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兩字裏,“春”先把幾根橫畫向右上方提起。它們長短不同,中間的撇捺又向兩側分開;下方的“日”縮在裏面,沒有跟著鋪滿整字的寬度。再看“秋”,左邊的“禾”較緊,右邊“火”的斜線向外舒展。兩個字接著讀很順,放在眼前卻沒有排成兩塊一樣的方磚。

“春”的橫畫雖斜,整個字卻沒有往一側倒下。撇捺的張開、下部的收窄,以及鄰近字留下的位置,接住了這股上揚。讀《張猛龍碑》,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正在這裏:它的安定,是在不同方向彼此接應之後形成的。斜線和方角使我們看見字怎樣站住。
本文細讀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書道學科所藏的這一冊,檔案號DAITOB00043。館方著錄爲折帖,約31×18.6釐米,稱原刻屬於北魏,沒有給本冊拓制年代。原碑立於北魏正光三年(522),爲魯郡太守張猛龍頌德;522年屬於石刻的時間,不能直接寫到眼前紙頁的年齡上。書寫者、刻工的姓名也未由這裏的資料確定。原碑今天在山東曲阜。大東文化大學藏品檔案;故宮博物院原碑與另一明拓本說明
橫畫上揚,空處隨之改變
在圖1裏,先只看“春”的幾道橫畫。它們並非同長的平行線:較長的一道向左右伸出,把下方分開的斜畫納入自己的範圍,較短的部分則把力量集中在中上部。橫畫之間留下的黑色間隙,也因此不是均勻疊起的抽屜。上部密,下部“日”的內空較清楚,眼睛會由一團交錯的線,落到一個較小而穩定的框裏。
這裏看到的是白字黑地的拓片。白色的字形,大體對應石面凹下而沒有著墨的部分;筆畫之間的黑處,則讓內部空隙變得分明。說“密”“疏”,既是在看白線聚在哪裏,也是在看黑地怎樣從線與線之間通行。只把字的白色輪廓描出來,會漏掉一半關係。
“秋”改變了組織方法。它沒有“春”下部那個收束的小框;右邊的斜畫把形體向外打開,左邊的直向部分留住豎立的骨架。兩個字在同一列裏連續出現,開合方式卻不同。再向上看“先”,下半部兩筆分開,內部更空;往下看“嘉”,層疊的橫畫和口形又把字收緊。同一條閱讀路線裏,眼睛已經經過開、密、開、密的轉換。
這種轉換幫助我們理解“結體”。結體不是把零件放進預先畫好的正方格,而是決定每一筆承擔什麼位置:哪裏可以伸出去,哪裏要聚攏,哪個小空處需要留住,哪條長線會把視線帶往旁邊。字仍可辨,局部又處處有變化。《張猛龍碑》的鮮明感,來自這些選擇同時成立。
圖1右鄰的“大”“夫”尤其適合作參照。它們筆數少,斜向展開十分顯眼;“春”“嘉”的筆數較多,展開處就有更複雜的內層支撐。我們無需替每個字都畫中軸線,已經能感到它們的重心各自有所在。若把所有字統一放大到同寬,再把橫畫扶平,眼前這種差異也就跟著消失了。
頌德的文章,爲何出現新荷與春草
碑文先追敘張氏的世系,再寫張猛龍的孝行、仕歷與治郡,最後用韻語讚頌。“春秋嘉其聲績”回顧春秋時代晉國張氏先人的功業,和下文對漢初張耳等人的敘述一起,把張猛龍置於一條長長的家族來歷中。這裏的“春”首先進入歷史的敘述。
翻到另一開,它又走進比喻:“新蘅之當春,初荷之出水”。意思是新生的香草正逢春時,初長的荷葉剛出水面。碑文以草木的清新、美好讚揚人物的儀表品性。知道它的頌揚用途,我們纔看得清:文字是在爲一個地方官塑造值得後人記憶的形象。

這一處的“春”還能與圖1對看:上部同樣密集,下部較小,仍保留向兩邊打開的餘地。可它現在夾在“當”與“初”之間,上方的字有較多的層疊,下方“初”的兩部分向旁邊分佈,整列的黑白起伏已變。認出了同一個字,並不等於認出了同一種鄰接關係。
左鄰的“水”更疏。中間長線立住,左右支筆向外伸,幾筆之間留下大塊黑地;其下的“入”以更少筆畫繼續這份開闊。再往下,“孝”重新出現橫畫與豎向部分的結合。圖2裏這些寬窄變化,足以讓一句語意流暢的讚辭,在觀看中有幾次可辨的頓挫。
“白首方堅”在右頁中部。“首”的上下兩部分收在較窄的範圍裏,“方”下面留出斜向的展開;“堅”又以較密的層疊接續。每一個字都有棱角,卻沒有被同一種外形管住。傳統所謂魏碑的“方峻”,在這裏要落實爲起收、折轉和外輪廓的具體關係,才不至於變成一句說完就走的標籤。
拓片記錄的是刻石經過捶拓後出現的形。白線邊緣有缺口,黑地裏有小白點,個別字又有較大的漫漶。這使我們看見一種帶有斷續的銳利。可見的方折,能夠支持形態上的比較;要從每個缺口倒推筆鋒當時的毫毛、提按和速度,還需要更謹慎的證據。這裏最可靠的觀看,是把完整可辨的長短、朝向、位置先看清。
四列之間,寬字沒有獨佔道路

碑文在這裏稱頌辦學與勸課農桑,繼而寫恩澤及於草木禽魚。“是使學校剋脩”可理解爲因此使學校得到整治修建;“恩及泉木,禽魚自安”則把地方安定擴大到泉水、樹木、鳥獸與游魚。它把治理的效果寫成一個廣大而有秩序的世界。
看看左頁的“木”。橫畫橫向撐開,中心的豎線較長,撇捺又向兩邊落下。它所在的列還有較密的“變”與“恩”,也有筆畫少的“及”。這些字大體沿列安排,真正被白線填滿的面積卻差很多。“木”周圍的黑地,不是其它字留下的空額,而是它能張開的條件。
再看右頁靠上的“心”,幾個部分分開,內外的黑色連通;下面“目”的框形較閉合。兩個字剛好組成“心目”,形態卻從散開轉向圍合。我們讀的是一個詞,看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空間。碑文的字義和書法的構造,在這裏可以同時清楚起來。
本冊將拓片裁分裝成每頁數列。兩頁之間寬寬的紙色溝,屬於冊頁的裝裱;拓片上很直的縱向邊界,有些也是剪裱所造成。因此,今天的四列組合可供觀察字與字的距離,卻不能未經復原就當作原碑每行的完整佈局。頁邊淺色小字又是另一層閱讀者留下的釋文。它們把難辨的字指出來,同時讓這冊拓本成爲有人使用、校讀過的書。
這種形態有自己的觀看節奏。目光先進入一個黑色矩形,在白字之間移動,到了紙邊才翻頁。原先立在公共空間的長篇頌碑,成爲可以放在手邊反覆比較的局部。今日臨習者熟悉的“某幾個字”,正是通過這種物質變化來到眼前。
從一句讚語,回到一列字

頌辭裏又出現“春”:在右頁“春方”的位置。它再次把較密的上部和收小的下部安排在一起;下面的“方”筆畫疏落,鄰列的“體”卻密得多。一個字的熟悉外形,到了新的上下左右關係裏,又產生新的對照。
左頁的“高山仰止”借用《詩經》的話,表達仰慕崇敬。“高”裏面有幾層圍合,“山”突然簡省;“仰”的兩部分彼此分開,最後的“止”移到了下一列頂部。語句把人往高處引,紙面卻讓我們經過一段密與疏交替的路,再從下方返回左上方。語義的仰望和實際換列可以相互照亮,不能因而把一處裝裱後的行列安排都歸成北魏書者的象徵設計。
再回看圖1,“春秋”依舊在原處。此時“斜”“方”“險”“穩”已經有了可指認的根據:上揚的橫畫怎樣遇到分開的撇捺,緊處怎樣需要旁邊的開處,一個向外伸展的字怎樣與較窄的鄰字共處。它們不是四個相互替代的評語,而是同一次觀看的幾個側面。
《張猛龍碑》的楷書使每個字足以獨立,又使它不斷向周圍借取空間。字站得住,恰因爲它沒有把自己的每一邊都鎖死。細讀到這裏,所謂雄健,也就從一個預先給定的氣質,變成了我們能逐筆、逐字說明的關係。
可選附讀|留在白字旁邊的另一段時間
把圖3縮小,白字首先成爲有節奏的形;放大以後,紙邊的釋讀、裁切的邊界、字裏的缺損又慢慢分開。它們來到同一張照片,卻有不同的來歷。
《木頭裏留著那一年的旱》沿著SAE的“因果之美”,討論過去怎樣以影響後的形狀留在現在。把這條思路帶到拓本前,收穫是多問一步:眼前這條邊界究竟是哪一次操作留下的?一個石刻字的形、一塊紙的拼接、一行後來添上的釋文,能夠分別被指出來,拓本的時間便有了層次。
在這冊裏,特別有價值的是那些淺色小字。它們不只是說明正文“是什麼”,還顯示有人怎樣在正文旁邊繼續閱讀。我們可以欣賞粗細相鄰的紙面,也可以從中辨認拓取、剪裱、校讀的先後關係。所謂來歷由此落實在可覈對的痕跡上,不必替每個斑點編一段風雨。
SAE《判斷力與美學》總論把射線理解爲判斷的方向。這裏這一方向沒有替結體分析取名,而是讓我們在讀完筆畫以後,仍能看見承載筆畫的這冊書怎樣成爲今天的樣子。
版本、圖片與閱讀說明
本文依據大東文化大學公開數字圖像,非現場觀摩記錄。所有正文圖片來自DAITOB00043同一冊;僅矩形裁切、等比例縮小,不補筆、不清除斑損、不以其它拓本替換缺字。原碑522年、本冊拓制年代未定,分別敘述。館錄31×18.6釐米是冊的約略尺寸,不是原碑尺寸。
引用文字依可見字形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贈拓000371的公開釋文對讀;後者用於文本校覈,不用於替補本冊圖像。“張先”等歷史姓名保留圖中寫法,不據現代常用字形改造圖片。正文只節譯與細讀有關的句子,非全碑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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