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那:稻草
Aquinas: Straw
一、那个胖子
巴黎,一二四五年左右。多明我会的学生宿舍里。
一个又高又胖的年轻人坐在角落里读书。他不太说话。同学们觉得他笨。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牛"(dumb ox)。他听见了,没有反驳。
他的老师叫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当时已经是欧洲最有名的学者之一。有一天大阿尔伯特在课堂上听到学生议论这个胖子,他停下来对全班说:"你们叫他哑牛。但是这头哑牛将来的吼声会响彻整个世界。"
那个胖子叫托马斯·阿奎那。
那个时候他二十岁。他已经做了一件事让他全家人发疯——拒绝家族给他安排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一个有钱有势的位子),坚持要加入新成立的多明我会(一群发誓守贫的托钵修士)。他的家人把他绑架了,关在城堡里关了一年,让他改主意。他没改。他的兄弟试图用一个妓女诱惑他动摇。他把妓女赶了出去,然后跪在地上祈祷。一年以后家人放弃,让他走了。
他到了巴黎,跟着大阿尔伯特读书。然后到了科隆。然后又回到巴黎。然后到那不勒斯,到罗马,到奥尔维耶托,到维泰博,到巴黎——一辈子在路上,一辈子在写。他活了四十八岁。他留下了大约八百万字的著作。这个数字在中世纪是疯狂的——在没有打字机没有电脑的时代,四十八年的生命里写八百万字,平均每天五百字以上,包括睡觉吃饭做弥撒的时间在内。
他怎么做到的?
据说他能同时口授四份不同的稿子给四个秘书,每份都连贯,每份都是不同主题。这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奇迹。也可能是夸张。但即便不是同时四份,他的写作速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他写什么呢?
他在做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他在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把整个基督教信仰重新整理一遍。
这件事在他那个时代不仅仅是学术工作。这件事是政治的,是危险的,是有可能被教会判为异端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十三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新来的、被怀疑的、半异教半异端的来源。
那个胖子要做的事,是把这个被怀疑的来源放进基督教神学的最核心位置。
二、亚里士多德回来了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失踪了八个世纪。
不是他的所有著作都失踪。他的几本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解释篇》)通过波伊提乌的拉丁文翻译在中世纪早期传下来了。这是中世纪欧洲学者唯一能读到的亚里士多德。他的形而上学,他的物理学,他的伦理学,他的政治学,他的论灵魂——这些书在希腊语世界还在,在拜占庭还能找到,但拉丁欧洲读不到。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学者大致只知道一个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
然后亚里士多德回来了。
他不是从希腊回来的。他是从阿拉伯回来的。
希帕蒂娅时代之后那条传承线我们上一篇讲过——希腊文本通过叙利亚基督徒翻译成叙利亚文,从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到了九世纪十世纪的巴格达。然后在那里被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哲学家阅读,注释,发展。其中两个名字对阿奎那特别重要:阿维森纳(Ibn Sina, 980–1037),一个波斯医生哲学家,写了《医典》和《治疗论》;阿维罗伊(Ibn Rushd, 1126–1198),一个安达卢西亚的法官哲学家,写了亚里士多德几乎全部著作的注释。
阿维罗伊的注释太详尽,太忠实,太深入,以至于在十三世纪的拉丁欧洲,他被称为"那位注释者"(the Commentator),就像亚里士多德被称为"那位哲学家"(the Philosopher)一样。读亚里士多德就是读阿维罗伊注释下的亚里士多德。
十二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学者在这个城市里一起工作,把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和阿维罗伊翻译成拉丁文。这些拉丁文译本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涌入巴黎、牛津、那不勒斯、博洛尼亚的大学。
欧洲学者第一次读到完整的亚里士多德。
这件事像一场地震。
之前八个世纪,欧洲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哲学资源是新柏拉图主义——通过奥古斯丁,通过伪迪奥尼修斯,通过波爱修。新柏拉图主义跟基督教兼容性很高:理念世界,灵魂的上升,光的隐喻,万物从一回归到一。这套东西可以平滑地接到基督教的上帝、灵魂、救赎。
亚里士多德是另一种东西。他从经验出发。他相信物质世界是真实的,不是影子。他相信自然有自己的因果秩序,不需要每一步都靠神来推动。他相信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他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没有时间上的开端。他认为灵魂跟身体不可分,身体死了灵魂可能也就没了。
每一条都跟基督教正面冲突。
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慌了。一二一零年,巴黎主教第一次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一二一五年,再禁。一二三一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下令组建一个委员会"修订"亚里士多德,把里面跟信仰冲突的部分删掉。委员会工作了几年,没有出成果。亚里士多德太完整了,删不动。
一二七零年,巴黎主教谭皮埃(Étienne Tempier)公开谴责亚里士多德主义里的十三条命题。一二七七年,他扩展为二一九条。这是中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思想审查事件。被谴责的命题里有一些是阿维罗伊的,有一些是阿奎那的。
阿奎那本人在一二七七年这场审查的时候已经死了三年。他的某些观点被列在被谴责的名单上。后来他被平反,被封圣。但在一二七零年代他被认为是危险的——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居然认真对待这个异教哲学家。
他认真对待是怎么个认真法?
他不是把亚里士多德当成材料来引用。他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灵魂论——纳入基督教神学的骨架里。他写了大量的亚里士多德注释。他在《神学大全》里几乎每一页都在跟亚里士多德对话。当亚里士多德跟基督教冲突的时候,他不回避,他正面处理。他要么论证亚里士多德其实没有冲突,要么论证亚里士多德在那一点上错了,要么承认那个冲突真实存在,需要靠信仰来解决。
他做的事情不是"基督教化亚里士多德"。他做的事是更难的——他承认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力量是真的,他承认基督教信仰是真的,他承认这两个东西之间有冲突,然后他试图建立一个能让它们共存的结构。
这个结构后来叫做经院哲学的高峰。
而支撑这个结构的,是希帕蒂娅那一代人留下的注释,是叙利亚翻译家的工作,是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的几代功夫,是托莱多翻译运动里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一起干的活。
阿奎那不是一个孤立的天才。他是一条非常长的通道的最后一节。这条通道走过希腊,走过亚历山大里亚,走过叙利亚,走过巴格达,走过科尔多瓦,走过托莱多,最后到巴黎,到他的桌上。
希帕蒂娅讲过的圆锥曲线没有走到他这里。但希帕蒂娅讲过的亚里士多德走到了。她讲台上做的工作,她不知道,几个世纪之后会让一个意大利胖子在巴黎的修士单间里熬夜重新摆上桌。
三、五条路
《神学大全》第一部分第二题第三条。
整本书三千多页。我们要讲的就是其中一条。
这一条问的问题是:上帝存在吗(Utrum Deus sit)?
阿奎那的回答方式是经院哲学的标准格式。先列出反方观点。然后列出正方观点。然后给出他自己的论证。然后逐条回应反方观点。在他自己的论证部分,他给出了五条路(quinque viae)——五种从经验出发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
第一条路:从运动出发。世界上有运动。每个运动的东西必须由别的东西推动。但你不能无限推下去。所以必须有一个第一推动者,它本身不被推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
第二条路:从因果出发。世界上有因果链。每个结果有原因,那个原因又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但你不能无限推下去。所以必须有一个第一因。这个就是上帝。
第三条路:从可能与必然出发。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你昨天还没有,明天会消失)。但如果一切都只是可能存在的,那曾经一定有一个时刻什么都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因为可能存在的东西不能从无中产生。所以必须有一个本身就必然存在的东西。这个就是上帝。
第四条路:从等级出发。世界上的东西有完善程度的差别——有的更真,有的更善,有的更高贵。但等级需要一个最高点作为参照。所以必须有一个最完善的东西。这个就是上帝。
第五条路:从目的出发。自然界的东西大多没有意识,但它们的运作显示出朝向目标的秩序——种子长成树,眼睛是用来看的。一个没有意识的东西不能自己朝向目标,必须有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引导它。所以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引导者。这个就是上帝。
五条路。
我们今天读这五条路,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去讨论它。可以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说"无限回溯"这个论证不严密。可以从分析哲学的角度说"必然存在"这个概念有问题。可以从神学内部的角度说这五条都是非常有限的,证明出来的"上帝"远不是基督教信仰里的那个上帝。
这些讨论都是合理的。讨论了八百年,还会继续讨论下去。
但这一节我不去做这些讨论。
我想说的是阿奎那写这五条路的姿态。
他不是在炫耀。他没有说"看,理性可以证明上帝。"他在写《神学大全》的开头。这是一本面向初学神学的学生的教科书——他自己在前言里这么说的。他要教学生学习神学,第一步是讨论上帝存在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人类理性能给出的最好的论证摆出来。摆出来五条。仅此而已。
而且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五条的限度。
第一,这五条只能证明"有一个第一推动者""有一个第一因""有一个必然存在者"——它们不能证明这些东西是同一个东西,更不能证明它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上帝。要走到那一步,需要信仰,不是理性。
第二,这五条都是从经验出发的。如果你不接受经验世界的因果秩序,这五条就不成立。它们不是先验的逻辑证明,是后天的归纳论证。
第三,最关键的一点——阿奎那从来没有说"理性证明了上帝,所以你必须信"。他说的是相反的东西:理性可以走到上帝的门口,但理性不能进入。理性能给你的最多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那个东西是谁,那个东西要什么",这些问题理性回答不了。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靠启示,必须靠信仰。
所以五条路不是为了让人通过理性达到信仰。五条路是为了显示理性的边界——理性可以走到哪里,过了那条线之后是什么。
那条线的另一边,他叫做信仰。
他用了一辈子的精力把理性推到那条线的位置。然后他在线前面停下。他没有越过去。他承认越过去不是理性的工作。
这个姿态在哲学史上是稀有的。
大多数试图证明上帝的哲学家,要么是想用理性把信仰彻底吸纳(你看,信仰就是理性的结论,所以你必须信),要么是用信仰彻底取代理性(理性算什么,你只需要信)。阿奎那两个都不做。他承认理性是真的,他承认信仰是真的,他承认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他用尽全力把它们各自推到极限,然后他诚实地说:到这里为止。
这个"到这里为止"是涵育的姿态。
不是把对方吸纳进自己。不是把自己取消让位给对方。是承认有一个"非"——有一个不能被自己的工具覆盖的他者——然后在那个非的边缘上停下来。
整部《神学大全》从头到尾都在做这件事。八百万字里,理性走到自己的边界,然后承认边界另一边有东西,那个东西理性不能描述,但理性可以承认它的存在。
四、稻草
一二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日。那不勒斯。
阿奎那在做晨祷弥撒。这是他几十年的日常——他每天做弥撒,做完弥撒去工作。
那天弥撒做完之后他没有去工作。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坐下。他不写了。
他的秘书雷吉纳尔德(Reginald of Piperno)跟着他几乎一辈子,是他最亲近的助手。雷吉纳尔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试图让阿奎那回到工作上去——《神学大全》还差第三部分的相当一部分没写完。
阿奎那说:"Reginald, I cannot."(雷吉纳尔德,我不能。)
雷吉纳尔德继续劝。一天,又一天,几个星期。每次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他不能。
后来在一次比较长的对话里,阿奎那说出了那句话——
"Reginald, I cannot, because all that I have written seems like straw to me."
雷吉纳尔德,我不能,因为我所写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像稻草。
拉丁原文是"mihi videtur ut palea"。Palea,稻草。收割之后留在地里的那些干茎。给牲口吃的。
他写的一切。八百万字。《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所有的亚里士多德注释。所有的圣经注释。所有的哲学论文。所有的神学论辩。在他眼里都像稻草。
他不是在自责。他不是在说"我写得不好"。
稻草不是垃圾。稻草是收割之后留下的东西。麦粒在另一处。稻草是真实的——它确实是从那个收割里出来的——但它不是那个收割本身。
他写的一切跟他在那个十二月六号早上看见的东西比,是稻草。
他看见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告诉雷吉纳尔德。他没有写下来。后世的传记作者各有各的猜测。有的说是神秘体验。有的说是病了——可能是中风,可能是某种神经事件,他在那之后健康急剧下降,三个月后死。有的说两者都是,神秘体验和身体崩溃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不是史料的缺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一个用八百万字写"我能说的全部"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他不能说的东西。
他没有试图说它。
这是这一节最重要的事。
一个写作生涯就是说出一切的人,遇到了不能说的东西,他选择了沉默,而不是把那不能说的东西强行放进语言。
他没有写"我看见了上帝"。他没有写"理性的最高境界是直观"。他没有写一篇关于神秘体验的论文。他什么都没有写。他只对最亲近的人说了一句"我不能,因为我所写的都像稻草",然后停下。
这跟他一辈子做的事是一致的。
他用一辈子把理性推到边界。在边界这一边,他写。在边界另一边,他不说。这一辈子他保持着这个区分。一二七三年十二月六日他遇到了边界另一边的东西。他保持区分到底——他没有把另一边的东西强行说出来。
他停下了。
三个月后,一二七四年三月七日,他在去里昂大公会议的路上死了。四十八岁。死因不明。可能是十二月那次事件之后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可能是路上骑骡子撞到了一根树枝(这是当时一个传记的说法)。可能是别的什么。我们不知道。
《神学大全》没有完成。后人用他早期的一本书《箴言注疏》补了第三部分剩下的内容,叫做"补遗"。但那不是阿奎那的字。阿奎那的字停在第三部分第九十题。
那个胖子的笔停下了。
他写的一切都是稻草。
他没有解释什么是麦粒。
五、那不勒斯
罗卡塞卡。一二二五年左右。
意大利南部一个山顶上的城堡。这是阿奎那家族的祖宅。他在这里出生。他是家里第七个儿子还是第八个,史料有分歧。他父亲是兰多夫伯爵,母亲是西奥多拉,两人都是贵族,跟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家族都有关系。
那个时代意大利南部的贵族家庭安排小儿子的方式很标准——送进教会。具体送到哪里要算计。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te Cassino)在他家附近,那是本笃会的祖庭,欧洲最古老最有钱的修道院之一。这个修道院的院长位置历来由当地贵族控制。把小儿子送进去做修士,将来一步步上去,做院长——那是一份体面的、有钱的、能给家族带来政治影响力的职业。
阿奎那五岁那年被送到蒙特卡西诺。他在那里读书读了九年。
然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因为皇帝和教皇的政治冲突陷入危险。他家人把他接出来,送到那不勒斯大学读书。
那不勒斯大学是腓特烈二世皇帝在一二二四年创办的——欧洲第一所完全由世俗政权创办的大学,比巴黎大学晚但比博洛尼亚以后的大部分大学早。腓特烈二世是一个奇特的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跟教皇打了一辈子仗,会说阿拉伯语,跟开罗的苏丹通信讨论哲学,在他的宫廷里养着犹太、穆斯林、基督教学者一起工作。那不勒斯大学反映了他的口味——那里教授的亚里士多德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最新版本,那里的氛围比巴黎更开放,也比巴黎更危险。
阿奎那十四岁到那不勒斯。他在那里读到了亚里士多德。
不是中世纪早期那个被肢解的亚里士多德。是从阿拉伯回来的完整的亚里士多德。
教他的是一个叫马丁(Martin)的爱尔兰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我会那时候才成立二十年(一二一六年由圣多明我创立)。这是一个新的修会——不像本笃会那样在修道院里安居,多明我会发誓守贫,挨家挨户托钵,以传教和教学为使命,特别强调学习和神学。在十三世纪这群人是一个让旧体制不安的新力量。
阿奎那爱上了亚里士多德。他爱上了多明我会。
他十九岁那年决定加入多明我会。
他家人的反应我们前面讲过——他们把他绑架,关在城堡里关了一年。这个反应不是因为他选择了宗教生活,他们本来就是要让他做修士的。这个反应是因为他选择了错误的修会。本笃会有钱有地有政治地位,多明我会一无所有。蒙特卡西诺院长的位置等着他,他要去做一个挨家挨户讨饭的修士。
他家人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妹妹和母亲一起劝他。他不动。一年以后家人让步了。
他离开意大利去巴黎读书。然后到科隆。然后回巴黎教书。然后去意大利各地讲学。一辈子在路上。但他写的最后那部分《神学大全》是在那不勒斯写的——一二七二年他被多明我会派回那不勒斯建立一个学院。一二七三年十二月六日他在那不勒斯停笔。一二七四年初他离开那不勒斯去里昂大公会议,在路上死了。
那不勒斯是他智识生命的入口,也是他智识生命的出口。
他十四岁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 他四十八岁在那里写完最后一行,然后停下。
中间的几十年他做的事,是在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之间搭一座桥。这件事他做完了大部分。他没有做完全部。
他没有做完全部这件事跟他停笔有没有关系?
可能有。可能没有。
也许他在十二月六日早上看见的那个东西让他意识到这座桥本身的意义跟他原来想的不一样。也许那个东西让他意识到桥要不要建完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桥那一头有什么。也许根本无关,他只是病了,停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他在那不勒斯开始,在那不勒斯停下,在去里昂的路上死。这个圆完成了,但完成它的方式不是他原来设想的方式。他想的是写完《神学大全》。事情发生的方式是他没有写完,他停下,然后死。
这个圆也许是他自己画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画的。
他没有抱怨这件事。
六、塔
一二六九年。巴黎。多明我会的圣雅各修道院。
阿奎那回巴黎第二次任教。他四十四岁。他已经是欧洲最有名的神学家之一。
他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凌晨四点起床,去做晨祷。然后做弥撒。然后听别的修士做弥撒。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工作的内容是写作和教学交替。他在大学里讲课——两节正式课,一节是讲《圣经》(这是神学硕士的法定职责),一节是讲他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他还要主持论辩——经院哲学的核心训练形式,学生提出反对意见,他回应,过程被记录下来,整理成《论辩问题集》。
剩下的时间他写。
他的写作方式不是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他用秘书。秘书坐在桌前,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口授。秘书把他说的话记下来。然后他改。然后秘书誊清。然后他再改。
据说他可以同时给四个秘书口授四份不同的稿子。这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奇迹。也可能只是夸张。但即便不是同时四份,他的写作速度极快。
他工作到很晚。中世纪的夜晚比现代的夜晚黑得多——没有电灯,蜡烛贵,修士单间通常只点一根。他在那一根蜡烛下写到深夜。
他的修士单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十字架。一些书。墙是石头的。冬天冷,夏天闷。这是他的塔。
他不抱怨条件。多明我会发誓守贫,他守得很彻底——他没有任何私人物品,没有任何能给自己生活增加舒适的东西。他的食物是修道院的食物,他的衣服是修会发的袍子,他不收礼。
但他的塔里有一样东西特别。
他在做弥撒的时候经常陷入某种状态——他自己叫做"被吸进去"。在场的修士看见他做弥撒做到一半停下,眼睛看着不知道哪里,泪水流下来。需要别的修士提醒他才能继续。这种事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越来越频繁。
弥撒之外的工作时间也有类似的事情。秘书雷吉纳尔德记录过几次——阿奎那口授到一半停下,沉默很久,然后继续。秘书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他的塔不只是工作的地方。他的塔也是他遇见某种东西的地方。
他没有把这件事写进他的著作。
这是他的一个奇怪的克制。他写过那么多关于神秘体验、关于灵魂上升、关于知识的最高形式的东西。这些都是从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那里继承来的话题,他都处理过。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被吸进去"的时刻,他没有报告。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他作为神学家可以谈论的内容。神学家的工作是在理性的边界这一边把事情说清楚。他自己越过边界的经历,不属于神学家可以报告的内容。
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一旦他报告了,他就在用语言覆盖一个不能被语言覆盖的东西。他守住了那个区分到死。
可能两者都是。
他每天回到他的塔。他写。他口授。他改。他祈祷。他做弥撒。他被"吸进去"几次。然后回来继续写。
写作是他的工作。 被吸进去是他的私事。
两件事在同一个塔里发生,但他没有让它们在他的著作里融合。他守住了这个区分一辈子,直到一二七三年十二月六日。
那一天他没有守住。
或者反过来说,那一天他守得最彻底——彻底到他停下了一切语言。
七、不可言说
R6 这一轮的主题是他者。
我们写到这里有一个看起来奇怪的事实:阿奎那一辈子写的最大的他者,是上帝。但上帝在基督教语境里不是"他者"——上帝是中心,是父亲,是创造者,是一切的源头。怎么会是他者?
我想说的恰恰是这个奇怪。
在西里尔的世界里,上帝不是他者。上帝是西里尔自己宗教的内容,是他的体系的中心,是他的语言可以谈论的对象。希帕蒂娅是他者——一个不肯被吸纳的女人。西里尔的反应是消灭这个他者。
在阿奎那的世界里,上帝是他者。
不是因为他不信上帝——他比西里尔还要彻底地信。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方式不一样。他相信上帝是一个不能被人类语言完全覆盖的存在。他相信关于上帝的最重要的真理是经由"否定"接近的——你不能正面说上帝是什么,你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这个传统叫做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是经过伪迪奥尼修斯传到他这里的。
阿奎那是一个相当有体系的肯定神学家——他写五条路,他写上帝的属性,他写三位一体的内在结构——但在所有这些工作的底部,他守着一条线:所有这些肯定的描述,加起来都不等于上帝本身。所有人类语言能说的关于上帝的东西,跟上帝本身比,都是稻草。
上帝在他这里是一个不能被吸纳的他者。
这跟西里尔的姿态完全相反。西里尔信上帝的方式是把上帝的领地扩张到一切——所有不属于上帝的东西要么被收编要么被消灭。阿奎那信上帝的方式是承认上帝在自己的语言之外——他用一辈子最严格的工作把语言推到尽头,然后在尽头停下,承认越过去不是他能做的事。
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的他者要被消灭。一种基督徒承认有一个他者无法被消灭,并以承认这件事为信仰的核心。
这两种姿态的差别不在信仰的强度。它们都是真信。差别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有没有为"非"留下位置。
"非"这个词我们上一节用过。一个不能被自己的工具覆盖的存在,一个超出自己语言的对面。SAE 在这一点上跟阿奎那的姿态有一种结构上的对应——主体是有限的,主体的构永远不能闭合,主体凿到最后一定会撞到一个不能被自己的工具覆盖的"非"。
承认这个非,就是信仰的最底层。
不是信某个具体的神或某个具体的教义。是信"有非"——承认有不能被自己吸纳的存在。在这个承认之上,可以建很多种具体的信仰。佛教的空。基督教的上帝。穆斯林的独一者。庄子的道。禅宗的不可说。这些都是这个承认的不同表达。
阿奎那的天主教信仰是这个承认的一种特定形式。这个形式有它特定的内容——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礼,等等。这些特定内容是不是真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这一节不讨论。这一节要说的是:这个特定形式的最底层,是承认非。
而西里尔的天主教信仰里没有承认非。西里尔的天主教里上帝不是非——上帝是西里尔可以代言的对象。"教会就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主教的命令就是上帝的旨意"——这种逻辑里上帝被吸纳到了人的体系里。一个被吸纳的上帝不是非,是工具。
我们今天读阿奎那,无论我们信不信他信的那个上帝,可以从他这里学到一件事——
信仰的健康度不在于信什么,在于有没有为非留下位置。
一个为非留位置的信仰,不会去消灭他者。因为它知道它自己不是全部。 一个不为非留位置的信仰,会去消灭他者。因为它认为他者就是它的体系里"还没被收服的对象"。
这两种信仰都可以叫做"信仰"。但它们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阿奎那做的事情,是用一辈子的写作建造一个为非留位置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点,是他自己停下笔的那个时刻——他承认他写的一切跟他遇见的那个东西比,是稻草。
稻草不是耻辱。稻草是承认。承认我能做的有限。承认有一个边界。承认边界的另一边有麦粒,但麦粒不是我手里能拿出来给你看的东西。
这个承认是涵育的最深层。
不是宽容(宽容里有居高临下)。不是平等(平等里有同质化)。是承认有一个我覆盖不了的他者存在,并以这个承认作为我做事的边界。
希帕蒂娅讲台上让不同截面坐在同一个房间看同一个圆锥的那几十年,是这个承认的实践版本。 阿奎那写八百万字然后停下的那个时刻,是这个承认的理论版本。 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
八、桥头
桥头上的人比上一次多了一个。
希帕蒂娅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她的星盘。她的位置在桥的中段。
阿奎那走过来。
他个子很高,体型很重——一个又高又胖的修士,灰白色的多明我会袍子,腰间一根简单的绳子,脚上是粗皮凉鞋。他走得不快,但很稳。他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他一辈子守贫,没有私人物品。
他到了桥的中段。他看见了希帕蒂娅。
他停下来。
他比她晚生八百多年。他没有读过她的著作——她的著作没有传下来。但他读过她注释过的书。他读过她讲过的亚里士多德——经过叙利亚,经过阿拉伯,经过托莱多,到他的桌上。
他用他的语言对她说了些什么。她用她的语言回了他。他们都不太懂对方的话——他的拉丁文是中世纪经院的拉丁文,她的希腊文是古典晚期的希腊文。但他们都听懂了对方的姿态。
他向她稍微低了一下头。
不远处奥古斯丁站着。他比阿奎那早八百年。他看着这两个人见面。他自己一辈子做的事——把希腊哲学带进基督教神学——是他们之间这条线的一个早期节点。他是希帕蒂娅那个时代的人,他也是阿奎那的精神先辈之一。他没有过去。他站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看着。
更远的地方苏格拉底坐着。柏拉图蹲着画图。
阿奎那看了一眼柏拉图。然后看了一眼希帕蒂娅。然后看了一眼远处那一片画方程的、看玉米的、写诗的、读星图的人。
他在桥的中央,他能看见整条线。希腊在最远的那一头。他在这一头。中间是叙利亚的修士、巴格达的图书馆、托莱多的翻译房间、巴黎的修士单间。每一节都是他能站在这里的原因。
他不是这条线的终点。线还在往前走。线的下一节是谁他不知道——他停笔的那一年是一二七三年,他怎么会知道。
他只是把他这一节走完了。
他的笔停在第三部分第九十题。麦粒在另一处,他没有把麦粒拿出来。但他指出了麦粒所在的方向——那个方向在边界的另一边,他用一辈子的工作把边界标出来,让后人知道边界在哪里,让后人知道边界的另一边有东西。
这就是他能做的事情。
桥的最远那一头,那个一直看着远方的人,看了希帕蒂娅一眼之后这次又看了一眼。
这次他看的是阿奎那。
他不说什么。他只是看。
阿奎那知道有人在看他。他没有转头。他在专心看着希帕蒂娅手里的星盘。
夜色深了。星盘上的刻度在月光下泛着光。
阿奎那在桥的中央站着。他不再写了。他也不需要写了。他写过的一切都是稻草,但稻草是真实的稻草——它来自一次真实的收割。
收割的人现在已经停下了。
他站在那里,跟希帕蒂娅一起,看着远处。两个人之间隔着八百年。两个人手里都有过工具——她的星盘,他的笔。他们都用过工具。他们都知道工具能走到哪里。他们都在工具的边界前面停下过。
他们都没有越过那条边界。
但他们都看见了边界另一边有什么。[1][2]
I. The Dumb Ox
Paris, around 1245. The student dormitory of the Dominicans.
A tall, heavy young man sits in the corner, reading. He does not say much. The other students think he is slow. They give him a nickname: the dumb ox. He hears it. He does not push back.
His teacher is Albertus Magnus, already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scholars in Europe. One day, Albertus overhears the students talking about the heavy young man. He stops the class and says to all of them: "You call him the dumb ox. But the bellowing of this ox will be hear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dumb ox is named Thomas Aquinas.
He is twenty years old. By that age he has already done one thing that drove his whole family mad: he has refused the seat of abbot at a wealthy Benedictine monastery — a position arranged for him since childhood — and insisted on joining the newly formed Order of Preachers, the Dominicans, a group of mendicant friars sworn to poverty. His family has him kidnapped and held in a castle for a year. They send a prostitute to break his resolve. He drives her out and kneels in prayer. After a year his family gives up.
He goes to Paris. He studies under Albertus. Then to Cologne. Then back to Paris. Then to Naples, Rome, Orvieto, Viterbo, Paris again. His whole life he is on the road. His whole life he is writing. He lives forty-eight years. He leaves behind around eight million words.
That number is hard to grasp. In a world without typewriters or computers, in a life of forty-eight years that included sleeping, eating, and saying mass, he wrote on average more than five hundred words a day, every day.
How did he do it?
It was said that he could dictate to four secretaries at once, four different works on four different topics, each coherent. This was treated as a miracle in his lifetime. It may also have been an exaggeration. But even if it was not literally four at once, his pace of writing is among the rarest in human history.
What was he writing?
He was attempting something almost impossible. He was trying to take the entire system of Aristotelian logic and use it to organize the whole of Christian faith from the ground up.
In his time, this was not merely an academic project. It was political. It was dangerous. It could have been declared heresy. Aristotle, in thirteenth-century Europe, was a newly arrived, suspect, half-pagan, half-heterodox source.
The dumb ox set himself the task of placing this suspect source at the very center of Christian theology.
II. Aristotle Comes Back
Aristotle was lost to the West for eight centuries.
Not all of his works. A few of his logical treatises — the Categories and On Interpretation — came down through Boethius's Latin translations and remained available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hese were the only Aristotle the Latin West could read. His metaphysics, his physics, his ethics, his politics, his treatise On the Soul — these books still existed in Greek, were still preserved in Byzantium, but the Latin world had no access to them. Early medieval Europe knew Aristotle, more or less, as a logician.
Then Aristotle came back.
He did not come back from Greece. He came back from Arabic.
The transmission line we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essay — Greek texts translated into Syriac by Christian scholars in Syria, from Syriac into Arabic by translators in ninth- and tenth-century Baghdad — was, in those centuries, being read, annotated, and developed b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Muslim philosophers. Two names from this line wer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Aquinas. Avicenna (Ibn Sina, 980–1037), a Persian physician and philosopher, who wrote the Canon of Medicine and The Book of Healing. And Averroes (Ibn Rushd, 1126–1198), a Cordoban judge and philosopher, who wrote commentaries on almost the entire Aristotelian corpus.
Averroes's commentaries were so detailed, so faithful, so deep, that in thirteenth-century Latin Europe he was simply called the Commentator, just as Aristotle was simply called the Philosopher. To read Aristotle was to read Aristotle as Averroes had read him.
Twelfth-century Spain. Toledo. Christians, Jews, and Muslims worked together in this city, translating the Aristotle and Averroes of the Arabic tradition into Latin. These Latin translations poured into Paris, Oxford, Naples, and Bologna in the lat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European scholars read a complete Aristotle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an earthquake.
For eight previous centuries, the main philosophical resource of European Christian theology had been Neoplatonism — through Augustine, through Pseudo-Dionysius, through Boethius. Neoplatonism fit Christianity smoothly: a world of forms, the ascent of the soul, the metaphor of light, the return of all things to the One. This vocabulary mapped easily onto God, soul, and salvation.
Aristotle was something else. He started from experience. He believed the material world was real, not a shadow. He believed nature had its own causal order, not requiring divine intervention at every step. He believed knowledge began in the senses. He thought the world was eternal, with no beginning in time. He thought the soul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body, so that when the body died, the soul might die with it.
Every one of these clashed with Christianity.
The theologian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panicked. In 1210, the Bishop of Paris first banned the teaching of Aristotle's natural philosophy. Banned again in 1215. In 1231, Pope Gregory IX appointed a commission to "revise" Aristotle, removing whatever conflicted with the faith. The commission worked for years and produced nothing. Aristotle was too whole. There was nothing to cut.
In 1270, Bishop Étienne Tempier of Paris publicly condemned thirteen propositions associated with Aristotelianism. In 1277, he expanded this to two hundred and nineteen. This was the largest act of doctrinal censure in medieval Europe. Among the condemned propositions were some belonging to Averroes and some belonging to Aquinas.
Aquinas himself had been dead three years when the 1277 condemnation came down. Some of his views were on the list. He was later rehabilitated, then canonized. But in the 1270s he was considered dangerous — a Christian theologian who took this pagan philosopher entirely seriously.
What did taking him seriously look like?
It did not mean citing him as supporting material. It meant taking the entire Aristotelian system — logic, metaphysics, physics, ethics, the doctrine of the soul —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skeleton of Christian theology. Aquinas wrote extensive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 In the Summa Theologiae, almost every page is in dialogue with Aristotle. When Aristotle conflicted with Christianity, Aquinas did not avoid the conflict. He confronted it directly. Either he argued that the conflict was apparent rather than real, or he argued that Aristotle was wrong on that particular point, or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 conflict was real and could only be resolved by faith.
What he was doing was not "Christianizing Aristotle." What he was doing was harder. He acknowledged that Aristotle's rational power was real. He acknowledged that Christian faith was real.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ere genuin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n he tried to build a structure in which both could stand.
This structure later came to be called the high point of scholastic philosophy.
What supported this structure was the work of Hypatia's generation, the work of the Syriac translator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Avicennans and Averroists, and the labor of Christians, Jews, and Muslims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translation rooms of Toledo.
Aquinas was not an isolated genius. He was the latest node on a very long conduit. The conduit ran through Greece, Alexandria, Syria, Baghdad, Cordoba, Toledo, and finally to Paris, to his desk.
The conic sections Hypatia had taught did not reach him. But the Aristotle Hypatia had taught did. The work she did from her lectern, without her knowing, would let an Italian friar centuries later sit up late in his Paris cell and put it back on the table.
III. The Five Ways
Summa Theologiae, Part I, Question 2, Article 3.
The whole work runs to over three thousand pages. We are looking at one article.
The article asks: Does God exist? Utrum Deus sit.
Aquinas's manner of answering follows the standard scholastic format. First the objections are listed. Then the contrary view. Then his own argument. Then a response to each objection in turn. In the section of his own argument, he gives five ways — quinque viae — five paths from experienc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God exists.
The first way: from motion. There is motion in the world. Whatever is in motion must be moved by something else. But this cannot regress infinitely. So there must be a first mover, itself unmoved. This is what we call God.
The second way: from causation. There are causal chains in the world. Every effect has a cause; that cause is itself the effect of another cause. But this cannot regress infinitely. So there must be a first cause. This is God.
The third way: from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contingent — capable of existing and capable of not existing (yesterday they were not, tomorrow they will be gone). But if everything were merely contingent,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moment when nothing existed. If nothing existed, nothing would exist now, since the contingent cannot come from nothing. So there must be a being whose existence is necessary in itself. This is God.
The fourth way: from gradation.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differ in their degree of perfection — some are more true, some more good, some more noble. But gradation requires a maximum as a reference. So there must be a most perfect being. This is God.
The fifth way: from purpose. Most natural things are without consciousness, yet their behavior shows direction toward ends — a seed grows into a tree, an eye is for seeing. An unconscious thing cannot direct itself toward an end; it must be directed by a conscious being. So there must be a supreme directing intelligence. This is God.
Five ways.
We can read these today and engage them from many angles. From modern physics, that the appeal to "no infinite regress" is not airtight. From analytic philosophy, that the concept of "necessary existence" is problematic. From within theology, that all five are very limited — the "God" they prove is far from the God of Christian faith.
These are all reasonable engagements. They have been pursued for eight centuries and will be pursued further.
I am not going to pursue them in this section.
What I want to point to is the posture in which Aquinas wrote the five ways.
He was not showing off. He did not write "look, reason can prove God." He was writing the opening of the Summa Theologiae. As he says in the preface, this was a textbook for students beginning the study of theology. To begin theology, the first matter was the question of God's existence. The way to discuss it was to lay out the best arguments human reason could offer. Five arguments. That is all.
And he himself was very clear about their limits.
First: these five can prove only "there is a first mover," "there is a first cause," "there is a necessary being." They cannot prove that these are the same being, much less that this being is the Triune God of Christian faith. To get to that, faith is required, not reason.
Second: all five start from experience. If you do not accept the causal order of the experienced world, the five do not stand. They are not a priori logical proofs. They are a posteriori inductive arguments.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ly: Aquinas never said "reason has proved God; therefore you must believe." He said the opposite. Reason can walk to the door of God. Reason cannot enter. The most reason can give you i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ere. Who that something is, what that something wants — these are questions reason cannot answer. To answer them requires revelation, requires faith.
So the five ways are not aimed at making people reach faith through reason. The five ways exist to show the boundary of reason — how far reason can go, and what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boundary.
What is on the other side, he calls faith.
He spent his life pushing reason to the position of that boundary. Then he stopped at it. He did not cross over. He acknowledged that crossing over was not the work of reason.
This posture is rar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Most philosophers who have tried to prove God's existence have wanted either to absorb faith into reason ("see, faith is just the conclusion of reason; therefore you must believe") or to dismiss reason in favor of faith ("never mind reason; just believe"). Aquinas does neither. He acknowledged reason as real. He acknowledged faith as real.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y were different things. He pushed each to its utmost extent. Then he honestly reported: this far, no further.
This "this far, no further" is the posture of cultivation.
Not absorbing the other into oneself. Not effacing oneself in deference to the other. It is acknowledging that there is a negativa —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covered by one's own instruments, an other that lies past one's own language — and stopping at the edge of that negativa.
The whole Summa is doing this from start to finish. Across eight million words, reason walks to its boundary, and then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n the other side, something reason cannot describe, but whose existence reason can recognize.
IV. Straw
December 6, 1273. The Feast of Saint Nicholas. Naples.
Aquinas was saying his morning mass. He had been doing this every day for decades — every day, mass; after mass, work.
That morning, after mass, he did not go to work.
He returned to his cell. He sat down. He did not write.
His secretary Reginald of Piperno had been with him for almost his whole career, his closest assistant. Reginald did no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He tried to bring Aquinas back to work — the Summa Theologiae still had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its third part unfinished.
Aquinas said: "Reginald, I cannot."
Reginald kept urging him. A day, another day, several weeks. The answer was always the same. He could not.
Later, in a longer conversation, Aquinas said the sentence —
"Reginald, I cannot, because all that I have written seems like straw to me."
The Latin is mihi videtur ut palea. Palea: straw. The dry stalks left in the field after harvest. Feed for animals.
Everything he had written. Eight million words. The Summa Theologiae.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All the Aristotle commentaries. All the scriptural commentaries. All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disputations. To his eyes, all of it was straw.
He was not blaming himself. He was not saying "I wrote badly."
Straw is not garbage. Straw is what is left after the harvest. The grain is elsewhere. Straw is real — it does come from that harvest — but it is not the harvest itself.
What he had written was straw compared to what he had seen on that morning of December the sixth.
What did he see?
We do not know. He did not tell Reginald. He did not write it down. Later biographers offer different guesses. Some say a mystical vision. Some say illness — possibly a stroke, possibly some kind of neurological event; his health declined sharply afterwards and he was dead within three months. Some say both, that the mys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bodily collapse were two faces of the same event.
We do not know. This not-knowing is not a gap in the sources. It is the shape of the thing itself. A man who had spent eight million words writing "everything I can say" met, one day, something he could not say.
He did not try to say it.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of this section.
A man whose writing life had been the saying of everything met something that could not be said, and he chose silence rather than forcing what could not be said into language.
He did not write "I have seen God." He did not write "the highest form of reason is intuition." He did not write a treatise on mystical experience. He wrote nothing. He spoke a single sentence to his closest companion — "I cannot, because all that I have written is straw" — and then he stopped.
This was consistent with what he had done all his life.
He had used his life to push reason to its boundary. On this side of the boundary, he wrote. On the other side, he did not speak. He maintained this distinction across his whole career. On December 6, 1273, he encountered something on the other side. He maintained the distinction to the end — he did not force what was on the other side into language.
He stopped.
Three months later, on March 7, 1274, on the road to the Council of Lyon, he died. Forty-eight years old. The cause is unclear. Possibly his body never recovered after the December event. Possibly, as one early biography reports, he struck his head on a low-hanging branch while riding a donkey. Possibly something else. We do not know.
The Summa Theologiae was never finished. Later editors used material from his earlier Commentary on the Sentences to construct a "Supplement" to fill in the missing portions of Part Three. But that is not Aquinas's writing. Aquinas's writing stops at Part Three, Question 90.
The dumb ox put down his pen.
Everything he had written was straw.
He did not explain what the grain was.
V. Naples
Roccasecca, around 1225.
A castle on a hilltop in southern Italy. The ancestral seat of the Aquino family. He was born here, the seventh or eighth son of Count Landulf and his wife Theodora. The sources do not agree on the exact number. Both parents were nobility, with ties to bot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the Kingdom of Sicily.
The standard practice for the younger sons of southern Italian noble families at that time was the Church. The specifics required calculation. The 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 was nearby — the founding house of the Benedictines, one of the oldest and richest monasteries in Europe. The abbacy was traditionally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nobility. To send a younger son in, to walk him up the ranks, to make him abbot — this was a respectable, lucrative, politically valuable career, both for him and for the family.
Aquinas was sent to Monte Cassino at the age of five. He read there for nine years.
Then Monte Cassino fell into danger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Emperor and Pope. His family pulled him out and sent him to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had been founded in 1224 by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 the first university in Europe established entirely by secular authority, later than Paris but earlier than most universities to come. Frederick was an unusual man: Holy Roman Emperor, perpetually at odds with the Pope, fluent in Arabic, a correspondent of the Sultan of Cairo on philosophical matters, with Jewish, Muslim, and Christian scholars working together at his court.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reflected his taste. The Aristotle taught there came directly from the Arabic — the freshest and fullest version available. The atmosphere was more open than Paris. It was also more dangerous.
Aquinas arrived in Naples at fourteen. There he read Aristotle.
Not the dismembered Aristotle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complete Aristotle, returned through Arabic.
His teacher was an Irish Dominican friar named Martin. The Dominican order had been founded only twenty years earlier (1216, by Saint Dominic). It was a new order — unlike the Benedictines, who lived enclosed in their monasteries, the Dominicans took vows of poverty, begged door to door, and were committed to preaching and teaching,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study and theolog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Dominicans were a new force that made the older institutions uneasy.
Aquinas fell in love with Aristotle. 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Dominicans.
At nineteen he decided to join them.
His family's response was the kidnapping we mentioned earlier. The kidnapping was not because he had chosen religious life — they had always intended him for the Church. The kidnapping was because he had chosen the wrong order. The Benedictines had wealth, lands, political standing; the Dominicans had nothing. The seat of abbot of Monte Cassino was waiting for him. He was choosing instead to be a friar who begged for his bread.
His family could not accept this. His sister and his mother joined in trying to talk him out of it. He did not move. After a year his family gave up.
He left Italy for Paris. Then to Cologne. Then back to Paris to teach. Then on to various Italian cities to lecture. His whole life he was on the road. But the last part of the Summa Theologiae he wrote in Naples — in 1272 the Dominican order sent him back to Naples to found a school. On December 6, 1273, in Naples, he stopped writing. In early 1274 he left Naples for the Council of Lyon, and died on the way.
Naples was the entry point of his intellectual life, and its exit point.
At fourteen he first read Aristotle there. At forty-eight he wrote his last line there, and stopped.
In between, for several decades, he did the work of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Aristotle and Christianity. He completed most of this work. He did not complete all of it.
Did the incompletion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his stopping?
Possibly. Possibly not.
Perhaps what he saw 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6 made him realize that the bridge meant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he had originally thought. Perhaps it made him realize that whether the bridge was finished was not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at mattered was acknowledging what was on the other side. Perhaps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ny of this. Perhaps he was simply ill, and stopped.
We do not know.
We know only that he began in Naples, stopped in Naples, and died on the road to Lyon. The circle was completed, but not in the manner he had planned. He had planned to finish the Summa. What happened was that he did not finish, that he stopped, and then died.
Perhaps the circle was drawn by him. Perhaps it was drawn by something else.
He did not complain about it.
VI. The Tower
- Paris. The Dominican priory of Saint-Jacques.
Aquinas had returned to Paris for his second professorship. He was forty-four. He was already among the most famous theologians in Europe.
His daily life was as follows.
He rose at four in the morning for matins. Then he said mass. Then he heard another friar say mass. Then he began the day's work.
The work alternated between writing and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he gave lectures — two formal courses, one on Scripture (the legal duty of a master in theology), and one on what he was currently writing. He also presided over disputations — the central exercise of scholastic training, in which students raised objections, he answered, the proceedings were recorded and edited into the Disputed Questions.
The rest of the time he wrote.
His way of writing was not to sit alone at a desk. He used secretaries. The secretaries sat at the desk; he walked around the room, dictating. The secretaries took down what he said. Then he revised. Then they made fair copies. Then he revised again.
It was said that he could dictate to four secretaries at once, four different works on four different topics. This was treated as a miracle in his time. It may have been an exaggeration. But even if not literally simultaneous, his pace of composition was extraordinary.
He worked late. Medieval nights are darker than modern nights — no electric light, candles expensive, a friar's cell typically lit by a single one. He wrote by that single candle into deep night.
His cell was small. A bed. A desk. A chair. A crucifix. Some books. The walls were stone. Cold in winter, stifling in summer. This was his tower.
He did not complain about the conditions. The Dominicans had vowed poverty, and he kept the vow strictly. He had no personal possessions. Nothing for his own comfort. His food was the food of the priory; his clothing was the order's habit; he accepted no gifts.
But there was one thing in his tower that was unusual.
When he said mass he often entered some kind of state — what he himself called being drawn into it. The friars present sometimes saw him stop in the middle of mass, eyes fixed on something not visible to them, tears running. Other friars had to remind him to continue. This happened more frequently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Outside of mass, during work, similar things happened. Reginald recorded several occasions on which Aquinas stopped dictating mid-sentence, was silent for a long time, then resumed. The secretaries did no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His tower was not only the place where he worked. It was also the place where he met something.
He did not put this into his writings.
This is one of his strange refusals. He had written so much about mystical experience, about the ascent of the soul, about the highest forms of knowledge. These were standard topics, inherited from Aristotle and Augustine, and he had treated them all. But the experiences he himself had — those moments of being drawn in — he did not report.
Why?
Perhaps because he believed they were not what a theologian could speak of. The work of a theologian was to speak clearly on this side of the boundary of reason. His own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side was not the kind of content a theologian could report.
Perhaps because he knew that to report them would be to use language to cover what could not be covered by language. He maintained the distinction to the end.
Perhaps both.
Every day he came back to his tower. He wrote. He dictated. He revised. He prayed. He said mass. He was drawn in a few times. Then he came back and went on writing.
Writing was his work. Being drawn in was his private matter.
The two happened in the same tower. But he did not let them merge in his writings. He kept the distinction across his whole life — until December 6, 1273.
That day he did not keep it.
Or, to put it the other way: that day he kept it most fully — so fully that he stopped all language.
VII. Unsayable
The theme of this round is the other.
We arrive here at a fact that looks strange: the largest other Aquinas wrote about all his life was God. But God in the Christian context is not the "other." God is the center, the Father, the Creator,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How could God be other?
The strangeness i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point at.
In Cyril's world, God was not other. God was the content of his religion, the center of his system, an object his language could speak of. Hypatia was the other — a woman who refused to be absorbed. Cyril's response was to destroy this other.
In Aquinas's world, God was other.
Not because he believed in God less than Cyril did — he believed more thoroughly than Cyril. But because the way he believed was different. He believed that God was an existence that could not be fully covered by human language. He believ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ruths about God were approached through negation — you cannot say positively what God is; you can only say what God is not. This tradition is called apophatic theology, and reached him through Pseudo-Dionysius.
Aquinas was a fairly systematic affirmative theologian — he wrote the five ways, he wrote on the divine attributes, he wrote on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Trinity. But beneath all this work he held a line. All these affirmative descriptions, summed together, did not equal God. Whatever human language could say of God, compared with God himself, was straw.
God in Aquinas was an other who could not be absorbed.
This is the inverse of Cyril's posture. Cyril believed in God by extending God's territory over everything: whatever did not belong to God was either to be enrolled or destroyed. Aquinas believed in God by acknowledging that God lay outside his own language — using a lifetime of the most rigorous work to push language to its limit, then stopping at the limit, acknowledging that crossing was not his to do.
Two Christians. One Christian's other was to be destroyed. One Christian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as an other that could not be destroyed, and made that acknowledgment the heart of his fa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postures is not in the strength of belief. Both are real belief. The difference is in whether their world had a place in it for the negativa.
The negativa. What cannot be covered by one's own instruments. What lies past one's own language. The other side, the side one's tools cannot reach. SAE shares a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 with Aquinas's posture on this point — the subject is finite, the construct of the subject can never be closed, and the chiseling subject must, in the end, encounter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covered by its own instruments. The negativa.
To acknowledge this negativa is the deepest layer of faith.
Not faith in any specific god, not faith in any specific doctrine. It is faith that there is a negativa — the acknowledgment that there exists something one cannot absorb. On top of this acknowledgment, many specific faiths can be built. The emptiness of Buddhism. The God of Christianity. The One of Islam. The Tao of Zhuangzi. The unsayable of Zen. All of these ar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acknowledgment.
Aquinas's Catholic faith is one specific form of this acknowledgment. That form has its specific contents — Trinity, Incarnation, sacraments, and so on. Whether those specific contents are true is a separate question, which this section does not address. What this section says is: at the deepest layer of that specific form lies the acknowledgment of the negativa.
In Cyril's Catholicism, there was no such acknowledgment. In Cyril's Catholicism, God was not negativa — God was an object Cyril could speak for. "The Church is God's representative on earth." "The bishop's command is God's will." Within this logic, God has been absorbed into human structure. An absorbed God is not negativa. An absorbed God is an instrument.
Reading Aquinas today, whether or not we believe the God he believed in, we can take from him one thing —
The health of a faith does not lie in what it believes. It lies in whether it leaves a place for the negativa.
A faith that leaves a place for the negativa will not destroy the other. Because it knows it is not the whole. A faith that leaves no place for the negativa will destroy the other. Because it sees the other as merely "what has not yet been brought into our system."
Both can be called "faith." But they do not do the same things in the world.
What Aquinas did was use a lifetime of writing to build a system that left a place for the negativa. The highest point of that system was the moment he put down his pen — the moment he acknowledged that all he had written was straw compared with what he had seen.
Straw is not shame. Straw is acknowledgment. The acknowledgment that what I can do has limits. That there is a boundary. Tha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undary there is grain — but the grain is not something I can hold up in my hand and show you.
This acknowledgment is the deepest form of cultivation.
Not tolerance — tolerance has condescension in it. Not equality — equality flattens difference. It is the acknowledgment that there exists an other I cannot cover,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at acknowledgment as the boundary of my work.
The decades Hypatia spent at her lectern, lett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ross-sections sit in the same room and look at the same cone, were the practical version of this acknowledgment. The moment Aquinas wrote eight million words and then stopped was the theoretical version of this acknowledgment. They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in two registers.
VIII. The Bridge
There is one more figure on the bridge tonight than there was last time.
Hypatia stands there. The astrolabe in her hand. Her position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Aquinas walks up.
He is very tall and very heavy — a tall, heavy friar in the gray-white habit of the Dominicans, a simple cord at his waist, rough sandals on his feet. He walks unhurriedly, but steadily. His hands are empty. He kept his vow of poverty all his life; he carries no possessions.
He reaches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e sees Hypatia.
He stops.
He was born more than eight hundred years after her. He never read her own writings — they have not survived. But he read books she had annotated. He read the Aristotle she had taught — by way of Syria, by way of Arabic, by way of Toledo, to his desk.
He says something to her in his own language. She replies in hers. Neither understands the other's words very well — his is the Latin of medieval scholasticism, hers the Greek of late antiquity. But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osture.
He bows his head a little to her.
Not far away stands Augustine. Born some eight hundred years before Aquinas. He watches the two of them meet. The work of his own life — bringing Greek philosophy into Christian theology — was an early node on this same line. He was Hypatia's contemporary, and one of Aquinas's spiritual ancestors. He does not approach. He stays where he is and watches.
Further away, Socrates is sitting. Plato is crouching, drawing a diagram.
Aquinas glances at Plato. Then at Hypatia. Then at the cluster of figures further on — the ones drawing equations, watching corn, writing poems, reading star chart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e can see the whole line. Greece is at the far end. He is at this end. In between are Syrian monks, the libraries of Baghdad, the translation rooms of Toledo, friar's cells in Paris. Every node was a reason he could stand here.
He is not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line goes forward. The next node, he does not know. He stopped writing in 1273; how could he know.
He only walked the stretch given to him.
His pen stopped at Part Three, Question 90. The grain was elsewhere, and he did not produce it. But he pointed in the direction where the grain lay — that direction wa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undary, and he had used a lifetime to mark out the boundary, so that those who came after him would know where the boundary was, and would know that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was something.
This was what he could do.
At the far end of the bridge, the figure who has always been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who once before had looked at Hypatia, this time looks again.
This time, he is looking at Aquinas.
He does not say anything. He only looks.
Aquinas knows someone is looking at him. He does not turn his head. He is looking, attentively, at the astrolabe in Hypatia's hand.
The night deepens. The markings on the astrolabe glint in the moonlight.
Aquinas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He is no longer writing. He no longer needs to write. Everything he wrote was straw — but straw is real straw. It came from a real harvest.
The one who did the harvesting has now stopped.
He stands there, beside Hypatia,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 Eight hundred years lie between them. Both of them once held instruments — her astrolabe, his pen. Both of them used those instruments. Both of them knew how far the instruments could go. Both of them, at some point, stopped at the boundary of those instruments.
Neither of them crossed.
But both of them saw that something was there, on the other sid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