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过一本有争议的书，应该怎样交代？

写作时，手边还有一本书

接着写《红楼梦》的时候，我手边不只有前八十回和脂批。还有一种常被叫作“癸酉本”的文字，接在八十回之后，写了二十八回。它的来历有很大争议。我读过它，也借过它，这件事应该在读者面前说清。

困难不只是要不要提书名。写完以后，人很容易只记得自己最后怎样改，把最初在哪里受到提示忘在身后。一个场面换了人物，一段情节变了方向，写得越久，就越像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需要回过头去看：最早那一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已经写得很不一样”，可以说明改写的程度，不能代替对来路的回答。

先不让身世替文字增添分量

癸酉本自2008年起在网上流传，后来有过不同的排印与整理文本。关于它出自何时、出自谁手，公开说法并不一致，声称依据的旧稿也没有公开供人核验。公开研究多把它看作今人伪托。这些不是可以为了方便取材而跳过的小事。

本项目把它理解为后人依据某一版旧稿的再创作。这里要特别说清：这是我采用的工作假说，不是已经考定的身世；读者不接受它，也不妨碍检查我究竟借了什么。

我不在这组散文里为它辨真伪，并不意味着真伪无关紧要。若一份文字只是现代续写，它就不能凭自称古本，为曹雪芹原来的安排作证。文学上觉得合适，与历史上能够证明，是两种资格。

把这两种资格分开以后，反而能比较踏实地读它：一个场面可以启发写作，却不因此变成失稿的证据；一个细节与前八十回相合，也可能是后来的作者读得仔细，不能仅凭相合，就倒推出它必定古老。

借了，也可以不照它的方向走

我与癸酉本最大的分歧，在它怎样安放悲剧。它写天下大乱，让许多人物的毁灭发生在战争与劫掠中。我想写的却是：世道不必先变成末日，一个人也会被日常的权势、交易、顾忌和沉默一步步逼到无处可去。

这不是说战争中的悲剧不值得写，而是两种写法追问的事情不同。把一切交给乱世，读者容易把罪责也交给乱世；我想让某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关系，仍留在能被看清的地方。

因此，即使借了一个情节的骨架，也未必借它对人物的判断。即使采用了一次相遇，也未必采用同样的结局。哪些取来，哪些反过来写，都需要分开记。

但反过来写，并不能把借鉴注销。新的方向由我负责，原先的提示仍有它的来源。这两件事一起成立，不必争着只留一件。

如果它完全是今人的作品

新论文把这个问题放在最不利于项目的条件下问了一遍：假定它不能为任何曹雪芹旧稿作证，眼下的续写有哪些东西得改？

有的情节在前八十回或批语里另有依据，那一层依据仍在。有的细节只是从癸酉本借来，就应当作为对另一部续写的借鉴交代，不能再叫独立旁证。有的字句相同或近似，更需要标明来源或重新写过；不能拿“整体意思已不同”遮过去。

核查的结果也不是“其实没借多少”。相当一部分借来的，正是写作上的东西：情节骨架、细节、场面，还有少数回目、称谓与字句。若为了维护原创的名义，把这些全说成只是偶然相同，读者就更没有理由信任这份说明。

原创不是凭空发生，也不是把所有来处洗净之后才取得资格。它要求的是，新的写法由谁作了选择，借来的部分有没有如实交代，读者能不能看见两者的边界。来源清楚，也不自动免除字句使用上的责任；那仍要逐处处理。

把账放在故事旁边

一篇散文不必把全部采择清单摊开。想逐项查的读者，可以去看论文；想先看故事的人，也不必先通过版本争议的考试。但至少应当提前知道，这里有一本被借鉴过的书，以及借鉴所受的限制。

未来公开的后三十回，是我的原创小说，不是曹雪芹佚稿。它会带着我对人物的理解，也带着可以被读者指出的失误。材料研究不能替小说保证成功，小说写得动人也不能替材料说明免账。

因此，这篇暂不以“问题已经解决”作结。清单会随核查继续修订，尚未读到的原件不能写成见过，后来发现的来路也应补入。后续专题还会往下做。

故事放在这里，借鉴的账也放在旁边。读者可以先翻任何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