的核心生产单位是农户家庭,土地相对分散,小农经济为主。这种结构让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和农户打交道(通过户籍登记,田赋征收,徭役分派),不需要通过中间的地方贵族。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更分层(特别是西部,依赖大庄园奴隶制和地方城市精英),中央政府很难直接和最底层打交道,必须通过地方精英。
把这些放在一起,汉的"郡县文书帝国"和罗马的"城市网络帝国"是两种不同环境下的合理调适。它们都能管理大规模多民族领土,但它们的运作机制根本不同。汉对中央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维持十万级别的官员队伍),但获得的中央渗透深度也更深(每个农户都被登记在中央的户籍系统里)。罗马对中央能力的要求较低(只需要几千个高级官员),但获得的中央渗透深度也较浅(具体的地方治理由当地精英决定)。
汉的体制有它的脆弱性。它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和行政能力。一旦中央政府出问题(财政吃紧,皇权斗争,外戚宦官夺权),整个郡县系统就无法正常运作。汉的衰落(特别是东汉后期)正是这种中央脆弱性的体现。中央政府的内部斗争(外戚和宦官的反复斗争)和财政问题(军费上升,土地兼并削弱税基)让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地方豪强崛起,最终在黄巾起义和军阀割据中崩解。
220年汉的崩解是欧亚大陆三世纪同步危机的第一次大规模断裂。我后面会回到这一点。
四、安息——王中之王和贵族家族
安息(帕提亚)从前247年阿尔萨息一世建立王朝开始,到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取代,存在了约四百七十年。它统治的核心区域是伊朗高原,两河流域,中亚部分地区,疆域大致从幼发拉底河到印度河边缘。
安息的政治构常被概括为"封建",但这个标签需要小心使用。伊朗学的标准表述是:把安息简单称作"封建"只是方便的近似,因为它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不等同。伊朗社会长期同时保留了贵族—附庸关系,部族结构,奴隶制等多重因素。安息的真正特征是一种贵族联邦式的君主制。有强势的中央王权,但中央王权必须持续与大贵族家族协商。
王权的中心是"王中之王"(shahanshah)。这个称号来自更早的阿契美尼德波斯,被安息继承下来。王中之王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威,但他的合法性需要被两个会议的承认。第一个会议是王族会议(由阿尔萨息家族成员组成),第二个会议是贤人和马吉会议(由非王族的高级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组成)。新王必须由这两个会议从阿尔萨息家族中推举出来。这意味着王位继承不是简单的父子相传,是一种受到贵族和宗教权威约束的选举。
加冕礼也涉及贵族特权。苏伦家族(House of Suren)世袭拥有为新王加冕的特权。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贵族家族特权,给了苏伦家族在王位继承中的关键地位。新王如果没有得到苏伦家族的合作,他的合法性就有问题。这种安排让最大的贵族家族对王权有持续的制约。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安息的王权和贵族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平衡。强势的王(如米特里达梯一世,前171到前138年在位)可以压制贵族家族,主导整个帝国的政策。弱势的王容易变成贵族家族博弈的筹码,甚至被废黜。安息历史上的内战经常源于贵族家族之间的派系斗争,他们会推举不同的阿尔萨息成员作为对立的王。
地方层面,安息保留了大量的地方自治。它的领土包含几十个不同程度自治的"附庸王国"。亚美尼亚,阿迪亚贝内,奥斯若恩,米森,埃利迈斯,佩尔西斯(即波斯本土),苏萨,米底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国王或统治者,有自己的内部行政,向安息王中之王效忠并缴纳一定的贡赋。这种结构让安息的"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由许多小王国组成的联邦体。
更细的层面是大贵族家族的领地。除了苏伦家族,安息还有米兰家族(House of Mihran),卡伦家族(House of Karen),伊斯帕赫贝德家族(House of Ispahbudhan)等几个核心大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影响力。这些家族在帝国中的地位不是因为王封赏,而是因为他们的家族传承。王不能轻易剥夺他们的地位,只能争取他们的合作。
文化上,安息也是一个明显的混合帝国。它继承了希腊化时代的遗产(许多希腊化城市继续存在和运作),又延续了伊朗本土的王权传统(琐罗亚斯德教,阿契美尼德的政治符号)。文书层面,希腊语和阿拉米亚语(以及其变体帕提亚语)长期并行使用。安息时期的阿夫罗曼文书(Avroman parchments,前1世纪的契约)和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的羊皮纸文书显示了相当发达的契约和法律登记。尼萨遗址(Nisa,安息早期都城之一)出土的一世纪前后酒库档案保存了两千多枚阿拉米亚字母书写的陶片,证明阿拉米亚文书传统进入了安息的行政管理。
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让安息的统治具有强大的弹性。它不要求被统治地区都变成"伊朗式"。希腊化城市可以继续是希腊的,犹太人可以继续是犹太的,亚美尼亚人可以继续是亚美尼亚的。安息要求的只是政治效忠和必要的贡赋,文化和宗教层面留给地方处理。
这种弹性是安息能够长期对抗罗马的关键。罗马多次入侵安息,但都没有能够实质性地征服它。
最有名的早期对抗是前53年的卡莱战役(Carrhae)。罗马的克拉苏(第一三巨头之一,因为想要自己的军事荣誉来匹配凯撒和庞培)率约四万军队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安息将军苏伦(来自苏伦家族)用骑兵伏击罗马军。罗马军在卡莱战役中崩溃。约两万罗马军战死,约一万被俘,克拉苏本人和他的儿子普布利乌斯都死于这场战役。这是罗马共和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罗马的军旗(aquilae,鹰旗)被安息缴获,这在罗马是无法接受的耻辱。
后续的罗马远征都遵循类似的模式:罗马军团能够在战场上击败安息军(特别是攻占城市),但无法长期占领安息的核心领土。前36年安东尼远征安息以失败收场。屋大维(奥古斯都)后来用外交手段在前20年取回了卡莱失去的军旗,这件事在罗马被宣传为重大胜利(实际上没有发生战争,只是外交安排)。
进入帝国时代后,罗马的对安息军事行动反而更频繁。图拉真在113到11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东征,攻下了安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推进到波斯湾,发行了"Parthia capta"(安息被俘)的纪念币。但他的征服在他死后立即崩溃。哈德良(继任皇帝)放弃了大部分新征服领土,回到幼发拉底河边界。马可·奥勒留时期罗马军在165到166年再次占领泰西封,但被瘟疫("安东尼瘟疫",可能是天花)迫使撤退。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195到199年再次攻入两河流域,建立了奥斯若恩和美索不达米亚两个新行省,把帝国边界向东推进。但这些征服都没有真正改变安息的存在。直到217年尼西比斯战役后,罗马仍要向安息王和贵族支付巨额现金和礼物议和。
为什么安息能够反复"吸收"罗马的打击?因为安息的政治构有内在弹性。罗马军能够攻下泰西封(这是一座位于两河流域的城市),但泰西封陷落不等于安息政府瓦解。王中之王可以撤到伊朗高原继续运作。各贵族家族在自己的领地里继续维持秩序。地方自治王国可以暂时放弃对中央的效忠等待形势变化。罗马军没办法同时占领整个安息领土,而且他们的后勤补给在这么远的地方非常困难。一旦罗马军撤退或注意力转移,安息的各部分就重新聚合起来。
这种"分散式韧性"是贵族联邦式君主制的核心优势。它没有罗马或汉那种集中的中央,但也没有那种集中的中央被打掉就全垮的脆弱。它的"中央"散布在多个王族成员,多个贵族家族,多个地方王国之间,任何单一的打击都不能打掉所有的中心。
但这种结构也有它的弱点。安息内部的不稳定主要来自贵族家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外部入侵。每一次王位继承都可能引发派系斗争。每一次弱势王都会让贵族家族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每一次大的内战都消耗帝国的整体力量。
这就是安息最后的崩溃方式。213年前后王位内战重开。波斯本土(佩尔西斯,安息的核心地区之一)的萨珊家族在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的领导下崛起。224年阿尔达希尔在决定性战役中击杀阿尔达班四世(最后一位安息王中之王)。到226年左右,萨珊王朝以更强的王权和更整齐的意识形态接管了整个伊朗帝国世界。
萨珊不是简单地"取代"安息。它是对安息政治构的根本重新设计。萨珊建立的是一个比安息更中央集权,更宗教统一(琐罗亚斯德教被强化为国教)的帝国。萨珊还保留了大贵族家族(七大家族,包括苏伦,米兰,卡伦等),但贵族的权力相对削弱了。萨珊的王中之王不再像安息那样需要两个会议的推举,而是更接近世袭传承。
从凿构周期律的角度看,从安息到萨珊是一次构型升级。同样在伊朗世界,同样要管理跨民族大帝国,同样要应对罗马的压力,但用更集中的王权和更强的意识形态来回应这些挑战。这种升级是有历史代价的(萨珊比安息更暴力,对宗教异端的压制更严厉),但它给了萨珊比安息更强的中央协调能力。
五、贵霜——多宗教整合和商路控制
贵霜帝国是这一篇里最值得详细展开的,因为它的政治构型创新在欧亚史上是独特的。
贵霜的起源不在印度,是在草原。前2世纪中,月氏(一个原本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被匈奴击败,开始西迁。他们经过中亚,最终在巴克特里亚(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定居下来。Craig Benjamin的研究指出,月氏在大约前166年遭匈奴打击后开始西迁,数十年后定居于中亚南部,最终形成后来建立贵霜帝国的政治基础。
中国《后汉书》提供了更具体的记录:月氏最初分为五个"翕侯"(部落首领),后来"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吞并了其他四个翕侯,然后进入喀布尔和印度西北,建立了新的王权。这就是贵霜王朝的开始,约在公元1世纪初到中期。
贵霜的鼎盛期在迦腻色伽王(Kanishka I)时代,通常被定在约127到150年(具体年代仍有学术讨论)。贵霜的疆域在这个时候达到最大。从中亚南部(包括索格底亚那,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一直到印度恒河中游。它包含了草原,绿洲,山地,河谷,平原各种不同的地形和民族。
贵霜面对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怎么把这么多元的领土组织成一个有效的帝国?月氏自己是来自草原的少数统治者,他们没有传统的"贵霜文化"可以输出。他们统治的人民包括希腊化巴克特里亚人(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希腊—马其顿移民的后代,已经和当地人混合),伊朗人(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徒),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各种中亚游牧民族的后代。这些群体说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宗教,遵循不同的法律传统。
贵霜的解决方案非常有创造性。用多宗教整合作为帝国的政治粘合剂。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钱币。大英博物馆和其他主要博物馆收藏的迦腻色伽钱币显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模式。同一位国王的钱币,在不同的发行批次里,正面始终是国王形象(穿着中亚服装,戴长袍,旁边是火坛,象征伊朗王权传统),但反面的神祇形象在不同钱币上完全不同。
有的钱币反面是希腊神Helios(太阳神),用希腊文写名字"HELIOS"。有的是用希腊文转写的伊朗神Mithra(密特拉,光明和契约之神),有的是Pharro(伊朗神福之神)。有的是Wesho或Oesho(一个四臂神,通常被等同为印度教的湿婆Shiva)。有的是Nana(西亚的母亲女神)。还有一类极为重要的钱币,反面是佛陀,旁边用希腊字母写"BODDO"(佛陀的希腊化拼写)。学术界还发现了弥勒(Maitreya)和释迦牟尼(Sakyamuni)的不同形象。
把这些放在一起,迦腻色伽钱币上的神祇覆盖了希腊,伊朗,印度三大宗教传统,加上佛教。这不是宗教信仰的混乱,是政治构型的有意整合。王权通过钱币向不同的共同体同时发声。希腊化的人看到希腊神,伊朗人看到伊朗神,印度教徒看到湿婆,佛教徒看到佛陀。每一种共同体都能在贵霜钱币上找到自己宗教传统的尊重。
这是欧亚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创新。在贵霜之前,帝国通常会选择一种核心宗教或意识形态作为帝国的官方认同(罗马的皇帝崇拜,汉的儒家,安息的琐罗亚斯德教倾向)。其他宗教被允许存在,但通常处于次要地位。贵霜不做这种选择。它把所有主要宗教平等对待,让王权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在所有这些传统之上。
为什么贵霜走这条路?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第一,贵霜的统治阶层(月氏后代)自己没有强烈的本土宗教传统。他们不是来自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文明(不像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或印度的印度教传统)。他们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自己的传统宗教(草原天信仰)在新的农业定居环境里没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没有"本土宗教"可以输出,必须采用整合性的策略。
第二,贵霜领土的人口结构极其多元。希腊化人口,伊朗人口,印度人口,各种中亚游牧后代都有相当数量。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覆盖所有这些群体。如果贵霜选择一种宗教作为官方,就会排斥其他大量群体。多宗教整合是一种规避这个问题的方式。
第三,贵霜的核心利益在商业。它控制着丝绸之路的中段(从印度到中亚的关键通道)和印度洋贸易的北端。商业活动需要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商人能够在同一个帝国内自由流动和交易。多宗教整合给所有商人提供了同样的合法性环境。一个佛教商人和一个希腊商人和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商人都可以在贵霜境内做生意,没有人因为宗教被歧视。
贵霜对佛教有特别的支持。这是迦腻色伽钱币上佛陀形象的来源。迦腻色伽舍利函(Kanishka casket)是这个支持的具体物证。这个舍利函现存复制品在大英博物馆,原件出自白沙瓦附近的佛塔遗址。盖面上有佛陀,梵天,帝释,函体有身着中亚服装的王者形象(被认为是迦腻色伽本人)。这件文物明确显示贵霜王室与佛教圣物供奉之间的强关联。
贵霜对佛教的支持有重要的历史后果。大乘佛教(Mahayana)的神学和制度,正是在贵霜的经济文化环境中成熟起来。贵霜的多宗教环境给了大乘佛教灵感(吸收了希腊化的艺术风格,伊朗的救世主观念,印度的传统教义),贵霜的商业网络给了大乘佛教扩散的渠道(通过商人和僧侣沿丝绸之路传播)。
最直接的人物证据是Lokakṣema(支娄迦谶或支谶),一位活跃在汉朝洛阳的贵霜僧侣。他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期到达洛阳,是最早把大乘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的人之一。这个具体的人物事件非常说明问题。一位贵霜帝国境内的僧侣到了汉帝国的首都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这是欧亚四帝并存时期文化和宗教交流的具体证据。
贵霜的犍陀罗艺术(Gandharan art)是另一个层面的多元整合。犍陀罗艺术是一种综合希腊雕塑技法和佛教题材的艺术风格,主要发展于贵霜统治下的犍陀罗地区(今天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希腊化时代留下的雕塑技法被用来表现佛教题材(佛陀,菩萨,佛传故事),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觉风格。这种风格后来通过贵霜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传播到中亚和中国,影响了整个东亚的佛教艺术。
把贵霜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创新放在一起看,贵霜是欧亚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帝国。它没有罗马或汉那种强大的中央官僚机器。它没有安息那种古老的本土王权传统。但它通过多宗教整合和商路控制建立了一个跨越草原,绿洲,印度的有效帝国。
贵霜的命运和安息有些相似。三世纪初,萨珊王朝从安息废墟中崛起后,开始向东扩张。萨珊在三世纪中期攻击了贵霜西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西北的部分地区)。贵霜的西部领土被萨珊削弱。同一时期,贵霜在印度的领土也面临印度本土势力的反弹。到三世纪末,贵霜帝国大幅萎缩,但仍然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权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四世纪后期,贵霜才最终被印度的笈多帝国和中亚的嚈哒人吸收消失。
贵霜的多宗教整合模式没有被它的直接后继者完整继承。萨珊把琐罗亚斯德教强化为国教,对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变得严厉。印度的笈多帝国主要支持印度教,对佛教也有支持但程度不如贵霜。但贵霜留下的遗产以两种方式继续。大乘佛教的传播给中亚和东亚带来了一个新的宗教传统,犍陀罗艺术给整个亚洲的视觉文化提供了新的语言。
更深的遗产是政治构型层面的。贵霜证明了多宗教整合作为一种帝国治理工具的可行性。这个模式在后世以不同的形式被反复使用。蒙古帝国对各种宗教的相对宽容(特别是早期),奥斯曼的米利特制度,莫卧儿阿克巴的"普世宽容"政策(这是后面第十二篇要展开的)。每一种都是贵霜模式的某种变体。
六、丝绸之路的实际形态
罗马,安息,贵霜,汉之间的接触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和印度洋贸易。但这些接触的具体形态值得仔细看。
陆上的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一的路线。它是一个复杂的路网,从中国西部出发,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侧绿洲(敦煌,楼兰,于阗,龟兹,焉耆等),到达葱岭(帕米尔高原),然后分叉。一条南下到印度西北(贵霜的核心区),一条西行通过中亚南部(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绿洲)到达伊朗高原(安息境内),再继续向西到地中海东岸。
货物在这条路网上是分段中转的,不是从一端直接运到另一端。一个典型的丝绸贸易过程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丝绸从长安(汉的首都)出发,运到敦煌。敦煌的商人接手,运到塔里木盆地的某个绿洲(比如于阗)。当地的商人把丝绸运到葱岭。中亚的商人(粟特商人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接手,运到巴克特里亚或伊朗高原。安息的商人接手,运到两河流域。罗马的商人在罗马帝国东部边境(叙利亚的安条克,Palmyra等)等待,购买这些到达的丝绸,再运到罗马本土。
这个过程涉及十多次的转手,每一次都加上当地商人的利润和当地税收。最后到达罗马的丝绸价格比离开中国的时候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价格差让丝绸成为罗马帝国上层的奢侈品(普通人买不起),同时让中间各帝国的商人和政府获得巨额收益。
最获益的是中间的帝国。安息和贵霜。它们不生产丝绸(贵霜生产部分丝绸,但主要是中转),但它们控制着丝绸必经的通道。安息和贵霜对过境贸易收税,同时它们的商人参与中转贸易获得直接利润。这给了它们在罗马汉之间维持中介地位的强烈经济动机。前面提到甘英被劝退的故事,本质上是这个经济动机的具体表现。安息不希望罗马和汉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因为那会绕过安息。
但海上路线给了罗马一条绕过陆上中介的可能性。
红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路线在公元一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罗马掌握了利用季风(每年夏季西南季风向东吹,把船带到印度;每年冬季东北季风向西吹,把船带回阿拉伯)进行直航的技术。一艘从红海港口(罗马治下的Berenice或Myos Hormos)出发的船,可以利用季风在几个月内到达印度西海岸的港口(最重要的是Muziris,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Pattanam一带)。
最重要的史料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一部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中叶的希腊文航海指南。这本书从罗马埃及的红海港口写到阿拉伯,波斯湾,印度西岸,详细记录了每个港口的具体情况。什么货物可以买卖,价格大约多少,当地的政治情况,谁是国王,应该怎么贸易。它明确提到罗马商人向印度港口(Barygaza,Muziris等)输入大批金银币,玻璃,酒,珊瑚,换回胡椒,珍珠,象牙,丝织品,各种香料。
考古证据完全证实了这本书的描述。在印度南部的多个遗址出土了大量罗马钱币。Pudukkottai(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发现了501枚罗马金币(aurei),最晚的是维斯帕先时期(约公元一世纪后半)。Kottayam(今天印度喀拉拉邦)1847年发现的金币窖藏原本应有数百枚,现在仍可记录的有74枚,最晚到卡拉卡拉时期(约三世纪初)。Penuganchiprolu(今天印度安得拉邦)2002年发现59枚罗马金币。Pattanam(很可能是古代的Muziris港口所在地)的考古发掘显示,该港口在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到公元二世纪和地中海世界的接触最为密集,出土了地中海双耳陶罐和其他罗马商品。
这些考古证据给罗马人对东方贸易的"逆差焦虑"提供了具体的物质基础。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博物志》里抱怨,印度,赛里斯(中国),阿拉伯每年从罗马夺走一亿塞斯特斯的财富。这个数字带有修辞色彩,不应该机械地当作贸易统计,但它准确反映了罗马精英对丝绸,香料,珠宝消费和白银外流的焦虑。罗马帝国的银矿主要在西班牙和巴尔干,但相当一部分白银通过印度洋贸易流向印度。这个焦虑后来变成了罗马帝国货币贬值(通过减少银币的银含量)的一个推动因素之一。
把陆上和海上路线放在一起,欧亚的贸易网络在一到二世纪是一个多节点系统。罗马—远东接触主要是通过这个多节点网络发生,不是通过两大终端帝国之间的定期使节。每一段路线都有自己的中介者。每一种货物都通过多次转手到达最终消费者。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也通过同样的网络发生。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希腊雕塑技法从地中海传到犍陀罗,印度的天文学知识传到伊朗和中国,中国的造纸术后来传到中亚和西亚。
这个多节点网络让欧亚大陆在公元一到二世纪成为一个有强大互联性但没有单一霸权的整体。每个帝国在自己的核心区域有最高权威,但没有任何帝国可以单独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这种平衡让贸易和文化交流可以长期持续。任何单一帝国试图独占整个网络都会遭到其他帝国的抵制。
但这种平衡也是脆弱的。它依赖每个帝国的相对稳定。当一个帝国陷入内部危机,它对自己控制的网络部分的管理就会减弱,整个互动系统的某些段就会中断。三世纪开始的同步危机就是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表现。
七、三世纪——四帝并存的同步松动
到三世纪,四帝并存的格局开始同时松动。
220年汉的崩解。汉献帝禅位给魏,标志着汉帝国的法律意义上的终结。但实际的崩解早在184年的黄巾起义就开始了。三世纪初到三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三国时代。魏,蜀,汉,吴的并立。这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内部分裂期。
224年安息的崩解。阿尔达希尔击败阿尔达班四世,建立萨珊王朝。但严格说,这不是"安息帝国的崩解",是同一个伊朗世界政治构型的更替。从安息式的贵族联邦君主制,变成萨珊式的更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萨珊比安息更强大,对罗马的威胁也更大。
235年罗马进入三世纪危机。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被自己的军队杀死,开始了罗马史上一段持续约五十年的剧烈动荡期。这段时间里罗马有二十多位皇帝(具体数字不同史源给出不同数字),大多数死于谋杀,政变,战场。帝国一度分裂为三个并存的政治体。以意大利为中心的罗马本体,高卢帝国(260到274年的罗马西北部分裂政权),帕尔米拉帝国(267到272年的东方分裂政权)。
贵霜在三世纪受到来自萨珊的攻击,西部领土被削弱。贵霜的具体崩解时间不像其他三个那么明确,但贵霜帝国在三世纪后期已经显著萎缩。
把这四个事件放在一起看,公元二二零到二八零年的六十年间,欧亚大陆上原本稳定运行了两个世纪的四帝结构发生了同步的剧烈变化。这不是巧合。
为什么会同步松动?这是一个学术上仍在讨论的问题,但有几个被反复提到的因素。
第一是气候。古气候研究显示,公元200到300年之间欧亚大陆有一次气候波动。温度波动加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这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在边缘地区(草原边境,半干旱地区)。气候压力增加了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压力。
第二是传染病。罗马的安东尼瘟疫(165到180年)和塞普利安瘟疫(249到262年)造成了大量死亡。同时期的中国也有大规模的瘟疫记录(特别是东汉末年)。这些瘟疫减少了人口,破坏了经济,削弱了国家的财政能力。
第三是游牧民族压力。罗马面对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压力越来越大(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曼尼人等开始持续进攻)。汉面对北方匈奴和后来的鲜卑,乌桓等。同一时间,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都在向定居农业区施加更大的压力。
第四是内部财政和军事失衡。每个帝国都面对类似的问题。军费不断增加(因为外部威胁增加),财政能力跟不上(因为经济基础在恶化),军队成为政治权力的实际来源(因为只有军队能保护帝国),军队对皇帝的忠诚不再可靠(因为军队开始要求自己挑选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将领)。
把这些放在一起,三世纪危机不是某个帝国的具体问题,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互动系统的整体调整。气候,瘟疫,游牧压力是外部冲击,但每个帝国对这些冲击的反应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
汉的反应是分裂为三国,然后在更长的时间里通过西晋短暂统一,又陷入南北朝长期分裂。这个过程持续了约四百年(从黄巾起义到隋统一)。
安息变成萨珊。萨珊作为一个比安息更强大,更集中的帝国,又持续了四个世纪(到651年被阿拉伯征服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珊是安息的"升级版",在更困难的条件下用更强的中央集权回应外部压力。
罗马的反应最有戏剧性。在五十年的动荡之后,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到305年在位)做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把元首制推向了一个新的形式。
八、戴克里先和晚期古典的开端
戴克里先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关键人物。Britannica直接称他为"晚期帝国的真正奠基者"。
他做了几件根本性的改革。
第一,把元首制更接近公开的君主制。从奥古斯都开始的元首制有一个核心特征。皇帝在话语上是"第一公民"(princeps),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君主。戴克里先抛弃了这个伪装。他要求被称为"主"(dominus),戴起王冠(虽然是改良的形式),让臣民对自己行下跪礼。从奥古斯都的princeps到戴克里先的dominus的转变,标志着罗马帝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史学家通常称之为dominate(君主制)以区别于早期的principate(元首制)。
这个转变是屋大维技术的部分放弃。屋大维用"恢复共和"的话语包装实质上的君主权力。这个话语技术维持了三个世纪。但到三世纪危机后,话语和实质的分离已经无法继续维持。皇帝实际上是绝对君主,假装自己是"第一公民"已经没有人相信。戴克里先的反应是放弃话语伪装,让话语和实质重新对应。这是一种诚实,但也是对屋大维政治传统的根本背离。
第二,建立四帝共治。293年,戴克里先创立了一个新的政体设计。由两位最高皇帝(augusti)和两位次级皇帝(caesares)共同治理帝国。每一位负责一个战区。两位augusti处理整体决策,两位caesares协助他们并最终接班。这套设计是为了解决三世纪危机暴露的核心问题。单一皇帝无法同时应对多个边境威胁。
四帝共治从理论上看很优雅,但实际运作中很快出现问题。戴克里先在305年自愿退位(这本身是罗马史上极为罕见的事),他的同事马克西米安也被迫退位。新的augusti和caesares开始内斗。最终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到337年在位)手中,四帝共治崩溃,回到了单一皇帝(虽然君士坦丁后来再次试图分权)。
第三,行政和军事改革。戴克里先把原来约五十个行省分成约一百个更小的行省,建立了多层级的行政组织。他把军队分成边境军(limitanei,长期驻扎在边境)和野战军(comitatenses,机动部队),让帝国可以更灵活地应对边境威胁。他改革了税收,使其更系统更广泛。他试图改革货币(虽然这次改革不算成功,长期通货膨胀仍然继续)。
第四,宗教政策。戴克里先在303到311年发动了罗马帝国最严厉的基督教迫害("大迫害")。这是一个保守的,试图回到传统罗马宗教的尝试。但这个尝试失败了。基督教继续传播,迫害反而强化了基督教社群的内部凝聚。他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君士坦丁)后来反向改革,把基督教从被迫害的群体变成被支持的群体,最终在四世纪末成为罗马国教。
戴克里先的改革代表了一种深刻的政治转型。从早期帝国的"温和君主制+共和形式"到晚期帝国的"绝对君主制+军事化结构"。这个转型不是失败的标志,是制度对新条件的调整。
Peter Brown的"晚期古典"(Late Antiquity)视角对理解这个转型很重要。Brown从1971年的《晚期古典世界》开始,重新框架了从公元250年到800年的这段历史。在他之前,这段历史被叙述为"罗马的衰亡"(Edward Gibbon的著名标题),是一个文明的悲剧性终结。Brown论证这段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衰亡,而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特征的时代。晚期古典。
晚期古典的特征是什么?Brown的论点是,这段时间不是"古典文明的衰败",是从古典世界到中世纪世界的转型期。在这段时间里,新的政治构型(晚期罗马帝国,拜占庭,伊斯兰早期),新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新的社会结构(农奴制的早期形式,修道院制度,伊斯兰乌玛)逐步形成。这些新的构型最终取代了古典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但不是通过简单的"崩溃和取代",是通过长期的"转型和重组"。
Brown的视角和Beckwith,Benjamin的欧亚视角结合在一起,给出了三世纪危机一个新的理解。三世纪的"四帝并存格局的崩溃"不是欧亚大陆的退步,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互动系统的重组。汉和安息消失,但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发展出新的政治和文化形式(佛教的扩张,士族政治,民族大融合);伊朗世界进入萨珊时期,发展出更强的中央集权和琐罗亚斯德教国家化;罗马进入晚期帝国时期,最终分裂为西部和东部,西部在五世纪让位给日耳曼诸王国,东部继续作为拜占庭存在。这些转型是巨大的,但不是单纯的衰亡。它们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互动系统在新条件下的重新组织。
跨欧亚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四帝崩溃而消失。它们被新的政治形式,新的宗教传播,新的商路组织方式重新接手。佛教继续从印度传到中亚和中国,但现在通过的是萨珊和不同的中亚政权,不再是贵霜。基督教在三世纪和四世纪传遍罗马帝国,最终成为帝国的国教,给帝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合法性话语(这是下一篇要展开的)。后来在七世纪伊斯兰兴起时,欧亚的政治版图又有一次根本重组,但跨欧亚的联系仍然存在,只是组织方式不同。
从凿构周期律的角度看,三世纪危机是一次大规模的相变。四个帝国同时进入相变。每个帝国都不能维持原来的构型,必须发明新的构型回应新的条件。汉变成三国到南北朝,安息变成萨珊,罗马变成戴克里先的dominate最后变成两个分裂的帝国(西罗马和东罗马),贵霜萎缩然后被新势力吸收。
但相变不是终结。相变是从一种构型到另一种构型的过渡。新的构型在每个文明里逐步形成。这些新构型比一到二世纪的"古典帝国"更复杂,更多元,更碎片化,但它们仍然是有效的政治形式,它们仍然组织着欧亚大陆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
到这里,欧亚帝王系列的第一阶段(古典时代)结束。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元首制到四帝并存,这是欧亚大陆"古典"政治构型的一个完整周期。下面进入第二阶段。古典转型期。
下一篇是基督教化。从一世纪的耶稣到四世纪末的狄奥多西。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相变:一个最初是被压迫的边缘群体的信仰,在三百年里从地下教会变成罗马国教。这不是凿(基督徒没有发动革命),不是常规的构(罗马的官方构型是多神教加皇帝崇拜),是构内的一个余项在长期积累中变成了构的核心组件。
下一篇:基督教化。构内余项变成构的核心组件。
The previous essay closed with Augustus's death in 14 CE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rincipate. From the moment Augustus "restored the Republic" in 27 BCE through the reign of Trajan at the opening of the second century, Rome entered what historians call the Pax Romana — two centuries of relative stability in which the empire reached its greatest territorial extent, stretching from Britain to the Red Sea,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Euphrates. The Mediterranean became, in the fullest sense, a Roman lake. The Principate proved itself a workable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with imperial succession moving with relative stability through the Julio-Claudian, Flavian, and Antonine dynasties.
But Rome did not exist in isolation.
During those same two centuries — roughly the first through the third century CE — four great empires coexisted across Eurasia. Alongside Rome stood Parthia (Arsacid Persia), controlling the Iranian plateau and Mesopotamia; Kushan, governing Central Asia and the northwestern subcontinent; and Han China, dominating East Asia. Together, these four empires encompassed the majority of Eurasia'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output. Mountain ranges, deserts, and seas separated them. But they were not isolated. Goods and people moved between them via the overland Silk Roads, via the Red Sea and Indian Ocean maritime routes, via merchants, ambassadors, monks, and soldiers traveling back and forth across vast distances.
This essay asks a comparative question: what were the four imperial configurations that coexisted in this era, and what can we learn by placing them side by side? Each represented a different answer to the same underlying problem — how do you govern a political entity spanning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containing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embracing multipl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ome's answer: sparse officials plus urban self-governance. Han China's answer: a territorial commandery-county bureaucracy underpinned by written records. Parthia's answer: a King of Kings working in dynamic tension with great noble houses. Kushan's answer: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and commercial route control. Each was a rational adaptation to its specific environment. Each had characteristic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 limits.
Placing these four configurations together reveals several deeper patterns. First, "empire" is not a single configuration but a family of different answers to similar problems. Seco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ach configuration depended on specific geograph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ferred elsewhere. Third — and most striking — by the third century all four empires entered crisis at roughly the same time. This was not coincidence. It was the response of Eurasia as an interactive system to a set of deep structural pressures: climate shifts, epidemic disease, trade disruption, and intensifying pressure from nomadic peoples across the steppe frontier.
The frame of this essay is Eurasian; the period is the first through third centuries CE.
I. Eurasia as an Interactive System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four coexisting empires,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how Eurasia functioned in the early centuries of the Common Era.
Traditional world history has tended to treat these four empires separately. Rome belongs to the narrativ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an China belongs to Chinese history; Parthia and Kushan appear in Central Asian or Silk Road history. This compartmentalization makes the four look like four independent worlds. But scholarship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increasingly argued that what we actually see is not four isolated civilizational blocs but a single Eurasian interactive system, held together by the overland Silk Roads and the Indian Ocean maritime network.
Christopher Beckwith's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2009) recentered "Central Eurasia" in historical analysis. His argument: the core of Eurasia was not the Atlantic littoral or East Asia but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 and oasis belt. This corridor connecte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Iranian world, the Indian world,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Everything passed through it — goods, technologies, religions, artistic forms, diseases, people. Central Eurasia was not history's periphery but its central node.
Craig Benjamin's Empires of Ancient Eurasia (2018) went further, treating Parthia and Kushan not as passive middlemen between Rome and Han but as active organizers of what he calls the "first Silk Roads era." These two empires determine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routes, shaped the movement of goods between the outer empires, and filtered — often deliberately — the information that Rome and Han possessed about each other. The mutual ignorance of Rome and Han was not accidental; it was partly manufactured.
With this systemic perspective in mind, the position of each empire becomes clear.
Rome sat at the western end, controlling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lands around it. Its core interest zone was the inland sea, but it pressed steadily eastward — conquering Asia Minor, Syria, Palestine, Egypt —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gateway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ian Ocean. Roman elites had 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eastern luxury goods: silk, spices, gems. This consumer appetite applied continuous eastward pressure on Roman diplomacy and military strategy.
Han China occupied the eastern end, controlling the Chinese heartland and projecting influence into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Western Regions. Han's interest in the west was twofold: securing the eastern Silk Road corridor for trade and diplomacy, and neutralizing the Xiongnu confederacy that threatened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Han expeditions under Zhang Qian, Ban Chao, and Ban Yong established indirect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but this control remained fragile, dependent on specific commanders and specific alliance relationships.
Parthia sat in the center-west, controlling the Iranian plateau and Mesopotamia. Its position meant it faced Rome directly to the west and Kushan to the east, while also controlling the critical stretch of the overland Silk Road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Central Asia. Parthian wealth derived from three sources: agriculture (especially in Mesopotamia), tribute from subordinate kingdoms, and tariffs on transit commerce. The last item gave Parthia a direct financial stake in the trade between Rome and the Far East. It extracted substantial revenue from its role as commercial intermediary.
Kushan occupied the center-east, controlling southern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 and northwestern India. Its position linked the steppe (from the north), Iran (from the west), India (from the south), and western China via the oasis cities ringing the Taklamakan Desert. Like Parthia, Kushan profited from transit trade — but with the crucial difference that it connected directly to India's ports, offering Rome a maritime route that bypassed the Parthian overland system entirely.
The structural logic of Eurasian trade thus becomes visible. Rome and Han were "consumer empires" at the two ends — each wanting the other's products, each lacking direct political contact. Parthia and Kushan were "hub empires" in the middle — profiting enormously from transit commerce, strongly motivated to keep East-West trade flowing, but equally motivated to prevent Rome and Han from establishing direct contact that would eliminate the middleman.
This explains the famous story of Gan Ying's mission in 97 CE. Ban Chao, Protector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dispatched his subordinate Gan Ying to reach Daqin — Rome. Gan Ying traveled from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reaching the shores of what the Hou Hanshu calls a great sea (probably the Persian Gulf or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re, Parthian sailors told him that crossing would take months, perhaps years, and that many travelers perished with longing for their homeland. Gan Ying abandoned the journey. The Hou Hanshu notes explicitly that the Parthians discouraged him because they wanted to maintain their transit monopoly and prevent direct Han-Rome contact.
This episode crystallizes the workings of the Eurasian system. The "distance" between Rome and Han was not merely geographic; it was a political distance actively maintained by the intermediate empires. The consequence was mutual ignorance. Roman sources called Han China "Seres" (Land of Silk) without knowing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its emperors' names, its population, its geography. Han sources called Rome "Daqin" or "Lijian" — equally vague. The two largest empires knew of each other's existence but could not form any accurate picture of each other.
The famous episode of 166 CE illustrates this perfectly. The Hou Hanshu records that in that year, envoys from the "king of Daqin, Andun" arrived via the southern sea route bearing ivory, rhinoceros horn, and tortoiseshell. "Andun" would correspond to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r. 161–180). But the chronicle itself notes that the gifts were unremarkable — not what a genuine imperial embassy would bring. Modern scholarship largely concludes that these were Roman merchants from the Indian Ocean trade who had sailed to southern China and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official envoys to gain access to the tributary trade system. They were not sent from Rome.
If this reading is correct, then across two full centuries of parallel existence, Rome and Han never achieved a single genuine state-level diplomatic exchange.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mpires, separated by roughly ten thousand kilometers, knew of each other, traded with each other indirectly, influenced each other's cultures through the goods and ideas that moved along the Silk Roads — but never once sent a real government delegation to meet face to face. This condition of "known but perpetually unreachable" was the permanent product of Parthian and Kushani intermediary power.
II. Rome — Sparse Officials and Urban Networks
At its second-century peak, the Roman Empire contained approximately fifty million people (estimates range from forty-five to seventy million) spread across territory stretching from Scotland to the Sahara, from the Atlantic coast to the Euphrates. Governing this expanse, Rome employed far fewer officials than most comparisons would suggest.
The entire empire's senior official layer — senatorial governors, equestrian procuratores and praefecti, their core staff — numbered in the hundreds. Even including all auxiliary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the "central and senior provincial" bureaucracy came to only a few thousand people. To put this in perspective: Rome's own population was roughly a million in the second century; the empire's total population was fifty million; a few thousand senior officials servicing that entire structure is extraordinarily thin.
How did Rome govern a vast multi-ethnic empire with so few officials?
The answer lay in local urban elites and municipal self-governance. Roman provincial rule rested on a core assumption: each city governed itself. The Roman governor's primary tasks were inter-city matters — roads, security, appeals cases, final tax tallies — but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each city (local tax collection, lower-court justice, public works, religious ceremonies) was handled by local councils and magistrates.
Rome's model of urban politics descended directly from the Hellenistic city-state. Each Roman city — colonia, municipium, or civitas — had its own council (curia or ordo decurionum), its own magistrates (duumviri or quattuorviri as chief executives; aediles for markets and public affairs; quaestores for finance), its own legal framework.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Gaul, Spain, Britain), this structure was introduced by Rome.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Greece, Asia Minor, Syria, Egypt), it continued the already-existing tradition of Hellenistic urban self-governance.
Local urban elites were the functional core of this system — Rome's agents on the ground. They collected local taxes, maintained order, organized public events, supervised construction. In return they received social prestige (curiales, city aristocrats), economic privileges (land, commerce, tax-farming shares), and political honor —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dvancement to imperial-level office for the most ambitious.
This arrangement delivered several structural advantages. It was cheap: Rome did not need to station officials in every city because self-governance costs were borne by local elites, who financed public works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as a form of civic euergetism. It was legitimate: local decisions were made by local people, generating acceptance that externally imposed governance could not match. And it was flexible: each locality could adapt its self-governance to local conditions, as long as the imperial requirements (taxes on time, order maintained, troops provided when needed) were met.
The citizenship expansion that ran alongside this system was its most innovative feature. Roman citizenship had begun as a narrow possession of Rome's own people and the Latin allies. The Social War of the late first century BCE extended it to all of Italy. Under the emperors, it spread progressively to provincial elites and army veterans. In 212 CE, Caracalla's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extended citizenship to virtually all free males in the empire (women receiving corresponding legal status). The jurist Ulpian later summarized: all people in the Roman world had become Roman citizens.
This expansion was the extreme version of what the Athenian citizenship concept had begun. Athens limited citizenship to a small fraction of its population — adult males of citizen parentage, perhaps 15% of Attica's inhabitants. Rome's citizenship in the Republic had similar constraints. But across several centuries of incremental extension, citizenship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narrow membership credential of a city-state into the universal legal identity of an empire.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this must be assessed carefully. Caracalla's edict was primarily a legal unification move — not a political empowerment of the masses. Under the Principate, Roman citizens no longer had genu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Republican sense; the Senate and popular assemblies had been domesticated. The edict's real effects were: unifying the legal system (Roman law now applied to all), broadening the tax base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were taxed differently), and standardizing army recruitment ratios. It was not an expansion of political agency.
But it was nonetheles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Roman" was decoupled from ethnic origin. A Gaul, a Syrian, an Egyptian, a North African — any free person could now be a Roman citizen in the full legal sense. This de-ethnicization of legal identity made the Roman Empire something genuinely new: a trans-ethnic political community, not merely an assemblage of conquered peoples.
The citizenship expansion was the systemic complement to the urban network model. Once a local elite family received citizenship,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empire deepened. Their children could be educated at Rome; they could hold property and conduct business anywhere in the empire; they could compete for imperial office. This progressive identific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ed local aristocrats from "conquered indigenous notables" into "members of the Roman imperial elite."
By the second century, the senior strata of the Roman elite were no longer dominated by Italian-born Romans. Trajan (r. 98–117), born in Italica in Spain, was the first non-Italian emperor. Hadrian (r. 117–138) also came from Spain. Septimius Severus (r. 193–211) was born in Leptis Magna in North Africa; his mother's family was Syrian. By the third century, emperors came from across the empire, and "Roman" as a political identity was fully separated from "Italian" as an ethnic one.
This was the urban network model's greatest achievement: transforming a structure built on city-state conquest into a trans-ethnic community of elites. As noted in the first essay, the "humans as ends" transformation that began with Athens and Sparta created the concept of the citizen community as the supreme political authority. Rome's Principate partially reversed this (the emperor, not the citizen body, was sovereign) — but Rome's citizenship expansion pushed the underlying concept of "humans as members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 to imperial scale. It was the same transformation expressing itself under radically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model had real limits. Urban networks required cities to exist and urban elites willing to cooperate. The western provinces (Gaul, Britain, the Rhine valley) were always less urbanized, making the network thinner there. The eastern provinces (Greece, Asia Minor, Syria, Egypt) were densely urbanized and the network worked well. This regional difference became visible during the third-century crisis: the less-urbanized west proved more vulnerable to external pressure, while the more urban east showed greater resilience.
A deeper limit was elite fatigue. Sustaining local self-governance required city elites to commit resources — their money, their time, their political capital — to municipal office. As long as the rewards (status, economic privilege, career advancement) outweighed the costs, elites were willing to serve. When rewards declined — as imperial economic pressure increased, when tax burdens were shifted onto local elites, when advancement opportunities contracted — elites began to avoid civic duties. Third-century sources contain mounting complaints about curiales evading municipal office. This was the signal that the urban network model was beginning to fail.
But that was the later story.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y peak, the urban network model functioned extraordinarily well. It allowed Rome to govern a vast multi-ethnic empire with remarkably few central officials, kept local elites voluntarily maintaining order, and through citizenship expansion converted a conquest relationship into a political community. As an adaptation of the city-state model to imperial scale, it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e in Eurasian history.
III. Han — Territorial Commandery-County Governance
Han China's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Rome's.
The China essays elsewhere in this series deal with Han in detail; here it functions primarily as a point of comparison. But several core features require emphasis because they bear directly on the broader Eurasian picture.
Han was a territorial commandery-county bureaucratic empire. "Territorial" mea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ministered territory directly, without urban self-governance networks as intermediaries. The entire empire was divided into commanderies (jun, roughly one hundred or more), each subdivided into counties (xian, roughly one thousand or more). Each commandery had a governor (taishou) appointed by the center; each county had a magistrate (lingzhang), also appointed centrally. Neither governors nor county magistrates were natives of the territories they administered — they were transferred officials from elsewhere, serving fixed terms before rotating to a new post.
The logic of this arrangement was the prevention of localization. No official was permitted to serve in his native region (the bigui avoidance principle); no official could remain in one post indefinitely; all appointments flowed from the center. This kept Han's local governance continuously "central" in character. Every local decision was made by officials dispatched from the capital; local elites did not hold formal office in their own localities.
The contrast with Rome's urban self-governance model was stark. Rome's local administration relied on local elites; Han's excluded them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Rome's official corps was thin and depended on urban autonomy to fill the gap; Han's was large and covered every commandery and county directly.
The scale of Han's official apparatus was enormous by ancient standards. Estimates for the entire system from capital to county range from one hundred thousand to two hundred thousand officials. This was a literalized bureaucratic machine: every decision required documentary procedure, every expenditure was logged, every tax payment was verified. The bamboo-strip archives recovered from Han frontier sites (the Juyan strips, the Dunhuang strips) display the extraordinary density of this record-keeping — a border garrison's daily supply distributions, troop attendance rolls, and upward reports were all documented in standardized formats.
This level of documentary administration exceeded anything Rome produced. Rome had documents, but its paperwork was concentrated at the center and provincial level; local city administration was less systematically recorded. Han's documentation was empire-wide and uniform, from commandery to county to township to village post, using standardized terminology and archival procedures throughout.
Why did Han develop a denser official and documentary system than Rome? Several interconnected reasons.
Geography: China's heartland was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agricultural belt —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the Sichuan Basin — with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in these tillable zones. Rome's territory was a ring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with enormous variation in climate, terrain, culture, and language. A uniform, dense official system worked more easily in Han's geographically similar regions than it could in Rome's radically heterogeneous ones.
Political cultu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Western Zhou held that "all under heaven is the king's land" — the emperor was the sole legitimate authority everywhere, with no conceptual space for local self-governance as a legitimate norm. Roman political culture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local self-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Hellenistic city-state tradition. Han's culture could not accommodate that concession; it therefore had to cover all territory with its own officials.
Social structure: Han's basic productive unit was the peasant household, with land relatively dispersed and a smallholder economy predominating. This allow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deal directly with peasant families (throug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nd-tax assessment, and labor-service conscription) without needing noble intermediaries. Rome's social structure — especially in the west, with its slave-worked great estates and dependent urban patronage networks — made direct central-to-peasant governance impractical; intermediary elites were structurally necessary.
The Han "commandery-county documentary empire" and the Roman "urban network empire" were therefore two rational adaptations to tw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not superior and inferior versions of the same model. Han demanded more of the center (maintaining a six-digit official corps) but achieved deeper central penetration (every peasant household registered in the central census). Rome demanded less of the center (a few thousand senior officials) but accepted shallower penetration (local governance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local elites).
Han's configuration had a characteristic vulnerability: extreme dependence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iscal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When the center faltered — financial pressure, imperial succession struggles, external consort families and palace eunuchs competing for control — the commandery system could not function properly. Han's decline,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Eastern Han, was precisely this: internal court conflicts and fiscal deterioration (rising military costs, land concentration eroding the tax base) weakened central control over the localities, local strongmen rose, and the whole structure finally fractured under the Yellow Turban rebellion and the subsequent warlord fragmentation.
The collapse of Han in 220 CE was the first major rupture in the Eurasian third-century synchronous crisis. I return to this below.
IV. Parthia — King of Kings and the Noble Clans
The Arsacid Parthian Empire lasted from 247 BCE, when Arsaces I established the dynasty, to 224 CE, when the Sasanian dynasty replaced it — nearly four and three-quarter centuries. Its core territories were the Iranian plateau, Mesopotamia,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spanning roughly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margins of the Indus.
Parthia is often labeled "feudal," but this label requires care. Iranology's standard formulation is that calling Parthia "feudal" is a convenient approximation that does not map cleanly onto medieval European feudalism; Iranian society long preserved noble-vassal relationships, tribal structures, and slavery simultaneously. The more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is an aristocratic federal monarchy: strong central kingship that nevertheless required continuous negotiation with great noble houses.
The center of royal power was the shahanshah — King of Kings — a title inherited from the Achaemenid Persians. In theory the shahanshah held supreme authority, but his legitimacy required ratification by two councils: the royal clan council (members of the Arsacid family) and the council of sages and Magi (senior non-royal nobles and Zoroastrian priests). A new king had to be nominated from the Arsacid house by both councils — meaning succession was not simple father-to-son transmission but an election constrained by aristocratic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The coronation ceremony formalized these constraints further. The House of Suren held the hereditary right to crown each new king. This was a concrete, institutionalized noble prerogative: a king who could not secure the Suren house's cooperation faced a legitimacy problem from the start. The arrangement gave the greatest noble families a permanent structural check on royal power.
The result was a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aristocracy. A strong king (like Mithridates I, r. c. 171–138 BCE) could suppress the great houses and dominate imperial policy. A weak king became a pawn in factional competition among noble clans, risking deposition. Parthian internal wars typically arose not from external invasion but from disputes over royal succession in which different clans backed rival Arsacid candidates.
At the local level, Parthia preserved extensive autonomy. Its territories included dozens of subordinate kingdoms at varying degrees of independence: Armenia, Adiabene, Osroene, Mesene, Elymais, Persis (the Persian heartland), Susa, Media, and others. Each had its own king or ruler and its own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each offered political loyalty and tribute to the shahanshah. The Parthian "empire" was in practice a federation of many small kingdoms.
Below the subordinate kingdoms were the great noble family domains. Besides the Suren house, Parthia's core clans included the House of Mihran, the House of Karen, and the House of Ispahbudhan. Each commanded its own territory, its own armed retinue, its own networks of influence. Their positions derived not from royal grant but from inherited family standing. The king could not easily strip them of their status; he could only work to secure their cooperation.
Culturally, Parthia was a visible hybrid empire. It inherited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many Hellenized cities continued to function), while maintaining Iranian royal traditions (Zoroastrianism, Achaemenid political symbolism). Greek and Aramaic (and its Parthian variant) were used in parallel for administration and legal documents. The Avroman parchments (first-century BCE contracts) and the Dura-Europos archive show sophisticated contract and legal registration practices. The Nisa site — an early Arsacid capital — yielded over two thousand ostraca written in Aramaic script, demonstrating that Aramaic documentary practice had entered Parthia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h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luralism gave Parthian rule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It did not require the governed peoples to become "Iranian." Hellenized cities remained Greek; Jewish communities remained Jewish; Armenians remained Armenian. Parthia demanded political loyalty and required tribute; culture and religion were left to local communities to manage.
This resilience explains why Parthia repeatedly "absorbed" Roman military strikes that would have destroyed a more centralized state.
The most famous early confrontation was Carrhae in 53 BCE. Crassus — the first triumvirate's third man, seeking military glory to match Caesar and Pompey — led roughly forty thousand troops into Mesopotamia. The Parthian general Surena (of the Suren house) drew the Roman force into a cavalry trap. The result was catastrophe: roughly twenty thousand Romans killed, ten thousand captured, Crassus and his son Publius both dead. The legionary eagles (aquilae) were captured — an intolerable humiliation in Roman terms.
Later Roman campaigns followed a consistent pattern: legions could defeat Parthian forces in battle and capture cities (including the Parthian capital Ctesiphon multiple times), but could not sustain occupation of Parthia's heartland. Mark Antony's 36 BCE campaign ended in failure. Augustus recovered the Carrhae eagles in 20 BCE through diplomacy and presented it as a triumph — there had been no battle. Trajan (113–117 CE) conducted the most ambitious eastern campaign, reaching the Persian Gulf and minting "Parthia capta" coins — but his conquests collapsed on his death; Hadrian immediately relinquished most of the gains. Septimius Severus (195–199 CE) pushed the frontier east again, establishing the new province of Mesopotamia — but Parthia continued to function. Even after the 217 CE Battle of Nisibis, Rome was paying Parthia enormous sums in cash and gifts to settle the peace.
The reason for this resilience was structural. When the Romans captured Ctesiphon, they captured a city — not the Parthian government. The shahanshah could retreat to the Iranian plateau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Noble clans maintained order in their domains. Subordinate kingdoms could temporarily suspend loyalty to the center and wait for Roman withdrawal. Rome could not simultaneously hold the entire Parthian territory, and supplying legions at such distances was logistically ruinous. Once Roman attention shifted, Parthia's components reaggregated.
This "distributed resilience" was the core advantage of an aristocratic federal monarchy. It lacked Rome's or Han's concentrated center — but it also lacked that center's concentrated vulnerability. The "center" was dispersed across multiple royal family members, multiple great noble houses, multiple subordinate kingdoms. No single military blow could eliminate all of them simultaneously.
But this same structure generated Parthia's characteristic internal weakness: instability arising from noble clan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external pressure. Every succession threatened factional warfare. Every weak king invited the great houses to expand their power at central expense. Repeated internal wars drained the empire's aggregate capacity.
This is how Parthia finally ended. Around 213 CE a new succession war broke out. In Persis — one of Parthia's core regions — the Sasanian family under Ardashir I rose to dominance. In 224 CE, Ardashir defeated and killed the last Arsacid King of Kings, Artabanus IV. By around 226, the Sasanian dynasty had taken control of the entire Iranian imperial world with a more centralized royal authority and a more coherent ideological program.
The Sasanian transition was not merely dynastic replacement but a fundamental redesign of the Iranian imperial configuration. The Sasanians built a more centralized monarchy, elevated Zoroastrianism to state religion, retained the great noble houses (the "seven families," including Suren, Mihran, and Karen) but reduced their relative power. The Sasanian shahanshah no longer required ratification by two councils; succession was closer to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sel-Construct Cycle, the Arsacid-to-Sasanian transition was a configuration upgrade — the same Iranian world, the same problem of governing a multi-ethnic empire under Roman pressure, but addressed with stronger central coordination and clearer ideological legitimation. The upgrade had costs (the Sasanians were more aggressive, more repressive toward religious dissent), but it gave Iran's successor empire greater capacity for sustained organized response.
V. Kushan —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and Route Control
The Kushan Empire deserves the most extended treatment in this essay because its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innovation was genuinely unprecedented in Eurasian history.
Kushan's origins lay not in India but on the steppe. In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E, the Yuezhi — a nomadic people originally inhabiting northwestern China — were defeated by the Xiongnu confederacy and began moving westward. They traveled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eventually settled in Bactria (modern northern Afghanistan). Craig Benjamin's research traces this migration to roughly 166 BCE, when the Xiongnu struck the Yuezhi in their original territory; decades later the Yuezhi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southern Central Asia, form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rom which the Kushan Empire would eventually emerge.
The Chinese Hou Hanshu provides a more specific narrative: the Yuezhi originally divided into five xihou (chieftains), but the Kushan xihou Kujula Kadphises absorbed the other four and then moved into Kabul and northwestern India, establishing a new royal authority. This was the founding of the Kushan dynasty, dating roughly to the early-to-mid first century CE.
Kushan reached its territorial peak under Kanishka I, conventionally dated to around 127–150 CE (though the exact chronology remains debated). At this point Kushan's domains extended from southern Central Asia (including Sogdia, around Samarkand in modern Uzbekistan) to the middle Ganges plain in India — encompassing steppe margins, oasis corridors, mountain passes, river valleys, and plains, inhabited by extraordinarily diverse peoples.
Kushan faced a formidable political problem: how to organize such diverse territory into a coherent empire? The Yuezhi themselves were a steppe minority with no developed cultural tradition they could export. Their subjects included Hellenized Bactrians (descendants of Alexander's Greek-Macedonian settlers, long since hybridized with local populations), Iranians (including Zoroastrians), Indians (including Hindus and Buddhists), and descendants of various Central Asian nomadic groups — all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following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s, governed by different legal customs.
Kushan's solution was strikingly creative: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as the political adhesive of empire.
The most direct evidence is numismatic. Kanishka I's coins, held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ther major collections, display a remarkable pattern. Every coin's obverse shows the king in Central Asian dress — long coat, fire altar to the side, gesturing in the Iranian royal tradition — while the coin's reverse varies: different issues display completely different divine images.
Some reverses show the Greek sun god Helios with his name written in Greek: "HELIOS." Others show the Iranian deity Mithra (god of light and covenant) or Pharro (Iranian deity of good fortune), transliterated in Greek letters. Some show Wesho or Oesho — a four-armed deity typic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Hindu god Shiva. Some show Nana, the West Asian mother goddess. And then the most significant series: the reverse shows the Buddha, with the Greek letters "BODDO" beside him. Scholars have also identified coins depicting Maitreya and Shakyamuni specifically.
Taken together, Kanishka's coinage spans Greek, Iranian, and Indian religious traditions plus Buddhism. This was not theological confusion; it was deliberate political engineering. Royal authority spoke simultaneously to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currency they handled daily. Hellenized populations saw Greek gods; Iranians saw Iranian gods; Hindus saw Shiva; Buddhists saw the Buddha. Every religious community could find its tradition honored on Kushan coinage.
This was a major political innov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 Before Kushan, empires typically selected one core religion or ideology as the official imperial identity — Rome's imperial cult, Han's Confucianism, Parthia's Zoroastrian leanings. Other traditions might be tolerated, but they occupied secondary positions. Kushan refused this selection. It treated all major religions as equally valid and built royal legitimacy simultaneously on all of them.
Why did Kushan take this path? Several interconnected reasons.
First, the ruling Yuezhi dynasty had no strong native religious tradition to export. Unlike Iran's Zoroastrianism or India's Brahminical tradition, the Yuezhi steppe religion (a form of sky worship) had no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an agricultural settled environment. With no "home religion" to promote, Kushan was pushed toward an integrative strategy by necessity.
Second, Kushan's population was structurally too diverse for any single tradition to encompass. Hellenized, Iranian, and Indian populations each numbered in the millions. Selecting any one tradition as official would alienate large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was a way of avoiding this exclusion problem by design.
Third, Kushan's core interest was commercial. It controlled the middle segment of the Silk Roads (the vital corridor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 northern terminus of Indian Ocean trade. Commercial activity required merchants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and religions to move freely and conduct business within the same imperial framework.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gave all merchants equal legitimacy — a Buddhist trader, a Greek trader, and a Zoroastrian trader could all operate in Kushan territory without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Kushan's particular support for Buddhism had lasting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The Kanishka casket — a reliquary now with a reprodu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original from a stupa site near Peshawar — shows the Buddha, Brahma, and Indra on the lid, with a royal figure in Central Asian dress (likely Kanishka himself) on the body. This object directly embodies the Kushan royal house's connection to Buddhist relic veneration.
Mahayana Buddhism — the "Greater Vehicle" that would spread across Central Asia and East Asia — matured within Kushan'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Kushan's multi-religious atmosphere gave Mahayana Buddhism intellectual stimulus (absorbing Hellenistic artistic styles, Iranian messianic ideas, and Indian doctrinal inheritance); Kushan's commercial networks gave it propagation channels. Buddhist monks traveled the same routes as Silk Road merchants.
The most concrete individual evidence is Lokakṣema (Chinese: Zhilou Jiachan), a Kushan monk who arrived in Luoyang — Han China's capital —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cond century CE and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translators of Mahayana scriptures into Chinese. One man, traveling from the Kushan Empire to the Han imperial capital, introducing Buddhist texts to Chinese readers: this is cultural exchange across the Eurasian four-empire system made tangible.
Gandharan art — the style that fused Greek sculptural technique with Buddhist subject matter — was another dimension of Kushan multi-synthesis. Developed primarily in the Gandhara region under Kushan rule (modern eastern Afghanistan and northwestern Pakistan), it produced a new visual language: Hellenistic modeling applied to Buddhist figures, generating images of the Buddha with recognizably Mediterranean facial features, drapery, and spatial rendering. This style spread through Kushan 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networks into Central Asia and China, shaping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across East Asia for centuries.
Kushan's eventual decline resembled Parthia's. After the Sasanians emerged from Parthia's collapse in the 220s, they pressed eastward. By the mid-third century, Sasanian forces had attacked Kushan's western territories (Bactria and parts of northwestern India). Simultaneously, Kushan's Indian territories faced pressure from indigenous powers. By the late third century the empire had significantly contracted, though it survived as a regional power into the fourth century, when it was finally absorbed by the Gupta Empire in India and the Kidarites and Hephthalites in Central Asia.
Kushan's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model was not inherited intact by its successors. The Sasanians elevated Zoroastrianism as state religion and became less tolerant of other traditions. The Gupta Empire primarily patronized Hinduism. But Kushan left two enduring legacies. Mahayana Buddhism carried a new religious tradition into Central Asia and East Asia that would shape civilizations for a millennium. Gandharan art gave the entire visual culture of Asian Buddhism its primary vocabulary.
At the deeper level of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Kushan demonstrated that multi-religious integration could work as an imperial governance tool. This model recurred in modified forms across later Eurasian history: the early Mongol Empire's relative religious tolerance,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Mughal Akbar's policy of universal tolerance (the subject of Essay Twelve in this series). Each was a variant of what Kushan had pioneered.
VI. The Silk Roads in Actual Operation
Contact among Rome, Parthia, Kushan, and Han primarily flowed through the Silk Roads and Indian Ocean trade. But the actual mechanics of these connections deserve close attention.
The overland Silk Road was not a single route. It was a complex network of tracks and corridors. From China's western edge, it passed through the oasis ci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Dunhuang, Loulan, Khotan, Kucha, Karashahr, and others), reached the Pamirs, and then forked. One branch went south into northwestern India (Kushan's core). Another went westward through the oasis cities of southern Central Asia (Samarkand, Bukhara, and others) to the Iranian plateau (Parthian territory), continuing to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oast.
Goods moved along this network in relay segments, not in a single journey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A representative silk transaction might work like this: Chinese silk leaves Chang'an (the Han capital) and reaches Dunhuang. Dunhuang merchants carry it to a Tarim Basin oasis. Local merchants carry it to the Pamirs. Central Asian merchants — the Sogdian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s throughout this corridor — carry it to Bactria or the Iranian plateau. Parthian merchants carry it to Mesopotamia. Roman merchants waiting at the eastern imperial frontier (Antioch in Syria, Palmyra) purchase the arriving silk and carry it to Rome.
This process involved a dozen or more transfers, each adding local merchant profit and local taxation. The price of silk reaching Rome might be fifty or a hundred times what it was when it left China. This price escalation made silk a luxury confined to Roman elites — ordinary people could not afford it — while generating enormous profit for the intermediate merchants and governments at each transfer point.
The greatest beneficiaries were the middle empires, Parthia and Kushan. They did not produce silk (Kushan produced some, but primarily transshipped it) — they controlled the corridors through which it had to pass. Both taxed transit commerce, and their merchants participated directly in the transfers. This gave both empires a powerful financial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their intermediary positions, and an equally powerful interest in preventing Rome and Han from establishing direct contact. The Gan Ying story was, at bottom, the expression of this economic logic: Parthia's commercial interests required Rome and Han to remain permanently separated.
The maritime route offered Rome a potential bypass of the overland intermediaries.
By the first century CE, the Red Sea-Indian Ocean route was well-developed. Roman mariners had mastered the monsoon system — summer southwest monsoons carried ships east to India; winter northeast monsoons carried them back to Arabia — enabling direct seasonal voyages. A ship departing from Roman Red Sea ports (Berenice or Myos Hormos) could reach India's western coast (most importantly Muziris, near modern Pattanam in Kerala) within a few months.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Erythraean Sea), a Greek merchant handbook from around the mid-first century CE, is the central textual source. It describes every port from Rome's Egyptian Red Sea harbors through Arabia, the Persian Gulf, and down the Indian western coast, noting what goods could be bought and sold, approximate prices, local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who was in charge. It explicitly records Roman merchants importing large quant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coins, glassware, wine, and coral into Indian ports (Barygaza, Muziris, and others) and receiving in return pepper, pearls, ivory, textiles, and various aromatic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ully corroborates the textual record. Roman coins have been recovered in quantity from multiple South Indian sites. Pudukkottai in Tamil Nadu yielded 501 Roman gold aurei, the latest from the Vespasianic period (late first century CE). A hoard found in Kottayam, Kerala, in 1847 originally contained hundreds of coins; the seventy-four now traceable run to the Caracallan period (early third century). Penuganchiprolu in Andhra Pradesh produced fifty-nine Roman gold coins discovered in 2002. Pattanam — probably ancient Muziris — has yielded Mediterranean amphora fragments and other Roman material culture, with the densest contact layer dating to the late first century BCE through the second century CE.
These finds provide material grounding for the Roman elite's well-documented anxiety about trade deficits. Pliny the Elder in his Natural History complained that India, Seres (China), and Arabia drained a hundred million sesterces from Rome every year. The number was rhetorical, not statistical — but it accurately registered Roman elite alarm about the outflow of precious metal to pay for silk, spices, and gems. Roman silver mines (primarily in Spain and the Balkans) were being partially emptied into India through Indian Ocean commerce. This anxiety became one factor driving Roman currency debasement — progressive reduction of the silver content of the denarius.
Placing the overland and maritime networks together, Eurasia's commercial system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was a multi-node network. Rome-Far East contact occurred through this network, not through regular embassies between the two terminal empires. Every route segment had its own intermediaries. Every commodity changed hands multiple times before reaching its final consumer.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moved through the same channels: Buddhism from India to China; Greek sculptural technique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Gandhara; Indian astronomical knowledge into Iran and China; Chinese papermaking eventually reaching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This multi-node network made Eurasia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 high-connectivity system without a single hegemonic power. Each empire exercised maximum authority within its core zone; no empire could unilaterally control the whole network. This balance allowed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to persist for generations. Any single empire attempting to monopolize the network would face coordinated resistance from the others.
But this balance was fragile. It depended on each empire's relative stability. When one empire fell into internal crisis, its management of its segment of the network weakened and disruptions propagated through the whole system. The synchronous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was precisely this interdependence made manifest.
VII. The Third Century — Simultaneous Loosening
By the third century, the four-empire structure was coming apart simultaneously.
220 CE: Han's collapse. Emperor Xian abdicated to Cao Wei, ending the Han dynasty in its legal sense. But the actual unraveling had begun much earlier — the Yellow Turban rebellion of 184, the subsequent warlord fragmentation, the progressive weakening of central authority through the late second century. By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China had entered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ei, Shu Han, and Wu in parallel, a multi-decade fragmentation that would extend, through the brief Western Jin reunification, into the prolonged North-South division of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224 CE: Parthia's replacement. Ardashir I defeated and killed the last Arsacid shahanshah Artabanus IV and established the Sasanian dynasty. This was not quite "the collap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 — it was the replacement of one Iranian imperial configuration (the aristocratic federal monarchy) with another (a more centralized monarchy). The Sasanians proved stronger than the Arsacids, and would press Rome even harder.
235 CE: Rome enters the third-century crisis. Emperor Alexander Severus was killed by his own troops, initiating roughly fifty years of violent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 empire cycled through more than twenty emperors (sources differ on the exact count), most dying by assassination, military coup, or battlefield defeat. At its worst, the empire simultaneously contained three competing political entities: Rome itself (centered on Italy), the breakaway Gallic Empire (260–274, controlling the northwest), and the Palmyrene Empire (267–272, controlling the east).
Kushan in the third century suffered Sasanian attacks on its western territories and simultaneous pressure from Indian powers in the east. The Kushan collapse was less dramatic and less precisely dateable than the others, but by the late third century the empire had substantially contracted.
Placing these four developments together: in the sixty years between roughly 220 and 280 CE, all four empires that had been operating in parallel for two centuries underwent simultaneous structural disruption. This was not coincidence.
Why the synchrony? The question is actively debated in scholarship, but several factors recur in the literature.
Climate: Paleoclimate research indicates a climatic perturbation across Eurasia in the period roughly 200–300 CE — greater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reduced precipitation in some regions. Agricultural output in marginal zones (steppe margins, semi-arid regions) declined, intensifying pressure from nomadic peoples on the agricultural zones they bordered.
Epidemic disease: The Antonine Plague in Rome (165–180 CE) and the Plague of Cyprian (249–262 CE) caused significant mortality and economic disruption. Contemporary China also recorded major epidemic event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period. Reduced population meant reduced agricultural output, smaller tax bases, and weakened state fiscal capacity across the Eurasian system.
Steppe pressure: Roman frontier forces faced intensifying pressure from Germanic peoples across the Rhine and Danube — Goths, Vandals, Alemanni, and others mounting sustained attacks. Han had faced Xiongnu pressure for generations and now also faced the Xianbei and Wuhuan. Across the entire steppe frontier of Eurasia, nomadic peoples were pressing harder against settled agricultural zones during this period.
Internal fiscal-military imbalance: Each empire faced similar structural pressures — rising military costs (as external threats multiplied), declining fiscal capacity (as economic bases deteriorated), armies becoming the actual source of political power (since only armies could protect the empire), and eroding army loyalty to individual emperors (since armies increasingly wanted to select leaders who coul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m rather than accepting dynastic succession).
Together,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 not individual imperial failures but a system-level adjustment across Eurasian-connected polities. Climate, disease, and steppe pressure were external shocks; each empire's response to these shocks varied in form and outcome.
Han's response was fragmentation — three kingdoms, then brief reunification under Western Jin, then the long North-South division that lasted roughly four centuries until the Sui reunification. China'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orm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in this period: the expansion of Buddhism, the emergence of aristocratic clan politics, the great ethnic mixing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arthia became Sasanian — a more powerful, more centralized successor empire that would persist for four centuries until the Arab conquests of 651 CE. In a meaningful sense, the Sasanians were an "upgraded" Arsacid Iran, responding to harder conditions with stronger central coordination.
Rome's response was the most dramatic, and leads directly to the next section.
VIII. Diocletian and the Beginning of Late Antiquity
Diocletian (r. 284–305 CE) is, as Britannica directly calls him, the "true founder of the late empire." After fifty years of catastrophic instability, he executed a comprehensive restructuring of the Roman imperial system whose effects lasted centuries.
His changes were fundamental in four areas.
First, he converted the Principate into an open monarchy. From Augustus onward, the principate had rested on a crucial fiction: the emperor was "first citizen" (princeps), not king. This linguistic veil had been maintained for three centuries. Diocletian discarded it. He required the title dominus (lord/master), adopted a diadem, and instituted the practice of prostration before the emperor. The shift from Augustus's princeps to Diocletian's dominus marks the transition historians label the "dominate"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earlier "principate." The language and reality of imperial power had been brought back into alignment — an act of honesty, but also an abandonment of Augustus's foundational political fiction that had sustained imperial legitimacy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Second, he created the Tetrarchy. In 293 CE, Diocletian established a four-ruler system: two senior emperors (augusti) and two junior emperors (caesares), each responsible for a different strategic sector of the empire. The caesares were designated successors of their respective augusti. The design was elegant in theory: no single emperor had to simultaneously manage every threatened frontier.
In practice the Tetrarchy was unstable. Diocletian's unprecedented voluntary abdication in 305 — one of the rarest events in Roman history — required his co-emperor Maximian also to step down. The new augusti and caesares immediately fell into conflict. The system broke down entirely in the succession struggles that followed, and it was only under Constantine (r. 306–337 CE) that the empire was reunified under a single emperor — though Constantine himself would later experiment with division again.
Third, he undertook sweeping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reforms. He subdivided the existing fifty-odd provinces into roughly a hundred smaller units with a new multi-tier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bove them. He restructured the army into frontier garrison troops (limitanei, fixed in their border zones) and mobile field armies (comitatenses), enabling more flexible response to localized threats. He overhauled the tax system to make it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He attempted monetary reform — though this was less successful; long-term inflation continued despite his price-control edicts.
Fourth, he pursued a conservative religious policy that ultimately failed. Between 303 and 311, Diocletian launched the most sever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Roman history — the "Great Persecution." It was an attempt to restore traditional Roman religion and reverse Christianity's expansion. The attempt failed completely. Christianity continued spreading; the persecution, if anything, intensified internal Christian community cohesion. His successors reversed course, moving from toleration to active state support of Christianity, which in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became the Roman state religion.
Diocletian's reforms represent a profou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arly empire's "moderate monarchy plus republican forms" to the late empire's "absolute monarchy plus militarized structure." This transition was not a sign of failure but of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 the configuration changing to match new conditions.
Peter Brown's framework of "Late Antiquity" provides the best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transformation. Beginning with his 1971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Brown reframed the period from roughly 250 to 800 CE. Before Brown, this stretch of history had been narrated primarily as "the fall of Rome" — Edward Gibbon's framing — a civilization's tragic terminal decline. Brown argued that these centuries should be understood not as decline but as an independent era with its own character: Late Antiquity.
What characterized Late Antiquity? Brown's central argument was that this period was not "classical civilization degrading" but "classic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ing into medieval civilization." New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emerged (the late Roman empire, Byzantium, early Islam); new religions formed (Christianity, Islam); new social structures developed (early serfdom, monasticism, the Islamic umma). These new configurations eventually replaced the classical world's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ms — but not through simple collapse and substitution. Through long, uneven, overlapping transformation and recombination.
Combining Brown's Late Antiquity perspective with Beckwith's and Benjamin's Eurasian framework yields a new reading of the third-century crisis. The collapse of the four-empire structure was not Eurasian regression but Eurasian reorganization. Han and Parthia disappeared, but China entere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and generated new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orms (Buddhist expansion, aristocratic clan governance, the great ethnic mixing of the north); the Iranian world entered the Sasanian period with stronger central authority and a state-sponsored Zoroastrianism; Rome entered the late empire, eventually splitting into western and eastern halves, the west yielding to Germanic kingdoms in the fifth century, the east continuing as Byzantium. These were enormous changes, but they were not simply decay. They were a Eurasian interactive system reorganizing itself under new conditions.
The cross-Eurasian connections did not dissolve because the four empires did. They were taken over by new political forms, new religious networks, new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Buddhism continued spreading from India into Central Asia and China, now flowing through Sasanian territory and various Central Asian polities rather than through Kushan. Christianity spread across the Roman world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 eventually becoming the state religion and providing the empire with a new framework of legitimacy — the subject of the next essay. When Islam arose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Eurasian political map underwent another fundamental reorganization — but cross-Eurasian connections remained, reorganized yet again.
In terms of the Chisel-Construct Cycle, the third-century crisis was a large-scale phase transition. All four empires entered phase transition simultaneously. None could sustain its existing configuration; each had to generate a new one. Han became Three Kingdoms and then the long division. Parthia became Sasanian. Rome became Diocletian's dominate and eventually two separate empires, west and east. Kushan shrank and was absorbed by new forces.
But phase transition is not termination. Phase transition is passage from one configuration to another. New configurations formed within each civilization. These new configurations were more complex, more fragmented, and more multiform than the "classical empir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 but they remained effective political forms, and they continued to organize Eurasi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This bring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Eurasian Emperors series to a close. From the Greek city-states through the Roman Principate through the four-empire coexistence, we have traced a complete cycle of Eurasian "classical"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The next phase begins: the period of classical transition.
The next essay is Christianization — from the first-century Jesus to Theodosius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 This is a peculiar phase transition: a belief system that began as a persecuted marginal community transformed itself, across three hundred years, from an underground movement into the state relig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his was not chisel — Christians did not launch a revolution. It was not a routine construct — Rome's official configuration was polytheism plus imperial cult. It was something stranger: a residual element inside the construct accumulating, over generations, until it became the construct's core component.
Next: Christianization. The residual element becomes the core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